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束之高阁的书
躺在床上看着书架，尤其上面几层的书，想到了一个成语：束之高阁。
这几年买书，贪多。读得却不多，甚至比较少。其结果就是，人生存的空间不断地被书挤占。书架放不下了，就放暖气包上，暖气包上码了一排又一排后，码书桌上。
家里有一大一小两个书桌。大的在书房，小的在卧室。装修时把卧室的阳台改造成了小型书房，两边墙壁上都打了书架，如今也是满负荷在装载，真担心哪天它们受不住承重，倾塌下来。所以即便见缝插针还能放几本书，也不敢硬塞硬挤了，姑且就让他们保持着现状。
臥室里的小书桌，只有电脑桌大小。之前是我看书写作的地方，一台不大的笔记本电脑，几本书，如此面积也足够了，只是近来不够用了。原因无他，见书无处放，便一摞摞地往小书桌上码，不大的桌面上垒起来的书，如城市中栉比鳞次的高楼，楼间距小得伸手可握。
不断增加的书，把我写作的空间从卧室移到了书房。跟随我一同到书房的，还有继续不断增加的书。从小书桌逐步蚕食到了大书桌。此刻，我再梭巡，如饭桌般大的书桌也仅留下了放电脑的地方。
买的书，受赠的书，还在不停地带回家。我紧接着又把眼光盯到了小书桌下的一块空档，好像可以码几摞书——于是，选了一些近段时间不准备看的书，一本本地码着，如少时在老家见到的砖匠在砌墙，砌得严严实实。即便如此，还是有些被装在了纸箱子里，堆在一边，要看的时候再翻吧。
家里的这些书，在我的余生，每天不停地看，也是看不完的。于是，有些书的命运，便是束之高阁，或被塞在哪个角落，等待重新被发现。连我自己都怀疑会不会有重新被发现的一天。
下午翻张宗子的《往书记》。在《序》中，张先生说他每次搬家都是大刀阔斧地处理一批书。这样的经历，我前些年也常有；每次搬家最难处理的只有书，舍不得扔，舍不得送人，书反而在一次次搬家中日见其多。
许多时候，无事时浏览书架或书堆，发现了一些书从买回来就没打开过，甚至连外面的塑封都没拆，此时早已忘记了当时买书的缘由了——莫非是脑子进水了？
书，买着不读，是一种病，真该治治。
作为休息的阅读
我大概受汪曾祺的影响越来越深了。写作的风格自不必说，连看书也受他影响越来越大。和他一样，我也变得开始喜欢看杂书。前几天路过一家旧书店，拐进去逛逛，遇到一本《新疆蚤目志》，厚厚的，随手翻翻却也看得有味，便买了回来，和汪曾祺常提到的《植物名实图考》放在一起，随时翻阅。
年轻的时候，看书喜欢追求有阅读的意义，追问阅读的意义。只是至今都还说不清楚什么的阅读算是有意义。二十岁的时候，从图书馆借了一套上下册的《名家谈读书》，翻来覆去地看，寻求他们说的读书的意义、趣味。这套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谈的多是读书的经历，没发现多少读书的意义，却对每个作者提到的书，认真地作了记录，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购书指南。这套书也成了我在图书馆所借不多的书之一。
尽管爱默生曾说过：图书馆是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当你展开这些书页时，这些死人就能获得重生，就能再度得到生命。但我不喜欢在圖书馆看书，也很少从图书馆借书看。
我买书，不为藏，只为看。所以家里的书，珍贵的版本少，都是自己爱读的书。书房就不提了，客厅的沙发、电视柜，卧室的床头柜，暖气包，背阳面卧室的窗台上，堆得到处都是书。很多书，抓起来就看，看得常常走神，却也乐在其中。
读书，也使我在浮华社会变得安静。任他外面世界多热闹，我自拥书而度过春夏秋冬。“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是宋朝人说的，我还远远未有此种感受。但，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是毋庸置疑的。读书，挤占了我的时间；家里的存书，也在不断地挤占我的生存空间，却也不觉得苦，反当是一种享受。再忙再累，一册在手，烦恼自走。