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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提起辛亥革命,总是和一个让人崇敬的名字连在一起——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今年,也是她逝世3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大女性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与她的三次“相遇”。
我并没有面见她的荣幸。只模糊记得儿时有一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参加上海儿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大型活动时,远远地见到她在主席台上。但是,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有三次机会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与宋庆龄“相遇”。
1986年9月,为了纪念宋庆龄1938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在那相聚的日子里》。广播剧的导演孔玉邀请我演播剧中的宋庆龄一角。记得同剧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晓桦、梅梅和已故的老演员朱莎等。
通过演播这部广播剧,我们才了解到,宋氏三姐妹虽然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有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是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立场的。记得剧中有一场姐妹相聚的戏,一起唱起了在美国读书时学会的歌《我的家真可爱》,我们几个演员都很动情。我忘了那时谁告诉我们,原来宋氏三姐妹在一起时,喜欢用英语交谈,而且他们说起英语来都带有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口音,因为青年时期她们都在那里的大学念书;不过一旦说起中文来,她们又都带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的口音,因为从小她们在那里生活,这就是她们的“乡音”。当然,在广播剧里,我们说的还是纯正的普通话,否则就成方言广播剧了。
第二次“相遇”,是在1992年。那是为了纪念1993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隆重献演了多场话剧《夫人和友人》,我被邀请在剧中扮演宋庆龄。这部话剧的导演是香港请来的黄浩义先生(他是著名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婿)。演员还有当时上海人艺的许承先、上影演员剧团的马冠英等,可说是当年上海几个艺术团体人员合作的作品。
《夫人和友人》描述了抗日时期,一群旨在寻找古老东方文明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西方热血青年,面对贫穷、灾难和战乱的中国,他们在宋庆龄的引导下,由同情到理解,继而投身到中国革命当中。
为了塑造好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真实形象,我们参观了宋庆龄故居,阅读了关于她一生的许多记述和资料,看了大量她生前的照片,还听了中国福利会一些与宋庆龄生前有接触的人对她的回忆,甚至还了解了不少她的生活细节。
儿艺的“老”演员们从小就在宋庆龄主席的呵护下长大,对夫人(他们对宋庆龄的称呼)有很多鲜活生动的回忆。记得前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曾担任过儿艺院长的刘安古告诉我:夫人的办公室极其朴素,甚至没法跟现在一些单位的头头们比;但是她考虑的却是重大的问题,考虑着中国和孩子们的未来,因为她知道,孩子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每次向她汇报工作,她都听得非常仔细,会问许多具体细致的问题。她的助手说,她常常长时间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刘安古还记得他们这批儿童演员小的时候,夫人一定要他们学好文化课。上课时,夫人常会悄悄走进来,坐在课室最后面的课椅上,静静地听课。下课后,还会跟孩子们一起,检查他们的指甲是不是太长;脖子后面有没有洗干净……
儿艺演的很多戏,夫人都看过。她还喜欢在自己家里不定期地举行“派对”,邀请各国友人相聚。在那样的场合,她会请儿艺的小演员去她家表演小节目。刘安古就去演过《两个小伙子摔跤》,一个人扮演两个抱在一起的摔跤运动员,把夫人乐得哈哈大笑。虽然处于特殊的地位,夫人还是个性情中人,有她的个性,有她的喜怒哀乐。
做了这些“功课”,夫人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立体起来,也更使我尊崇她,敬慕她。
到了2001年,有了意外的第三次“相遇”。这次“相遇”很偶然,也很特别。
有一天,上海电视台的一位编导,托人来找我,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制作了一部孙中山先生的纪实片,片中要用一段宋庆龄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话做旁白。在现存的宋庆龄录音档案中找不到这段话的录音,故需要重新录制。因为需要带有宋庆龄说话的口音,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方言的口音,所以中央台委托上海台帮助找人在上海录制这段讲话。
上海台的同志因为听说我曾在沪语版的电影《红粉》里为王姬演的秋仪配过音,就找到了我,给了我宋庆龄那段讲述的文本,还给了我几段她本人在其它场合讲话的录音资料,让我有个参考。那段讲话是这样的:
“虽然他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遇到无数困难,遭受许多挫折,他从不灰心。在关于他的革命经历的记载中,充满了他为追求他的目标而坚韧不移的无数事例!”
