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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初冬的一天，我去了一趟金泉北边的木塔。木塔是银杏坪区政府的所在地，我去那里是为了打听两个已故人的踪迹。其实，我跟这两个人都不认识，之所以要打听他们，还得从几年前我买的几份资料说起。
退休之后，逢双休日，断不了去金泉东庙那里的旧货市场转转。去那里不是买古玩，咱对那玩意儿不懂，也没有那份闲钱。我去那里只是在旧书摊上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书，遇上了花个十块二十块买上几本。
2009年夏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又去了那里。来来回回转悠了几圈，没有一点收获。正准备打道回府，听有人喊“卖玉茭来”。这一声让我停下了脚步。不是觉得肚里饿了，而是那熟悉的乡音。因为一般卖玉茭的人喊的都是两个字“玉米”，最多在前面加上个热字。而这人嘴里喊出的不光是四个字，并且叫玉米不是玉米而是玉茭。因此，我断定他不是本地人，是我的老乡。
等他走到我的跟前，我说，给饿（我）拿上一外（个）玉茭。那个卖玉茭的一听我的话，笑了，今天碰上了老乡，你也是原平（皮）的？我说，是。那天，我从他的口中得知他的老家距我的老家有三十来里地，不是一个乡，但他和我却是同一个姓：皇甫。他的名字叫晚秋，像琼瑶小说的人物。他的个子一米六上下，长相也一般，最突出的是那一口獠牙，把个嘴唇顶得噘了起来，有点难看。
那天，晚秋管我叫大哥。他说，大哥，你买下甚了？我说，这不是，就一穗玉茭，也是因为你卖。晚秋说，你来这里主要是想买甚？我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碰上喜欢的书买上一半本。噢。我夜儿见了一沓信纸写下的东西，是“四清”时候一个民办教师写的检查，两个人因为价钱没有闹成。我问晚秋，要多少钱？五十。那人只给出三十。我一把将晚秋拉在一旁说，给你五十，你悄悄过去把那东西给咱买下。晚秋点点头说，行。可不知道卖了没有。一会儿，晚秋笑嘻嘻地回来了。他从怀里取出那一卷信纸，还有十块钱。说，我跟他搞了搞价，另外，我在这里卖玉米，他们都认得我。我说，谢谢你，老弟。这十块钱就归你了。晚秋说，哥，你把我看成甚人了。我说，你是我兄弟，老哥没有别的意思。记着，以后碰到这一类的东西，你给老哥买下，要是不方便，就给老哥打个电话。说完，我掏出名片，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米良的16份检查
我把那一沓信纸装进背包里，到马路上拦了个出租。回到家中，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取出了那一沓信纸。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信纸上究竟写的是啥，有没有价值。
那些信纸保存得很好，没有一点损伤。纸是那种常用的红道道信纸，漂亮潇洒的字，流畅通达的语言，条理清楚的思维，这些文字出自一个不错的民办教师米良之手。我那天忘记了饥饿，一直把那厚厚的一沓信纸看完。检查共16份，检查最长的达13页，6000多字，16份检查总计5万多字。
这16份检查均写于“四清运动”时期。
“四清运动”的全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次运动，我知道一些。那时，我在原平老家的农村务农。“四清”工作队进村那年，我虚岁十五。按现在的说法，还属于未成年人。可那时候的我，已经是生产队的“干部”了。我的职务是生产队的保管。保管这官儿说大不大，上面有会计、生产队长，说小也不小，生产队的粮食、种子、蔬菜以及农业生产所用物资，一句话，队里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会计入了账的东西，都归保管管。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保管的重要性了。其实，我那时也没有感到自己有多大的权力，社员们到地里干活，需要什么农具，就找我领，用完了，我再把它们放进库里锁起来。饲养员要给牲口领饲料，手里拿着会计开的条子，我就打开库房，给他秤上。每天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有时候手里正端着饭碗，有人要领东西，我就得放下饭碗出去，怪麻烦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能够代表我身份的叫作印板的东西。那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长约50公分，宽约20公分，木板的一面有木匠用凿子刻了第X生产队字样，另一面钉着一个木制的把手。它的用途就是往粮食上盖。生产队的粮食入了库，保管就拿着印板在粮食堆上印几下。别小看那几个字，如果保管印在粮食堆上的那几个字没了或者变了形，就证明有人动过了它，就得报案。当然，如果是耗子在上面捣乱，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当了保管没多久，“四清”工作队就进了村。他们一进村，就开始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调查摸底，召集干部们开会、学习，然后让大家发言。对了，我开始忘了向大家交代“四清”工作队是来干什么的。所谓的“四清”，开始是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为以“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先后分三批入村，因为我们那个村子不大，不足七百人，工作队是最后到我们村的。我们村的工作队一共有7个人，外县的4人，本县借调的1人，部队的2人。部队的两个人年纪大的姓段，河南人；年轻的姓池，大同人。姓段的是个营级干部，也是工作队的头儿。两人都在番號为496的部队，部队的驻地就在离我们村20多里的一条沟里。
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干部们被集中在一起，听工作队的人在给我们念文件，念报纸。那天晚上，不知怎么，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并且还打着很响的呼噜。我的呼噜引来人们的笑声，也引来了工作队人们的目光。我清楚地记着，工作队的负责人老段推醒我后说：小皇，小皇，屋里下着雨来了，快往院里跑！醒来后的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有点尴尬，也有点害怕。不过，老段没有批评我，而是说，你还是个娃娃，瞌睡了就回去睡吧，以后就不用你参加了。老段的一句话就把我给解脱了，后来我再没有参加过那样的会议。
可更多的人没有我那样的幸运。
后来我才知道，在“四清”运动中，农村的大多数干部被列为“四不清”干部，工作队一面组织他们集中进行“洗手洗澡”，交代四不清问题，一面组织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检举。对一些问题较大、反映较多的干部，分别在大会、小会乃至联村联队“放包袱”，检查交代四不清的错误事实，有检查好的，也有的被当场宣布撤职和逮捕的。有的大队将数十名干部变相关押在一起，让家属送饭，责令干部交代问题。一些干部被迫虚报贪污事实，以求尽快过关。而不少工作队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又一味追求所谓麻袋（粮食）、票票（现金）的“辉煌战果”，对干部的交代信以为真，以致造成了许多假案。仅我们那个县，在这次运动中，就有72人自杀。“四清”运动刚刚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四清”运动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或者叫序幕。 起初让我不解的是，米良是个民办教师，又不属于这次运动的对象。后来，我在那本《四清运动实录》上找到了答案。
什么是清政治？怎样清政治？在这方面，有的地方明确规定，清政治总的要求就是要以《二十三条》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充分发动群众，大反资本主义，大反“和平演变”，突出地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对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把他们揭深批透，挖出幕后的阶级敌人和社会上的投机分子，把他们斗倒制服；彻底揭开阶级敌人搞“和平演变”的内幕，把资本主义搞臭，把社会主义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清政治的重点。
扯得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来说米良吧。
米良的第一份检查写于1966年2月1日，那天是农历的正月初十。
检查用同样的信纸做了个封皮，依次写着：
自我检查
金泉市郊区杨柳公社下余初小
民办教师米良
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1979年后享受“责任田”外，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民办教师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的时候。据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多达491万。
和所有检查者一样，米良在谈到自己对运动的认识和转化过程中称，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由于自己觉悟不高，对运动认识有偏见，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态度消极。
米良写这份检查时，刚刚参加完培训。他说，“这次集训，听了X部长、X书记的报告，通过学习讨论，大揭大议，领导同志‘洗手洗澡’放包袱，群众自我教育，这一系列的过程，使我深深认识到这场运动的目的确实为了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兴无灭资的革命运动。在思想激烈斗争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解除了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评判了多年来认为‘出身不好就没前途’的错误认识，明确了个人的前途要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阶级观点，认识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危害性，立志重新做人，改造思想。”
米良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检查。
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对于这一点，米良没有回避，而是联系自己的思想，追根溯源。他说，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行动是和他的立场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错误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过程，绝不是偶然的。回顾过去，检查认识，米良深感自己以往一直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统治了思想领域，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下，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归根结底，是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没有确立起来，这就是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他说，过去，由于自己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改造很差，错误地认为“出身不好就没有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对家庭出身不能正确地对待，想这想那。如1952年因为自己犯错误，政府改造了自己8个月，释放后还给了工作，继续让自己当教师。可自己对这一改造不能正视，反而有埋怨情绪，认为这是过分的处分，认为是丢人。有人要问起这件事，他就觉得还不是因为自己成分不好，要是这错误放到别人身上不一定给那么大的处分。他常常想，父亲真没出息，为什么要把他给了人。养活不了他，倒不如当初把他弄死。对父亲为什么把他给了人的主要原因都不加认识。对“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可以选择”的这一根本问题不加领会，所以一味埋怨，这样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听党的话了。对毛主席著作根本学不进去，整日就考虑生活、家庭。自己口头上说得多么好，但思想上有个老想法——认为这一辈子是完了。工作中做出成绩没人问，有了缺点受批评，犯了错误要挨整，终身前途断送尽。所以，米良整日闷闷不乐，进步的人不接近，党团员更不接近，怕说错话，让人家汇报了，到时候挨整。落后的人他才愿意接近，谈起来心投意合。这样，他的思想越来越僵化，错误越来越多。
由于这样，米良说他在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对此，米良作了认真详尽的交代。
犯错误的时间大约是在1964年的6月。