如此，阅读给我的已经足够多，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作家张宗子说，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到，和四十岁时才读到，意义不一样。我还没到四十岁，但也常有这样的感受。读书的意义，对于不同的年龄，肯定也各自不同。在看到这句话之前，我曾在一篇读书随笔中如此写：年岁渐长，许多以前读不进去的书，现在一读，滋味绵长，余味长存。“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这是周作人喝苦茶的经验，我读书，也是如此。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看书时习惯喝一杯茶。书不离手，茶不离口，茶中滋味长，书中岁月短。看书，于我，大概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可缺少的自然而然。
我的看书，很多时候是一种休息，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因此，我看书也很少正襟危坐，怎么舒服怎么读，躺着读书是经常的。阅读时的身心是最放松的，读时偶有所获，或记在纸上，或记在手机便签中，几本书看完，所记的内容稍作连串，即是一篇随笔。我的许多读书随笔，都是这么写成的。
抄书
读苏北回忆汪曾祺的文章，曾被他抄书的经历打动。那些年，苏北因为爱读汪先生的文章便开始抄书。陆续抄了几大本，后来有机会当面送给汪先生。想来，汪曾祺收到手抄本，也是极感动的。
这是以前，现在抄书的大概不多了，或者说坚持抄书的应该不多。
我以前看书，不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有次读韩石山的文章，说逢看书就喜欢在书上画画写写，他总结大概是做教员留下的习惯。有几次出差，随身带书读，遇到精彩或想要记录处，因不便在车上作笔记，便直接在书上标记，几次就养成了习惯。现在看书，也总是手执一笔，划线、打圈……
习惯就这么养成了。继而发展到抄书。
抄的第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前两年把阅读的兴趣从现代文学逐渐转移到了古籍。因为根基不扎实，开始读古书时常常走神，就以抄书的方式让自己凝神聚力，效果还真不错。《世说新语》是笔记式短章，正适合抄读，于是就每天三五条，后来发展到十条……我现在的习惯是每天抄读两页，不贪多，也不嫌少。
几个月抄过，感觉效果不错。一本《世说新语》抄了小一年，个别的篇章还抄了不止一遍。
《世说新语》抄完时，我正好接到了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通知书，不久就带着《陶庵梦忆》和古代游记小品集《山水有轻音》出发了。去北京，除了带前面说的两本书，还有基本软面抄，作为抄书用的。到了鲁院才知道，学校发的有笔记本。接下来，抄的是张岱的《陶庵梦忆》，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每页上半为竖排文字，下半为十竹斋笺谱，每页一幅，感觉极好，也适合抄读。
开始几天，每天也是在中午抄书，依旧是两页。后来，生活习惯慢慢变化，抄书的时间也变得不确定，但每天都坚持。经常晚上聚餐喝酒回来，泡一杯淡茶，开始抄两页书。书抄完，茶喝四开，酒也差不多醒了，再读几页在潘家园、在豆瓣书店买的书，然后睡觉。
两个月时间，差不多正好抄一本《陶庵梦忆》。毕业时，看学校发的笔记本，写得满满的，除了上课时记的笔记外，就是《陶庵梦忆》各篇，有横着抄的，有竖着抄的。
曾在新疆生活过多年的作家红柯说，抄书是手心合一，是渗到骨头里的东西，是学艺阶段的童子功。他就整本地抄过《庄子注》《艺概》《迦陵论词丛稿》《哈菲丝诗选》《蔷薇园》《草叶集》等书。从他的作品里能发现早年打下基础的蛛丝马迹吗？大概是可以的。
从鲁院回来，开始抄苏东坡的《东坡志林》，从去年五月一日始，至今年三月一日抄完最后一篇《七德八戒》止，整整八个月，期间因数次外出而暂停过几回。
写这篇短文时，忍不住又把笔记本拿出来翻了翻。
