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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海角七号》的观众，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陌生的台湾，那是日本文化浸淫下的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它刻上了无法抹去的印痕。
如果你到台北，途经博爱特区，你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子，位于博爱特区的“总统府”、台北宾馆、台湾银行、台北邮局与“司法院”等巴洛克风格的古迹，均为日本殖民政府所兴建。
由于这片区域属于台湾的政治核心地带，目前是台湾政治新闻频发地区，凯达格兰大道和中正纪念堂都是民众抗议的最爱，在电视画面中，这片区域曝光率极高，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表着台湾的形象。
而在这些建筑中最为耀眼的当属“总统府”，它采取的是“向北、向东”的坐向，这就有违中国传统官舍坐北朝南的方位，这座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通过建筑传达出的是“北望日本”、“迎接旭日”的政治考量。
渗透和激荡
因为甲午战争落败，台湾在1895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也就是在50年后的1945年，才终止了这段历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于“现代化”积极努力的追求，使这段时期的台湾城市与建筑发展也留下了鲜明的色彩与印记。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1908年。当年，台湾西部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了台湾全面发展的启动，城镇间的距离大幅缩短，各种建筑思潮及式样的流传更加快速，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的初期。
其间受过西方建筑专业知识训练的日本技师大量来台，公共建筑的发展达到日治时期的高峰，主要的建筑风格是以仿西洋古典样式为主轴，并将之大量建构在城市的公共建筑上，这除了炫耀与暗示他们联结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的进步表征外，还与统治者隐约想表现出来的威权性格相呼应，其中有着某种假借道统的意味。
台湾建筑史学者李乾朗在他的专著《台湾近代建筑之风格》里，将这时期所模仿的西洋风格，定位为“后期文艺复兴巴洛克样式”，并以出身于东京帝大的近藤十郎与森山松之助二人为代表建筑师。他们的代表作品，依旧存在的有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台中州厅（今台中旧市政府）、公卖局、博物馆（今省立博物馆）、台北州厅（今“监察院”）、台南州厅（今台南市政府）。
这样的西洋古典风格，被以正典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对原本闽南式样的民间建筑也造成了影响。在这段期间里，有许多著名庙宇均大事修建，譬如台北的保安宫、龙山寺、新竹城隍庙、鹿港天后宫与北港朝天宫，它们所显现的繁复华丽的装饰风格，似乎能与台湾同期的仿巴洛克式样有着巧妙的呼应与激荡。
此外，由这批日本建筑师引入的全新建筑美学，也成功地渗入到台湾各地的城镇与乡村，其中以乡绅地主的大宅邸与商业长条街屋最为明显，譬如大甲的王顺德宅与雾峰的林宅。这种结合外来与本地、西洋古典与闽南式样的建筑新风格，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台湾四处蔓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与风格。
其中的雾峰林宅，以“莱园十景”著称，是台湾旧式邸宅的典型代表，与台南吴园、新竹北郭园及板桥林本源园邸并称“台湾四大名园”。在莱园建筑中，最为特别的又数结合了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的“颐圃”。“颐圃”结合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以白色为基调，搭配日本黑瓦，展现出日式素雅清秀的风格。
帝国冠帽式建筑出现
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原有的营造计划。日本推行的军国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使得日本将台湾以“皇民化”、“工业化”及“南进基地化”重作定位，建筑的风格因此再度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强力联结。其中的“皇民化”运动，尤其是以全面压制台湾的汉人文化为主，寺庙被大量拆除，传统戏曲与表演（例如歌仔戏与布袋戏）也被禁止，这一段时期算是单一崇拜日本文化的压迫期。
在这个以军国主义及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时代，再次建造与浮现了一批以政治为名的公共建筑，这批建筑大多将一个东方式的屋顶加封在近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之上，被称为“兴亚与帝国冠帽式建筑”。这一类建筑在台湾并不算多，却能色彩鲜明地与时代背景作辉映，相对可辨识性也极高，而且大都集中在当时作为南进基地的高雄，其中的代表建筑，有高雄市政府与高雄火车站等。