有一天，米良去文教局谈工作问题。走到归阴，路遇本村社员赵中关。赵中关是初中毕业后回乡的知识青年。米良问他你去哪儿呀？赵中关说进城呀，还有些事到冶金学校找赵X（是下余的，在金泉冶金工业学校学习）谈谈报考问题。米良说，咱俩走一条路，我也去新建路。赵中关问干啥去呀？米良说到文教局看看，能不能恢复工作。听说，杨柳的李XX已经恢复了工作，看我能不能。赵中关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什么回来。米良说1962年精简回来的。在这之前，他俩互不了解，赵在北头住，米在南头住，经常不见面。一路上他们俩就以互相了解为谈话主题，一会儿谈你的，一会儿谈他的。米良的家庭出身赵中关是知道的。米良记得赵中关问过他，听说米二货和你是亲兄弟？他说是。赵中关说，你甚时候给了这一家的？米良说，听我父亲说，生下我以后，我们全家六口人，我父亲养活不了，三个月上就给了人。赵中关说，你不了解我哇，我在这儿也不是亲生的父亲。我是南门外的，我父亲死了后，我妈带上我到了这儿的。我和你是个相反，我要是在我家，不是地主也是个资本家。米良问，你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你家还有什么人？赵中关说，我父亲过去在省政府干事，家里还有个奶奶，我们家房子可多了。一路上，就这样说说问问，到了金泉冶金工业学校。找到赵X，已经过了12点。这时，文教局领导同志还未上班，他们在赵X宿舍洗了洗，喝了水，扯了些闲话，一点多钟，米良要去文教局，赵中关和赵X就同米良相跟着出来。那天是个雨天，走到区人委所在地，米良就进去，他俩在外等着。米良到了文教局和樊XX同志谈了有关问题，大约有半个小时，米良就出來。和他俩又回到冶金学校宿舍推自行车。出来后，米良问赵中关，你不是还要看你父亲去，走吧！赵中关说，算了哇，也没什么要紧事，天气不好，早些回哇。你还有什么事？米良说，没什么事，主要就办这件事。赵中关说，刚才听你说，我看你这恢复工作的希望不大。米良说，不管大不大吧，硬叫碰了也甭误了。也许研究以后有些希望。现在郊区教师缺，领导上也会考虑这个问题。赵中关说，你这成分对你有很大影响，恐怕研究时首先要考虑你这个问题。这一下，又勾起米良的旧病来了。他就背的个这包袱，赵中关这一说，米良就谈起许多往事。主要谈了些过去因出身不好到处碰钉子的事，栽跟头的事。赵中关也谈了些他的情况。主要谈他高小毕业后没考上初中，隔了一年才考上初中。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他认为这是国家对青年不关心，有些学校停办了，有些学校减少班级了，反正是对现实不满。由此扯到某些工厂关门，工人压缩的问题上。赵中关说，这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叫得好听，还不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吗？谈到这些，米良只是听，不发表个人见解。因为他不太了解赵中关。后来又扯到其他方面去了，赵中关认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应该通过自习提高，光凭劳动是不行的。平平凡凡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他说，像我吧，真苦恼。每天劳动回来还做饭。赵中关说这话，米良表示同情。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自己不会做饭经常饿肚子的苦恼过程。赵中关说，在农村应该研究些农业科学技术，光凭劳动，农民是看不起你来。我计划组织几个青年，研究农业技术。米良说，行嘛，能研究出一套东西来，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赵中关说，今天我想买个油印机，准备编写下些材料，油印方便。米良说，咱们大队有油印机，买它干啥？赵中关说，不行。人家不让随便用。况且，这是个长远打算，自己买下用起来才方便。谈到这儿，已快到回家的分路上了，分别时，赵中关说，以后来坐吧，以前咱们不惯，慢慢就惯了，咱们挺对脾气，来哇！米良说，好吧，有时间去。就各自回家了。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一路同行。 他俩第二次见面是在十几天以后。下午，米良听说赵中关已经报名了，准备考师专（1964年在乡知识青年通过有关单位证明即可报考）。晚上，米良就去了他家。这次米良是抱着关心他的态度去的。去了就围绕这一主题谈。米良说，假如你这次能考上师专，今后我们就是同行。赵中关说，希望不是很大，还不一定能考上。米良说，这几天要抓紧学习，主要要加强政治时事学习，多看些报。别小看这科考试，很重要。赵中关说，这不愁。后来又拉了些闲话，米良就回去了。米良一向不愿在别人有要紧事的时候多闲聊，恐怕人家讨厌自己，这一回坐的时间不长。
过了几天，听说他们考完了，米良第三次去赵中关家是那天下午六七点以后。记得天还没黑，赵中关不在家，米良就出来。正遇上郑竹林在村边一家大门口拉胡胡，米良说，拉得挺不错。郑竹林说，和他们在这儿耍嘞（当时还有几个小孩在旁边听拉），坐坐吧。米良就和郑竹林到了他家门前石头上坐下。后来李开仁也出来了。米良问，考得怎么样？李开仁说，不行。咱这两下还能考上？他又问，中关考得怎么样？李开仁说，不清楚。他们三个就围绕考试问题谈了一阵，米良就回去了。
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有一天黄昏米良回家后，他爱人告他说，中关寻你来。米良问，说甚来？他爱人说，见你不在，就走了，甚也没说。记得当天晚上有件什么事，他没有顾得上去中关那儿，是第二天晚上去的他家。赵中关说，我昨天去你家来。米良说，知道，我女人说来。赵中关说，看来考取的希望不大了，还没通知。他说，再等几天，也许没有定下来。赵中关说，不可能考上，本来要的就少，报那么多人还能考上。这是哄人的手段，我早就看透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苦恼，他们就不懂得青年的要求。他说，可不是。不过，不必太失望，你还年轻，今后还有机会，成分也不赖，也许明年还要招考。后来，就转到李开仁的填表问题上。他说，听说李开仁在报考表上填了个团员。赵中关说，那家伙就是认不得自己。他初中还没有毕业，在新南技校混了几天，就敢报考高等学校，真是不自量力。像我吧，我那年回来就没有带回团的关系来，那算个啥？在农村，你要是团员，有的人就不敢靠近你，反而不便。听了这些话，他感到这个人思想上确有问题，比自己还落后。不过，米良也没有说什么，就转到李开仁身上。他说，那个人是不是很自高？赵中关说，怎不是，我就不待理他。又问，你和郑竹林惯不惯？他说，不大惯。北头的年轻人都不大惯。赵中关说，竹林子比李开仁强，有才能，就是胆子小，我老实告诉你，这几年，我在他身上下过许多辛苦，想办法培养他。有一次，我还用了一个办法考验过他。他问，你用什么办法来考验他？赵中关说，诈唬过他，经过培养，现在的胆子大了些，今后还得从这方面考验他。他说，一个人的胆量是长期锻炼来的，要经得起考验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胆量太大了也不好，容易出乱子。赵中关说，我想组织一个“农业技术研究小组”，你看行不行？他說，你搞这个组织必须经过大队党支部批准，不能凭个人的名义搞组织。赵中关说，根本不需要。研究农业技术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能搞好，等搞上一段时间，搞出些成绩再说。他说，研究农业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如果你不通过大队，到什么地方去试验？赵中关说，咱们有自留地还不能实验吗？你就通过大队，它也不给你。农村干部就是没有这个远见，咱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他说，那你对研究组的人员怎么选择？赵中关说，有郑竹林，宇文村还有一个（姓名我没有记住），也是个地主出身的。他问米良，你是不是愿意参加这个组织？他说，我对农业也不懂，学校教学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参加研究。赵中关说，咱们白天都要参加劳动，晚上来研究。他解释，我孩子多，家务忙，晚上回去事情多，不能想出来就出来。赵中关说，咱们这是定期的活动，又不是每天晚上都搞。我看你年龄比我们大，生活经验也比我们多。他说，考虑考虑再说。米良后来就借故天晚，告辞回家。赵中关送出他来，在村边的小路上，他和赵中关说，今后说话要注意，不能想说甚就说甚，因为他意识到赵中关所组织的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他怕赵中关跟别人说出自己来，将来受影响。
这一夜米良反复考虑，这几个出身不好的人组织在一起研究农业知识行吗？将来一旦被发觉，从这几个人的出身一分析，岂不是个挂着研究农业的幌子搞反革命活动吗？这时，他后悔当初不该和这个人接近。这一夜，他前思后想，通夜未睡。心想，自己出身不好就是个大包袱，再参加上个组织，不是个小问题。将来被发觉，不是杀头，就是住法院，反正罪过是轻不了。
究竟该怎么办呢？不参加吧，赵中关已经跟自己说了，参加吧，这是个什么组织！是真的研究农业技术吗？参加这个组的是些什么人？越想越不对。他清楚地知道，组织起来就是要有活动，谁知道他计划搞些什么活动。假如要研究政治问题，岂不是个大问题？他感到后果太可怕了，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
那几天，每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心情太沉痛了。因为他知道那样下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为了孩子们，他不能那样做。
几个晚上米良怕得睡不好觉。他想光怕不行，得找赵中关谈谈危害性。
他也想过，是不是赵中关说的和自己想的两回事。人家真的是为了国家的农业发展进行研究呢。还是再有机会和他谈谈，了解了解人家的真实意图吧，不要错怪了人。可是为什么不组织几个其他成分的人呢？偏偏就是那么几个人，又不愿通过大队！
过了几天，米良听说归阴演电影，就叫赵中关去了。后来他又叫上郑竹林，路子上还相跟了几个人。影片是《红日》。看完就回来了，没有说甚。而且也不能说甚，好几个人哪敢说。第二天晚上还演，影片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米良没看过这部影片，想看一看，就问他们，明天晚上来不来？他们说，看吧。第二天下午，他去叫赵中关，郑竹林这天没有去。听赵中关说，是他爸不让他去啦。他们就相跟上往归阴走。这天晚上没有其他人相跟。在路上，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怕人听见。
赵中关问他，上次咱们谈的问题，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他说，你们研究吧，我是搞教育的，参加进去作用也不大。赵中关说，那有什么关系，我看你将来得搞农业，干教育不会长久。他说，不让干就算了。不干了吧，我还每天挣不下十分。现在全年挣上三千多分，我参加劳动也能挣三千多分。赵中关说，在队里劳动，必须掌握技术，要是有了技术，他们就不小看你了，工分也能多赚下，还少受苦。他说，像咱这种人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赵中关说，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吃开。他说，我总认为成分不好的人总是吃不开。像我吧，教书这么长时间，不能说有经验，但比那些刚干的人总强些，可是校长不但看不起你，总是打击，遇机会就想排挤你，干甚也不行。反正一个成分坏就倒霉了，我这几年还不是受了这害？接着又说，像你上次说的那个问题，我几天反复考虑，是干不得。将来弄不好，人家一分析，你们这个组的成员是些什么人？人家真的认为你们是研究农业技术吗？我看不会。往政治上一拉，说你啥就是啥。这不是自找苦头吃，弄不好你还不得住法院？赵中关说，不怕，只要咱们自己知道，不和别人说，谁能了解了咱们。你要怕，咱们订上几条制度，大家订大家遵守。他说，那也不行，反正这件事干不得，我是不参加，你们要组织的话，你们研究吧。一会儿就到了归阴，买票看了电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学生相跟上走的，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就各回各家了。 以后，他很少去赵中关那儿，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记得郑竹林去过他家两次，都是晚上去的。
一次，郑竹林问米良借书，米良在书堆中给他找。郑竹林看见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双十条》一书，就问这书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上级发给小队的。你要想看，拿去看吧，不要给丢了，了解了解政策，千万不要借给别人。郑竹林说行。（米良的爱人是小队会计，这个文件是大队发给小队的）。这天晚上米良的爱人不在家，记不得是干什么去了。他们俩就在米良住的房里谈了一阵，主要是谈家庭成分问题对个人的影响，其他没有谈甚。关于赵中关谈的那些话他没有和郑竹林谈，因为和赵中关谈话时郑竹林一次也不在。米良对郑竹林不大了解，也不敢随便谈。
过了几天，爱人问他，箱子上放的那本书你见来没有？他说，什么书？“四清”文件。他爱人说。大队往回收呢。可寻了半天寻不见。他说，在学校放的呢，明天往回拿吧，他没告借给了郑竹林，怕爱人批评他。第二天下午，他就到郑竹林家拿书去啦。郑竹林说，还没有抄完，还有几条。他说，大队往回收呢，不要抄了。后来郑竹林就拿出来，他拿上书就回去了，也没有和他谈什么。
1965年秋季，他还去过赵中关家一次。开头谈闲话，后来扯到越南形势上。赵中关说，越南形势越来越紧张，我看很可能打起世界大战来。他说，也可能，也不可能。不过，美帝国主义总不甘心失败，今年在这儿打，明年又到那儿打，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后来赵中关又说，我在水电站跟一个人说过凉话，现在“四清”工作队跟我谈这个问题，后来又拉到米良的问题上了。工作队一进村，对他的态度很冷淡，老杨还训过他一次。
这次他去赵中关家，是想了解赵中关在水电站的情况，看他在“四清”运动中是否有问题，了解了解他对运动的态度。想和他商量对以往的错误言论是否交代。米良也没有和他直接谈，不过，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运动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米良认为他要不交代，自己也就不谈。
