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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积极探索黑人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将黑人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有机结合，在多重边缘书写下展开黑人女性叙事，通过叙事结构、音乐叙事和意象与象征等叙事策略，表达她追求黑人的完整生存和文化身份，关注黑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构建多元文化生存空间的政治意识。
【关 键 词】托妮·莫里森；边缘书写；叙事策略
【作者单位】吴良红，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治书写视阈下的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研究”立项课题成果（编号：2016SJD750043）。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成就标志着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非凡的思维能力和创作手法使莫里森的每部小说一经发表都会引起评论界的关注。1993年，她“具有远见卓识和诗化意义的小说”使其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迄今为止，莫里森共发表10部长篇小说，在作品中她积极探索黑人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始终将自我、种族和社会联系起来，试图利用黑人女性独特的声音修正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种族所做的记录，这使她的作品散发浓厚的社会政治气息。
一、叙事结构
莫里森在创作中往往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打破事件发展的顺序，在现在的故事中穿插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从而使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甚至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时间的“混乱”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使读者有足够的时间对文本内涵进行思考，增强文本的吸引力。
《宠儿》中叙述者对现在的讲述不断地被倒叙和预叙打断，故事情节的展开在1873年的现在和1855年的过去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偶尔夹杂着对未来的设想。小说的主线发生在1873年，塞丝与女儿丹芙住在蓝石街124号，塞丝的朋友保罗D来到124号，两人开始同居生活。叙述者在介绍塞丝的生活时设置下许多悬念：她们离群索居，124号常常闹鬼，塞丝卖身为女儿刻碑文等。但是叙述者并没有立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就这些疑问展开叙述，而是将问题的答案散落在全书不同人物对过去回忆的零星片段中。宠儿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她和三人之间分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丹芙认为她是故去的姐姐；宠儿引诱了保罗D；当塞丝认定她是死去女儿的灵魂后，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来弥补自己的杀婴之罪。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宠儿的身份时指出，她既是塞丝死去女儿的灵魂，又是幸运逃脱的女奴。宠儿的到来对小说过去情节的陆续展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她才能劝导塞丝不断回忆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宠儿的出现为塞丝直面过去提供了契机，也使小说人物之间增进了了解，读者也最终明白，塞丝杀死幼小的女儿，是因为她不愿女儿重回非人的奴隶制下，重蹈自己的悲惨命运。瑟曼认为，莫里森的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就是打碎玻璃，然后再用现代手法将支离破碎的玻璃碎片重新组合起来。莫里森正是通过这一叙事结构强调了作品的政治性主题：黑人女性只有直视过去、审视历史才能确认自我，把握主体性，从而实现真正的女性自我。
非线性叙事结构在莫里森作品中的又一典型例子出现在《最蓝的眼睛》中，小说包含四个篇章：秋、冬、春、夏，讲述了女主人公佩克拉发现自己一切的不幸都源自丑陋的外貌和黑色皮肤，于是她开始幻想能拥有白人的蓝色眼睛，直至最后精神崩溃。小说采取循环式的叙事结构，在秋天这个本该收获的季节，佩克拉生下生父的死婴；然后情节跳跃到春天，在象征着万物美好的季节里，小说叙事倒叙到佩克拉被生父强奸的经历；到了次年秋天，佩克拉彻底发疯。季节的更替象征了种族歧视下黑人的悲惨遭遇将永不停息，这种循环式叙事结构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强调了坚持黑人传统文化对黑人女性的重要性。
