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高校在教师招聘中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仍较为普遍。本文以1998-2017年间入选的长江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本科就读院校层次、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验证“本科出身决定论”是否合理。研究发现：本科就读高校层次对学术精英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不显著，精英高校本科出身并不能加快职业发展;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学术精英也可以通过向上职业流动获得与精英高校本科出身的学术精英大致相同的职业发展速度;但向上职业流动也可能减缓学术精英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研究结论对高校改进人才招聘政策和教师选择职业流动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本科出身;向上流动;职业发展;长江学者;年龄
一、引言
近年来，“出身看本科”“学历查三代”的现象常见于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和教师招聘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学者调查了100所“211工程”高校的聘任条件后发现，44%的高校明确规定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应为“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1]另有调查发现，一些高校在博士生招考资格中明确限定了考生的本科、硕士毕业院校层次或者硕士就读学科的等级。[2]公众借助媒体和网络平台对这些“身份歧视”政策表达了强烈质疑。迫于压力，多数高校在招生和招聘公告中不再使用针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条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会存在“隐性歧视”现象。[3][4]第一学历歧视体现了当前人才评价中的突出问题，为了对其进行纠偏，多部委于2018年11月联合颁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专项行动的通知》，人才招聘、职称评审、人才考核等各项人事人才政策中的“唯学历”要求均在清理之列。可以预料的是，“四唯”专项行动将有效控制并进一步消除公开政策文件中涉及的“身份歧视”条例，但是，专项行动能否从根本上改变“出身看本科”的固有观点，破除招生及招聘过程中的“隐性歧视”，仍有待观察。
“出身看本科”的本质逻辑是将本科就读院校的层次作为衡量科研人员学术能力的代理指标。一般认为，高考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将多数优秀学生筛选进了重点院校。因此，本科毕业于重点院校的科研人员自然比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更有潜力。以博士生的科研业绩为例，一些学者认为，本科出身普通的博士生在科研业绩上明显不敌本科毕业于重点院校的博士生。比如，蔺玉的研究发现本科毕业于“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更容易发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5]然而，也有不少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柳卸林等人分析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各项科研产出，发现“985工程”和“211工程”本科生源仅在发表EI论文数和出版专著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在发表论文总数和获得专利数上的优势均不显著。[6]类似的，刘佳也认为本科就读于不同层次院校的博士生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他甚至发现本科出身普通的博士生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多于重点院校出身的博士生。[7]这些研究表明，本科出身对博士生科研业绩的影响结果并无定论，仅通过本科出身来解释博士生科研业绩的差异有一定的局限性。[8]针对教师群体也有类似研究。王军辉等人分析了高校教师的科研绩效，发现本科是否毕业于“211工程”或“985工程”高校对教师科研绩效并无显著影响。[9]显然，这一结论也不支持“本科出身论”的观点。
虽然本科毕业院校层次对科研人员学术能力（科研产出/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高校热衷于招揽出身优异的教师已既成事实。特别是精英高校（或者优势专业），为了保持优势地位，不断增加本校学缘教师的聘用比例，形成了相对封闭、垄断的人才系统。[10]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顶尖高校为例，他们的优势学科专业已基本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市场内部人才交流频繁，而与国内其他高校之间的人才交换较少。[11]显然，出身普通的教师很难被精英高校聘任，实现向上流动。即便如此，多数本科出身普通的教师仍会把向上流动作为学术职业发展的目标之一。那么，作为本科出身普通的高校教师，他们如何实现向上流动？他们能否通过向上流动获得更快的职业发展？作为精英高校来说，聘用本科出身普通的高校教师是否存在风险？回答这些问题均有助于回应“本科出身论”现象，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本科出身一般但通过后期努力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的教师群体缺乏关注。当前对“本科出身论”的讨论大都聚焦在博士生群体上，针对高校教师群体的讨论尚不够深入，相关研究也更多关注本科出身对教师科研业绩的影响，对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以本科出身普通的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分析他们的本科就读院校层次、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补充现有文献对“本科出身论”的讨论，并期待能为当前高校的教师聘用政策和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二、 研究样本及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1998-2017年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该计划实施于1998年，是我国国家级人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江学者计划遴选条件苛刻，加之遴选数量每年不足200人，最终能入选该计划的均为在各自领域获得很高学术成就的学术精英。截至2017年底，教育部共计在全国高校遴选了十七批2051名学术精英，授予他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下简称“长江特聘”）称号。为了方便后续分析，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了限定，排除了人文社科领域的长江特聘，并删除了少量在海外获得學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或者履历信息严重缺失的特聘教授，最终有效研究样本为1646人。