这次集训，春节放假时，初二那天十二点后，他去赵中关家，他不在。他父亲说他到宇文去了。他坐了片刻就出来了。
这次去，他还是想了解赵中关对运动的态度，想和他研究一下，究竟交代不交代。要交代一起交代，要不交代都不交代。因为他不在，也没有研究成。
总之，米良说，他和赵中关认识后，一共坐过十来次。沒有参加他所提的那个小组，也没有和他干过其他事，也没有开过什么会。记得有一次他去了赵中关家，李开仁和郑竹林都在，他进去后四个人闲谈了一阵就回家了。除此之外，他去赵中关家就是他俩谈，没有见过其他人。宇文村的那个人他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听赵中关说过，这个人1964年给队里卖过豆腐。至于他们是否搞过什么活动，开过什么会，干了些什么事，米良是不知道的。因为赵中关没有向他说过。
米良在这份检查中谈了自己的认识批判。他总结了三条：第一，由于自己多年来在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处处从名利观点出发，背着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不能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反而埋怨党，埋怨大人，这样，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主席著作学不进去，不听党的话，不愿意接受改造，一直陷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第二，愿意接近落后人，不愿意接近进步的人。特别不愿意接近党团员，这是产生错误言行的根源；第三，对剥削阶级不恨，对贫下中农不爱，没有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在批判认识之后，米良为自己确定了今后的奋斗方向。他说，伟大的“四清”运动教育了我，亲爱的党挽救了我，毛主席的话和革命的理论说服了我，同志们帮助了我；他又说，党和毛主席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的恩人。今后我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主席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坚决跟党走。我要继续改造思想，坚决革命，重新做人；他在检查的最后表态：今后在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志当革命教师，培养好革命接班人。把毛主席著作当作自己改造思想的法宝，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做到学一点，用一点。做一个雷锋式、王杰式的革命教师。把个人前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在一起来看待。任何时候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和革命利益之下，真正做到一切为革命，一心为革命！甘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让我的行动来考验我的决心吧！
最后这句“让我的行动来考验我的决心吧！”是写完后感觉到意犹未尽，不够有力，加上去的。因为加在了那句话的结尾，但那个地方有限，米良的字就写得小了许多，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份检查写于2月7日。这份检查不长，从三个方面作了检查。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米良说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处处以个人名利为重。他说自己当小学教师已经十五年了，过去，一直没有把当教师认为是干革命，误认为是谋生的手段。因而，往往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957年2月，自己借口家庭无人照料，到阴正县文教局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不同意后就办理了辞职手续。他认为，当教师是凭本事吃饭，到了金泉市也能当个教师。辞职后，就到了金泉市新城区文教局找工作，当时新城区缺教师，就把他分配到苏河小学代课。当时有规定，代课教师工作一个月根据工作表现进行评薪。一个月后，学校领导和同志们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评为六级，每月工资46元。这一来，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工资多了，离家近了，于是，工作起来劲头就大了。但代课教师总然和正式教师不同，经常调动。从1957年2月到1962年6月，米良一共调动了七次工作。所在学校最多的三年，最少的半年。在涧河小学工作时间最长（分校两年，本校一年），可领导对自己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得到转正。不但没有转正，反而于1962年精简压缩运动中被精简了，从此就返乡参加农业劳动。当时，他认为许多同志代课时间不长能转正，自己长期代课不能转正，是受家庭出身不好的影响，工作下去转正的希望也不会大。
米良说，返乡后，由于思想不纯，竟不顾国家法纪，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其次，是经济方面，共四个问题。 一是挪用学杂费。
1963年冬季，四个小孩患百日咳，因没钱治疗，就把收下的学杂费挪用了。到了1964年春季，几个孩子的百日咳虽然好了，但也经常闹其他病，他一直是挪用上学杂费给他们看病。三个学期，一共挪用学校学杂费125元。
二是偷盗粮食问题：
1962年返乡后，当时大队组织了个军体班，主要是打篮球。秋收时，从军体班中抽出12个队员来让他们看田。米良是其中之一。在看田的时候，晚上就从地里掰些玉茭，刨些红薯、山药蛋煮着吃。还私分过别人偷盗剩下的玉米。
三是多吃多占方面：
1962年大队唱戏时，大队发给军体班每个队员一个背心，他也穿了一个，没有花钱，也没有出布证。同年，大队唱戏时，吃过一顿饭。
四是1962年返乡后，在大队劳动时，队长让他给队里卖菜瓜和甜瓜，当时队里规定了每斤瓜的出售价格，让社员们包的卖。因为买瓜者要挑，初出去卖的价格就高，这样卖到最后，都剩下不好的瓜或烂瓜，就多卖不下钱。米良一共卖了二十来次，从中欠款20多元。
米良在检查中说，上述错误是严重的，这是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的表现。挪用学杂费属于变相贪污。在看田中，利用合法权利进行集体偷盗，这种行为是恶劣的，它都属于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
除此之外，米良说自己还有违法乱纪行为：
1962年返乡后，晚上在本村代销店用象棋赌过纸烟、水果糖、核桃。这是变相的赌博行为。我还顶过两次骨牌。一共赌过十几次，输过七十多块钱。
他说，这种行为是旧社会剥削阶级和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这是一种剥削行为，这属于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反映。
米良写的16份检查，其中有13份是在6月份写的。时间分别为9日、10日、13日、14日、15日、17日、18日、21日、22日、24日、26日、27日。其中6月10日一天就写了两份。
纵观这13份检查，内容大都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其中有两份是谈他在学校的事情，主要是老师之间的矛盾。检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莫过于赵中关以及赵中关与他谈到的农业技术研究小组。可见，当时村里的“四清”工作队是把这个作为重点来对待的，这也说明，米良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在这13份检查中，有一份值得一提，那就是写于6月24日的第13份检查。其实，在第一份检查中，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如1952年因为自己犯错误，政府改造了自己八个月，释放后还给了工作，继续让自己当教师”。
那么，米良那次犯的是什么错误呢？
1951年11月文教科把米良从西黄牛调出搞民校工作，分配到北文村。在该村工作时间近两个月。根据上级指示重点搞妇女民校，这样就和妇女主任接近得多。搞好这一工作主要依靠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根据上级规定，他们是在群众家里派饭。当时他在民校教员XX家住着，在群众家派了三十多天饭。后来因身体有病，就到了妇女主任吕建莲家吃饭。在她家吃过二十来天饭。在她家吃饭的时间里，除研究工作外，两人慢慢地熟惯了，就拉起家常事来。吕建莲向米良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并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当时米良如实地谈了他的家庭情况。那时候，他家就两口人：母亲和他。刚订了婚还没有结婚。
吕建莲家三口人，爱人和一个女孩。据她说，她十五岁时由父母包办嫁到北文村。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常年在外趕马车（马车是她家的）。那时候每月收入一百多元，生活很富裕。
在米良快要离开北文村的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吕建莲说：你快走了哇？他说，还得几天。等区上开完会结束了工作才能走。吕建莲说，咱们也惯了，以后有空来吧。他说，咱们离得不远（西黄牛距北文三里），见面的机会很多，不愁见。这时米良给吕建莲饭钱。那段时期米良在吕建莲家吃的都是好饭，他拿十元钱给吕建莲。吕说，你这人太小气，吃了几天饭还给甚钱，我有的是钱，你装起吧。他说，这是制度，你要是不要，我就要犯错误，还是留下吧。吕说，我又不说，谁知道你没有给我。咱们在一起处心哩，又不是论钱。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不知道你对我怎样。米良说，你对我生活上这样关心，我很感激你。看来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坏，可能评上模范民校。这和大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你和老X（指民校教员）下了很多辛苦，我已在总结材料里写进去了。吕建莲说，那是小事。我现在不知道苦恼甚。米良说，你有甚苦恼？有吃有穿又有钱花，还苦恼甚？吕建莲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这女人找不下个好男人一辈子也不顺气，活的才冤枉嘞。我想和他离婚嘞。米良说，这是错主意，你们十来年了，还是在一起好。你娃娃倒那么大了（孩子九岁），你舍得扔下她走了？到时候你后悔也赶不上。吕建莲说，那是我养大的，我带上她走。这主意我拿定了，终究和他干不成。米良问，你嫌人家甚啦？一年在外赶上个车，你坐到家好活上，你还不痛快？人活的要知福，这叫活在福中不知福。吕建莲说，十来年我没有一天和他对劲儿。我就是出去找下个甚人也比他强。米良说，那不一定。
第二天下午米良去她家吃饭，她说，老米，你给我找下个合适的人，等我和他离了婚我去找你。米良说，咱给你办不了这事。吕建莲说，办不了我就和你找对象。米良说，这像话吗？我已经订了婚。婚姻法允许我娶两个老婆？吕建莲说，你不会退了婚？米良说，没有那么容易，我刚刚订了婚就退婚，我办不出那事来。况且我年纪这么小（那年我虚岁十九），你二十六七，你孩子九岁，咱们这叫什么关系？你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后来他就走了，回到了XX家。
第二天晚上在该村召开了群众大会，结束了工作。第三天上午在瓦棚镇参加了区政府主持的民校评比发奖大会。会后米良就回到了联校，汇报完工作后就返回了原校工作。这时是1951年年底。
1952年米良在法院被扣中，大约在问案的第五次，姓申的审判员对他说：根据你的案情，法院进行了调查，依据吕建莲的男人告发，你的罪行不是搞男女关系，是挑拨婚姻。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判处你有期徒刑六个月，你有什么意见？当时他已经住了两个多月了，心想再住三个多月就能回家，这时就说：同意法院判决。后来就在判决书上压了手印。 回到看守所里，米良就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开头是让他承认乱搞男女关系（自己因为没有和她搞过男女关系，始终不能承认），自己不能胡承认，结果是以挑拨婚姻为罪，判处他半年有期徒刑，了结此案。当时他没有申辩。
米良心想，她想嫁我，是她挑拨我的婚姻，结果说成是我挑拨她的婚姻。他估计：可能吕建莲男人过年回去，她和男方要离婚。这一家弟兄好几个，都住在一个院。他们认为米良在他家吃了二十来天饭，又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认为是他挑上吕建莲和他离婚。这样一怒之下，到县里告了他一状。
当时米良后悔不该在吕建莲家吃饭，是怨自己嘴馋的过，也怨法院只听一面之词。自己想到出身不好，申辩也无用。住就住上半年吧。人也丢了，兴也败了。再要申辩，时间就要拖长，说不定还要超过半年。
过了几天，把他送到劳改队进行劳改。劳改地点在阴正县鹿湖和乐庄两处，主要是种地。
劳改队长姓何。米良劳动了没几天，X队长就把他叫去和他谈话，问了他犯错误的情况和判决时间。他如实谈了后，何队长说：看来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只要好好改造思想，以后就不犯错误了。咱们研究了一下，想让你给担水，不要到地里劳动去了。也没人跟你，每天供上用水就行了，你看行不行？他说，行。何队长说，你要注意行为，不要认为没人跟你了，过分的自由也不行。除过担水就回来，不准在村里游游玩玩的。你再住上几个月，如果表现好的话，可以提前释放你。总之，何队长对他进行的教育是很关心的，也是认真的。最后说，你可不敢跑了，要是抓回来，加倍处分你！他说，请队长放心，我又不是傻子，不会做出那些事来。
