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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2012年10月18日假南京图书馆所举办之“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后，依两馆合作计划，由本馆筹备于2013年10月25日续办玄览堂珍籍台北展及玄览论坛，惟因古籍展品临时无法顺利成行，该计划遂暂缓进行。今年（2014），适为图书馆事业先驱缪荃孙先生诞辰170周年纪念，6月间，南京图书馆徐小跃馆长再度邀约本馆赴宁参加“玄览论坛”，为成就未竟计划，本馆再度共襄盛举前来与会。本文拟就本馆所藏《玄览堂丛书》底本之选印过程及其内容与特色作进一步的分析。古籍的保存与整理，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一步一步的往下扎根、持续耕耘的志业。本文的正题名“劫余珍籍‘玄览’情”，也是在前辈卢锦堂主任（现为台北大学教授）的建议下增修，谨在此一并感谢。
关键词 玄览论坛 馆藏 玄覽堂丛书 文献
分类号 G256
本文以《劫余珍籍“玄览”情》为名，除了谈本馆馆藏《玄览堂丛书》的内容与特色外，更在感念前辈们传承保存珍籍的热情。蒋复璁、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前辈们将在烽火战乱中抢救下来的珍籍择要刊行以广传布的《玄览堂丛书》，其“玄览”二字，取自晋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据蒋前馆长复璁先生谓“隐寓中央虽居玄冥之地，仍能远览万物，留意于典册”[1]，抗战时期值中央政府因战乱播迁重庆之际，仍祈能为国家文物竭尽维护的责任，为中华文化创建传扬的契机，揭橥“玄览”为名，隐喻中枢是实，以明心见志，其情可鉴。
1 抗战时期古籍搜购
1940年至1941年，多位沪上有识先辈们忧心公私图籍或因战火归诸灰灭，或为美日识者购置移存海外，联名函电致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获中英庚款及教育部全力支持，倾力搜藏抢救。为避日人耳目，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订定规章，俾成员据以为国购藏保存珍籍文献。
依郑振铎（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文学家、版本学家，字西谛[犀谛]，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求书日录》（1940年1月19日）所载“张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张元济，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何炳松，时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字柏丞[如茂]，浙江金华人）、咏霓（张寿镛，时为私立光华大学校长，版本学家，字咏霓[子裳]，浙江鄞县人）则负责保管经费。”因此可知“文献保存同志会”主要成员刚开始只有五位。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则负责统筹协调，并在任务开始之初化名蒋明叔潜入上海，与同志会成员会面密商。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时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版本学家，字森玉，浙江金华人）则于1940年底奉派加入，协助版本鉴定。而张凤举（时为上海中法大学教授，文史学家，本名定璜，江西南昌人）后未直接参与，但战后则代表赴日交涉返还自港运日的此批搜购珍籍。
中央政府及中英庚款的决策相关人物则包括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极表赞成，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则“以机不可失，力主收购，并主以建馆经费，法币一百数十万元以充购书经费”，陈立夫部长出访返部后亦表欣然同意，且在经费方面全力支持。时身兼中英庚款董事的叶恭绰则奉命协助香港购书及沪购书转运事宜。
在教育部及中英庚款的经费支持下，计拨付约300余万元国币（如以当时币值与今比较约1：500）购藏江南藏书家所散出之善本珍籍。其中善本约4800余部，普通本线装书约11 000部，计约15 000部。江南著名藏书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江宁郑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计约20多位藏书家、书肆及个人之私藏珍本大都被购得收归中央图书馆公藏。
所购得藏书部分钤以暗记章，卷首“希古/又文”朱文方印，卷末“不薄今人/爱古人”白文长方印。另备一印“玄览中区”（1941年5月25日同志会致慰堂函：“善本书所用印鉴，已请森公托王福庵刻‘玄览中区’，甚佳。兹附上印样，乞存案备查。”）由徐森玉邀王福庵篆刻，惟并未见钤印于藏书，仅存于馆藏藏印史料中。至于当时本馆藏书章则分别有于香港钤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及战后钤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以及以庚款购藏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朱文长方印。
为抢救珍籍并回报成果，一年多间，除书信不断外，计有九号工作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内容详尽且有系统，系“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写给国立中央图书馆、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正式报告书[2]。其编写体例：1）列述已购、进行中、待购三部分；2）各部分再细分藏书家、书肆及个人藏书；3）其中已购藏书家为主体部分，再细述其购置种数、版本、内容特色、书款等；4）最后列举书名。此外，每一工作报告书都有一重点，谨概述于后[3]：