通过分析长江特聘的本科学校层次和聘任高校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学术精英群体存在明显的“阶层固化”（见表1）。一方面，本科毕业于“985工程”高校的教师在学术精英群体中占据主导优势（约61%），而本科就读于“双非院校”（非“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比例很低，仅有21%。另一方面，就职于重点高校的学术精英本科大都毕业自相同层次的重点高校，其中，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有71%本科毕业于“985工程”高校，而任职于“211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接近一半本科毕业于“211工程”高校。虽然“211工程”高校也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高校，但是它们培养和入选的长江特聘数量和它们培养的本科生规模并不匹配，远低于“985工程”高校。同时，“211工程”高校培养的学术精英聘任至“985工程”高校的数量和比例也不高。
（二）变量及样本描述
本文以探讨本科出身、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主题，涉及的变量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本文按照高校入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类型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双非高校”、“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高校。如前所述，双非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出身的学术精英在长江特聘群体中均处于劣势地位，本文将这两类高校统称为普通高校。在此基础上，根据本科学校和聘任高校层次的不同，本文将本科毕业于普通学校但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学者的职业流动路径定义为向上流动。623名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中约有22%实现了向上职业流动。
其次，“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早入选该计划有助于科研人员更快获取学术资源，从而在后续职业发展中取得更高水平的科研成就。[12]所以，本文采用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时间来衡量其职业发展速度。其中，“入选年龄”代表科研人员获得职业成就时花费的总时间;“间隔时间”代表科研人员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后取得职业成就的时间。经统计，高校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区间在29岁到45岁之间，平均入选年龄为40.86岁;他们从博士毕业至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平均间隔时间为10.58年。
最后，高校科研人员的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入选长江特聘的批次、学科领域、博士后经历和海外博士、教职及访问经历等变量。所有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为了获得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信息，本文通过多种公开渠道（如个人官方主页、机构公示信息、自传等）搜集了每位长江特聘的履历信息，并据此整理出他们的工作调动信息。在职业流动路径的分析中，本文采用重要职业事件发生地点的变迁来描绘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轨迹，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长江特聘向上流动概率的因素。紧接着，本文依次将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和间隔时间作为因变量，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分别探讨了长江特聘的本科出身、职业流动方式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
三、 结果分析
（一）本科出身普通的学术精英如何流动？
本文以高校科研人员职业发展中的多个重要事件为观测点，分别考察本科出身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从本科毕业至各重要事件的流动模式。其中，考察的四个重要职业事件为：获得博士学位、获得第一份正式教职、获得正高职称、入选长江特聘。根据本科就读院校与重要事件发生时学者所在院校之间的层次差异将流动模式划分为五类：无流动（重要事件发生时所在院校与本科院校一致），水平流動（重要事件发生时所在院校与本科院校同为普通高校），向上流动（重要事件发生时所在院校为“985工程”高校），国际流动（在境外院校任职）和跨部门流动（在国内的科研院所、企业、医院等非教育机构任职）。通过对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进行履历分析，可以识别10种人数分布较多的职业流动路径（见表3）。
由于“985工程”高校拥有更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更优质的学科平台，向上流动到“985工程”高校任职成为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首选的职业流动路径。623名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的精英学者中最终有347名向上流动至“985工程”高校（约占56%）。具体来看，向上职业流动路径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最终实现向上流动的长江特聘中，多数在博士阶段就实现了向上流动，通过在“985工程”高校完成高质量的博士教育来弥补本科教育的劣势。约21%的学者采用路径1的模式，即博士阶段完成向上流动后，后续职业发展均在“985工程”高校完成。其二，部分长江特聘通过国际流动来积累跨国资本，实现最终的向上流动（路径4-6、路径9）。国际流动主要包括赴海外高校深造、在海外高校接受博士后训练、担任海外高校教职等多种形式。一般来说，海外经历时间越长，积累的跨国资本也越多，也越有助于科研人员回国后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这一点在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路径中得到了证实，相比于单一海外经历（路径5），拥有复合海外经历的成熟型海归最终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路径4、6、9）。其三，少数长江特聘在博士教育阶段或者职业发展初期流动至科研院所，通过跨部门的教育和科研经历来丰富学术履历，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