从此米良就在劳改队担水。感到领导上对自己很信任，一个思想就是盼时间，想服刑期满回家。
大约在1952年6月初，有一个叫尹XX的，是归阴人，听说他错误不大，可能释放回家。在他临走时，米良告诉他，回去到我家走一趟，告诉家里就说我的问题已经处理了，快回去呀，别让她们担心。后来米良回来，他女人说是归阴的一个人来了告诉她们来。
六月下旬，米良从劳改队调回法院看守所，他当时想，可能提前释放。这时候兴头很大，每天盼望释放。每天除劳动外，还下棋，有时候讲故事。有一天，人家讲水浒故事，他也插嘴讲了一段——“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段故事中的反面人物是“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后，还陷害林冲，林冲被迫上了梁山。事后不知道是谁汇报了这事，有一天看守所长叫他去谈话。就问他，你在家里给他们讲什么故事来？他就照实说了。X所长说，你这是借上古人在骂我。当时他就分辩说，X所长，我一点儿也没有这样想，恐怕这是误解。后来X所长说，以后不准你讲故事，我看你这思想还得好好改造改造。
过了几天又把他送到劳改队。一去劳改队，X队长就说，怎地你又来了？不是回去解决你的问题。他说，不知道。过了几天，X队长让他继续挑水。
这时他想，不该和他们讲故事。要不，就该回家了。不知道哪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给我胡汇报，惹得X所长发怒。
这时候他的刑期还有一个多月，于是也就不单单埋怨这了，只是怨自己讲故事。不管怎样，熬过一天少一天。到时候，刑满就能回家了，只要再不犯错。
服刑期满后，认为该回家了。今天盼，明天盼，一直盼了两个多月，于1952年9月份才被释放了。
在延长两个月的改造期中，米良的怨氣主要是不知道谁汇报下自己，给X所长说了些什么，怨这个汇报他的人。也怨X所长看问题主观。这就是米良从1952年2月到9月在阴正县法院、劳改队的思想活动过程。
2009年的10月，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烟消云未散》，讲的就是与米良有关的事情：
一夜之间，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去采访赵中关。这是因为，米良老师的检查里多次提到此人，他是这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中国有句俗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开这个谜，首先得从他那儿入手。
与我同行的还有我的老乡、朋友王雨白。倒了两次公交车，大约用了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米良老师住的那个村中。几经打听，找到了他家。
今年65岁的赵中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向他打听米良老师的情况时，他告诉我，米老师走了已经十几年了。问及他当年成立“农业技术研究小组”一事，健谈的老赵说：我从小就喜欢搞科学实验，曾经在马铃薯上嫁接过西红柿。成立农业技术研究小组是1965年的事情。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农村青年也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广阔天地上干一番事业。我家的场院挺大，我就想在里边种植些蔬菜、中药、庄稼，搞科学实验，为国家做些贡献，其实也是想让人们承认自己。米良老师的文化高，学校订着报纸，信息也多，我就想让他也参加，具体由我来操作。
老赵告诉我，“四清”运动时，也不知道是谁汇报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人多次找他谈话，他不止一次地向人家申辩：搞反革命集团还敢吆吆喝喝，我们搞农业技术研究，干的是正经事。市公安局来了人，他还是那话。公安局的人对他说：赵工（赵中关是郊区水利局的工程师），你得承认现实，现在的冤案可多哩！他说，因为这件事，他也写过不少检查。我问老赵，哪年办的退休？他哈哈一笑说：因为违返了计划生育，生了第五胎，1990年让单位给除了名。我们谈了一会儿，老赵的女儿说，爸爸，你麻利点儿。原来，从2003年开始，赵工就在今街一家私企打工，下午，他还得坐火车去今街哩。
离开赵中关家，我们按照村人提供的信息，又到了米良老师家。正是秋收季节，米老师的儿子开着三轮车去了地里，我们和米良老师的老伴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问起米良老师的1966年以后的工作情况，他老伴只知道他在教书（民办教师），也记不清教到哪一年。可老人对米良老师去世的时间记得一清二楚：1995年，农历八月十四。老人说，5月检查出来的病，8月就没了。是胃上得了扇形淋巴癌。米良老师有4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现在，老人和大儿子在一起生活，儿女们都挺孝顺。只是，老人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些年又得了腰椎增生，浑身没劲，什么也不能做。 从米良老师家里出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米良老师为参加农业技术研究小组的事写了一份又一份检查，挨了一次又一次批判，后来究竟有没有人给他平过反？1957年虽然是他自己主动辞的职，但后来当了多年的民办教师，按照政策应该给转为公办，可为什么没有转正？看来，要解开这个疙瘩，我必须得到有关单位进行采访，才能了解其中的原委。
米良的最后一份即第16份检查是7月1日写的。之所以没有将这份检查和其他几份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份检查的内容与其他不同，它有助于我们对米良这个人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1949年1月，米良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米良说，他参军的动机是“出于个人兴趣”。他还说，由于革命目的不明确，学习又差，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没有坚定地树立了革命意志，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遇到困难或是满足不了个人愿望时就产生了动摇。终于在革命的路口上当了逃兵——于1950年7月从部队逃跑出来。
1950年1月，根据工作需要，领导是把米良从师政治部民运科调到炮兵营供给股工作。
到了炮兵营供给股，米良的表现不是很好。自由散漫，有时早上不出操，上班时间还睡觉。让领导批评过几次后，他感到这里不如在民运科自由。
1950年3月，米良的三姐夫来信说，妈病重，让他请假回家看看。当时他和领导谈了这个问题，领导上不但不同意，还批评他家庭观念太强。从此米良就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并开始准备路费。不准假，遇机会他就逃跑。
1950年6月，炮兵營就从四川金汤县向甘肃进军，于7月份回到甘肃天水县境。领导让米良到七军军部供给部给部队领衬衣、鞋袜、马杂费（当时师部还在四川）。7月21日他带了几辆马车，到了军部驻地——天水县城，领上衬衣、鞋袜、马杂费。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同行的同志：你们先回去吧，我去供给部有些事，路子上小心把东西丢了。他们走后，米良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了一辆运输汽车逃跑了。逃跑时携带马杂费二百三十九万多元（旧币），合新币二百三十九元多。币面都是一千元一张的。
7月22日，米良坐长途汽车从天水县城到了徽县城。黄昏时听司机说，明天不发车，中途有一座桥坏了。听了这话，他很着急。他怕部队发觉自己逃跑了，给沿途打电话或拍电报抓他，就决定买自行车。当晚，他在一家商店买下一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价钱一百一十多元。这一天的车费花了五元。
7月23日，米良骑自行车从徽县城顺公路走，一天的时间走了大约有三百里路，到了汉中凤县的双十铺。当晚住在这里一家旅社。连夜买东西，买了一套便服，一双鞋，花了十几元。第二天走时将军衣和军帽交给店员，让他保存。米良把胸前带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军徽和帽花摘下来放到皮包里带走。并告诉那个店员，我有紧急任务，需要换便服，请你把军服和军帽给我保存起来，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拿。该店员当时有些诧异地说，同志，我不能负这个责，请你把它交到柜房吧。他说，不必要，我就靠了你啦，还需要保密，不准向任何人说。等我完成任务回来给你一定的报酬。说完，就给了他二万元（旧币）。并向他打听了从这儿到陕西宝鸡是否有军卡。那个店员说，不知道。说完米良就走了。
当时米良怕路上被抓住，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上汽车，把自行车起了票。车费用了二十多元。
7月24日，米良从双十铺到了宝鸡，在汽车上由于自己胆虚、害怕，就向同车的一个青年打听，途中什么地方检查？当时被此人看出破绽。就说，听你的口音不像此地人，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湖东人，在汉中做买卖，家中来信有急事，让我回去。那人问，你回湖东带自行车干啥？他说，带回去家里人骑。他说，路上起票要花好多钱，这样不合算。倒不如卖了它，回去再买。他说，这车子好，我舍不得卖了。一路上，那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并说，路上查得很紧，前面过一座桥，照你这么说，恐怕过不去。人家一听你的口音，一问你回家还带自行车，你有多少钱？他说，一百来万。那人说，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交个朋友，到了检查站，说成我的车子，把车子上的气放了，他问我，我就说车子坏了，我有急事要办，你看行不行？他说，行。到了检查站，那个人就按这种说法帮他过了关。当时他很感激那人。这样他们就成了朋友。天黑到了宝鸡，他们就一起住在车站附近的河南小店。他把包袱放在床上，洗了洗，店员弄来茶。那人说，天气热得很，我去买颗西瓜。他说，我去吧。他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装的十几元钱，其余的九十多元都在包袱里放着。当他买回西瓜，那人已经将他的包袱拿走了。他大惊失色，感到上当了。马上问店员，店员说，他刚出去，他临走时，让你等等他，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米良说，他把我的包袱也拿走了，我那里边放着一百来万。这时店掌柜也出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米良说，是路子上认下的朋友，他说他要和我在一起住，想不到他是个骗子。你们快帮我找他。店掌柜说，这么大的城市到哪儿去找呢？只有通过公安机关去调查。听了这话，米良进退两难。不找吧，是把钱被人骗走了，可要通过公安机关又怕露了自己的底子。于是狠了狠心，不要钱了。这时他就对店掌柜说，我骑上车子找他去。店掌柜说，你找不到他了。他既然是个骗子，早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能在大街上溜达？你死心了吧。米良说，反正我得出去找他。说罢，就要推车子走。掌柜说，你不能走，这事发生在我们店里，你走了他要回来问我们要车子，那就更麻烦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非到公安机关报了这事，给你解决，我们才放心。这时就看一个店员去报案。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几个，问明情况，他把车子推上到了派出所。当晚把米良送到公安局，进行检查。查到他身上带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军徽和帽花，就问他，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时他只得实话实说。当晚，宝鸡公安局把他拘留了一夜，第二天把他转送到宝鸡军分区看守所。军分区保卫科的一位科长问了他的详细情况，就将他扣押在看守所。
8月1日1时左右，米良还在沉睡中，听见看守员叫他的名字，并让他准备东西，把东西都带上。到了保卫科，还是那位科长和他谈话，说，你这问题咱们这儿处理不了，需要往军区转，今天晚上就走。咱们派一个同志送你，你路上要规矩些，不要出任何事故。到了军区，就会给你处理了。你年轻得很，已经走错了路子，但不能错上加错。今后的前途还是可观的，不要悲观失望。他说，我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已经错了，还能再错？
当晚3时左右，由一个同志押送，坐上了从宝鸡到西安的火车。一路上他想：转送军区，能让我回家吗？根本不可能。送回原部队，不知道要给什么处分。十一时多，火车到达西安车站，带他的那个同志手持一张车票，告米良，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领你的自行车。他说，行。
当时持车票取东西的人很多，秩序也不正常，你挤我扛，他看到那个同志挤进一百多人的人群中，把票递进小窗口，就在这时，他就溜出了东站门，又逃跑了。
此刻他身无分文，当天下午从西安东门出来，向东北方向步行。路上没饭吃，遇到一个买菜的人，他就给人家说了些好话，那人当晚把他领到他家，吃了一顿饭。吃过饭，他向人家打听到潼关的路线，当晚连夜步行，第二天到了临潼城，卖了一件衬衣，卖下一元七角钱，坐上火车到了潼关。过了黄河，进入湖东边境，就在火车站旁的饭店附近，把一套外衣卖了，卖下六元多钱。买的吃了些饭，就买了一张到桃胡的车票。在火车上得到两个同志的资助，借给他五万元钱（旧币）补了票，才回到金泉。