（1）一号报告书（1940.4.2）：搜购作法的宣示和态度、方法的表达。
（2）二号报告书（1940.5.7）：述及七大藏书家所藏均有散失之虞，尤其是二刘（刘承干、刘晦之）及二张（张芹伯、张葱玉），应优先设法抢救。
（3）三号报告书（1940.6.24）：谈已成交各藏书及重要购书目标（如张芹伯及嘉业堂等），并陈钤印“希古右文”及“不薄今人爱古人”密记章。
（4）四号报告书（1940.8.24）：谈国家图书馆的购书目标，“不仅需在量上包罗万有，以多为胜，且需在质上足成为国际观瞻之目标”。为免他人注意，此后署名改用别号，购书费用亦采暗语，以百作万，以十作千，余类推。
（5）五号报告书（1940.10.24）：拟影印孤本及善本书传世。
（6）六号报告书（1941.1.6）：再谈购书目标，孤本、未刊稿本、极罕见本、禁毁书等。
（7）七号报告书（1941.4.16）：摘要报告1月至4月自藏书家及书肆所购书。
（8）八号报告书（1941.5.3）：谈已购得嘉业堂藏书，并再提影印古籍，并附善本丛书四集目录40种120册。 （9）九号报告书（1941.6.3）：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来电，欲购杨潘张刘诸家藏书。
此后，1941年6月至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虽无工作报告书，但郑振铎与张寿镛、蒋复璁间仍有关于购书的书信往返，可藉以了解这段期间又购藏了多少古籍。由这些报告书及书信资料可整理出这两年间经多次交涉议价，泰半累世江南藏家精品多已抢救纳为公藏。
2 《玄览堂丛书》之刊印
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给中央图书馆的报告书中，其中列有需要抢购范围，明代史料就是其中之一，并多次提及辑印《丛书》之选择标准与想法[4]。而透过当时的书信往返，可了解其于史料的印制出版一直不遗余力。透过印制，期能将抢救下来的典籍化身千百保存下来。除第五号、第八号报告书提及印书事，略列相关书信文字于后：
（1）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于1940年9月14日致蒋复璁函中指出：此间诸友主张将所得孤本以本书店（希古堂）名义附之影印（或先印三种陆续推行），于流通古籍及营业上均有益，不知尊处意见如何？乞示知。第一批拟影印《晚明史料丛书》第一集十种。
（2）郑振铎1940年9月26日致张寿镛函指出：“晚明史料丛书”第一集目录已拟就，兹附上，请指正，其中《甲申纪闻》等均极罕见，《先拨纪始》虽有通行本，然此为原刊本，与通行本歧异处不少，故可贵。
（3）郑振铎1940年10月15日致张寿镛函指出：“丛书”之计划，拟于暇时先行拟就，奉上，请指正。前所云《晚明史料丛书》，何先生意，以为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拟多选有兴国气象之书加入。
（4）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于1940年10月24日致蒋复璁函中指出：此间诸友均主能将“孤本”“善本”付之影印传世，我辈亦有此感。惟石印甚不雅观，宋本元椠，尤不宜付之雪白干洁之石印。至少应以古色纸印珂罗板。所谓“古逸”，确宜以须眉毕肖为主。《吴郡图经续记》等，篇幅不多，或可试印一二种，如何？惟选纸择工，未免较费时日耳。……前函拟印之《晚明史料丛书》，或以为过于萧瑟凄凉，非今所宜，不妨扩大范围，自汉以来，迄于太平天国，先选五六十种，作为“史料丛书”，以影印为主，大都皆未刊稿本，或明刊罕见本，似于读者更为有用。
由此可知，《玄览堂丛书》原拟以《晚明史料丛书》为集丛名。然因何炳松以为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非今所宜，所以才有俟后郑振铎以玄览堂为名印行的丛书。
《玄览堂丛书》的刊印目的可由该丛书初集郑振铎序中了解，“独元明以来之著述，经清室禁焚删夷，什不存一。……予究心明史，每愤文献不足征，有志搜访遗佚，……所得珍袐，不下三百余种，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长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于世”[5]。同时，善本书购藏时，也以明代史料孤本为多，徐森玉、郑振铎等亦随时摄照以备陆续影印，而广其传。
《玄览堂丛书》分初集、续集、三集。初集120册，续集120册，三集30册，计270册。印制时程分别为初集印制于1941年在上海印制。依蔣复璁后序[6]所言，虽序题庚辰六月（即1940年），“盖避日方耳目也”。1940年尚在搜购初期，应无法汇集成印。续集印制于1947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三集于1948年兵马倥偬之际，未能完整选印，由中央图书馆影印，因适时局纷乱，迟至1955年始装订完成。全书收录各类著述计70种，大致以初集33种（31种附2种，含明刻26种，清刻1种，明清旧钞本6种）。一说32种附2种，顾廷龙提要[7]多列《都督刘将军传》1种。续集有21种附4种（明刊12种，明钞5种，清钞2种，旧钞2种）。三集有12种，30册（明刊7种，清刊1种，明钞本1种，旧钞本3种）。其中元人著述一种，清人著述二种附三种，余均为明人著述。内容以史学为主，包括：杂史、传记、奏议、律例、考略、方志、专志、地理图表等，亦兼收子、集部著述，如算法、宫谱之类。底本以明刻本、明钞本及清初本为主。所收均为研究明史的珍贵文献史料。
3 《玄览堂丛书》底本之分藏与藏书印
由于时局的不稳定，此批搜购不易的善本珍籍，或经强取，或经交涉，或基于保护，几经辗转多地播迁分置，兹分述如下：
（1）香港（移藏北京）：1941年12月25日香港完全沦陷，原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并拟运美国暂避风头的111箱善本古籍，经妥善整理并钤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章后，不料却于1942年2月为日军寄运至东京参谋本部。但其中少部分因经抽出查核而留置在冯平山图书馆。（1950年9月23日郑振铎致函陈君葆，要求寄运至北京图书馆）