躺在床上看着书架，尤其上面几层的书，想到了一个成语：束之高阁。
这几年买书，贪多。读得却不多，甚至比较少。其结果就是，人生存的空间不断地被书挤占。书架放不下了，就放暖气包上，暖气包上码了一排又一排后，码书桌上。
家里有一大一小两个书桌。大的在书房，小的在卧室。装修时把卧室的阳台改造成了小型书房，两边墙壁上都打了书架，如今也是满负荷在装载，真担心哪天它们受不住承重，倾塌下来。所以即便见缝插针还能放几本书，也不敢硬塞硬挤了，姑且就让他们保持着现状。
臥室里的小书桌，只有电脑桌大小。之前是我看书写作的地方，一台不大的笔记本电脑，几本书，如此面积也足够了，只是近来不够用了。原因无他，见书无处放，便一摞摞地往小书桌上码，不大的桌面上垒起来的书，如城市中栉比鳞次的高楼，楼间距小得伸手可握。
不断增加的书，把我写作的空间从卧室移到了书房。跟随我一同到书房的，还有继续不断增加的书。从小书桌逐步蚕食到了大书桌。此刻，我再梭巡，如饭桌般大的书桌也仅留下了放电脑的地方。
买的书，受赠的书，还在不停地带回家。我紧接着又把眼光盯到了小书桌下的一块空档，好像可以码几摞书——于是，选了一些近段时间不准备看的书，一本本地码着，如少时在老家见到的砖匠在砌墙，砌得严严实实。即便如此，还是有些被装在了纸箱子里，堆在一边，要看的时候再翻吧。
家里的这些书，在我的余生，每天不停地看，也是看不完的。于是，有些书的命运，便是束之高阁，或被塞在哪个角落，等待重新被发现。连我自己都怀疑会不会有重新被发现的一天。
下午翻张宗子的《往书记》。在《序》中，张先生说他每次搬家都是大刀阔斧地处理一批书。这样的经历，我前些年也常有；每次搬家最难处理的只有书，舍不得扔，舍不得送人，书反而在一次次搬家中日见其多。
许多时候，无事时浏览书架或书堆，发现了一些书从买回来就没打开过，甚至连外面的塑封都没拆，此时早已忘记了当时买书的缘由了——莫非是脑子进水了？
书，买着不读，是一种病，真该治治。
作为休息的阅读
我大概受汪曾祺的影响越来越深了。写作的风格自不必说，连看书也受他影响越来越大。和他一样，我也变得开始喜欢看杂书。前几天路过一家旧书店，拐进去逛逛，遇到一本《新疆蚤目志》，厚厚的，随手翻翻却也看得有味，便买了回来，和汪曾祺常提到的《植物名实图考》放在一起，随时翻阅。
年轻的时候，看书喜欢追求有阅读的意义，追问阅读的意义。只是至今都还说不清楚什么的阅读算是有意义。二十岁的时候，从图书馆借了一套上下册的《名家谈读书》，翻来覆去地看，寻求他们说的读书的意义、趣味。这套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谈的多是读书的经历，没发现多少读书的意义，却对每个作者提到的书，认真地作了记录，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购书指南。这套书也成了我在图书馆所借不多的书之一。
尽管爱默生曾说过：图书馆是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当你展开这些书页时，这些死人就能获得重生，就能再度得到生命。但我不喜欢在圖书馆看书，也很少从图书馆借书看。
我买书，不为藏，只为看。所以家里的书，珍贵的版本少，都是自己爱读的书。书房就不提了，客厅的沙发、电视柜，卧室的床头柜，暖气包，背阳面卧室的窗台上，堆得到处都是书。很多书，抓起来就看，看得常常走神，却也乐在其中。
读书，也使我在浮华社会变得安静。任他外面世界多热闹，我自拥书而度过春夏秋冬。“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是宋朝人说的，我还远远未有此种感受。但，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是毋庸置疑的。读书，挤占了我的时间；家里的存书，也在不断地挤占我的生存空间，却也不觉得苦，反当是一种享受。再忙再累，一册在手，烦恼自走。如此，阅读给我的已经足够多，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作家张宗子说，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到，和四十岁时才读到，意义不一样。