小说首尾情节安排与非洲神话和圣经故事的互文性是莫里森小说结构的另一特色。1966年，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并将这一语言学概念运用到文本研究中。后经巴特、热奈特、布鲁姆和米勒等人的推动和发展，互文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标识性术语，其理论核心内容为：任何文本都是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和重新组织。用互文性理论来解读文本，可以发现文本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内涵。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的结构安排上，以与黑人神话故事和《圣经》文学具有互文性的情节作为小说的起始来树立黑人女性的叙事权威。
在黑人神话传说中，有些非洲人会飞。所罗门是小说主人公奶娃的祖先，有一天奶娃跟家人在地里劳动时，所罗门突然飞了起来，飞回了非洲大陆。会飞的所罗门的故事表达了黑人摆脱奴隶制枷锁、重回自由非洲的强烈愿望。莫里森将这一神话故事融入小说结构安排中，小说从史密斯宣布飞越苏必利尔湖开始，以奶娃纵身飞跃的瞬间结束，首尾情节遥相呼应。人类飞翔的情节看似荒谬，但这正是莫里森巧妙的叙事策略。把飞翔作为故事的起点和终点，莫里森旨在赋予奶娃飞翔深刻的象征意义：奶娃终于摆脱了父亲给他的物质至上的教育，成长为成熟的黑人男子，获得了精神自由；飞翔也是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传承。小说讲述了梅肯一家三代人的故事，以此来探索整个黑人民族发展的历史。祖父杰克是奋斗的第一代黑人，因反抗白人被害，成为种族主义受害者。父亲梅肯是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代表，虽然获得了财富，却不为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以奶娃为代表的第三代成为黑人的希望，他在美国南部的寻根之旅促使他找到民族归属感。
通過非线性叙事结构和首尾呼应的神话、《圣经》互文性结构安排，莫里森巧妙地将非洲传统文化、美国黑人故事和现代文学叙事手法完美结合，反映了黑人女性作家在边缘化书写中构建黑人女性叙事权威的努力，对黑人民族历史和非洲黑人文化的关注和对黑人未来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表达了莫里森积极的政治意识。
二、音乐叙事
在黑人音乐中，布鲁斯最能代表黑人的特点，也最受黑人欢迎。布鲁斯又称蓝调音乐，正如它的英文名Blue一样，布鲁斯音乐常常被用来表达黑人的苦闷和伤感。《最蓝的眼睛》的叙事策略沿袭了布鲁斯叙事传统：一般由歌手通过演唱来讲述他人的故事。小说通过克劳迪娅的第一人称叙述了佩克拉的悲惨遭遇。克劳迪娅的讲述犹如在演奏一曲哀怨婉转的布鲁斯，佩克拉的话语偶尔在与克劳迪娅的对话中出现，形成了布鲁斯演唱中歌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在小说叙事中，克劳迪娅的布鲁斯贯穿全文。克劳迪娅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布鲁斯音乐这一黑人音乐模式，作为黑人文化传统传承人的克劳迪娅通过歌唱布鲁斯来打消不愉快的回忆，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自我。而同龄人佩克拉却因白人主流文化观扭曲了心灵而永远无法摆脱抑郁的状态。在《所罗门之歌》中，布鲁斯小调“甜大哥飞走了”贯穿全文。小说开始时，由彼拉多主唱，丽芭和哈格尔不断地应和的演唱方式正是布鲁斯音乐的特点之一。在这种“呼唤—应答”的模式中，听者应歌者的要求或者发自内心自然地应和。歌者和听者彼此呼应，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这样，叙述者、小说人物和读者共同参与到小说叙事中，从而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彼拉多由于黑人身份和生来没有肚脐而遭遇了各种心酸和痛苦，通过演唱布鲁斯小调反映了黑人女性的集体记忆。彼拉多的演唱不仅感染了奶娃，也影响了奶娃的朋友吉他，不同人物的经历就在布鲁斯小调的诉说和倾吐中一一展现给读者。 莫里森将布鲁斯音乐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演唱者歌唱他人的故事和“呼唤—应答”的典型布鲁斯特征来讲述美国黑人的故事，强调了黑人文化传统对促成美国黑人完整性和构建黑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暗示了黑人音乐对黑人女性政治审美的重要性。
爵士乐是在布鲁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终成为美国黑人文化最好的审美陈述形式。即兴创作是爵士乐的主要特征之一。乐队的成员一般围绕一段很短的基本素材，在演奏中基于传统旋律自由大胆地即兴发挥，对基本素材的重复和即兴演奏构成了整个乐曲。
