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滋味，也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总以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永远无忧无虑地活下去了，便可着性子闹啊淘啊，不知道屁股上挨过多少笤帚疙瘩，也不知道让父母揉了多少心。家在黄河岸畔，一河流水便成了我年少对顽皮捣蛋的世界。天热了，一头栽进河水里，不管它水有多深：撒野了，把一支大船顺河放下去，不管它浪有多大。曾经捉鸟逮蛇，曾经追牛赶羊；曾经掉进井里，曾经落进锅里。从长城上摔下去，翻一个跟斗站起来，嘴里还哼着小曲几；读书时路过坟场，撒欢儿追着磷火玩……也有病倒的时候，母亲请了山乡郎中来，或者十指扎针，或者碗渣放血，几个时辰过去，又是活蹦乱跳的一条好汉。那时候生命结实得像铁蛋子一般，摔它不烂，砸它也不开。
　　不知怎么就长大了。就遇到了一连串的运动和灾难。家里穷得叮当响，揭开锅是一个愁字，出门来还是一个愁字。上学交不起学费，又念着日后或许有一丝前程，便在每年假期想着法几挣学费。14岁那年，我在工地上当小工，一担挑三十块砖头。一个月下来，肩膀上是一道硬棱。15岁在大船上扛盐包，一袋子是二百斤。盐把肉蜇破了。血水汩汩地往外渗。为了读书，总算咬着牙挺过来了。上初中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帮子学生饿得东倒西歪，十停人有五停偷跑了。好不容易读到高中，眼看就要高考了，偏偏又撞上十恶不赦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便回到村里头，苦苦地熬煎日月。那时候谁还把身体当回事情呢?全国的口号是“不怕苦、不怕死、活着干、死了算”，倒好像中国，人太多了，命就犹如蚂蚁一般。
　　正是在村里那幾年，不知道怎么就学会抽烟了。和社员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轮着抽自家种的旱烟叶子。同学们凑在一道，相对无言，抽那种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倘若遇着分红，便凑钱买来散装烧酒，喝它个忘天忘地忘爹娘。忘不了的是“文化大革命”。醉里闸一声：这事还有完没有完?谁都回答说：只有老人家知道。
　　十年以后，看当年翩翩少年，鬓角白了，脸面也皱了。都说该调理一下身体，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可偏是舍不得那点时间，偏是要争一口气回来。于是三十岁的后生、闺女们振作精神，或温习功课，一心要圆回一个过去的梦；或在自己的岗位上愤然拼搏，一心要把丢失了的东西捡回来。
　　1977年，我调到省作家协会工作，单位里除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其余人等几乎都是“老三届”学生。按说这里条件不错，按说大家该缓一口气了。可是岁月催人，事业催人，编辑之外，都想着写点东西出来。这就把自己套在一盘沉重的石磨上了。白天看稿，直看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晚上用凉水冲冲头，再挣扎着开垦“自留地”。一篇篇作品出来了，人也就累坏了。明知道这是一种身体“透支”，一种健康“赤字”，这是寅年把卯年的粮食也吃完了，可是谁也不后悔，谁也不愿意稍微把自己调整调整。编辑部里阳光灿烂，坐了一帮蓬头垢面的人。人笼在烟雾里。女士们敬鬼神而远之。
　　终于出事了。我们的一位中年诗人突然就患了不治之症。太原看不了，到北京。北京的大夫说，赶快回去吧，病人没有几天了。接着又传来消息，外省几位很要好的朋友也先后撒手西去了。譬如莫应丰，我们在鲁迅文学院几次喝得醒过来醉过去，不想他随后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譬如邹志安，我刚编完他的小说，刚给他写了信，约他来太原抽烟喝酒聊文学。信还未到吧，人先逝去了。还比如路遥，他怎么就那么残酷地折磨自己呢?他说他的身体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整个被扯断7。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为吸进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他的五个手指头死死地撮合在一起，再也休想捏住那杆害人的钢笔了……
　　这才想起我自己。赶快到医院检查，一查就查出许多毛病来。再也不是铁蛋子了，皮肉已然变成了蜂窝煤。爹娘给的一副好身板，生生地让我给糟蹋了!
　　吾辈何言?想从头再活一次，老天爷不让我们占了这份便宜。想从此罢笔，又眷恋着那害人非浅的名份与利。呜呼哀哉!鱼与熊掌，舍谁取谁?
　　无论干甚么，身体都是最可珍贵的本钱。人活在世上，还有比健康更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这是老话。可惜我没有好好地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