我还没到四十岁，但也常有这样的感受。读书的意义，对于不同的年龄，肯定也各自不同。在看到这句话之前，我曾在一篇读书随笔中如此写：年岁渐长，许多以前读不进去的书，现在一读，滋味绵长，余味长存。“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这是周作人喝苦茶的经验，我读书，也是如此。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看书时习惯喝一杯茶。书不离手，茶不离口，茶中滋味长，书中岁月短。看书，于我，大概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可缺少的自然而然。
我的看书，很多时候是一种休息，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因此，我看书也很少正襟危坐，怎么舒服怎么读，躺着读书是经常的。阅读时的身心是最放松的，读时偶有所获，或记在纸上，或记在手机便签中，几本书看完，所记的内容稍作连串，即是一篇随笔。我的许多读书随笔，都是这么写成的。
抄书
读苏北回忆汪曾祺的文章，曾被他抄书的经历打动。那些年，苏北因为爱读汪先生的文章便开始抄书。陆续抄了几大本，后来有机会当面送给汪先生。想来，汪曾祺收到手抄本，也是极感动的。
这是以前，现在抄书的大概不多了，或者说坚持抄书的应该不多。
我以前看书，不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有次读韩石山的文章，说逢看书就喜欢在书上画画写写，他总结大概是做教员留下的习惯。有几次出差，随身带书读，遇到精彩或想要记录处，因不便在车上作笔记，便直接在书上标记，几次就养成了习惯。现在看书，也总是手执一笔，划线、打圈……
习惯就这么养成了。继而发展到抄书。
抄的第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前两年把阅读的兴趣从现代文学逐渐转移到了古籍。因为根基不扎实，开始读古书时常常走神，就以抄书的方式让自己凝神聚力，效果还真不错。《世说新语》是笔记式短章，正适合抄读，于是就每天三五条，后来发展到十条……我现在的习惯是每天抄读两页，不贪多，也不嫌少。
几个月抄过，感觉效果不错。一本《世说新语》抄了小一年，个别的篇章还抄了不止一遍。
《世说新语》抄完时，我正好接到了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通知书，不久就带着《陶庵梦忆》和古代游记小品集《山水有轻音》出发了。去北京，除了带前面说的两本书，还有基本软面抄，作为抄书用的。到了鲁院才知道，学校发的有笔记本。接下来，抄的是张岱的《陶庵梦忆》，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每页上半为竖排文字，下半为十竹斋笺谱，每页一幅，感觉极好，也适合抄读。
开始几天，每天也是在中午抄书，依旧是两页。后来，生活习惯慢慢变化，抄书的时间也变得不确定，但每天都坚持。经常晚上聚餐喝酒回来，泡一杯淡茶，开始抄两页书。书抄完，茶喝四开，酒也差不多醒了，再读几页在潘家园、在豆瓣书店买的书，然后睡觉。
两个月时间，差不多正好抄一本《陶庵梦忆》。毕业时，看学校发的笔记本，写得满满的，除了上课时记的笔记外，就是《陶庵梦忆》各篇，有横着抄的，有竖着抄的。
曾在新疆生活过多年的作家红柯说，抄书是手心合一，是渗到骨头里的东西，是学艺阶段的童子功。他就整本地抄过《庄子注》《艺概》《迦陵论词丛稿》《哈菲丝诗选》《蔷薇园》《草叶集》等书。从他的作品里能发现早年打下基础的蛛丝马迹吗？大概是可以的。
从鲁院回来，开始抄苏东坡的《东坡志林》，从去年五月一日始，至今年三月一日抄完最后一篇《七德八戒》止，整整八个月，期间因数次外出而暂停过几回。
写这篇短文时，忍不住又把笔记本拿出来翻了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