小说《爵士乐》犹如一曲爵士乐，其基本素材是乔杀死情人多卡丝的事件，各种叙事声音中语调和节奏的变化构成乐队成员各自不同的即兴演奏，展开了情杀事件的来龙去脉，共同谱写了一首忧郁的爵士乐。小说在开始第一段便交代了情杀事件，接下来，从不同人物乔、维奥莉特、艾丽斯、多卡丝和费莉丝的视角就情杀事件分别进行叙事，整个小说情节也逐渐明朗起来：乔和维奥莉特一起从美国南方前往北方谋求新的生活，在谋生的奋斗中，二人逐渐形同陌路，乔从年轻漂亮的多卡丝身上找到了情感归宿，而多卡丝的移情促使乔枪杀了她，事后维奥莉特开始走访多卡丝的姨妈艾丽斯，以便弄清乔与多卡丝之间感情纠纷的内幕。维奥莉特和艾丽斯逐渐成了朋友。在小说结尾，乔和维奥莉特和解，他们和多卡丝生前的朋友费莉丝也成为朋友。莫里森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小说情节以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形式展开，其间叙事过程中的时空跳跃和情节转换凸显了爵士乐演奏的特征，莫里森旨在以黑人传统音乐形式表达在白人主流社会压迫下，黑人民族内部应成为团结的集体，共同反抗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
爵士乐的又一主要特征是重复。在爵士乐演奏中，乐队主奏者和伴奏者不时地重复某个曲调，一曲爵士乐的长短通常取决于演奏中重复出现的次数。在《宠儿》中，莫里森不断重复一些重要事件和細节来达到爵士乐演奏时的重复效果。小说中“学校教师”的侄子们强吃塞丝的奶这一情节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以不同的篇幅和细节反复出现，读者最初对这一情节描述感到震惊，但随着不断重复出现，读者逐渐了解到黑人奴隶制度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巨大伤害和种族制度下白人对黑人的物化。小说不断重复的情节还有丹芙的出生，意在强调丹芙的出生分别给丹芙、宠儿和塞丝带来的不同影响。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同意象的重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树的意象。小说描述了塞丝背上被打伤后留下的树形伤疤，“甜蜜之家”被保罗称作朋友的树，还有悬挂的树，等等。这些树的意象的重复一方面与爵士乐演奏中不断重复的形式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强调了黑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主题。
总的来说，莫里森将黑人音乐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提炼这种黑人文学艺术的精华，在强化小说主题的同时打破了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创造了属于美国黑人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黑人经验的特殊性，表达了莫里森号召通过黑人民族内部团结、多元文化融合来最终消解种族歧视的政治理念。
三、象征与意象
意象是指具有隐蔽语义、意义深远的一种文化指向，而象征是某种感性观照所暗含的普遍意义。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意象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是由某一特定具体形象表现出的相关的概念或意义，这些概念或意义具有超出具体形象本身的寓意。莫里森在创作中利用象征意象来表达作品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从而深化作品的主题。
姓名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象征着身份，暗示了个人与家庭、传统和历史之间的联系。莫里森在给她的小说人物取名时，十分注重每个人名字背后所折射的深刻象征意义，从而揭示美国黑人寻求自我和谱写自我身份的历程。
《所罗门之歌》中人物的命名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主人公奶娃是美国黑人梅肯·戴德家的第三代。丈夫梅肯的冷漠销蚀了鲁丝对生活的热情，直到奶娃的出生才使她获得精神寄托，她不希望奶娃长大，一直给奶娃喂奶到6岁，奶娃因此得名。奶娃（Milkman）名字本身暗含的白色与他的黑色皮肤形成强烈对比，也揭示奶娃的黑人身份与他所接受的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随处可见，奶娃的尴尬境地使他成为边缘人，无论在白人文化还是黑人文化中都无法找到自身的归属感。此外，奶娃的名字还体现了对家族历史的传承。从奶娃的非洲祖先甜大哥（Sugarman），到曾祖父所罗门（Solomon），再到奶娃（Milkman）的名字，三个名字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暗示了黑人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传承。奶娃的姓戴德（Dead）则预示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的漠视和黑人奴隶的屈辱经历：联邦民政局的官员在醉醺醺的状态下随手将奶娃祖先的姓写成Dead，从此戴德便成为这个家族的姓氏。在英语中，dead具有死亡的意思。奶娃家族的姓氏变成“死亡”后，象征着奶娃一家与历史的割裂，历史与现在一旦断裂开来，人自然就丧失了归属感。在奶娃回到南方寻找金子的过程中，他弄丢了所有外在的物品：西装、金表、旅行箱等，却找到了真正财富，即家族的姓氏所罗门。奶娃重新获得所罗门的姓氏象征着奶娃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回归，他的寻宝之旅也变成了寻根之旅。