其实,会说上海话并不等于会说上海郊区的“本地话”,尤其是浦东川沙、南汇等地的方言,咬字发音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好在我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每年都有到郊区农村劳动锻炼的机会,川沙、南汇一带农村更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时就住在老乡家里;记得 1958—1959年整个学年,我们都是在上海郊县农村里办学的。为了能和大嫂、阿妈接近,我那时喜欢学着当地农民的口音跟他们说话交谈,觉得这样更容易打成一片。没想到当年作为好玩学来的老乡口音,在这时候派上用场。听着宋庆龄的口音,我感到倍加亲切。
只是考虑到宋庆龄说这段话的场合,并不是在家庭中,也不是回到故乡,不能用纯粹的乡音,还是要有普通话的因素,也就是俗称的“官话”。比方“他”字,还得念成普通话里的“tia”,而不能念成沪语中的“伊”;而有一些字,又得带上沪语中特有的“入声”,如“不”字是个入声字,就不能平读。我还请教了熟悉上海本地方言的朋友,得知浦东话里“灰”字是唇齿音,有点像“飞”;而普通话里的唇齿音“风”,浦东人却齿不咬唇,念成“轰”……在这些地方,颇费了一番斟酌。
好在有以前下农村的“童子功”打底,有宋庆龄的录音带作参考,加上广播剧和舞台上的两次创作为基础,我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录音。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用不同音高,不同语速,把这段话多录了几条以备用,好让制作者有个挑选。
不过,可惜的是,在这档节目播出时,我因有其它的事,没有能看上;事先也没人通知我播出时间。我的这段录音用上了没有?怎么用的?效果怎样?我都不知道。这让我至今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作者为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导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
我并没有面见她的荣幸。只模糊记得儿时有一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参加上海儿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大型活动时,远远地见到她在主席台上。但是,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有三次机会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与宋庆龄“相遇”。
1986年9月,为了纪念宋庆龄1938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在那相聚的日子里》。广播剧的导演孔玉邀请我演播剧中的宋庆龄一角。记得同剧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晓桦、梅梅和已故的老演员朱莎等。
通过演播这部广播剧,我们才了解到,宋氏三姐妹虽然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有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是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立场的。记得剧中有一场姐妹相聚的戏,一起唱起了在美国读书时学会的歌《我的家真可爱》,我们几个演员都很动情。我忘了那时谁告诉我们,原来宋氏三姐妹在一起时,喜欢用英语交谈,而且他们说起英语来都带有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口音,因为青年时期她们都在那里的大学念书;不过一旦说起中文来,她们又都带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的口音,因为从小她们在那里生活,这就是她们的“乡音”。当然,在广播剧里,我们说的还是纯正的普通话,否则就成方言广播剧了。
第二次“相遇”,是在1992年。那是为了纪念1993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隆重献演了多场话剧《夫人和友人》,我被邀请在剧中扮演宋庆龄。这部话剧的导演是香港请来的黄浩义先生(他是著名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婿)。演员还有当时上海人艺的许承先、上影演员剧团的马冠英等,可说是当年上海几个艺术团体人员合作的作品。
《夫人和友人》描述了抗日时期,一群旨在寻找古老东方文明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西方热血青年,面对贫穷、灾难和战乱的中国,他们在宋庆龄的引导下,由同情到理解,继而投身到中国革命当中。
