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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迎接建党100周年，本刊特设“语言事业百年谈”栏目，遴选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友好人士有关语言事业的语录，呈现中国共产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引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文字改革、改革开放后倡导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历史脉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滋养和启迪。（整理者：北京华文学院 赵春燕）
1921～1949年
陈独秀
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研究制造新的文字。
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种地方语作标准，现在国语真正未成立之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自序及说明》，1929年3月）
瞿秋白
中国话的发展显然没有日益分化的趋势，而只有日益同化的趋势，但是离着统一的时期还很远。……中国言语的真正的统一，必须经济上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经济机体，方才可能。而现在的经济情形只是围绕着各个大城市，形成比较大的区域，以及各自的普通话。（《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1932年8月）
一切写的东西，都应该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话。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这是要新兴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着一般劳动民众去创造新的丰富的现代中国话。（《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6月第1期）
鲁 迅
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门外文谈》，《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
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几个重要问题》，载《鲁迅最后遗著》，莽原书屋，1936年）
陈望道
我们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也反对把汉字看做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我们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它是跟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汉字本身自有它存在的历史价值，既用不到废除也决不会废除。（为上海新文字研究委员会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1939年7月）
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渐进步，趋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确和适当。（《“中国语文学会”成立缘起》，《文汇报》1947年2月14日）
钱玄同
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陆基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的提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1922年）
国语文学是活的文学，国语是活的语言，所以现在应该用天然的活语活音作为国语国音，而且还应该定一种活语活音作国语国音的基本，而再旁搜博采许许多多别种活语活音以辅助之增益之，使国语国音丰富到不可限量。所以现在定用北京语北京音作国语国音的基本，这是咱们的主张。（《给黎劭西的信——樵歌的跋》，《语丝》1926年10月23日第102期）
黎锦熙
汉字革命，为的是文学的革新和文化的增进与普及，是学术上的问题，是教育全部的问题，不但是通俗教育，平民教育的问题。汉字革命，为的是要使汉语脱离汉字，得到一个“真切的表现”。……用改革文字的手段来保存语言，整饬语言，提高语言，修饰润色语言。（《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8月）
所谓“不统一”的国语统一又怎么讲呢？国语统一，并不是要灭绝各地方的方言，因为方言是事实上不能灭绝的，是有历史关系的，而且在文学上也是狠有价值的。用灭绝方言的手段来强迫国语的统一，这又是二千年前李斯丞相所干的勾当，是终于没有效果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1926年1月）
1949～1978年
毛泽东
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写的按语，1955年12月）
（汉语拼音方案）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廣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同吴冷西、田家英讲到如何写文章时的谈话，1958年10月26日）
周恩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
吴玉章
我国使用汉字，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要改变成为拼音文字，自然不是很短时间所能完成的。而且，即使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因此，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关于汉字简化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4月7日）
要使汉族人民，普遍使用一种共通的语言，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能强迫命令，急于求成。……应当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作为一种科学实验，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在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64年8月17日）
罗常培
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才能使人们正确地互相了解。……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是各个民族形成的方式可以颇有不同，而且各个民族原来的“语言生活”也是多种多样。这里只能极概括地说明。
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现在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亂情形一大部分是在词汇方面。（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1955年10月）
王 力
在文字改革前途上也的确存在着许多困难，需要全国知识分子共同讨论，共同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法。只要是善意的、企图解决文字改革的困难的意见，都应该受到欢迎。甚至怀疑文字改革和反对文字改革的言论，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都应该予以发表。（《关于文字改革问题应该经常展开辩论》，《文字改革》1957年第10期）
简化汉字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繁体字难写，难认。有些知识分子低估了简化汉字的作用，以为多写几笔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写惯了繁体字，一时改不过来，因此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有人认为简化汉字破坏了“六书”（据说“六书”是造字的原则），从根本上反对简化。这些都是没有替六亿人民的利益着想。（《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文字改革》1960年第3期）
1978～2012年
邓小平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江泽民
语言文字工作，我讲三点意见：一、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二、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三、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江泽民总书记对语言文字工作作出三点指示》，《语文建设》1993年第1期）
胡锦涛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
胡乔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了名之后可以贯彻新的方针，说服大家适当放慢文改脚步，并说明文改的内容扩大了，名副其实，……改了名，表示文改工作进了一步，有利于开展工作，适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现在嘛，名不副实，检字法、汉字信息处理、语言规范化等等，文字改革就包括不了。〔《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成员的谈话》，1985年7月2日，载《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
吕叔湘
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语言研究》创刊号题词，1981年）
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象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法国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论人口，法国人口五千万，我们是他们的二十倍。他们的词典两万多种，我们不知道出到了两千种没有，相形之下实在是难为情。……所以说，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
周有光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一座使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新时代的新语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人类学中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missing link）：猿和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文字学中也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意音文字和字母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
2012年～