黑人女性所处的他者地位使黑人女性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是当代黑人女性作家非常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尤其是莫里森的优美文笔使其作品充满了诗意，在充满魅力的叙事中浸透深刻的政治主题。从表面来看，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背景和与她接受的美国白人主流文化教育形成了对立和矛盾，但是莫里森以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这种矛盾冲突，通过将黑人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有机结合，在多重边缘书写下展开黑人女性叙事，表达了她追求黑人的完整生存和文化身份，关注黑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构建多元文化生存空间的政治意识。
|参考文献|
[1]Framgsmyr， Tore， ed.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81—1990[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1993.
[2]曾梅.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M].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Taylor-Guthrie，Danill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4]Thurman， Judith. A House Divided[J]. The New Yorker， 1987：172-178.
[5]爱德华·赛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6]荆兴梅. 《所罗门之歌》的文化干预策略[J]. 当代外国文学，2014（1）：123-130.
[7]Foner， Eric. 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1863—1877[M]. New York：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1988.
[8]黑格尔. 美学第2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 杨向荣，译. 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3.
【关 键 词】托妮·莫里森；边缘书写；叙事策略
【作者单位】吴良红，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治书写视阈下的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研究”立项课题成果（编号：2016SJD750043）。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成就标志着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非凡的思维能力和创作手法使莫里森的每部小说一经发表都会引起评论界的关注。1993年，她“具有远见卓识和诗化意义的小说”使其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迄今为止，莫里森共发表10部长篇小说，在作品中她积极探索黑人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始终将自我、种族和社会联系起来，试图利用黑人女性独特的声音修正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种族所做的记录，这使她的作品散发浓厚的社会政治气息。
一、叙事结构
莫里森在创作中往往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打破事件发展的顺序，在现在的故事中穿插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从而使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甚至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时间的“混乱”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使读者有足够的时间对文本内涵进行思考，增强文本的吸引力。
