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学界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在众多的研究论述中，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海外继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该书出版于1971年，系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其后在汉语世界也接连再版，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列文森立足点有异，身为华裔的作者，着重强调在对接西学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内在复杂性与活力，而非将其看成整体的西学的对立物。换言之，作者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的考察，指出了在西方刺激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过渡中的复杂性，突破西方学界既有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简单模式。
　　张先生此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它所阐述的过渡时代依然在延续之中。对此作者明确言道，这一时期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趋于告终，寻找新的思想方向被提上日程，但直到今天仍在摸索之中。
　　思想史的魅力在于书写历史与现实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张先生以回到历史的方式，通过梁启超揭示中国传统思想步入近代的复杂面相，描绘了一幅过渡时代的思想变迁轨迹。在列文森笔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出现历史和价值分离，理智上疏远本国文化，感情上仍依恋本国文化。张先生则更侧重挖掘历史的复杂性。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也非完全与西学对立。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梁启超就比照西学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法家的富强思想和墨家的博爱主张，这些都具有与西方可通约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即使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内容也不是全然僵化的，梁启超在儒家思想中依旧肯定了孝的道德价值，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在张先生眼中，梁启超此种对传统文化态度并非如列文森所言，是简单的感情依恋，而是如传统文化本身一样复杂。
　　当然，梁启超等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并不能掩盖中国思想界全方位接受西学并进而趋向近代的轨迹。张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细腻地考察这一过程，尤其揭示了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特点。中国思想近代过渡是全方位的，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国思想的民主化及其集体主义取向。从先秦孟子的民本思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反君主专制理论，中国古代不乏反专制主义的思想。但是，这类思想只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流，且它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本身，其思想的核心仍是希望君主“为民治理”。
　　中国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天而非民。正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继承并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反专制思想。在梁启超那里，民取代天意，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只有依据人民的集体意志方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这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的关键所在。
　　在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其重心指向始终是集体主义的国家，而非张扬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趋向集体主义。梁启超提倡民族主义，构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倡导符合民主观念之新民，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国家的近代化。在此过程中，崇拜国家，国家理性压倒一切，爱国主义成为最高价值。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将中国从一盘散沙逐渐凝聚成一个偏重于集体主义的近代国家。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取向究竟是其不足还是优点，站在后人角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中，区别于近代西方的主要特点。
　　张先生对梁启超及其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研究，留下许多令人深思回味之处。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已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让位于西方民主思想无从避免。这也就是梁启超后来坚决反对康有为儒教主张和实践的原因，亦即他所言：“欲救今日之中國，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破坏。孔学制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全然负面化。传统思想在私领域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相比五四思想界在中西文化中不破不立的决绝态度，梁启超及其对中国近代过渡思想的影响和价值，窃以为主要在于让近代以降的中国既能努力融入西方价值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又可以至少在私领域保留乃至进一步确认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特性。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美）张灏著，崔志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