（2）日本（运返上海返还南京（部分仍滞留上海）移藏台湾）：1947年陈君葆馆长持续追踪此批古籍，并请友人博萨尔协寻，于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经通知中国驻日代表转知杭立武，再派张凤举等交涉。1947年2月10日由日本上野帝国图书馆经交涉始返还的111箱（分别空运及海运）古籍抵上海，再转运南京。
（3）上海（移藏北京）：同志会所搜购古籍除转运香港外，尚有数百种仍留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郑振铎托孙家晋等保管，迟未向南京移交，直到1950年始交给中央工作团华东分团，1月26日启运，29日运至北京图书馆。
（4）重庆（返还南京三批运藏台湾、最后一批留存南京）：所搜购古籍转运香港后，最珍贵者80种由专人空运带至重庆，余辗转经陆路（武昌、岳阳、宜昌）进入重庆，或由香港邮寄经仰光、昆明而入重庆。抗战胜利后再经宜宾返回南京。1948年10月，本馆奉命将较珍贵的古籍以军舰运往台湾，经徐森玉鉴定分四批装箱，前三批顺利抵达台湾。1949年因情势紧张，李宗仁下令停运第四批，该批204箱善本古籍因此留存南京图书馆。
（5）南京（部分移藏北京）：第4批204箱留置南京之善本珍籍，部分于1953年经挑选送往北京图书馆。
自此，战时抢救的善本珍籍（包括《玄览堂丛书》底本），因此而分藏于南京、香港、上海和台湾四地。俟后香港、上海及南京的部分另移至北京图书馆典藏。此批珍籍辗转分藏的脉络或仍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玄览堂丛书》底本分藏三馆的现况，依据2012年“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三馆清单，计70种，其中4种重复，待厘清。而现今各馆玄览堂丛书底本之考据，或可再依藏书印、郑振铎《藏书日录》、本馆《善本书志初稿》印记著录及本馆草签进行整理比对：
（1）中国国家图书馆：14种（初集13种、续集1种，三集无。2012合璧展时展出底本11种），含存疑2种（初集之《开原图说》和《高科考》）。
（2）南京图书馆：23种（初集4种、续集6种附2种、三集11种。2012合璧展时展出底本23种）。
（3）本馆：23种（初集13种、续集10种、三集无。2012合璧展时展出复制本23种）。
（4）清单书目重复者：《甲申纪事》（NC）、《延平二王遗集》（NC）、《皇舆考》（NC）及《工部厂库须知》（NS）。经比对丛书初印本，《甲申纪事》《延平二王遗集》或以本馆所藏为底本，《皇舆考》本馆所藏应为同版书。至于《工部厂库须知》，则分别藏于北京国图及南图，尚待确认。
（5）《丛书》所用底本，其中似有至今下落不明者，如续集中的《皇明本纪》《虔台倭纂》《倭奴遗事》以及三集的《嘉靖新例》等（或可经由此次论坛交流，得知归向）。
关于《玄览堂丛书》初集、续集和三集所属底本，从自上海运出至香港、日本，战后返还至上海、南京，再到目前分存台北、北京、南京等地的时间点，其中有一个似不可轻忽的关键，就是这些底本上所钤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印。依两款藏书印分析：一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一是“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前者是书已从上海寄抵香港，暂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而于决定要寄存美国之际所钤，不久在日军占领香港时，被劫往日本；后者所钤书，则是未遇此劫，而其篆刻者则系名家王禔（1930年以后定居上海），应是在抗战胜利后所钤。
兹据台北现存底本，及南京“合璧展”展示图版，初集的底本，似多钤有“收藏”长方印，偶有钤“考藏”方印者，如《诸司职掌》（现藏北京）、《神器或问》（现藏台北），或可说初集影印本在1941年初夏出版后，少數原书底本寄港暂存，于此年10月被劫往日本者。续集的底本，似只见钤有“收藏”长方印，未见钤有“考藏”方印，或可说续集影印本在1947年5月出版，而被劫往日本的书于稍早的2月始归还返抵南京，故不克选入。三集的底本，则似只见钤有“考藏”方印者，或可说三集影印本的选印工作未完成，1948年初步入选的12种，都是在香港被劫往日本，而于战后经交涉，由日本归还的书中。
以上或可从中探得《玄览堂丛书》底本，从运出到分存各地的时间点若干蛛丝马迹。而当时《丛书》所用底本，其中似仍有下落至今不明者，如续集中的明万历间刻本《倭奴遗事》，待进一步查访。
4 《玄览堂丛书》之重印
1981年及1985年蒋复璁先生重新将《玄览堂丛书》初集及续集，交由正中书局重印出版。分别计印制初集24册，续集26册。于重印序中蒋复璁提及：“四十年来本馆藏书数经播迁，珍籍得而复失者为数不少，本丛书所收各书底本，有多种现已不存，此次再版，除以所存原书影存印外，其已阙者，或据初印本翻印（商借台湾师范大学典藏初集初印本18种），或以其他同版别本取代。本丛书原系线装，今改为精装。为分册装订方便，内容先后、编次，与初版有异。”
其中“《九边图说》原书版面漫漶，细字多不可识，兹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同版早印本替换。”[6]此套约三十年前重印之两集丛书，在当时成为明史研究极为实用的流通本，嘉惠学林。当时由于两岸交流并不方便，三集未能一并重印出版，此番南京图书馆于2012年藉合璧展之成功交流，慨然致赠本馆一套《玄览堂丛书三集》1948年影印、1955年装订之初印本，谨此志谢。
另一重印本则为2010年6月广陵书社据郑振铎民国印本重印《玄览堂丛书》出版，该版本因卷帙浩繁，采双拼排版形式，初、续、三集计印精装12册。
5 本馆《玄览堂丛书》底本之内容与特色
玄览堂丛书之来源，依据第八号工作书报告书（1941.5.3），多来自于刘承干嘉业堂藏书，该批计购入明刊1200余种，钞校本36种，其中史部、集部最具特色，多明代史料、明钞本。而本馆馆藏《玄览堂丛书》底本计有22种，其中刘氏嘉业堂藏书有9种，吴兴张/氏珍藏2种，其余各家均为1种。以年代分析，其中8种为明万历年间刊本，余包括明嘉靖、天启各2种、弘光、隆庆、景泰各1种及明清钞本7种。由钤印分析，仅初集中《神器谱或问》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章，余均为收藏章。而该书是否为初集底本，当再作考据。