《宠儿》中叙述者对现在的讲述不断地被倒叙和预叙打断，故事情节的展开在1873年的现在和1855年的过去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偶尔夹杂着对未来的设想。小说的主线发生在1873年，塞丝与女儿丹芙住在蓝石街124号，塞丝的朋友保罗D来到124号，两人开始同居生活。叙述者在介绍塞丝的生活时设置下许多悬念：她们离群索居，124号常常闹鬼，塞丝卖身为女儿刻碑文等。但是叙述者并没有立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就这些疑问展开叙述，而是将问题的答案散落在全书不同人物对过去回忆的零星片段中。宠儿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她和三人之间分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丹芙认为她是故去的姐姐；宠儿引诱了保罗D；当塞丝认定她是死去女儿的灵魂后，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来弥补自己的杀婴之罪。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宠儿的身份时指出，她既是塞丝死去女儿的灵魂，又是幸运逃脱的女奴。宠儿的到来对小说过去情节的陆续展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她才能劝导塞丝不断回忆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宠儿的出现为塞丝直面过去提供了契机，也使小说人物之间增进了了解，读者也最终明白，塞丝杀死幼小的女儿，是因为她不愿女儿重回非人的奴隶制下，重蹈自己的悲惨命运。瑟曼认为，莫里森的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就是打碎玻璃，然后再用现代手法将支离破碎的玻璃碎片重新组合起来。莫里森正是通过这一叙事结构强调了作品的政治性主题：黑人女性只有直视过去、审视历史才能确认自我，把握主体性，从而实现真正的女性自我。
非线性叙事结构在莫里森作品中的又一典型例子出现在《最蓝的眼睛》中，小说包含四个篇章：秋、冬、春、夏，讲述了女主人公佩克拉发现自己一切的不幸都源自丑陋的外貌和黑色皮肤，于是她开始幻想能拥有白人的蓝色眼睛，直至最后精神崩溃。小说采取循环式的叙事结构，在秋天这个本该收获的季节，佩克拉生下生父的死婴；然后情节跳跃到春天，在象征着万物美好的季节里，小说叙事倒叙到佩克拉被生父强奸的经历；到了次年秋天，佩克拉彻底发疯。季节的更替象征了种族歧视下黑人的悲惨遭遇将永不停息，这种循环式叙事结构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强调了坚持黑人传统文化对黑人女性的重要性。
小说首尾情节安排与非洲神话和圣经故事的互文性是莫里森小说结构的另一特色。1966年，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并将这一语言学概念运用到文本研究中。后经巴特、热奈特、布鲁姆和米勒等人的推动和发展，互文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标识性术语，其理论核心内容为：任何文本都是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和重新组织。用互文性理论来解读文本，可以发现文本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内涵。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的结构安排上，以与黑人神话故事和《圣经》文学具有互文性的情节作为小说的起始来树立黑人女性的叙事权威。
在黑人神话传说中，有些非洲人会飞。所罗门是小说主人公奶娃的祖先，有一天奶娃跟家人在地里劳动时，所罗门突然飞了起来，飞回了非洲大陆。会飞的所罗门的故事表达了黑人摆脱奴隶制枷锁、重回自由非洲的强烈愿望。莫里森将这一神话故事融入小说结构安排中，小说从史密斯宣布飞越苏必利尔湖开始，以奶娃纵身飞跃的瞬间结束，首尾情节遥相呼应。人类飞翔的情节看似荒谬，但这正是莫里森巧妙的叙事策略。把飞翔作为故事的起点和终点，莫里森旨在赋予奶娃飞翔深刻的象征意义：奶娃终于摆脱了父亲给他的物质至上的教育，成长为成熟的黑人男子，获得了精神自由；飞翔也是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传承。小说讲述了梅肯一家三代人的故事，以此来探索整个黑人民族发展的历史。祖父杰克是奋斗的第一代黑人，因反抗白人被害，成为种族主义受害者。父亲梅肯是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代表，虽然获得了财富，却不为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以奶娃为代表的第三代成为黑人的希望，他在美国南部的寻根之旅促使他找到民族归属感。
通過非线性叙事结构和首尾呼应的神话、《圣经》互文性结构安排，莫里森巧妙地将非洲传统文化、美国黑人故事和现代文学叙事手法完美结合，反映了黑人女性作家在边缘化书写中构建黑人女性叙事权威的努力，对黑人民族历史和非洲黑人文化的关注和对黑人未来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表达了莫里森积极的政治意识。
二、音乐叙事