在这样以公共建筑与西方影响为主的历史叙述外，其实还可以注意的是纯粹的日本和式建筑在台湾的发展。这一类建筑最主要集中在当时日人的宿舍与住宅上（譬如台北温州街一带的巷弄或已改成茶馆的紫藤芦），以及与生活及文化有关的旅馆、寺庙与神社等（譬如台北圆山护国禅寺、中和圆通寺）。
这些建筑因为没有被权力意识直接影响与控制，因此相对维持着与日本的传统建筑在形式与美学风格上的连接，也能以其独特的姿态进入台湾社会。在日本撤离台湾后，日式的住宅大半被接收改为政府机关的员工宿舍，继续扮演着住宅的角色，并塑就了许多台湾人的共同成长经验。
暧昧的存在
在日治时期，台湾曾经建造了大小神社共三十多座，以及几个大城市都独自拥有的武德殿。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低矮的日式文化建筑与民间建筑，逐渐面对被拆除的命运，同时也掀起了社会对于日治建筑与台湾文化及历史的大讨论，也就是说，这些日治时期的建筑，究竟算不算是台湾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
尤其是国民政府在来台后，曾经对自身文化的正统位置大有担忧，当时面对着与汉族文化割裂已久并长期被日本文化强势影响的台湾社会，国民党在某个程度上确实有着欲将之（日本文化与台湾地域文化）驱除于主流价值以外的意图，譬如1960-1965年发生的查禁歌曲及推行国语运动，大约可视为排斥地域文化以让自身在台湾的统治逐渐正统化的一个例证。
而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更是纠结不明与松紧难料。国府迁台后，先是禁止了日本电影的输入，也禁止日文的配音与字幕，到了1965年才松绑；而1972年后，也再度引发1973年起的禁止日本漫画进口，禁说日文与禁用日语。日本文化基本上是或隐或显地出入在台湾人的时代与社会记忆里。
对于日治建筑的价值与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辩论，发生在1985年，当时民众就桃园神社究竟应当拆除还是保留进行论争，引起了全台湾社会的关注，最终达成共识，决定保存这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但直到1992年，第一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才正式被官方指定为文化遗产，如今，已有不少日治时期的建筑得到法令的正式保护与修护，甚至成为观光景点。
在台湾近代建筑史里，日治时期的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长期以某种暧昧的姿态存在。这与台湾统治权不断更易的历史命运有关，文化的主导与控制者经常变动，因而普罗百姓与创作者们必须持续处在一个断裂－新起－衔接的角色上，而伴随他们的是幻化与认同的苦痛。
如果你到台北，途经博爱特区，你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子，位于博爱特区的“总统府”、台北宾馆、台湾银行、台北邮局与“司法院”等巴洛克风格的古迹，均为日本殖民政府所兴建。
由于这片区域属于台湾的政治核心地带，目前是台湾政治新闻频发地区，凯达格兰大道和中正纪念堂都是民众抗议的最爱，在电视画面中，这片区域曝光率极高，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表着台湾的形象。
而在这些建筑中最为耀眼的当属“总统府”，它采取的是“向北、向东”的坐向，这就有违中国传统官舍坐北朝南的方位，这座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通过建筑传达出的是“北望日本”、“迎接旭日”的政治考量。
渗透和激荡
因为甲午战争落败，台湾在1895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也就是在50年后的1945年，才终止了这段历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于“现代化”积极努力的追求，使这段时期的台湾城市与建筑发展也留下了鲜明的色彩与印记。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1908年。当年，台湾西部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了台湾全面发展的启动，城镇间的距离大幅缩短，各种建筑思潮及式样的流传更加快速，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的初期。
其间受过西方建筑专业知识训练的日本技师大量来台，公共建筑的发展达到日治时期的高峰，主要的建筑风格是以仿西洋古典样式为主轴，并将之大量建构在城市的公共建筑上，这除了炫耀与暗示他们联结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的进步表征外，还与统治者隐约想表现出来的威权性格相呼应，其中有着某种假借道统的意味。
台湾建筑史学者李乾朗在他的专著《台湾近代建筑之风格》里，将这时期所模仿的西洋风格，定位为“后期文艺复兴巴洛克样式”，并以出身于东京帝大的近藤十郎与森山松之助二人为代表建筑师。他们的代表作品，依旧存在的有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台中州厅（今台中旧市政府）、公卖局、博物馆（今省立博物馆）、台北州厅（今“监察院”）、台南州厅（今台南市政府）。