兹将本馆所藏22种底本，依据第八号工作报告书（1941.5.3）所附善本丛书四集40种目录，概分为：“明代典章”“地理边防”“宋明史料”及“明代边事”四大类概分如下：
（1）明代典章：《旧京词林志》《皇朝马政记》《漕船志》《海运新考》《福建运司志》《嘉隆新例》。
（2）地理边防：《炎儌璅言》《朝鲜杂志》《荒徼通考》
《四夷广记》《大元大一统志》《寰宇通志》《龙江船厂志》。
（3）明代边事：《神器谱》《神器谱或问》《东事书》《倭志》《北狄义王俺答谢表》。
（4）宋明史料：《甲申纪事》《皇明帝后纪略》《汇编国朝当机录》《延平二王遗集》（后三种多及朝廷人物）。
初集中《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朝鲜杂志》《海运新考》《漕船志》《福建运司志》《旧京词林志》《皇朝马政记》（图2）及续集中《炎儌璅言》《汇编国朝当机录》等9种系购藏自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其余版本较具特色者，诸如：《龙江船厂志》八卷，（明）李昭祥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本。南京龙江船厂，是明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大型船舶官办船厂，郑和下西洋之宝船，多造于此。撰者为工部主事李昭祥，曾主持船厂厂事，全书概述名物、制度、始末、沿革尤详。详细记载了该船厂的生平规模、能力、工艺、技术以及官办船厂的管理思想、体制、规章等，本书作为一部专志，开创了我国记述造船工业专志的先河，为我国志书编纂向纵深发展作出了贡献[8]。其收藏钤印包括：“汲古/阁”朱文方印“云/飞”白文方印“虞山/景氏/家藏”白文方印“云/飞”朱文方印“息/园”朱文方印“周氏/慎初”朱文方印“读易/草堂”白文方印“心禅/居士”白文方印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9]。 《大元大一统志》存三十五卷，（元）孛兰肸修，清袁氏贞节堂钞本。此书为潘承厚旧藏，其中有二十五卷为孤本。潘承厚（1904—1943），字温甫，号少卿、博山，别署蘧庵，江苏吴县人，潘承弼之兄，藏书斋曰宝山楼。所藏之《大元大一統志》后收录于玄览堂丛书续集。潘博山曾襄助郑振铎购书，甚为得力。1942年6、7月间，向潘博山洽购购，1943年8月购入。此书取材自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全书以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各类介绍各行省。其收藏钤印包括：“潘博/山藏/书章”朱文方印“臣/恩复”白文方印“秦伯/敦父”白文方印“袁印/廷梼”白文方印“寿/阶”朱文方印“石研斋/秦氏印”朱文长方印“贞节/堂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
《四夷广记》不分卷，旧钞本，明慎懋赏辑，赵琦美增订。明代记述中外关系的文籍。全书包括《东夷广记》《北狄广记》《西夷广记》《海国广记》分别载录朝鲜、日本、琉球、西南夷、南海和印度洋诸国蒙古、中亚各国。将与中国友好往来各国，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辑为四部书，为届至明代及其前朝的海上航路指南。其收藏钤印包括：“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白文方印“璜川吴/氏收藏/图书”朱文方印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
6 馆藏古籍整理保存现况
本馆善本古籍馆藏量为，善本12 921种（135 477册）、普通本线装书9718种（113 773册）、金石拓片4174种（10 571件）、墓志拓片2919种（3063件），以及馆史、古文书等相关档案文献。典藏保存环境为恒温恒湿（18-20度C、55%-60%），以台湾红桧保存柜典藏善本古籍，备有细水雾式消防系统及两套保全系统等装置，俾妥善维护典藏环境。
1982年至年2000成立“古籍整理小组”进行书志撰写，并整理题跋及序录陆续出版。2000年起参加数位典藏计划，依优先序进行善本古籍数位化作业，截至目前已完成7700余种。同时，陆续建置古籍相关系统，提供学研利用，如：“金石拓片资料库”“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包括中美日德澳法英等国61所重要古籍收藏单位，64万余笔古籍书目）、“古籍影像检索系统”（本馆古籍外，尚可浏览包括美国国会馆、柏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及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重要古籍数位影像资料）及“馆史档案资料库”（含文献保存同志会相关史料）等，并择重点古籍藏品介绍并上传至“世界数位图书馆”，透过数位典藏技术及国际合作，拓展古籍书目与数位典藏成果的加值与推广。
7 结语
《玄览堂丛书》辑印的本身，有其史料保存、促进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所代表的意义则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存续。此《丛书》底本本身的史料价值或因时间而有所转变，但这些古籍背后述说的传奇故事，前辈们冒险抢救珍稀秘笈的典范情操，则将亘古不变地为世世代代的后辈们景仰向往之。今天藉由《玄览堂丛书》底本的牵引，两岸典藏图书馆筹办合璧展，进行论坛发表，此因时代动荡因缘际会所造成的典籍分藏，未始不是造就凝聚底本典藏馆间实质交流的契机。文献珍籍的聚散流转，与时代国族的分合变迁也微妙地顺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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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明.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的底本及入藏国家图书馆始末探略[J].新世纪图书馆，2014（7）54-60.