此外，还有部分长江特聘采用了水平流动或者不流动的职业发展路径（路径2、3、7），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职业发展均在普通高校中完成。这些学术精英虽非出身于重点高校，但也大都依托于普通高校的优势学科平台，他们的职业发展得益于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和高质量的校内推荐网络。同时，向上职业流动的阻力也会使这部分学术精英倾向于扎根在自己的母校，或者仅在相同层次的高校间流动。
上述分析描述了普通高校本科出身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路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这些学术精英向上职业流动的因素。表4中回归结果显示：在“985工程”高校和海外高校就读博士学位、国内博士后经历、海外教职经历、跨部门流动经历均能显著增加学术精英向上职业流动的概率。其中，博士就读于“985工程”高校和海外高校分别使长江特聘向上流动的概率提升了19倍和2倍多;拥有国内博士后经历的长江特聘向上流动的概率提升了一倍多;而海外教职经历和跨部门流动经历使长江特聘向上流动的概率分别增加了61%和5倍多。这些结论再次揭示了本科出身普通的高校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后期的国内外职业流动和跨部门流动最终实现向上流动。
（二）本科出身会影响职业发展速度吗？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了不同的样本集合对本科出身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如表5所示，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采用全部样本时长江特聘的本科出身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而模型3和4则报告了聘任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采用何种衡量职业发展速度的指标（入选年龄或间隔时间），还是针对不同的样本集合，长江特聘的本科出身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均不显著。首先，在全样本回归中，“985工程”高校本科出身与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和时间间隔上均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本科出身对长江特聘的总体职业发展速度和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均无显著影响，换言之，精英高校本科出身并不能加快高校学术精英的职业发展速度。其次，当将样本限定在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时，可以得到类似的回归结果。即同样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本科是否就读于精英高校与他们的职业发展速度没有显著关联。此外，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还从侧面说明：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但通过后期努力向上流动至“985工程”高校任职的长江特聘，在职业发展速度上与精英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无显著差异。 （三）向上流动会加速职业发展速度吗？
虽然本科出身对学术精英的职业发展速度影响不大，但大部分本科出身普通的长江特聘最终还是选择了向上流动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他们能否通过向上流动来获得更快的学术职业发展呢？针对此问题，本文依旧采用了两组泊松回归模型。如表6所示，模型5和模型6报告了采用全样本时长江特聘的向上职业流动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模型7和8则报告了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的长江特聘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两组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大体一致，向上职业流动对长江特聘的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大都不显著。在全样本模型中，向上流动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和间隔时间上与水平流动、无流动经历的长江特聘没有明显差异。当聚焦在本科出身普通的长江特聘子样本时，回归结果有所变化。一方面，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的长江特聘和始终任职于普通高校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上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向上流动减缓了长江特聘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但是减缓效应很小。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选择向上流动路径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时间间隔上比始终任职于普通高校的长江特聘长4%左右。
除了上述分析的本科高校层次和职业流动对长江特聘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外，各回归模型纳入的控制变量对职业发展速度也有一定影响。根据模型1-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海外博士训练显著缩短了高校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时间间隔，相较于本土博士，海外博士的时间间隔缩短了5%～12%。（2）国内博士后经历在大多数回归模型中均对长江特聘的职业发展速度有减速作用，而境外博士后经历则有助于缩短高校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总时间。（3）海外教职经历仅对普通本科高校出身长江特聘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且为负效应，将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时间间隔延长了7%。（4）海外访问经历对高校科研人员的入选年龄影响大都不显著，但却减缓了他们在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拥有海外访问经历的长江特聘的时间间隔比其他长江特聘要长6%～7%。此外，学科领域、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批次、博士就读时间等变量也对职业发展速度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对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不显著。