为了塑造好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真实形象,我们参观了宋庆龄故居,阅读了关于她一生的许多记述和资料,看了大量她生前的照片,还听了中国福利会一些与宋庆龄生前有接触的人对她的回忆,甚至还了解了不少她的生活细节。
儿艺的“老”演员们从小就在宋庆龄主席的呵护下长大,对夫人(他们对宋庆龄的称呼)有很多鲜活生动的回忆。记得前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曾担任过儿艺院长的刘安古告诉我:夫人的办公室极其朴素,甚至没法跟现在一些单位的头头们比;但是她考虑的却是重大的问题,考虑着中国和孩子们的未来,因为她知道,孩子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每次向她汇报工作,她都听得非常仔细,会问许多具体细致的问题。她的助手说,她常常长时间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刘安古还记得他们这批儿童演员小的时候,夫人一定要他们学好文化课。上课时,夫人常会悄悄走进来,坐在课室最后面的课椅上,静静地听课。下课后,还会跟孩子们一起,检查他们的指甲是不是太长;脖子后面有没有洗干净……
儿艺演的很多戏,夫人都看过。她还喜欢在自己家里不定期地举行“派对”,邀请各国友人相聚。在那样的场合,她会请儿艺的小演员去她家表演小节目。刘安古就去演过《两个小伙子摔跤》,一个人扮演两个抱在一起的摔跤运动员,把夫人乐得哈哈大笑。虽然处于特殊的地位,夫人还是个性情中人,有她的个性,有她的喜怒哀乐。
做了这些“功课”,夫人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立体起来,也更使我尊崇她,敬慕她。
到了2001年,有了意外的第三次“相遇”。这次“相遇”很偶然,也很特别。
有一天,上海电视台的一位编导,托人来找我,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制作了一部孙中山先生的纪实片,片中要用一段宋庆龄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话做旁白。在现存的宋庆龄录音档案中找不到这段话的录音,故需要重新录制。因为需要带有宋庆龄说话的口音,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方言的口音,所以中央台委托上海台帮助找人在上海录制这段讲话。
上海台的同志因为听说我曾在沪语版的电影《红粉》里为王姬演的秋仪配过音,就找到了我,给了我宋庆龄那段讲述的文本,还给了我几段她本人在其它场合讲话的录音资料,让我有个参考。那段讲话是这样的:
“虽然他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遇到无数困难,遭受许多挫折,他从不灰心。在关于他的革命经历的记载中,充满了他为追求他的目标而坚韧不移的无数事例!”
其实,会说上海话并不等于会说上海郊区的“本地话”,尤其是浦东川沙、南汇等地的方言,咬字发音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好在我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每年都有到郊区农村劳动锻炼的机会,川沙、南汇一带农村更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时就住在老乡家里;记得 1958—1959年整个学年,我们都是在上海郊县农村里办学的。为了能和大嫂、阿妈接近,我那时喜欢学着当地农民的口音跟他们说话交谈,觉得这样更容易打成一片。没想到当年作为好玩学来的老乡口音,在这时候派上用场。听着宋庆龄的口音,我感到倍加亲切。
只是考虑到宋庆龄说这段话的场合,并不是在家庭中,也不是回到故乡,不能用纯粹的乡音,还是要有普通话的因素,也就是俗称的“官话”。比方“他”字,还得念成普通话里的“tia”,而不能念成沪语中的“伊”;而有一些字,又得带上沪语中特有的“入声”,如“不”字是个入声字,就不能平读。我还请教了熟悉上海本地方言的朋友,得知浦东话里“灰”字是唇齿音,有点像“飞”;而普通话里的唇齿音“风”,浦东人却齿不咬唇,念成“轰”……在这些地方,颇费了一番斟酌。
好在有以前下农村的“童子功”打底,有宋庆龄的录音带作参考,加上广播剧和舞台上的两次创作为基础,我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录音。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用不同音高,不同语速,把这段话多录了几条以备用,好让制作者有个挑选。
不过,可惜的是,在这档节目播出时,我因有其它的事,没有能看上;事先也没人通知我播出时间。我的这段录音用上了没有?怎么用的?效果怎样?我都不知道。这让我至今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作者为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导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