[17]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 玄览堂丛书[M].广陵书社，2010.
俞小明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台北，10001。
（收稿日期：2014-10-13 编校：刘勇定）
关键词 玄览论坛 馆藏 玄覽堂丛书 文献
分类号 G256
本文以《劫余珍籍“玄览”情》为名，除了谈本馆馆藏《玄览堂丛书》的内容与特色外，更在感念前辈们传承保存珍籍的热情。蒋复璁、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前辈们将在烽火战乱中抢救下来的珍籍择要刊行以广传布的《玄览堂丛书》，其“玄览”二字，取自晋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据蒋前馆长复璁先生谓“隐寓中央虽居玄冥之地，仍能远览万物，留意于典册”[1]，抗战时期值中央政府因战乱播迁重庆之际，仍祈能为国家文物竭尽维护的责任，为中华文化创建传扬的契机，揭橥“玄览”为名，隐喻中枢是实，以明心见志，其情可鉴。
1 抗战时期古籍搜购
1940年至1941年，多位沪上有识先辈们忧心公私图籍或因战火归诸灰灭，或为美日识者购置移存海外，联名函电致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获中英庚款及教育部全力支持，倾力搜藏抢救。为避日人耳目，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订定规章，俾成员据以为国购藏保存珍籍文献。
依郑振铎（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文学家、版本学家，字西谛[犀谛]，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求书日录》（1940年1月19日）所载“张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张元济，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何炳松，时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字柏丞[如茂]，浙江金华人）、咏霓（张寿镛，时为私立光华大学校长，版本学家，字咏霓[子裳]，浙江鄞县人）则负责保管经费。”因此可知“文献保存同志会”主要成员刚开始只有五位。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则负责统筹协调，并在任务开始之初化名蒋明叔潜入上海，与同志会成员会面密商。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时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版本学家，字森玉，浙江金华人）则于1940年底奉派加入，协助版本鉴定。而张凤举（时为上海中法大学教授，文史学家，本名定璜，江西南昌人）后未直接参与，但战后则代表赴日交涉返还自港运日的此批搜购珍籍。
中央政府及中英庚款的决策相关人物则包括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极表赞成，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则“以机不可失，力主收购，并主以建馆经费，法币一百数十万元以充购书经费”，陈立夫部长出访返部后亦表欣然同意，且在经费方面全力支持。时身兼中英庚款董事的叶恭绰则奉命协助香港购书及沪购书转运事宜。
在教育部及中英庚款的经费支持下，计拨付约300余万元国币（如以当时币值与今比较约1：500）购藏江南藏书家所散出之善本珍籍。其中善本约4800余部，普通本线装书约11 000部，计约15 000部。江南著名藏书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江宁郑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计约20多位藏书家、书肆及个人之私藏珍本大都被购得收归中央图书馆公藏。
所购得藏书部分钤以暗记章，卷首“希古/又文”朱文方印，卷末“不薄今人/爱古人”白文长方印。另备一印“玄览中区”（1941年5月25日同志会致慰堂函：“善本书所用印鉴，已请森公托王福庵刻‘玄览中区’，甚佳。兹附上印样，乞存案备查。”）由徐森玉邀王福庵篆刻，惟并未见钤印于藏书，仅存于馆藏藏印史料中。至于当时本馆藏书章则分别有于香港钤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及战后钤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以及以庚款购藏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朱文长方印。
为抢救珍籍并回报成果，一年多间，除书信不断外，计有九号工作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内容详尽且有系统，系“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写给国立中央图书馆、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正式报告书[2]。其编写体例：1）列述已购、进行中、待购三部分；2）各部分再细分藏书家、书肆及个人藏书；3）其中已购藏书家为主体部分，再细述其购置种数、版本、内容特色、书款等；4）最后列举书名。此外，每一工作报告书都有一重点，谨概述于后[3]：
（1）一号报告书（1940.4.2）：搜购作法的宣示和态度、方法的表达。
（2）二号报告书（1940.5.7）：述及七大藏书家所藏均有散失之虞，尤其是二刘（刘承干、刘晦之）及二张（张芹伯、张葱玉），应优先设法抢救。
（3）三号报告书（1940.6.24）：谈已成交各藏书及重要购书目标（如张芹伯及嘉业堂等），并陈钤印“希古右文”及“不薄今人爱古人”密记章。