四、讨论与建议
本文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江特聘的本科就读高校层次、职业流动路径对他们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对高校在人才招聘中存在的显性或隐性的“身份歧视”政策进行了回应：本科就读高校层次与高校学术精英的职业发展速度之间没有显著联系，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在职业发展中并没有处于劣势地位。显然，该结论并不支持“本科出身决定论”的观点。同时，本文还发现：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学术精英可以通过向上职业流动获得与精英高校出身的人才大致相同的职业发展速度;但是选择坚守在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也不一定在职业发展速度上处于劣势。基于这些发现，下文进行了详细地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校层面的人才招聘工作和教师层面的职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一方面，高校在人才招聘中不应将第一学历就读高校层次作为评价标准，而应该更注重考察科研人员的博士训练质量及博士毕业后的学术业绩。一般而言，精英高校提供的优质本科教育有利于科研人员在学术职业发展上获得“先手优势”，使他们在后续发展中更容易持续获得精英高校的资源支持，形成优势累积，这些都可能大大加快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速度。[13]然而，本文却发现通过本科出身区分的两类学术精英在职业发展速度上并无显著差异。本文推测，精英高校本科出身在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中并没有发挥“先手优势”的作用，对职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更有可能是博士及博士毕业后的相关职业变量。从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路径可以看出，本科出身普通的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博士及后续阶段的向上流动、国际流动、跨部门流动等方式积累人力资本、丰富学术履历，实现最终的向上流动，并获得与精英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相同的职业发展速度。因此，高校（尤其是精英高校）应该注重考察科研人员博士及博士毕业后的学术履历，避免将本科学历质量作为人才的简单评价标准，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此外，聘用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也有助于精英高校打破阶层固化，促进师资队伍学缘结构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不应盲目追求“名校”，应综合考虑学科平台和自身需求作出理智决策。学术系统是一个由不同水平学术组织构成的等级分化的系统，从高水平的精英高校至一般水平的普通高校，学术组织的声誉和地位会逐级下降，相应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精英的分布也逐级减少。[14]因此，不少科研人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热衷于追求“名校”，他们认为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不仅是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认可，还有利于后期的学术职业发展。然而，本文发现，相较于始终任职于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的学术精英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更快的职业发展。恰恰相反，向上流动甚至还减缓了学术精英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普通高校也不乏优势学科平台和高水平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完全可以依托这些优势资源获得快速的职业发展;其次，向上流动意味着科研人员要付出一定的调适成本，他们需要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培育新的研究团队，甚至开展新的研究项目，这些都是后续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科研人员在选择职业流动时应综合评估流动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作出有益于长期职业发展的理性决策。
参考文献：
[1]易连云，赵国栋，毋改霞.高校教师聘任的“出身论”现象研究——对百所“985”、“211”院校的调查[J].重庆大学学报，2013（5）：173-177.
[2]罗英姿，尤德晴，刘泽文，等.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方式实施情况分析—基于十所高校的调查问卷[J].高等农业教育，2017（2）：103-107.
[3]郑若玲，刘梦青.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改革探析—基于X大學的调查[J].复旦教育论坛，2017，15（2）：94-100.
[4][9]王军辉，傅十和，洪永淼.科研人才招聘需要“查三代”吗？—基于16所经济学院教师教育背景和科研绩效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通，2014（3）：1-25.
[5]蔺玉.博士研究生科研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2.
[6]柳卸林，王亚娟，左铠瑞.博士研究生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21）：144-149.
[7]刘佳.本科就读院校层次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6）：20-24.
[8]王海迪.院校出身、科研能力与学术激情—申请考核生与普通招考生的比较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8：43-49.
[10]任小琴，程廷廷.学术“近亲繁殖”影响我国一流大学的建立——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7（4）：63-69.
[11]李潇潇，左玥，沈文钦.谁获得了精英大学的教职——基于北大、清华2011-2017年新任教师的履历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8）：47-52.
[12]李峰，魏玉洁，孙梦园.人才项目中的“压龄”申报现象研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案例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9-99.
[13]徐志平，刘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结构——基于中国社会学博士互聘网络的分析[J].高教探索，2018（3）：109-115.
