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次，我与刘绪义教授谈我的散文，我说我希望自己的文字有一种悲凉的力量。刘教授竟然笑了起来，你生活那么好，怎么会有悲凉呢？我一时语塞。一连几天，我都在问自己，悲凉从何而来，怎样才使自己的散文拥有悲凉的力量呢？
　　一开始，我的散文写作只是为写而写，写过庸常生活写过乡村记忆也写过文化游记，总是苦于没有特别的亮色。渐渐地，当我回过头再读自己的文字时，便有些恐慌，乃至陷入深深的思索。我猛然发现，既然无法透彻地写世相人生，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字与现实生活存在隔膜，缺乏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吧。
　　事实上，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对普通人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冲突，对写作者的影响同样如此。尤其到了1990年代，人们受到了市场经济更猛烈的冲击，不亚于在“文革”中受到的政治冲击。“文革”时代人们容易丧失自己的个性。这个时代同样如此，甚至比“文革”时代还要厉害，这是一种无奈的悲剧。由此，人们不得不面临一种现状：一方面生存环境日渐恶劣，导致厚重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乃至拜金主义盛行。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忽视了人文建设，导致人的精神价值悬空，人们精神空虚，却未能引起重视。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令人痛惜与不安。
　　虽说中国每年都要出版3000多部长篇小说，且不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但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无品质的自我繁殖，相互繁殖。仍然只是发达的传媒为写作者提供的一场喧闹的舞台表演，准确地说，这些只是在眩目灯光下的秧歌舞表演，无非是热闹一番后，各自离散。然后，再换一个名目，继续热闹，然后呼啸而去。我以为，不管这个文坛多么热闹，如果没有一点探索精神和自省精神，它就是病态的，也是悲哀的。
　　于是，很多时候文学与现实是隔膜的，写作者更多是生活在书斋里，沉迷在个人的虚构里。文学只是出现在纸上，印在书里，和活在当下的人相互隔膜。历史的，现实的，很多真相在现实生活中都被封存着。身处这样的现实，我认为，人的天良正在被侵蚀，有良心的写作多数时候是缺席的。每每此时，我总是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当读过龙应台的《野火集》，我真的被龙应台所折服，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就将在西方世界盗来的火种，带回家乡台湾，承继了盗火者的启蒙角色。扪心自问，我却做不到，未能拥有一种勇气与底气，或许是视野与知识的储备吧，由此而陷入惶惑与悲凉。
　　我逃避现实的喧嚣与惶惑的方式，就是去旅行。用旅行这种方式，来磨自己的文学与心灵之剑。波斯诗人穆萨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如果活90岁，就应该用30年来游历，30年来读书，用剩下的30年来写作。我之所以要在旅途中过那种行走的生活，就是想让一种来自大地的真实过滤掉我过去的浮躁、虚妄和忧心。我在寻找我写作的背景。我需要营养，我需要认知和理解，我更需要一种文化与哲学的底蕴。但我发现，无论是我的行走浏阳河，还是丽江行、古村落行、江南古镇行等等，看到的依然是纷繁喧哗的世界，看到的商业文明对人们平静生活及心态的冲击，乃至使得内心价值观的失衡。
　　于是，我转而决心去好好读书，至少我得先试图梳理湖湘文化的渊源。在长达两年多的阅读历程里，我的心绪不由为那些湖湘文化名人或与湖湘文化有过深刻渊源的名人的命运遭际而波动。文化的曲折前行由来以久，在我看来，自是与悲凉相伴而行。于是，我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去观照这些历史人物，关注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及他们于文化的贡献，如何促进并丰富湖湘文化的内蕴。当埋头于历史故纸堆时，我的心总是陷在一种深刻的悲凉里不能自拨，好在悲凉又转化为一种力量，令我于世事于人生于社会的思索得以渐渐深入。当我试图用文字来抒写自己的感悟时，便有了30多篇指向湖湘文化名人的“新人文散文”。
　　由此，我豁然明白，散文写作重在“文化自我”，并以此为写作者心灵自由放纵，也是自由独立的个体精神象征，力图摒弃种种无意义的相互繁殖。为此，应认识到悲凉的力量，承担着一定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责任，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不为任何外在势力所左右和规定。也就是说，散文写作者身上应带有文化的烙印，并以自由的、审美的视角去观照整个人世间，观照芸芸众生，实现反思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