在黑人音乐中，布鲁斯最能代表黑人的特点，也最受黑人欢迎。布鲁斯又称蓝调音乐，正如它的英文名Blue一样，布鲁斯音乐常常被用来表达黑人的苦闷和伤感。《最蓝的眼睛》的叙事策略沿袭了布鲁斯叙事传统：一般由歌手通过演唱来讲述他人的故事。小说通过克劳迪娅的第一人称叙述了佩克拉的悲惨遭遇。克劳迪娅的讲述犹如在演奏一曲哀怨婉转的布鲁斯，佩克拉的话语偶尔在与克劳迪娅的对话中出现，形成了布鲁斯演唱中歌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在小说叙事中，克劳迪娅的布鲁斯贯穿全文。克劳迪娅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布鲁斯音乐这一黑人音乐模式，作为黑人文化传统传承人的克劳迪娅通过歌唱布鲁斯来打消不愉快的回忆，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自我。而同龄人佩克拉却因白人主流文化观扭曲了心灵而永远无法摆脱抑郁的状态。在《所罗门之歌》中，布鲁斯小调“甜大哥飞走了”贯穿全文。小说开始时，由彼拉多主唱，丽芭和哈格尔不断地应和的演唱方式正是布鲁斯音乐的特点之一。在这种“呼唤—应答”的模式中，听者应歌者的要求或者发自内心自然地应和。歌者和听者彼此呼应，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这样，叙述者、小说人物和读者共同参与到小说叙事中，从而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彼拉多由于黑人身份和生来没有肚脐而遭遇了各种心酸和痛苦，通过演唱布鲁斯小调反映了黑人女性的集体记忆。彼拉多的演唱不仅感染了奶娃，也影响了奶娃的朋友吉他，不同人物的经历就在布鲁斯小调的诉说和倾吐中一一展现给读者。 莫里森将布鲁斯音乐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演唱者歌唱他人的故事和“呼唤—应答”的典型布鲁斯特征来讲述美国黑人的故事，强调了黑人文化传统对促成美国黑人完整性和构建黑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暗示了黑人音乐对黑人女性政治审美的重要性。
爵士乐是在布鲁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终成为美国黑人文化最好的审美陈述形式。即兴创作是爵士乐的主要特征之一。乐队的成员一般围绕一段很短的基本素材，在演奏中基于传统旋律自由大胆地即兴发挥，对基本素材的重复和即兴演奏构成了整个乐曲。
小说《爵士乐》犹如一曲爵士乐，其基本素材是乔杀死情人多卡丝的事件，各种叙事声音中语调和节奏的变化构成乐队成员各自不同的即兴演奏，展开了情杀事件的来龙去脉，共同谱写了一首忧郁的爵士乐。小说在开始第一段便交代了情杀事件，接下来，从不同人物乔、维奥莉特、艾丽斯、多卡丝和费莉丝的视角就情杀事件分别进行叙事，整个小说情节也逐渐明朗起来：乔和维奥莉特一起从美国南方前往北方谋求新的生活，在谋生的奋斗中，二人逐渐形同陌路，乔从年轻漂亮的多卡丝身上找到了情感归宿，而多卡丝的移情促使乔枪杀了她，事后维奥莉特开始走访多卡丝的姨妈艾丽斯，以便弄清乔与多卡丝之间感情纠纷的内幕。维奥莉特和艾丽斯逐渐成了朋友。在小说结尾，乔和维奥莉特和解，他们和多卡丝生前的朋友费莉丝也成为朋友。莫里森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小说情节以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形式展开，其间叙事过程中的时空跳跃和情节转换凸显了爵士乐演奏的特征，莫里森旨在以黑人传统音乐形式表达在白人主流社会压迫下，黑人民族内部应成为团结的集体，共同反抗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
爵士乐的又一主要特征是重复。在爵士乐演奏中，乐队主奏者和伴奏者不时地重复某个曲调，一曲爵士乐的长短通常取决于演奏中重复出现的次数。在《宠儿》中，莫里森不断重复一些重要事件和細节来达到爵士乐演奏时的重复效果。小说中“学校教师”的侄子们强吃塞丝的奶这一情节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以不同的篇幅和细节反复出现，读者最初对这一情节描述感到震惊，但随着不断重复出现，读者逐渐了解到黑人奴隶制度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巨大伤害和种族制度下白人对黑人的物化。小说不断重复的情节还有丹芙的出生，意在强调丹芙的出生分别给丹芙、宠儿和塞丝带来的不同影响。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同意象的重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树的意象。小说描述了塞丝背上被打伤后留下的树形伤疤，“甜蜜之家”被保罗称作朋友的树，还有悬挂的树，等等。这些树的意象的重复一方面与爵士乐演奏中不断重复的形式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强调了黑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主题。
总的来说，莫里森将黑人音乐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提炼这种黑人文学艺术的精华，在强化小说主题的同时打破了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创造了属于美国黑人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黑人经验的特殊性，表达了莫里森号召通过黑人民族内部团结、多元文化融合来最终消解种族歧视的政治理念。
三、象征与意象