[14]阎光才.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1.
（责任编辑 钟嘉仪）
关键词：本科出身;向上流动;职业发展;长江学者;年龄
一、引言
近年来，“出身看本科”“学历查三代”的现象常见于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和教师招聘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学者调查了100所“211工程”高校的聘任条件后发现，44%的高校明确规定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应为“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1]另有调查发现，一些高校在博士生招考资格中明确限定了考生的本科、硕士毕业院校层次或者硕士就读学科的等级。[2]公众借助媒体和网络平台对这些“身份歧视”政策表达了强烈质疑。迫于压力，多数高校在招生和招聘公告中不再使用针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条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会存在“隐性歧视”现象。[3][4]第一学历歧视体现了当前人才评价中的突出问题，为了对其进行纠偏，多部委于2018年11月联合颁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专项行动的通知》，人才招聘、职称评审、人才考核等各项人事人才政策中的“唯学历”要求均在清理之列。可以预料的是，“四唯”专项行动将有效控制并进一步消除公开政策文件中涉及的“身份歧视”条例，但是，专项行动能否从根本上改变“出身看本科”的固有观点，破除招生及招聘过程中的“隐性歧视”，仍有待观察。
“出身看本科”的本质逻辑是将本科就读院校的层次作为衡量科研人员学术能力的代理指标。一般认为，高考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将多数优秀学生筛选进了重点院校。因此，本科毕业于重点院校的科研人员自然比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更有潜力。以博士生的科研业绩为例，一些学者认为，本科出身普通的博士生在科研业绩上明显不敌本科毕业于重点院校的博士生。比如，蔺玉的研究发现本科毕业于“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更容易发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5]然而，也有不少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柳卸林等人分析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各项科研产出，发现“985工程”和“211工程”本科生源仅在发表EI论文数和出版专著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在发表论文总数和获得专利数上的优势均不显著。[6]类似的，刘佳也认为本科就读于不同层次院校的博士生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他甚至发现本科出身普通的博士生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多于重点院校出身的博士生。[7]这些研究表明，本科出身对博士生科研业绩的影响结果并无定论，仅通过本科出身来解释博士生科研业绩的差异有一定的局限性。[8]针对教师群体也有类似研究。王军辉等人分析了高校教师的科研绩效，发现本科是否毕业于“211工程”或“985工程”高校对教师科研绩效并无显著影响。[9]显然，这一结论也不支持“本科出身论”的观点。
虽然本科毕业院校层次对科研人员学术能力（科研产出/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高校热衷于招揽出身优异的教师已既成事实。特别是精英高校（或者优势专业），为了保持优势地位，不断增加本校学缘教师的聘用比例，形成了相对封闭、垄断的人才系统。[10]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顶尖高校为例，他们的优势学科专业已基本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市场内部人才交流频繁，而与国内其他高校之间的人才交换较少。[11]显然，出身普通的教师很难被精英高校聘任，实现向上流动。即便如此，多数本科出身普通的教师仍会把向上流动作为学术职业发展的目标之一。那么，作为本科出身普通的高校教师，他们如何实现向上流动？他们能否通过向上流动获得更快的职业发展？作为精英高校来说，聘用本科出身普通的高校教师是否存在风险？回答这些问题均有助于回应“本科出身论”现象，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本科出身一般但通过后期努力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的教师群体缺乏关注。当前对“本科出身论”的讨论大都聚焦在博士生群体上，针对高校教师群体的讨论尚不够深入，相关研究也更多关注本科出身对教师科研业绩的影响，对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以本科出身普通的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分析他们的本科就读院校层次、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补充现有文献对“本科出身论”的讨论，并期待能为当前高校的教师聘用政策和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二、 研究样本及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1998-2017年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该计划实施于1998年，是我国国家级人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江学者计划遴选条件苛刻，加之遴选数量每年不足200人，最终能入选该计划的均为在各自领域获得很高学术成就的学术精英。截至2017年底，教育部共计在全国高校遴选了十七批2051名学术精英，授予他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下简称“长江特聘”）称号。为了方便后续分析，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了限定，排除了人文社科领域的长江特聘，并删除了少量在海外获得學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或者履历信息严重缺失的特聘教授，最终有效研究样本为1646人。