（4）四号报告书（1940.8.24）：谈国家图书馆的购书目标，“不仅需在量上包罗万有，以多为胜，且需在质上足成为国际观瞻之目标”。为免他人注意，此后署名改用别号，购书费用亦采暗语，以百作万，以十作千，余类推。
（5）五号报告书（1940.10.24）：拟影印孤本及善本书传世。
（6）六号报告书（1941.1.6）：再谈购书目标，孤本、未刊稿本、极罕见本、禁毁书等。
（7）七号报告书（1941.4.16）：摘要报告1月至4月自藏书家及书肆所购书。
（8）八号报告书（1941.5.3）：谈已购得嘉业堂藏书，并再提影印古籍，并附善本丛书四集目录40种120册。 （9）九号报告书（1941.6.3）：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来电，欲购杨潘张刘诸家藏书。
此后，1941年6月至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虽无工作报告书，但郑振铎与张寿镛、蒋复璁间仍有关于购书的书信往返，可藉以了解这段期间又购藏了多少古籍。由这些报告书及书信资料可整理出这两年间经多次交涉议价，泰半累世江南藏家精品多已抢救纳为公藏。
2 《玄览堂丛书》之刊印
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给中央图书馆的报告书中，其中列有需要抢购范围，明代史料就是其中之一，并多次提及辑印《丛书》之选择标准与想法[4]。而透过当时的书信往返，可了解其于史料的印制出版一直不遗余力。透过印制，期能将抢救下来的典籍化身千百保存下来。除第五号、第八号报告书提及印书事，略列相关书信文字于后：
（1）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于1940年9月14日致蒋复璁函中指出：此间诸友主张将所得孤本以本书店（希古堂）名义附之影印（或先印三种陆续推行），于流通古籍及营业上均有益，不知尊处意见如何？乞示知。第一批拟影印《晚明史料丛书》第一集十种。
（2）郑振铎1940年9月26日致张寿镛函指出：“晚明史料丛书”第一集目录已拟就，兹附上，请指正，其中《甲申纪闻》等均极罕见，《先拨纪始》虽有通行本，然此为原刊本，与通行本歧异处不少，故可贵。
（3）郑振铎1940年10月15日致张寿镛函指出：“丛书”之计划，拟于暇时先行拟就，奉上，请指正。前所云《晚明史料丛书》，何先生意，以为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拟多选有兴国气象之书加入。
（4）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于1940年10月24日致蒋复璁函中指出：此间诸友均主能将“孤本”“善本”付之影印传世，我辈亦有此感。惟石印甚不雅观，宋本元椠，尤不宜付之雪白干洁之石印。至少应以古色纸印珂罗板。所谓“古逸”，确宜以须眉毕肖为主。《吴郡图经续记》等，篇幅不多，或可试印一二种，如何？惟选纸择工，未免较费时日耳。……前函拟印之《晚明史料丛书》，或以为过于萧瑟凄凉，非今所宜，不妨扩大范围，自汉以来，迄于太平天国，先选五六十种，作为“史料丛书”，以影印为主，大都皆未刊稿本，或明刊罕见本，似于读者更为有用。
由此可知，《玄览堂丛书》原拟以《晚明史料丛书》为集丛名。然因何炳松以为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非今所宜，所以才有俟后郑振铎以玄览堂为名印行的丛书。
《玄览堂丛书》的刊印目的可由该丛书初集郑振铎序中了解，“独元明以来之著述，经清室禁焚删夷，什不存一。……予究心明史，每愤文献不足征，有志搜访遗佚，……所得珍袐，不下三百余种，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长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于世”[5]。同时，善本书购藏时，也以明代史料孤本为多，徐森玉、郑振铎等亦随时摄照以备陆续影印，而广其传。
《玄览堂丛书》分初集、续集、三集。初集120册，续集120册，三集30册，计270册。印制时程分别为初集印制于1941年在上海印制。依蔣复璁后序[6]所言，虽序题庚辰六月（即1940年），“盖避日方耳目也”。1940年尚在搜购初期，应无法汇集成印。续集印制于1947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三集于1948年兵马倥偬之际，未能完整选印，由中央图书馆影印，因适时局纷乱，迟至1955年始装订完成。全书收录各类著述计70种，大致以初集33种（31种附2种，含明刻26种，清刻1种，明清旧钞本6种）。一说32种附2种，顾廷龙提要[7]多列《都督刘将军传》1种。续集有21种附4种（明刊12种，明钞5种，清钞2种，旧钞2种）。三集有12种，30册（明刊7种，清刊1种，明钞本1种，旧钞本3种）。其中元人著述一种，清人著述二种附三种，余均为明人著述。内容以史学为主，包括：杂史、传记、奏议、律例、考略、方志、专志、地理图表等，亦兼收子、集部著述，如算法、宫谱之类。底本以明刻本、明钞本及清初本为主。所收均为研究明史的珍贵文献史料。
3 《玄览堂丛书》底本之分藏与藏书印
由于时局的不稳定，此批搜购不易的善本珍籍，或经强取，或经交涉，或基于保护，几经辗转多地播迁分置，兹分述如下：
（1）香港（移藏北京）：1941年12月25日香港完全沦陷，原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并拟运美国暂避风头的111箱善本古籍，经妥善整理并钤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章后，不料却于1942年2月为日军寄运至东京参谋本部。但其中少部分因经抽出查核而留置在冯平山图书馆。（1950年9月23日郑振铎致函陈君葆，要求寄运至北京图书馆）
（2）日本（运返上海返还南京（部分仍滞留上海）移藏台湾）：1947年陈君葆馆长持续追踪此批古籍，并请友人博萨尔协寻，于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经通知中国驻日代表转知杭立武，再派张凤举等交涉。1947年2月10日由日本上野帝国图书馆经交涉始返还的111箱（分别空运及海运）古籍抵上海，再转运南京。