到了金泉，他将那两个人引到二姐夫家，还给人家钱，又买了一条纸烟相谢。
这就是米良从部队逃跑后的全部过程，不过，他在检查中说，这一错误已在1958年肃反运动中作了交代。
皇甫琪，1950年生，山西原平人。出版有小说集《寻找那半个圆》《雪儿》，长篇小说《龙宫》。近年在《当代》《中国作家》《山西文学》发表纪实文学作品二十余万字。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退休之后，逢双休日，断不了去金泉东庙那里的旧货市场转转。去那里不是买古玩，咱对那玩意儿不懂，也没有那份闲钱。我去那里只是在旧书摊上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书，遇上了花个十块二十块买上几本。
2009年夏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又去了那里。来来回回转悠了几圈，没有一点收获。正准备打道回府，听有人喊“卖玉茭来”。这一声让我停下了脚步。不是觉得肚里饿了，而是那熟悉的乡音。因为一般卖玉茭的人喊的都是两个字“玉米”，最多在前面加上个热字。而这人嘴里喊出的不光是四个字，并且叫玉米不是玉米而是玉茭。因此，我断定他不是本地人，是我的老乡。
等他走到我的跟前，我说，给饿（我）拿上一外（个）玉茭。那个卖玉茭的一听我的话，笑了，今天碰上了老乡，你也是原平（皮）的？我说，是。那天，我从他的口中得知他的老家距我的老家有三十来里地，不是一个乡，但他和我却是同一个姓：皇甫。他的名字叫晚秋，像琼瑶小说的人物。他的个子一米六上下，长相也一般，最突出的是那一口獠牙，把个嘴唇顶得噘了起来，有点难看。
那天，晚秋管我叫大哥。他说，大哥，你买下甚了？我说，这不是，就一穗玉茭，也是因为你卖。晚秋说，你来这里主要是想买甚？我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碰上喜欢的书买上一半本。噢。我夜儿见了一沓信纸写下的东西，是“四清”时候一个民办教师写的检查，两个人因为价钱没有闹成。我问晚秋，要多少钱？五十。那人只给出三十。我一把将晚秋拉在一旁说，给你五十，你悄悄过去把那东西给咱买下。晚秋点点头说，行。可不知道卖了没有。一会儿，晚秋笑嘻嘻地回来了。他从怀里取出那一卷信纸，还有十块钱。说，我跟他搞了搞价，另外，我在这里卖玉米，他们都认得我。我说，谢谢你，老弟。这十块钱就归你了。晚秋说，哥，你把我看成甚人了。我说，你是我兄弟，老哥没有别的意思。记着，以后碰到这一类的东西，你给老哥买下，要是不方便，就给老哥打个电话。说完，我掏出名片，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米良的16份检查
我把那一沓信纸装进背包里，到马路上拦了个出租。回到家中，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取出了那一沓信纸。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信纸上究竟写的是啥，有没有价值。
那些信纸保存得很好，没有一点损伤。纸是那种常用的红道道信纸，漂亮潇洒的字，流畅通达的语言，条理清楚的思维，这些文字出自一个不错的民办教师米良之手。我那天忘记了饥饿，一直把那厚厚的一沓信纸看完。检查共16份，检查最长的达13页，6000多字，16份检查总计5万多字。
这16份检查均写于“四清运动”时期。
“四清运动”的全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次运动，我知道一些。那时，我在原平老家的农村务农。“四清”工作队进村那年，我虚岁十五。按现在的说法，还属于未成年人。可那时候的我，已经是生产队的“干部”了。我的职务是生产队的保管。保管这官儿说大不大，上面有会计、生产队长，说小也不小，生产队的粮食、种子、蔬菜以及农业生产所用物资，一句话，队里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会计入了账的东西，都归保管管。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保管的重要性了。其实，我那时也没有感到自己有多大的权力，社员们到地里干活，需要什么农具，就找我领，用完了，我再把它们放进库里锁起来。饲养员要给牲口领饲料，手里拿着会计开的条子，我就打开库房，给他秤上。每天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有时候手里正端着饭碗，有人要领东西，我就得放下饭碗出去，怪麻烦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能够代表我身份的叫作印板的东西。那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长约50公分，宽约20公分，木板的一面有木匠用凿子刻了第X生产队字样，另一面钉着一个木制的把手。它的用途就是往粮食上盖。生产队的粮食入了库，保管就拿着印板在粮食堆上印几下。别小看那几个字，如果保管印在粮食堆上的那几个字没了或者变了形，就证明有人动过了它，就得报案。当然，如果是耗子在上面捣乱，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当了保管没多久，“四清”工作队就进了村。他们一进村，就开始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调查摸底，召集干部们开会、学习，然后让大家发言。对了，我开始忘了向大家交代“四清”工作队是来干什么的。所谓的“四清”，开始是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为以“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先后分三批入村，因为我们那个村子不大，不足七百人，工作队是最后到我们村的。我们村的工作队一共有7个人，外县的4人，本县借调的1人，部队的2人。部队的两个人年纪大的姓段，河南人；年轻的姓池，大同人。姓段的是个营级干部，也是工作队的头儿。两人都在番號为496的部队，部队的驻地就在离我们村20多里的一条沟里。
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干部们被集中在一起，听工作队的人在给我们念文件，念报纸。那天晚上，不知怎么，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并且还打着很响的呼噜。我的呼噜引来人们的笑声，也引来了工作队人们的目光。我清楚地记着，工作队的负责人老段推醒我后说：小皇，小皇，屋里下着雨来了，快往院里跑！醒来后的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有点尴尬，也有点害怕。不过，老段没有批评我，而是说，你还是个娃娃，瞌睡了就回去睡吧，以后就不用你参加了。老段的一句话就把我给解脱了，后来我再没有参加过那样的会议。
可更多的人没有我那样的幸运。
后来我才知道，在“四清”运动中，农村的大多数干部被列为“四不清”干部，工作队一面组织他们集中进行“洗手洗澡”，交代四不清问题，一面组织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检举。对一些问题较大、反映较多的干部，分别在大会、小会乃至联村联队“放包袱”，检查交代四不清的错误事实，有检查好的，也有的被当场宣布撤职和逮捕的。有的大队将数十名干部变相关押在一起，让家属送饭，责令干部交代问题。一些干部被迫虚报贪污事实，以求尽快过关。而不少工作队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又一味追求所谓麻袋（粮食）、票票（现金）的“辉煌战果”，对干部的交代信以为真，以致造成了许多假案。仅我们那个县，在这次运动中，就有72人自杀。“四清”运动刚刚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四清”运动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或者叫序幕。 起初让我不解的是，米良是个民办教师，又不属于这次运动的对象。后来，我在那本《四清运动实录》上找到了答案。
什么是清政治？怎样清政治？在这方面，有的地方明确规定，清政治总的要求就是要以《二十三条》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充分发动群众，大反资本主义，大反“和平演变”，突出地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对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把他们揭深批透，挖出幕后的阶级敌人和社会上的投机分子，把他们斗倒制服；彻底揭开阶级敌人搞“和平演变”的内幕，把资本主义搞臭，把社会主义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清政治的重点。
扯得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来说米良吧。
米良的第一份检查写于1966年2月1日，那天是农历的正月初十。
检查用同样的信纸做了个封皮，依次写着：
自我检查
金泉市郊区杨柳公社下余初小
民办教师米良
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1979年后享受“责任田”外，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民办教师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的时候。据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多达491万。
和所有检查者一样，米良在谈到自己对运动的认识和转化过程中称，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由于自己觉悟不高，对运动认识有偏见，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态度消极。
米良写这份检查时，刚刚参加完培训。他说，“这次集训，听了X部长、X书记的报告，通过学习讨论，大揭大议，领导同志‘洗手洗澡’放包袱，群众自我教育，这一系列的过程，使我深深认识到这场运动的目的确实为了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兴无灭资的革命运动。在思想激烈斗争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解除了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评判了多年来认为‘出身不好就没前途’的错误认识，明确了个人的前途要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阶级观点，认识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危害性，立志重新做人，改造思想。”
米良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检查。
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对于这一点，米良没有回避，而是联系自己的思想，追根溯源。他说，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行动是和他的立场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错误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过程，绝不是偶然的。回顾过去，检查认识，米良深感自己以往一直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统治了思想领域，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下，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归根结底，是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没有确立起来，这就是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他说，过去，由于自己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改造很差，错误地认为“出身不好就没有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对家庭出身不能正确地对待，想这想那。如1952年因为自己犯错误，政府改造了自己8个月，释放后还给了工作，继续让自己当教师。可自己对这一改造不能正视，反而有埋怨情绪，认为这是过分的处分，认为是丢人。有人要问起这件事，他就觉得还不是因为自己成分不好，要是这错误放到别人身上不一定给那么大的处分。他常常想，父亲真没出息，为什么要把他给了人。养活不了他，倒不如当初把他弄死。对父亲为什么把他给了人的主要原因都不加认识。对“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可以选择”的这一根本问题不加领会，所以一味埋怨，这样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听党的话了。对毛主席著作根本学不进去，整日就考虑生活、家庭。自己口头上说得多么好，但思想上有个老想法——认为这一辈子是完了。工作中做出成绩没人问，有了缺点受批评，犯了错误要挨整，终身前途断送尽。所以，米良整日闷闷不乐，进步的人不接近，党团员更不接近，怕说错话，让人家汇报了，到时候挨整。落后的人他才愿意接近，谈起来心投意合。这样，他的思想越来越僵化，错误越来越多。
由于这样，米良说他在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对此，米良作了认真详尽的交代。
犯错误的时间大约是在1964年的6月。