意象是指具有隐蔽语义、意义深远的一种文化指向，而象征是某种感性观照所暗含的普遍意义。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意象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是由某一特定具体形象表现出的相关的概念或意义，这些概念或意义具有超出具体形象本身的寓意。莫里森在创作中利用象征意象来表达作品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从而深化作品的主题。
姓名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象征着身份，暗示了个人与家庭、传统和历史之间的联系。莫里森在给她的小说人物取名时，十分注重每个人名字背后所折射的深刻象征意义，从而揭示美国黑人寻求自我和谱写自我身份的历程。
《所罗门之歌》中人物的命名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主人公奶娃是美国黑人梅肯·戴德家的第三代。丈夫梅肯的冷漠销蚀了鲁丝对生活的热情，直到奶娃的出生才使她获得精神寄托，她不希望奶娃长大，一直给奶娃喂奶到6岁，奶娃因此得名。奶娃（Milkman）名字本身暗含的白色与他的黑色皮肤形成强烈对比，也揭示奶娃的黑人身份与他所接受的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随处可见，奶娃的尴尬境地使他成为边缘人，无论在白人文化还是黑人文化中都无法找到自身的归属感。此外，奶娃的名字还体现了对家族历史的传承。从奶娃的非洲祖先甜大哥（Sugarman），到曾祖父所罗门（Solomon），再到奶娃（Milkman）的名字，三个名字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暗示了黑人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传承。奶娃的姓戴德（Dead）则预示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的漠视和黑人奴隶的屈辱经历：联邦民政局的官员在醉醺醺的状态下随手将奶娃祖先的姓写成Dead，从此戴德便成为这个家族的姓氏。在英语中，dead具有死亡的意思。奶娃家族的姓氏变成“死亡”后，象征着奶娃一家与历史的割裂，历史与现在一旦断裂开来，人自然就丧失了归属感。在奶娃回到南方寻找金子的过程中，他弄丢了所有外在的物品：西装、金表、旅行箱等，却找到了真正财富，即家族的姓氏所罗门。奶娃重新获得所罗门的姓氏象征着奶娃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回归，他的寻宝之旅也变成了寻根之旅。
黑人女性所处的他者地位使黑人女性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是当代黑人女性作家非常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尤其是莫里森的优美文笔使其作品充满了诗意，在充满魅力的叙事中浸透深刻的政治主题。从表面来看，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背景和与她接受的美国白人主流文化教育形成了对立和矛盾，但是莫里森以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这种矛盾冲突，通过将黑人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有机结合，在多重边缘书写下展开黑人女性叙事，表达了她追求黑人的完整生存和文化身份，关注黑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构建多元文化生存空间的政治意识。
|参考文献|
[1]Framgsmyr， Tore， ed.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81—1990[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1993.
[2]曾梅.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M].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Taylor-Guthrie，Danill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4]Thurman， Judith. A House Divided[J]. The New Yorker， 1987：172-178.
[5]爱德华·赛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6]荆兴梅. 《所罗门之歌》的文化干预策略[J]. 当代外国文学，2014（1）：123-130.
[7]Foner， Eric. 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1863—1877[M]. New York：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1988.
[8]黑格尔. 美学第2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 杨向荣，译. 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