（3）上海（移藏北京）：同志会所搜购古籍除转运香港外，尚有数百种仍留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郑振铎托孙家晋等保管，迟未向南京移交，直到1950年始交给中央工作团华东分团，1月26日启运，29日运至北京图书馆。
（4）重庆（返还南京三批运藏台湾、最后一批留存南京）：所搜购古籍转运香港后，最珍贵者80种由专人空运带至重庆，余辗转经陆路（武昌、岳阳、宜昌）进入重庆，或由香港邮寄经仰光、昆明而入重庆。抗战胜利后再经宜宾返回南京。1948年10月，本馆奉命将较珍贵的古籍以军舰运往台湾，经徐森玉鉴定分四批装箱，前三批顺利抵达台湾。1949年因情势紧张，李宗仁下令停运第四批，该批204箱善本古籍因此留存南京图书馆。
（5）南京（部分移藏北京）：第4批204箱留置南京之善本珍籍，部分于1953年经挑选送往北京图书馆。
自此，战时抢救的善本珍籍（包括《玄览堂丛书》底本），因此而分藏于南京、香港、上海和台湾四地。俟后香港、上海及南京的部分另移至北京图书馆典藏。此批珍籍辗转分藏的脉络或仍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玄览堂丛书》底本分藏三馆的现况，依据2012年“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三馆清单，计70种，其中4种重复，待厘清。而现今各馆玄览堂丛书底本之考据，或可再依藏书印、郑振铎《藏书日录》、本馆《善本书志初稿》印记著录及本馆草签进行整理比对：
（1）中国国家图书馆：14种（初集13种、续集1种，三集无。2012合璧展时展出底本11种），含存疑2种（初集之《开原图说》和《高科考》）。
（2）南京图书馆：23种（初集4种、续集6种附2种、三集11种。2012合璧展时展出底本23种）。
（3）本馆：23种（初集13种、续集10种、三集无。2012合璧展时展出复制本23种）。
（4）清单书目重复者：《甲申纪事》（NC）、《延平二王遗集》（NC）、《皇舆考》（NC）及《工部厂库须知》（NS）。经比对丛书初印本，《甲申纪事》《延平二王遗集》或以本馆所藏为底本，《皇舆考》本馆所藏应为同版书。至于《工部厂库须知》，则分别藏于北京国图及南图，尚待确认。
（5）《丛书》所用底本，其中似有至今下落不明者，如续集中的《皇明本纪》《虔台倭纂》《倭奴遗事》以及三集的《嘉靖新例》等（或可经由此次论坛交流，得知归向）。
关于《玄览堂丛书》初集、续集和三集所属底本，从自上海运出至香港、日本，战后返还至上海、南京，再到目前分存台北、北京、南京等地的时间点，其中有一个似不可轻忽的关键，就是这些底本上所钤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印。依两款藏书印分析：一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一是“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前者是书已从上海寄抵香港，暂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而于决定要寄存美国之际所钤，不久在日军占领香港时，被劫往日本；后者所钤书，则是未遇此劫，而其篆刻者则系名家王禔（1930年以后定居上海），应是在抗战胜利后所钤。
兹据台北现存底本，及南京“合璧展”展示图版，初集的底本，似多钤有“收藏”长方印，偶有钤“考藏”方印者，如《诸司职掌》（现藏北京）、《神器或问》（现藏台北），或可说初集影印本在1941年初夏出版后，少數原书底本寄港暂存，于此年10月被劫往日本者。续集的底本，似只见钤有“收藏”长方印，未见钤有“考藏”方印，或可说续集影印本在1947年5月出版，而被劫往日本的书于稍早的2月始归还返抵南京，故不克选入。三集的底本，则似只见钤有“考藏”方印者，或可说三集影印本的选印工作未完成，1948年初步入选的12种，都是在香港被劫往日本，而于战后经交涉，由日本归还的书中。
以上或可从中探得《玄览堂丛书》底本，从运出到分存各地的时间点若干蛛丝马迹。而当时《丛书》所用底本，其中似仍有下落至今不明者，如续集中的明万历间刻本《倭奴遗事》，待进一步查访。
4 《玄览堂丛书》之重印
1981年及1985年蒋复璁先生重新将《玄览堂丛书》初集及续集，交由正中书局重印出版。分别计印制初集24册，续集26册。于重印序中蒋复璁提及：“四十年来本馆藏书数经播迁，珍籍得而复失者为数不少，本丛书所收各书底本，有多种现已不存，此次再版，除以所存原书影存印外，其已阙者，或据初印本翻印（商借台湾师范大学典藏初集初印本18种），或以其他同版别本取代。本丛书原系线装，今改为精装。为分册装订方便，内容先后、编次，与初版有异。”
其中“《九边图说》原书版面漫漶，细字多不可识，兹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同版早印本替换。”[6]此套约三十年前重印之两集丛书，在当时成为明史研究极为实用的流通本，嘉惠学林。当时由于两岸交流并不方便，三集未能一并重印出版，此番南京图书馆于2012年藉合璧展之成功交流，慨然致赠本馆一套《玄览堂丛书三集》1948年影印、1955年装订之初印本，谨此志谢。
另一重印本则为2010年6月广陵书社据郑振铎民国印本重印《玄览堂丛书》出版，该版本因卷帙浩繁，采双拼排版形式，初、续、三集计印精装12册。
5 本馆《玄览堂丛书》底本之内容与特色
玄览堂丛书之来源，依据第八号工作书报告书（1941.5.3），多来自于刘承干嘉业堂藏书，该批计购入明刊1200余种，钞校本36种，其中史部、集部最具特色，多明代史料、明钞本。而本馆馆藏《玄览堂丛书》底本计有22种，其中刘氏嘉业堂藏书有9种，吴兴张/氏珍藏2种，其余各家均为1种。以年代分析，其中8种为明万历年间刊本，余包括明嘉靖、天启各2种、弘光、隆庆、景泰各1种及明清钞本7种。由钤印分析，仅初集中《神器谱或问》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章，余均为收藏章。而该书是否为初集底本，当再作考据。
兹将本馆所藏22种底本，依据第八号工作报告书（1941.5.3）所附善本丛书四集40种目录，概分为：“明代典章”“地理边防”“宋明史料”及“明代边事”四大类概分如下：
（1）明代典章：《旧京词林志》《皇朝马政记》《漕船志》《海运新考》《福建运司志》《嘉隆新例》。