这样的西洋古典风格，被以正典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对原本闽南式样的民间建筑也造成了影响。在这段期间里，有许多著名庙宇均大事修建，譬如台北的保安宫、龙山寺、新竹城隍庙、鹿港天后宫与北港朝天宫，它们所显现的繁复华丽的装饰风格，似乎能与台湾同期的仿巴洛克式样有着巧妙的呼应与激荡。
此外，由这批日本建筑师引入的全新建筑美学，也成功地渗入到台湾各地的城镇与乡村，其中以乡绅地主的大宅邸与商业长条街屋最为明显，譬如大甲的王顺德宅与雾峰的林宅。这种结合外来与本地、西洋古典与闽南式样的建筑新风格，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台湾四处蔓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与风格。
其中的雾峰林宅，以“莱园十景”著称，是台湾旧式邸宅的典型代表，与台南吴园、新竹北郭园及板桥林本源园邸并称“台湾四大名园”。在莱园建筑中，最为特别的又数结合了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的“颐圃”。“颐圃”结合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以白色为基调，搭配日本黑瓦，展现出日式素雅清秀的风格。
帝国冠帽式建筑出现
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原有的营造计划。日本推行的军国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使得日本将台湾以“皇民化”、“工业化”及“南进基地化”重作定位，建筑的风格因此再度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强力联结。其中的“皇民化”运动，尤其是以全面压制台湾的汉人文化为主，寺庙被大量拆除，传统戏曲与表演（例如歌仔戏与布袋戏）也被禁止，这一段时期算是单一崇拜日本文化的压迫期。
在这个以军国主义及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时代，再次建造与浮现了一批以政治为名的公共建筑，这批建筑大多将一个东方式的屋顶加封在近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之上，被称为“兴亚与帝国冠帽式建筑”。这一类建筑在台湾并不算多，却能色彩鲜明地与时代背景作辉映，相对可辨识性也极高，而且大都集中在当时作为南进基地的高雄，其中的代表建筑，有高雄市政府与高雄火车站等。
在这样以公共建筑与西方影响为主的历史叙述外，其实还可以注意的是纯粹的日本和式建筑在台湾的发展。这一类建筑最主要集中在当时日人的宿舍与住宅上（譬如台北温州街一带的巷弄或已改成茶馆的紫藤芦），以及与生活及文化有关的旅馆、寺庙与神社等（譬如台北圆山护国禅寺、中和圆通寺）。
这些建筑因为没有被权力意识直接影响与控制，因此相对维持着与日本的传统建筑在形式与美学风格上的连接，也能以其独特的姿态进入台湾社会。在日本撤离台湾后，日式的住宅大半被接收改为政府机关的员工宿舍，继续扮演着住宅的角色，并塑就了许多台湾人的共同成长经验。
暧昧的存在
在日治时期，台湾曾经建造了大小神社共三十多座，以及几个大城市都独自拥有的武德殿。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低矮的日式文化建筑与民间建筑，逐渐面对被拆除的命运，同时也掀起了社会对于日治建筑与台湾文化及历史的大讨论，也就是说，这些日治时期的建筑，究竟算不算是台湾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
尤其是国民政府在来台后，曾经对自身文化的正统位置大有担忧，当时面对着与汉族文化割裂已久并长期被日本文化强势影响的台湾社会，国民党在某个程度上确实有着欲将之（日本文化与台湾地域文化）驱除于主流价值以外的意图，譬如1960-1965年发生的查禁歌曲及推行国语运动，大约可视为排斥地域文化以让自身在台湾的统治逐渐正统化的一个例证。
而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更是纠结不明与松紧难料。国府迁台后，先是禁止了日本电影的输入，也禁止日文的配音与字幕，到了1965年才松绑；而1972年后，也再度引发1973年起的禁止日本漫画进口，禁说日文与禁用日语。日本文化基本上是或隐或显地出入在台湾人的时代与社会记忆里。
对于日治建筑的价值与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辩论，发生在1985年，当时民众就桃园神社究竟应当拆除还是保留进行论争，引起了全台湾社会的关注，最终达成共识，决定保存这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但直到1992年，第一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才正式被官方指定为文化遗产，如今，已有不少日治时期的建筑得到法令的正式保护与修护，甚至成为观光景点。
在台湾近代建筑史里，日治时期的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长期以某种暧昧的姿态存在。这与台湾统治权不断更易的历史命运有关，文化的主导与控制者经常变动，因而普罗百姓与创作者们必须持续处在一个断裂－新起－衔接的角色上，而伴随他们的是幻化与认同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