有一天，米良去文教局谈工作问题。走到归阴，路遇本村社员赵中关。赵中关是初中毕业后回乡的知识青年。米良问他你去哪儿呀？赵中关说进城呀，还有些事到冶金学校找赵X（是下余的，在金泉冶金工业学校学习）谈谈报考问题。米良说，咱俩走一条路，我也去新建路。赵中关问干啥去呀？米良说到文教局看看，能不能恢复工作。听说，杨柳的李XX已经恢复了工作，看我能不能。赵中关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什么回来。米良说1962年精简回来的。在这之前，他俩互不了解，赵在北头住，米在南头住，经常不见面。一路上他们俩就以互相了解为谈话主题，一会儿谈你的，一会儿谈他的。米良的家庭出身赵中关是知道的。米良记得赵中关问过他，听说米二货和你是亲兄弟？他说是。赵中关说，你甚时候给了这一家的？米良说，听我父亲说，生下我以后，我们全家六口人，我父亲养活不了，三个月上就给了人。赵中关说，你不了解我哇，我在这儿也不是亲生的父亲。我是南门外的，我父亲死了后，我妈带上我到了这儿的。我和你是个相反，我要是在我家，不是地主也是个资本家。米良问，你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你家还有什么人？赵中关说，我父亲过去在省政府干事，家里还有个奶奶，我们家房子可多了。一路上，就这样说说问问，到了金泉冶金工业学校。找到赵X，已经过了12点。这时，文教局领导同志还未上班，他们在赵X宿舍洗了洗，喝了水，扯了些闲话，一点多钟，米良要去文教局，赵中关和赵X就同米良相跟着出来。那天是个雨天，走到区人委所在地，米良就进去，他俩在外等着。米良到了文教局和樊XX同志谈了有关问题，大约有半个小时，米良就出來。和他俩又回到冶金学校宿舍推自行车。出来后，米良问赵中关，你不是还要看你父亲去，走吧！赵中关说，算了哇，也没什么要紧事，天气不好，早些回哇。你还有什么事？米良说，没什么事，主要就办这件事。赵中关说，刚才听你说，我看你这恢复工作的希望不大。米良说，不管大不大吧，硬叫碰了也甭误了。也许研究以后有些希望。现在郊区教师缺，领导上也会考虑这个问题。赵中关说，你这成分对你有很大影响，恐怕研究时首先要考虑你这个问题。这一下，又勾起米良的旧病来了。他就背的个这包袱，赵中关这一说，米良就谈起许多往事。主要谈了些过去因出身不好到处碰钉子的事，栽跟头的事。赵中关也谈了些他的情况。主要谈他高小毕业后没考上初中，隔了一年才考上初中。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他认为这是国家对青年不关心，有些学校停办了，有些学校减少班级了，反正是对现实不满。由此扯到某些工厂关门，工人压缩的问题上。赵中关说，这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叫得好听，还不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吗？谈到这些，米良只是听，不发表个人见解。因为他不太了解赵中关。后来又扯到其他方面去了，赵中关认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应该通过自习提高，光凭劳动是不行的。平平凡凡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他说，像我吧，真苦恼。每天劳动回来还做饭。赵中关说这话，米良表示同情。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自己不会做饭经常饿肚子的苦恼过程。赵中关说，在农村应该研究些农业科学技术，光凭劳动，农民是看不起你来。我计划组织几个青年，研究农业技术。米良说，行嘛，能研究出一套东西来，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赵中关说，今天我想买个油印机，准备编写下些材料，油印方便。米良说，咱们大队有油印机，买它干啥？赵中关说，不行。人家不让随便用。况且，这是个长远打算，自己买下用起来才方便。谈到这儿，已快到回家的分路上了，分别时，赵中关说，以后来坐吧，以前咱们不惯，慢慢就惯了，咱们挺对脾气，来哇！米良说，好吧，有时间去。就各自回家了。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一路同行。 他俩第二次见面是在十几天以后。下午，米良听说赵中关已经报名了，准备考师专（1964年在乡知识青年通过有关单位证明即可报考）。晚上，米良就去了他家。这次米良是抱着关心他的态度去的。去了就围绕这一主题谈。米良说，假如你这次能考上师专，今后我们就是同行。赵中关说，希望不是很大，还不一定能考上。米良说，这几天要抓紧学习，主要要加强政治时事学习，多看些报。别小看这科考试，很重要。赵中关说，这不愁。后来又拉了些闲话，米良就回去了。米良一向不愿在别人有要紧事的时候多闲聊，恐怕人家讨厌自己，这一回坐的时间不长。
过了几天，听说他们考完了，米良第三次去赵中关家是那天下午六七点以后。记得天还没黑，赵中关不在家，米良就出来。正遇上郑竹林在村边一家大门口拉胡胡，米良说，拉得挺不错。郑竹林说，和他们在这儿耍嘞（当时还有几个小孩在旁边听拉），坐坐吧。米良就和郑竹林到了他家门前石头上坐下。后来李开仁也出来了。米良问，考得怎么样？李开仁说，不行。咱这两下还能考上？他又问，中关考得怎么样？李开仁说，不清楚。他们三个就围绕考试问题谈了一阵，米良就回去了。
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有一天黄昏米良回家后，他爱人告他说，中关寻你来。米良问，说甚来？他爱人说，见你不在，就走了，甚也没说。记得当天晚上有件什么事，他没有顾得上去中关那儿，是第二天晚上去的他家。赵中关说，我昨天去你家来。米良说，知道，我女人说来。赵中关说，看来考取的希望不大了，还没通知。他说，再等几天，也许没有定下来。赵中关说，不可能考上，本来要的就少，报那么多人还能考上。这是哄人的手段，我早就看透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苦恼，他们就不懂得青年的要求。他说，可不是。不过，不必太失望，你还年轻，今后还有机会，成分也不赖，也许明年还要招考。后来，就转到李开仁的填表问题上。他说，听说李开仁在报考表上填了个团员。赵中关说，那家伙就是认不得自己。他初中还没有毕业，在新南技校混了几天，就敢报考高等学校，真是不自量力。像我吧，我那年回来就没有带回团的关系来，那算个啥？在农村，你要是团员，有的人就不敢靠近你，反而不便。听了这些话，他感到这个人思想上确有问题，比自己还落后。不过，米良也没有说什么，就转到李开仁身上。他说，那个人是不是很自高？赵中关说，怎不是，我就不待理他。又问，你和郑竹林惯不惯？他说，不大惯。北头的年轻人都不大惯。赵中关说，竹林子比李开仁强，有才能，就是胆子小，我老实告诉你，这几年，我在他身上下过许多辛苦，想办法培养他。有一次，我还用了一个办法考验过他。他问，你用什么办法来考验他？赵中关说，诈唬过他，经过培养，现在的胆子大了些，今后还得从这方面考验他。他说，一个人的胆量是长期锻炼来的，要经得起考验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胆量太大了也不好，容易出乱子。赵中关说，我想组织一个“农业技术研究小组”，你看行不行？他說，你搞这个组织必须经过大队党支部批准，不能凭个人的名义搞组织。赵中关说，根本不需要。研究农业技术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能搞好，等搞上一段时间，搞出些成绩再说。他说，研究农业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如果你不通过大队，到什么地方去试验？赵中关说，咱们有自留地还不能实验吗？你就通过大队，它也不给你。农村干部就是没有这个远见，咱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他说，那你对研究组的人员怎么选择？赵中关说，有郑竹林，宇文村还有一个（姓名我没有记住），也是个地主出身的。他问米良，你是不是愿意参加这个组织？他说，我对农业也不懂，学校教学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参加研究。赵中关说，咱们白天都要参加劳动，晚上来研究。他解释，我孩子多，家务忙，晚上回去事情多，不能想出来就出来。赵中关说，咱们这是定期的活动，又不是每天晚上都搞。我看你年龄比我们大，生活经验也比我们多。他说，考虑考虑再说。米良后来就借故天晚，告辞回家。赵中关送出他来，在村边的小路上，他和赵中关说，今后说话要注意，不能想说甚就说甚，因为他意识到赵中关所组织的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他怕赵中关跟别人说出自己来，将来受影响。
这一夜米良反复考虑，这几个出身不好的人组织在一起研究农业知识行吗？将来一旦被发觉，从这几个人的出身一分析，岂不是个挂着研究农业的幌子搞反革命活动吗？这时，他后悔当初不该和这个人接近。这一夜，他前思后想，通夜未睡。心想，自己出身不好就是个大包袱，再参加上个组织，不是个小问题。将来被发觉，不是杀头，就是住法院，反正罪过是轻不了。
究竟该怎么办呢？不参加吧，赵中关已经跟自己说了，参加吧，这是个什么组织！是真的研究农业技术吗？参加这个组的是些什么人？越想越不对。他清楚地知道，组织起来就是要有活动，谁知道他计划搞些什么活动。假如要研究政治问题，岂不是个大问题？他感到后果太可怕了，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
那几天，每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心情太沉痛了。因为他知道那样下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为了孩子们，他不能那样做。
几个晚上米良怕得睡不好觉。他想光怕不行，得找赵中关谈谈危害性。
他也想过，是不是赵中关说的和自己想的两回事。人家真的是为了国家的农业发展进行研究呢。还是再有机会和他谈谈，了解了解人家的真实意图吧，不要错怪了人。可是为什么不组织几个其他成分的人呢？偏偏就是那么几个人，又不愿通过大队！
过了几天，米良听说归阴演电影，就叫赵中关去了。后来他又叫上郑竹林，路子上还相跟了几个人。影片是《红日》。看完就回来了，没有说甚。而且也不能说甚，好几个人哪敢说。第二天晚上还演，影片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米良没看过这部影片，想看一看，就问他们，明天晚上来不来？他们说，看吧。第二天下午，他去叫赵中关，郑竹林这天没有去。听赵中关说，是他爸不让他去啦。他们就相跟上往归阴走。这天晚上没有其他人相跟。在路上，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怕人听见。
赵中关问他，上次咱们谈的问题，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他说，你们研究吧，我是搞教育的，参加进去作用也不大。赵中关说，那有什么关系，我看你将来得搞农业，干教育不会长久。他说，不让干就算了。不干了吧，我还每天挣不下十分。现在全年挣上三千多分，我参加劳动也能挣三千多分。赵中关说，在队里劳动，必须掌握技术，要是有了技术，他们就不小看你了，工分也能多赚下，还少受苦。他说，像咱这种人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赵中关说，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吃开。他说，我总认为成分不好的人总是吃不开。像我吧，教书这么长时间，不能说有经验，但比那些刚干的人总强些，可是校长不但看不起你，总是打击，遇机会就想排挤你，干甚也不行。反正一个成分坏就倒霉了，我这几年还不是受了这害？接着又说，像你上次说的那个问题，我几天反复考虑，是干不得。将来弄不好，人家一分析，你们这个组的成员是些什么人？人家真的认为你们是研究农业技术吗？我看不会。往政治上一拉，说你啥就是啥。这不是自找苦头吃，弄不好你还不得住法院？赵中关说，不怕，只要咱们自己知道，不和别人说，谁能了解了咱们。你要怕，咱们订上几条制度，大家订大家遵守。他说，那也不行，反正这件事干不得，我是不参加，你们要组织的话，你们研究吧。一会儿就到了归阴，买票看了电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学生相跟上走的，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就各回各家了。 以后，他很少去赵中关那儿，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记得郑竹林去过他家两次，都是晚上去的。
一次，郑竹林问米良借书，米良在书堆中给他找。郑竹林看见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双十条》一书，就问这书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上级发给小队的。你要想看，拿去看吧，不要给丢了，了解了解政策，千万不要借给别人。郑竹林说行。（米良的爱人是小队会计，这个文件是大队发给小队的）。这天晚上米良的爱人不在家，记不得是干什么去了。他们俩就在米良住的房里谈了一阵，主要是谈家庭成分问题对个人的影响，其他没有谈甚。关于赵中关谈的那些话他没有和郑竹林谈，因为和赵中关谈话时郑竹林一次也不在。米良对郑竹林不大了解，也不敢随便谈。
过了几天，爱人问他，箱子上放的那本书你见来没有？他说，什么书？“四清”文件。他爱人说。大队往回收呢。可寻了半天寻不见。他说，在学校放的呢，明天往回拿吧，他没告借给了郑竹林，怕爱人批评他。第二天下午，他就到郑竹林家拿书去啦。郑竹林说，还没有抄完，还有几条。他说，大队往回收呢，不要抄了。后来郑竹林就拿出来，他拿上书就回去了，也没有和他谈什么。
1965年秋季，他还去过赵中关家一次。开头谈闲话，后来扯到越南形势上。赵中关说，越南形势越来越紧张，我看很可能打起世界大战来。他说，也可能，也不可能。不过，美帝国主义总不甘心失败，今年在这儿打，明年又到那儿打，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后来赵中关又说，我在水电站跟一个人说过凉话，现在“四清”工作队跟我谈这个问题，后来又拉到米良的问题上了。工作队一进村，对他的态度很冷淡，老杨还训过他一次。