（2）地理边防：《炎儌璅言》《朝鲜杂志》《荒徼通考》
《四夷广记》《大元大一统志》《寰宇通志》《龙江船厂志》。
（3）明代边事：《神器谱》《神器谱或问》《东事书》《倭志》《北狄义王俺答谢表》。
（4）宋明史料：《甲申纪事》《皇明帝后纪略》《汇编国朝当机录》《延平二王遗集》（后三种多及朝廷人物）。
初集中《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朝鲜杂志》《海运新考》《漕船志》《福建运司志》《旧京词林志》《皇朝马政记》（图2）及续集中《炎儌璅言》《汇编国朝当机录》等9种系购藏自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其余版本较具特色者，诸如：《龙江船厂志》八卷，（明）李昭祥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本。南京龙江船厂，是明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大型船舶官办船厂，郑和下西洋之宝船，多造于此。撰者为工部主事李昭祥，曾主持船厂厂事，全书概述名物、制度、始末、沿革尤详。详细记载了该船厂的生平规模、能力、工艺、技术以及官办船厂的管理思想、体制、规章等，本书作为一部专志，开创了我国记述造船工业专志的先河，为我国志书编纂向纵深发展作出了贡献[8]。其收藏钤印包括：“汲古/阁”朱文方印“云/飞”白文方印“虞山/景氏/家藏”白文方印“云/飞”朱文方印“息/园”朱文方印“周氏/慎初”朱文方印“读易/草堂”白文方印“心禅/居士”白文方印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9]。 《大元大一统志》存三十五卷，（元）孛兰肸修，清袁氏贞节堂钞本。此书为潘承厚旧藏，其中有二十五卷为孤本。潘承厚（1904—1943），字温甫，号少卿、博山，别署蘧庵，江苏吴县人，潘承弼之兄，藏书斋曰宝山楼。所藏之《大元大一統志》后收录于玄览堂丛书续集。潘博山曾襄助郑振铎购书，甚为得力。1942年6、7月间，向潘博山洽购购，1943年8月购入。此书取材自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全书以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各类介绍各行省。其收藏钤印包括：“潘博/山藏/书章”朱文方印“臣/恩复”白文方印“秦伯/敦父”白文方印“袁印/廷梼”白文方印“寿/阶”朱文方印“石研斋/秦氏印”朱文长方印“贞节/堂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
《四夷广记》不分卷，旧钞本，明慎懋赏辑，赵琦美增订。明代记述中外关系的文籍。全书包括《东夷广记》《北狄广记》《西夷广记》《海国广记》分别载录朝鲜、日本、琉球、西南夷、南海和印度洋诸国蒙古、中亚各国。将与中国友好往来各国，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辑为四部书，为届至明代及其前朝的海上航路指南。其收藏钤印包括：“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白文方印“璜川吴/氏收藏/图书”朱文方印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
6 馆藏古籍整理保存现况
本馆善本古籍馆藏量为，善本12 921种（135 477册）、普通本线装书9718种（113 773册）、金石拓片4174种（10 571件）、墓志拓片2919种（3063件），以及馆史、古文书等相关档案文献。典藏保存环境为恒温恒湿（18-20度C、55%-60%），以台湾红桧保存柜典藏善本古籍，备有细水雾式消防系统及两套保全系统等装置，俾妥善维护典藏环境。
1982年至年2000成立“古籍整理小组”进行书志撰写，并整理题跋及序录陆续出版。2000年起参加数位典藏计划，依优先序进行善本古籍数位化作业，截至目前已完成7700余种。同时，陆续建置古籍相关系统，提供学研利用，如：“金石拓片资料库”“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包括中美日德澳法英等国61所重要古籍收藏单位，64万余笔古籍书目）、“古籍影像检索系统”（本馆古籍外，尚可浏览包括美国国会馆、柏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及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重要古籍数位影像资料）及“馆史档案资料库”（含文献保存同志会相关史料）等，并择重点古籍藏品介绍并上传至“世界数位图书馆”，透过数位典藏技术及国际合作，拓展古籍书目与数位典藏成果的加值与推广。
7 结语
《玄览堂丛书》辑印的本身，有其史料保存、促进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所代表的意义则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存续。此《丛书》底本本身的史料价值或因时间而有所转变，但这些古籍背后述说的传奇故事，前辈们冒险抢救珍稀秘笈的典范情操，则将亘古不变地为世世代代的后辈们景仰向往之。今天藉由《玄览堂丛书》底本的牵引，两岸典藏图书馆筹办合璧展，进行论坛发表，此因时代动荡因缘际会所造成的典籍分藏，未始不是造就凝聚底本典藏馆间实质交流的契机。文献珍籍的聚散流转，与时代国族的分合变迁也微妙地顺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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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小明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台北，10001。
（收稿日期：2014-10-13 编校：刘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