通过分析长江特聘的本科学校层次和聘任高校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学术精英群体存在明显的“阶层固化”（见表1）。一方面，本科毕业于“985工程”高校的教师在学术精英群体中占据主导优势（约61%），而本科就读于“双非院校”（非“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比例很低，仅有21%。另一方面，就职于重点高校的学术精英本科大都毕业自相同层次的重点高校，其中，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有71%本科毕业于“985工程”高校，而任职于“211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接近一半本科毕业于“211工程”高校。虽然“211工程”高校也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高校，但是它们培养和入选的长江特聘数量和它们培养的本科生规模并不匹配，远低于“985工程”高校。同时，“211工程”高校培养的学术精英聘任至“985工程”高校的数量和比例也不高。
（二）变量及样本描述
本文以探讨本科出身、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主题，涉及的变量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本文按照高校入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类型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双非高校”、“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高校。如前所述，双非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出身的学术精英在长江特聘群体中均处于劣势地位，本文将这两类高校统称为普通高校。在此基础上，根据本科学校和聘任高校层次的不同，本文将本科毕业于普通学校但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学者的职业流动路径定义为向上流动。623名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中约有22%实现了向上职业流动。
其次，“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早入选该计划有助于科研人员更快获取学术资源，从而在后续职业发展中取得更高水平的科研成就。[12]所以，本文采用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时间来衡量其职业发展速度。其中，“入选年龄”代表科研人员获得职业成就时花费的总时间;“间隔时间”代表科研人员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后取得职业成就的时间。经统计，高校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区间在29岁到45岁之间，平均入选年龄为40.86岁;他们从博士毕业至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平均间隔时间为10.58年。
最后，高校科研人员的职业流动路径和职业发展速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入选长江特聘的批次、学科领域、博士后经历和海外博士、教职及访问经历等变量。所有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为了获得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信息，本文通过多种公开渠道（如个人官方主页、机构公示信息、自传等）搜集了每位长江特聘的履历信息，并据此整理出他们的工作调动信息。在职业流动路径的分析中，本文采用重要职业事件发生地点的变迁来描绘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轨迹，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长江特聘向上流动概率的因素。紧接着，本文依次将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和间隔时间作为因变量，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分别探讨了长江特聘的本科出身、职业流动方式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
三、 结果分析
（一）本科出身普通的学术精英如何流动？
本文以高校科研人员职业发展中的多个重要事件为观测点，分别考察本科出身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从本科毕业至各重要事件的流动模式。其中，考察的四个重要职业事件为：获得博士学位、获得第一份正式教职、获得正高职称、入选长江特聘。根据本科就读院校与重要事件发生时学者所在院校之间的层次差异将流动模式划分为五类：无流动（重要事件发生时所在院校与本科院校一致），水平流動（重要事件发生时所在院校与本科院校同为普通高校），向上流动（重要事件发生时所在院校为“985工程”高校），国际流动（在境外院校任职）和跨部门流动（在国内的科研院所、企业、医院等非教育机构任职）。通过对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进行履历分析，可以识别10种人数分布较多的职业流动路径（见表3）。
由于“985工程”高校拥有更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更优质的学科平台，向上流动到“985工程”高校任职成为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首选的职业流动路径。623名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的精英学者中最终有347名向上流动至“985工程”高校（约占56%）。具体来看，向上职业流动路径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最终实现向上流动的长江特聘中，多数在博士阶段就实现了向上流动，通过在“985工程”高校完成高质量的博士教育来弥补本科教育的劣势。约21%的学者采用路径1的模式，即博士阶段完成向上流动后，后续职业发展均在“985工程”高校完成。其二，部分长江特聘通过国际流动来积累跨国资本，实现最终的向上流动（路径4-6、路径9）。国际流动主要包括赴海外高校深造、在海外高校接受博士后训练、担任海外高校教职等多种形式。一般来说，海外经历时间越长，积累的跨国资本也越多，也越有助于科研人员回国后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这一点在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路径中得到了证实，相比于单一海外经历（路径5），拥有复合海外经历的成熟型海归最终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路径4、6、9）。其三，少数长江特聘在博士教育阶段或者职业发展初期流动至科研院所，通过跨部门的教育和科研经历来丰富学术履历，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
此外，还有部分长江特聘采用了水平流动或者不流动的职业发展路径（路径2、3、7），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职业发展均在普通高校中完成。这些学术精英虽非出身于重点高校，但也大都依托于普通高校的优势学科平台，他们的职业发展得益于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和高质量的校内推荐网络。同时，向上职业流动的阻力也会使这部分学术精英倾向于扎根在自己的母校，或者仅在相同层次的高校间流动。