这次他去赵中关家，是想了解赵中关在水电站的情况，看他在“四清”运动中是否有问题，了解了解他对运动的态度。想和他商量对以往的错误言论是否交代。米良也没有和他直接谈，不过，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运动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米良认为他要不交代，自己也就不谈。
这次集训，春节放假时，初二那天十二点后，他去赵中关家，他不在。他父亲说他到宇文去了。他坐了片刻就出来了。
这次去，他还是想了解赵中关对运动的态度，想和他研究一下，究竟交代不交代。要交代一起交代，要不交代都不交代。因为他不在，也没有研究成。
总之，米良说，他和赵中关认识后，一共坐过十来次。沒有参加他所提的那个小组，也没有和他干过其他事，也没有开过什么会。记得有一次他去了赵中关家，李开仁和郑竹林都在，他进去后四个人闲谈了一阵就回家了。除此之外，他去赵中关家就是他俩谈，没有见过其他人。宇文村的那个人他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听赵中关说过，这个人1964年给队里卖过豆腐。至于他们是否搞过什么活动，开过什么会，干了些什么事，米良是不知道的。因为赵中关没有向他说过。
米良在这份检查中谈了自己的认识批判。他总结了三条：第一，由于自己多年来在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处处从名利观点出发，背着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不能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反而埋怨党，埋怨大人，这样，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主席著作学不进去，不听党的话，不愿意接受改造，一直陷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第二，愿意接近落后人，不愿意接近进步的人。特别不愿意接近党团员，这是产生错误言行的根源；第三，对剥削阶级不恨，对贫下中农不爱，没有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在批判认识之后，米良为自己确定了今后的奋斗方向。他说，伟大的“四清”运动教育了我，亲爱的党挽救了我，毛主席的话和革命的理论说服了我，同志们帮助了我；他又说，党和毛主席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的恩人。今后我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主席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坚决跟党走。我要继续改造思想，坚决革命，重新做人；他在检查的最后表态：今后在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志当革命教师，培养好革命接班人。把毛主席著作当作自己改造思想的法宝，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做到学一点，用一点。做一个雷锋式、王杰式的革命教师。把个人前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在一起来看待。任何时候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和革命利益之下，真正做到一切为革命，一心为革命！甘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让我的行动来考验我的决心吧！
最后这句“让我的行动来考验我的决心吧！”是写完后感觉到意犹未尽，不够有力，加上去的。因为加在了那句话的结尾，但那个地方有限，米良的字就写得小了许多，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份检查写于2月7日。这份检查不长，从三个方面作了检查。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米良说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处处以个人名利为重。他说自己当小学教师已经十五年了，过去，一直没有把当教师认为是干革命，误认为是谋生的手段。因而，往往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957年2月，自己借口家庭无人照料，到阴正县文教局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不同意后就办理了辞职手续。他认为，当教师是凭本事吃饭，到了金泉市也能当个教师。辞职后，就到了金泉市新城区文教局找工作，当时新城区缺教师，就把他分配到苏河小学代课。当时有规定，代课教师工作一个月根据工作表现进行评薪。一个月后，学校领导和同志们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评为六级，每月工资46元。这一来，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工资多了，离家近了，于是，工作起来劲头就大了。但代课教师总然和正式教师不同，经常调动。从1957年2月到1962年6月，米良一共调动了七次工作。所在学校最多的三年，最少的半年。在涧河小学工作时间最长（分校两年，本校一年），可领导对自己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得到转正。不但没有转正，反而于1962年精简压缩运动中被精简了，从此就返乡参加农业劳动。当时，他认为许多同志代课时间不长能转正，自己长期代课不能转正，是受家庭出身不好的影响，工作下去转正的希望也不会大。
米良说，返乡后，由于思想不纯，竟不顾国家法纪，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其次，是经济方面，共四个问题。 一是挪用学杂费。
1963年冬季，四个小孩患百日咳，因没钱治疗，就把收下的学杂费挪用了。到了1964年春季，几个孩子的百日咳虽然好了，但也经常闹其他病，他一直是挪用上学杂费给他们看病。三个学期，一共挪用学校学杂费125元。
二是偷盗粮食问题：
1962年返乡后，当时大队组织了个军体班，主要是打篮球。秋收时，从军体班中抽出12个队员来让他们看田。米良是其中之一。在看田的时候，晚上就从地里掰些玉茭，刨些红薯、山药蛋煮着吃。还私分过别人偷盗剩下的玉米。
三是多吃多占方面：
1962年大队唱戏时，大队发给军体班每个队员一个背心，他也穿了一个，没有花钱，也没有出布证。同年，大队唱戏时，吃过一顿饭。
四是1962年返乡后，在大队劳动时，队长让他给队里卖菜瓜和甜瓜，当时队里规定了每斤瓜的出售价格，让社员们包的卖。因为买瓜者要挑，初出去卖的价格就高，这样卖到最后，都剩下不好的瓜或烂瓜，就多卖不下钱。米良一共卖了二十来次，从中欠款20多元。
米良在检查中说，上述错误是严重的，这是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的表现。挪用学杂费属于变相贪污。在看田中，利用合法权利进行集体偷盗，这种行为是恶劣的，它都属于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
除此之外，米良说自己还有违法乱纪行为：
1962年返乡后，晚上在本村代销店用象棋赌过纸烟、水果糖、核桃。这是变相的赌博行为。我还顶过两次骨牌。一共赌过十几次，输过七十多块钱。
他说，这种行为是旧社会剥削阶级和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这是一种剥削行为，这属于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反映。
米良写的16份检查，其中有13份是在6月份写的。时间分别为9日、10日、13日、14日、15日、17日、18日、21日、22日、24日、26日、27日。其中6月10日一天就写了两份。
纵观这13份检查，内容大都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其中有两份是谈他在学校的事情，主要是老师之间的矛盾。检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莫过于赵中关以及赵中关与他谈到的农业技术研究小组。可见，当时村里的“四清”工作队是把这个作为重点来对待的，这也说明，米良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在这13份检查中，有一份值得一提，那就是写于6月24日的第13份检查。其实，在第一份检查中，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如1952年因为自己犯错误，政府改造了自己八个月，释放后还给了工作，继续让自己当教师”。
那么，米良那次犯的是什么错误呢？
1951年11月文教科把米良从西黄牛调出搞民校工作，分配到北文村。在该村工作时间近两个月。根据上级指示重点搞妇女民校，这样就和妇女主任接近得多。搞好这一工作主要依靠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根据上级规定，他们是在群众家里派饭。当时他在民校教员XX家住着，在群众家派了三十多天饭。后来因身体有病，就到了妇女主任吕建莲家吃饭。在她家吃过二十来天饭。在她家吃饭的时间里，除研究工作外，两人慢慢地熟惯了，就拉起家常事来。吕建莲向米良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并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当时米良如实地谈了他的家庭情况。那时候，他家就两口人：母亲和他。刚订了婚还没有结婚。
吕建莲家三口人，爱人和一个女孩。据她说，她十五岁时由父母包办嫁到北文村。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常年在外趕马车（马车是她家的）。那时候每月收入一百多元，生活很富裕。
在米良快要离开北文村的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吕建莲说：你快走了哇？他说，还得几天。等区上开完会结束了工作才能走。吕建莲说，咱们也惯了，以后有空来吧。他说，咱们离得不远（西黄牛距北文三里），见面的机会很多，不愁见。这时米良给吕建莲饭钱。那段时期米良在吕建莲家吃的都是好饭，他拿十元钱给吕建莲。吕说，你这人太小气，吃了几天饭还给甚钱，我有的是钱，你装起吧。他说，这是制度，你要是不要，我就要犯错误，还是留下吧。吕说，我又不说，谁知道你没有给我。咱们在一起处心哩，又不是论钱。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不知道你对我怎样。米良说，你对我生活上这样关心，我很感激你。看来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坏，可能评上模范民校。这和大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你和老X（指民校教员）下了很多辛苦，我已在总结材料里写进去了。吕建莲说，那是小事。我现在不知道苦恼甚。米良说，你有甚苦恼？有吃有穿又有钱花，还苦恼甚？吕建莲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这女人找不下个好男人一辈子也不顺气，活的才冤枉嘞。我想和他离婚嘞。米良说，这是错主意，你们十来年了，还是在一起好。你娃娃倒那么大了（孩子九岁），你舍得扔下她走了？到时候你后悔也赶不上。吕建莲说，那是我养大的，我带上她走。这主意我拿定了，终究和他干不成。米良问，你嫌人家甚啦？一年在外赶上个车，你坐到家好活上，你还不痛快？人活的要知福，这叫活在福中不知福。吕建莲说，十来年我没有一天和他对劲儿。我就是出去找下个甚人也比他强。米良说，那不一定。
第二天下午米良去她家吃饭，她说，老米，你给我找下个合适的人，等我和他离了婚我去找你。米良说，咱给你办不了这事。吕建莲说，办不了我就和你找对象。米良说，这像话吗？我已经订了婚。婚姻法允许我娶两个老婆？吕建莲说，你不会退了婚？米良说，没有那么容易，我刚刚订了婚就退婚，我办不出那事来。况且我年纪这么小（那年我虚岁十九），你二十六七，你孩子九岁，咱们这叫什么关系？你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后来他就走了，回到了XX家。
第二天晚上在该村召开了群众大会，结束了工作。第三天上午在瓦棚镇参加了区政府主持的民校评比发奖大会。会后米良就回到了联校，汇报完工作后就返回了原校工作。这时是1951年年底。
1952年米良在法院被扣中，大约在问案的第五次，姓申的审判员对他说：根据你的案情，法院进行了调查，依据吕建莲的男人告发，你的罪行不是搞男女关系，是挑拨婚姻。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判处你有期徒刑六个月，你有什么意见？当时他已经住了两个多月了，心想再住三个多月就能回家，这时就说：同意法院判决。后来就在判决书上压了手印。 回到看守所里，米良就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开头是让他承认乱搞男女关系（自己因为没有和她搞过男女关系，始终不能承认），自己不能胡承认，结果是以挑拨婚姻为罪，判处他半年有期徒刑，了结此案。当时他没有申辩。
米良心想，她想嫁我，是她挑拨我的婚姻，结果说成是我挑拨她的婚姻。他估计：可能吕建莲男人过年回去，她和男方要离婚。这一家弟兄好几个，都住在一个院。他们认为米良在他家吃了二十来天饭，又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认为是他挑上吕建莲和他离婚。这样一怒之下，到县里告了他一状。
当时米良后悔不该在吕建莲家吃饭，是怨自己嘴馋的过，也怨法院只听一面之词。自己想到出身不好，申辩也无用。住就住上半年吧。人也丢了，兴也败了。再要申辩，时间就要拖长，说不定还要超过半年。
过了几天，把他送到劳改队进行劳改。劳改地点在阴正县鹿湖和乐庄两处，主要是种地。