习近平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习近平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3月）
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2019年11月）
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21年3月5日）
1921～1949年
陈独秀
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研究制造新的文字。
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种地方语作标准，现在国语真正未成立之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自序及说明》，1929年3月）
瞿秋白
中国话的发展显然没有日益分化的趋势，而只有日益同化的趋势，但是离着统一的时期还很远。……中国言语的真正的统一，必须经济上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经济机体，方才可能。而现在的经济情形只是围绕着各个大城市，形成比较大的区域，以及各自的普通话。（《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1932年8月）
一切写的东西，都应该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话。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这是要新兴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着一般劳动民众去创造新的丰富的现代中国话。（《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6月第1期）
鲁 迅
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门外文谈》，《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
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几个重要问题》，载《鲁迅最后遗著》，莽原书屋，1936年）
陈望道
我们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也反对把汉字看做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我们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它是跟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汉字本身自有它存在的历史价值，既用不到废除也决不会废除。（为上海新文字研究委员会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1939年7月）
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渐进步，趋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确和适当。（《“中国语文学会”成立缘起》，《文汇报》1947年2月14日）
钱玄同
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陆基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的提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1922年）
国语文学是活的文学，国语是活的语言，所以现在应该用天然的活语活音作为国语国音，而且还应该定一种活语活音作国语国音的基本，而再旁搜博采许许多多别种活语活音以辅助之增益之，使国语国音丰富到不可限量。所以现在定用北京语北京音作国语国音的基本，这是咱们的主张。（《给黎劭西的信——樵歌的跋》，《语丝》1926年10月23日第102期）
黎锦熙
汉字革命，为的是文学的革新和文化的增进与普及，是学术上的问题，是教育全部的问题，不但是通俗教育，平民教育的问题。汉字革命，为的是要使汉语脱离汉字，得到一个“真切的表现”。……用改革文字的手段来保存语言，整饬语言，提高语言，修饰润色语言。（《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8月）
所谓“不统一”的国语统一又怎么讲呢？国语统一，并不是要灭绝各地方的方言，因为方言是事实上不能灭绝的，是有历史关系的，而且在文学上也是狠有价值的。用灭绝方言的手段来强迫国语的统一，这又是二千年前李斯丞相所干的勾当，是终于没有效果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1926年1月）
1949～1978年
毛泽东
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写的按语，1955年12月）
（汉语拼音方案）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廣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同吴冷西、田家英讲到如何写文章时的谈话，1958年10月26日）
周恩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
吴玉章
我国使用汉字，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要改变成为拼音文字，自然不是很短时间所能完成的。而且，即使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因此，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关于汉字简化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4月7日）
要使汉族人民，普遍使用一种共通的语言，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能强迫命令，急于求成。……应当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作为一种科学实验，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在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64年8月17日）
罗常培
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才能使人们正确地互相了解。……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是各个民族形成的方式可以颇有不同，而且各个民族原来的“语言生活”也是多种多样。这里只能极概括地说明。
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现在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亂情形一大部分是在词汇方面。（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1955年10月）
王 力
在文字改革前途上也的确存在着许多困难，需要全国知识分子共同讨论，共同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法。只要是善意的、企图解决文字改革的困难的意见，都应该受到欢迎。甚至怀疑文字改革和反对文字改革的言论，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都应该予以发表。（《关于文字改革问题应该经常展开辩论》，《文字改革》1957年第10期）
简化汉字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繁体字难写，难认。有些知识分子低估了简化汉字的作用，以为多写几笔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写惯了繁体字，一时改不过来，因此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有人认为简化汉字破坏了“六书”（据说“六书”是造字的原则），从根本上反对简化。这些都是没有替六亿人民的利益着想。（《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文字改革》1960年第3期）
1978～2012年
邓小平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江泽民
语言文字工作，我讲三点意见：一、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二、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三、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江泽民总书记对语言文字工作作出三点指示》，《语文建设》1993年第1期）
胡锦涛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
胡乔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了名之后可以贯彻新的方针，说服大家适当放慢文改脚步，并说明文改的内容扩大了，名副其实，……改了名，表示文改工作进了一步，有利于开展工作，适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现在嘛，名不副实，检字法、汉字信息处理、语言规范化等等，文字改革就包括不了。〔《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成员的谈话》，1985年7月2日，载《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
吕叔湘
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语言研究》创刊号题词，1981年）
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象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法国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论人口，法国人口五千万，我们是他们的二十倍。他们的词典两万多种，我们不知道出到了两千种没有，相形之下实在是难为情。……所以说，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
周有光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一座使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新时代的新语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人类学中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missing link）：猿和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文字学中也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意音文字和字母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
2012年～
习近平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习近平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3月）
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2019年11月）
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2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