上述分析描述了普通高校本科出身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路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这些学术精英向上职业流动的因素。表4中回归结果显示：在“985工程”高校和海外高校就读博士学位、国内博士后经历、海外教职经历、跨部门流动经历均能显著增加学术精英向上职业流动的概率。其中，博士就读于“985工程”高校和海外高校分别使长江特聘向上流动的概率提升了19倍和2倍多;拥有国内博士后经历的长江特聘向上流动的概率提升了一倍多;而海外教职经历和跨部门流动经历使长江特聘向上流动的概率分别增加了61%和5倍多。这些结论再次揭示了本科出身普通的高校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后期的国内外职业流动和跨部门流动最终实现向上流动。
（二）本科出身会影响职业发展速度吗？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了不同的样本集合对本科出身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如表5所示，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采用全部样本时长江特聘的本科出身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而模型3和4则报告了聘任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采用何种衡量职业发展速度的指标（入选年龄或间隔时间），还是针对不同的样本集合，长江特聘的本科出身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均不显著。首先，在全样本回归中，“985工程”高校本科出身与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和时间间隔上均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本科出身对长江特聘的总体职业发展速度和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均无显著影响，换言之，精英高校本科出身并不能加快高校学术精英的职业发展速度。其次，当将样本限定在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时，可以得到类似的回归结果。即同样任职于“985工程”高校的长江特聘，本科是否就读于精英高校与他们的职业发展速度没有显著关联。此外，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还从侧面说明：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但通过后期努力向上流动至“985工程”高校任职的长江特聘，在职业发展速度上与精英高校本科出身的长江特聘无显著差异。 （三）向上流动会加速职业发展速度吗？
虽然本科出身对学术精英的职业发展速度影响不大，但大部分本科出身普通的长江特聘最终还是选择了向上流动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他们能否通过向上流动来获得更快的学术职业发展呢？针对此问题，本文依旧采用了两组泊松回归模型。如表6所示，模型5和模型6报告了采用全样本时长江特聘的向上职业流动对其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模型7和8则报告了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的长江特聘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两组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大体一致，向上职业流动对长江特聘的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大都不显著。在全样本模型中，向上流动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和间隔时间上与水平流动、无流动经历的长江特聘没有明显差异。当聚焦在本科出身普通的长江特聘子样本时，回归结果有所变化。一方面，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的长江特聘和始终任职于普通高校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龄上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向上流动减缓了长江特聘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但是减缓效应很小。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选择向上流动路径的长江特聘在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时间间隔上比始终任职于普通高校的长江特聘长4%左右。
除了上述分析的本科高校层次和职业流动对长江特聘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外，各回归模型纳入的控制变量对职业发展速度也有一定影响。根据模型1-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海外博士训练显著缩短了高校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时间间隔，相较于本土博士，海外博士的时间间隔缩短了5%～12%。（2）国内博士后经历在大多数回归模型中均对长江特聘的职业发展速度有减速作用，而境外博士后经历则有助于缩短高校科研人员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总时间。（3）海外教职经历仅对普通本科高校出身长江特聘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且为负效应，将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时间间隔延长了7%。（4）海外访问经历对高校科研人员的入选年龄影响大都不显著，但却减缓了他们在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拥有海外访问经历的长江特聘的时间间隔比其他长江特聘要长6%～7%。此外，学科领域、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批次、博士就读时间等变量也对职业发展速度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对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不显著。
四、讨论与建议
本文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江特聘的本科就读高校层次、职业流动路径对他们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对高校在人才招聘中存在的显性或隐性的“身份歧视”政策进行了回应：本科就读高校层次与高校学术精英的职业发展速度之间没有显著联系，本科就读于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在职业发展中并没有处于劣势地位。显然，该结论并不支持“本科出身决定论”的观点。同时，本文还发现：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学术精英可以通过向上职业流动获得与精英高校出身的人才大致相同的职业发展速度;但是选择坚守在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也不一定在职业发展速度上处于劣势。基于这些发现，下文进行了详细地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校层面的人才招聘工作和教师层面的职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一方面，高校在人才招聘中不应将第一学历就读高校层次作为评价标准，而应该更注重考察科研人员的博士训练质量及博士毕业后的学术业绩。一般而言，精英高校提供的优质本科教育有利于科研人员在学术职业发展上获得“先手优势”，使他们在后续发展中更容易持续获得精英高校的资源支持，形成优势累积，这些都可能大大加快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速度。[13]然而，本文却发现通过本科出身区分的两类学术精英在职业发展速度上并无显著差异。本文推测，精英高校本科出身在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中并没有发挥“先手优势”的作用，对职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更有可能是博士及博士毕业后的相关职业变量。从长江特聘的职业流动路径可以看出，本科出身普通的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博士及后续阶段的向上流动、国际流动、跨部门流动等方式积累人力资本、丰富学术履历，实现最终的向上流动，并获得与精英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相同的职业发展速度。因此，高校（尤其是精英高校）应该注重考察科研人员博士及博士毕业后的学术履历，避免将本科学历质量作为人才的简单评价标准，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此外，聘用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也有助于精英高校打破阶层固化，促进师资队伍学缘结构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不应盲目追求“名校”，应综合考虑学科平台和自身需求作出理智决策。学术系统是一个由不同水平学术组织构成的等级分化的系统，从高水平的精英高校至一般水平的普通高校，学术组织的声誉和地位会逐级下降，相应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精英的分布也逐级减少。[14]因此，不少科研人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热衷于追求“名校”，他们认为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不仅是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认可，还有利于后期的学术职业发展。然而，本文发现，相较于始终任职于普通高校的学术精英，向上流动至精英高校的学术精英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更快的职业发展。恰恰相反，向上流动甚至还减缓了学术精英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速度。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普通高校也不乏优势学科平台和高水平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普通高校本科出身的科研人员完全可以依托这些优势资源获得快速的职业发展;其次，向上流动意味着科研人员要付出一定的调适成本，他们需要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培育新的研究团队，甚至开展新的研究项目，这些都是后续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科研人员在选择职业流动时应综合评估流动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作出有益于长期职业发展的理性决策。
参考文献：
[1]易连云，赵国栋，毋改霞.高校教师聘任的“出身论”现象研究——对百所“985”、“211”院校的调查[J].重庆大学学报，2013（5）：173-177.
[2]罗英姿，尤德晴，刘泽文，等.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方式实施情况分析—基于十所高校的调查问卷[J].高等农业教育，2017（2）：103-107.
[3]郑若玲，刘梦青.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改革探析—基于X大學的调查[J].复旦教育论坛，2017，15（2）：94-100.
[4][9]王军辉，傅十和，洪永淼.科研人才招聘需要“查三代”吗？—基于16所经济学院教师教育背景和科研绩效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通，2014（3）：1-25.
[5]蔺玉.博士研究生科研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2.
[6]柳卸林，王亚娟，左铠瑞.博士研究生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21）：144-149.
[7]刘佳.本科就读院校层次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6）：20-24.
[8]王海迪.院校出身、科研能力与学术激情—申请考核生与普通招考生的比较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8：43-49.
[10]任小琴，程廷廷.学术“近亲繁殖”影响我国一流大学的建立——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7（4）：63-69.
[11]李潇潇，左玥，沈文钦.谁获得了精英大学的教职——基于北大、清华2011-2017年新任教师的履历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8）：47-52.
[12]李峰，魏玉洁，孙梦园.人才项目中的“压龄”申报现象研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案例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9-99.
[13]徐志平，刘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结构——基于中国社会学博士互聘网络的分析[J].高教探索，2018（3）：109-115.
[14]阎光才.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1.
（责任编辑 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