劳改队长姓何。米良劳动了没几天，X队长就把他叫去和他谈话，问了他犯错误的情况和判决时间。他如实谈了后，何队长说：看来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只要好好改造思想，以后就不犯错误了。咱们研究了一下，想让你给担水，不要到地里劳动去了。也没人跟你，每天供上用水就行了，你看行不行？他说，行。何队长说，你要注意行为，不要认为没人跟你了，过分的自由也不行。除过担水就回来，不准在村里游游玩玩的。你再住上几个月，如果表现好的话，可以提前释放你。总之，何队长对他进行的教育是很关心的，也是认真的。最后说，你可不敢跑了，要是抓回来，加倍处分你！他说，请队长放心，我又不是傻子，不会做出那些事来。
从此米良就在劳改队担水。感到领导上对自己很信任，一个思想就是盼时间，想服刑期满回家。
大约在1952年6月初，有一个叫尹XX的，是归阴人，听说他错误不大，可能释放回家。在他临走时，米良告诉他，回去到我家走一趟，告诉家里就说我的问题已经处理了，快回去呀，别让她们担心。后来米良回来，他女人说是归阴的一个人来了告诉她们来。
六月下旬，米良从劳改队调回法院看守所，他当时想，可能提前释放。这时候兴头很大，每天盼望释放。每天除劳动外，还下棋，有时候讲故事。有一天，人家讲水浒故事，他也插嘴讲了一段——“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段故事中的反面人物是“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后，还陷害林冲，林冲被迫上了梁山。事后不知道是谁汇报了这事，有一天看守所长叫他去谈话。就问他，你在家里给他们讲什么故事来？他就照实说了。X所长说，你这是借上古人在骂我。当时他就分辩说，X所长，我一点儿也没有这样想，恐怕这是误解。后来X所长说，以后不准你讲故事，我看你这思想还得好好改造改造。
过了几天又把他送到劳改队。一去劳改队，X队长就说，怎地你又来了？不是回去解决你的问题。他说，不知道。过了几天，X队长让他继续挑水。
这时他想，不该和他们讲故事。要不，就该回家了。不知道哪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给我胡汇报，惹得X所长发怒。
这时候他的刑期还有一个多月，于是也就不单单埋怨这了，只是怨自己讲故事。不管怎样，熬过一天少一天。到时候，刑满就能回家了，只要再不犯错。
服刑期满后，认为该回家了。今天盼，明天盼，一直盼了两个多月，于1952年9月份才被释放了。
在延长两个月的改造期中，米良的怨氣主要是不知道谁汇报下自己，给X所长说了些什么，怨这个汇报他的人。也怨X所长看问题主观。这就是米良从1952年2月到9月在阴正县法院、劳改队的思想活动过程。
2009年的10月，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烟消云未散》，讲的就是与米良有关的事情：
一夜之间，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去采访赵中关。这是因为，米良老师的检查里多次提到此人，他是这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中国有句俗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开这个谜，首先得从他那儿入手。
与我同行的还有我的老乡、朋友王雨白。倒了两次公交车，大约用了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米良老师住的那个村中。几经打听，找到了他家。
今年65岁的赵中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向他打听米良老师的情况时，他告诉我，米老师走了已经十几年了。问及他当年成立“农业技术研究小组”一事，健谈的老赵说：我从小就喜欢搞科学实验，曾经在马铃薯上嫁接过西红柿。成立农业技术研究小组是1965年的事情。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农村青年也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广阔天地上干一番事业。我家的场院挺大，我就想在里边种植些蔬菜、中药、庄稼，搞科学实验，为国家做些贡献，其实也是想让人们承认自己。米良老师的文化高，学校订着报纸，信息也多，我就想让他也参加，具体由我来操作。
老赵告诉我，“四清”运动时，也不知道是谁汇报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人多次找他谈话，他不止一次地向人家申辩：搞反革命集团还敢吆吆喝喝，我们搞农业技术研究，干的是正经事。市公安局来了人，他还是那话。公安局的人对他说：赵工（赵中关是郊区水利局的工程师），你得承认现实，现在的冤案可多哩！他说，因为这件事，他也写过不少检查。我问老赵，哪年办的退休？他哈哈一笑说：因为违返了计划生育，生了第五胎，1990年让单位给除了名。我们谈了一会儿，老赵的女儿说，爸爸，你麻利点儿。原来，从2003年开始，赵工就在今街一家私企打工，下午，他还得坐火车去今街哩。
离开赵中关家，我们按照村人提供的信息，又到了米良老师家。正是秋收季节，米老师的儿子开着三轮车去了地里，我们和米良老师的老伴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问起米良老师的1966年以后的工作情况，他老伴只知道他在教书（民办教师），也记不清教到哪一年。可老人对米良老师去世的时间记得一清二楚：1995年，农历八月十四。老人说，5月检查出来的病，8月就没了。是胃上得了扇形淋巴癌。米良老师有4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现在，老人和大儿子在一起生活，儿女们都挺孝顺。只是，老人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些年又得了腰椎增生，浑身没劲，什么也不能做。 从米良老师家里出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米良老师为参加农业技术研究小组的事写了一份又一份检查，挨了一次又一次批判，后来究竟有没有人给他平过反？1957年虽然是他自己主动辞的职，但后来当了多年的民办教师，按照政策应该给转为公办，可为什么没有转正？看来，要解开这个疙瘩，我必须得到有关单位进行采访，才能了解其中的原委。
米良的最后一份即第16份检查是7月1日写的。之所以没有将这份检查和其他几份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份检查的内容与其他不同，它有助于我们对米良这个人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1949年1月，米良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米良说，他参军的动机是“出于个人兴趣”。他还说，由于革命目的不明确，学习又差，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没有坚定地树立了革命意志，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遇到困难或是满足不了个人愿望时就产生了动摇。终于在革命的路口上当了逃兵——于1950年7月从部队逃跑出来。
1950年1月，根据工作需要，领导是把米良从师政治部民运科调到炮兵营供给股工作。
到了炮兵营供给股，米良的表现不是很好。自由散漫，有时早上不出操，上班时间还睡觉。让领导批评过几次后，他感到这里不如在民运科自由。
1950年3月，米良的三姐夫来信说，妈病重，让他请假回家看看。当时他和领导谈了这个问题，领导上不但不同意，还批评他家庭观念太强。从此米良就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并开始准备路费。不准假，遇机会他就逃跑。
1950年6月，炮兵營就从四川金汤县向甘肃进军，于7月份回到甘肃天水县境。领导让米良到七军军部供给部给部队领衬衣、鞋袜、马杂费（当时师部还在四川）。7月21日他带了几辆马车，到了军部驻地——天水县城，领上衬衣、鞋袜、马杂费。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同行的同志：你们先回去吧，我去供给部有些事，路子上小心把东西丢了。他们走后，米良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了一辆运输汽车逃跑了。逃跑时携带马杂费二百三十九万多元（旧币），合新币二百三十九元多。币面都是一千元一张的。
7月22日，米良坐长途汽车从天水县城到了徽县城。黄昏时听司机说，明天不发车，中途有一座桥坏了。听了这话，他很着急。他怕部队发觉自己逃跑了，给沿途打电话或拍电报抓他，就决定买自行车。当晚，他在一家商店买下一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价钱一百一十多元。这一天的车费花了五元。
7月23日，米良骑自行车从徽县城顺公路走，一天的时间走了大约有三百里路，到了汉中凤县的双十铺。当晚住在这里一家旅社。连夜买东西，买了一套便服，一双鞋，花了十几元。第二天走时将军衣和军帽交给店员，让他保存。米良把胸前带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军徽和帽花摘下来放到皮包里带走。并告诉那个店员，我有紧急任务，需要换便服，请你把军服和军帽给我保存起来，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拿。该店员当时有些诧异地说，同志，我不能负这个责，请你把它交到柜房吧。他说，不必要，我就靠了你啦，还需要保密，不准向任何人说。等我完成任务回来给你一定的报酬。说完，就给了他二万元（旧币）。并向他打听了从这儿到陕西宝鸡是否有军卡。那个店员说，不知道。说完米良就走了。
当时米良怕路上被抓住，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上汽车，把自行车起了票。车费用了二十多元。
7月24日，米良从双十铺到了宝鸡，在汽车上由于自己胆虚、害怕，就向同车的一个青年打听，途中什么地方检查？当时被此人看出破绽。就说，听你的口音不像此地人，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湖东人，在汉中做买卖，家中来信有急事，让我回去。那人问，你回湖东带自行车干啥？他说，带回去家里人骑。他说，路上起票要花好多钱，这样不合算。倒不如卖了它，回去再买。他说，这车子好，我舍不得卖了。一路上，那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并说，路上查得很紧，前面过一座桥，照你这么说，恐怕过不去。人家一听你的口音，一问你回家还带自行车，你有多少钱？他说，一百来万。那人说，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交个朋友，到了检查站，说成我的车子，把车子上的气放了，他问我，我就说车子坏了，我有急事要办，你看行不行？他说，行。到了检查站，那个人就按这种说法帮他过了关。当时他很感激那人。这样他们就成了朋友。天黑到了宝鸡，他们就一起住在车站附近的河南小店。他把包袱放在床上，洗了洗，店员弄来茶。那人说，天气热得很，我去买颗西瓜。他说，我去吧。他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装的十几元钱，其余的九十多元都在包袱里放着。当他买回西瓜，那人已经将他的包袱拿走了。他大惊失色，感到上当了。马上问店员，店员说，他刚出去，他临走时，让你等等他，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米良说，他把我的包袱也拿走了，我那里边放着一百来万。这时店掌柜也出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米良说，是路子上认下的朋友，他说他要和我在一起住，想不到他是个骗子。你们快帮我找他。店掌柜说，这么大的城市到哪儿去找呢？只有通过公安机关去调查。听了这话，米良进退两难。不找吧，是把钱被人骗走了，可要通过公安机关又怕露了自己的底子。于是狠了狠心，不要钱了。这时他就对店掌柜说，我骑上车子找他去。店掌柜说，你找不到他了。他既然是个骗子，早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能在大街上溜达？你死心了吧。米良说，反正我得出去找他。说罢，就要推车子走。掌柜说，你不能走，这事发生在我们店里，你走了他要回来问我们要车子，那就更麻烦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非到公安机关报了这事，给你解决，我们才放心。这时就看一个店员去报案。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几个，问明情况，他把车子推上到了派出所。当晚把米良送到公安局，进行检查。查到他身上带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军徽和帽花，就问他，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时他只得实话实说。当晚，宝鸡公安局把他拘留了一夜，第二天把他转送到宝鸡军分区看守所。军分区保卫科的一位科长问了他的详细情况，就将他扣押在看守所。
8月1日1时左右，米良还在沉睡中，听见看守员叫他的名字，并让他准备东西，把东西都带上。到了保卫科，还是那位科长和他谈话，说，你这问题咱们这儿处理不了，需要往军区转，今天晚上就走。咱们派一个同志送你，你路上要规矩些，不要出任何事故。到了军区，就会给你处理了。你年轻得很，已经走错了路子，但不能错上加错。今后的前途还是可观的，不要悲观失望。他说，我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已经错了，还能再错？
当晚3时左右，由一个同志押送，坐上了从宝鸡到西安的火车。一路上他想：转送军区，能让我回家吗？根本不可能。送回原部队，不知道要给什么处分。十一时多，火车到达西安车站，带他的那个同志手持一张车票，告米良，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领你的自行车。他说，行。
当时持车票取东西的人很多，秩序也不正常，你挤我扛，他看到那个同志挤进一百多人的人群中，把票递进小窗口，就在这时，他就溜出了东站门，又逃跑了。
此刻他身无分文，当天下午从西安东门出来，向东北方向步行。路上没饭吃，遇到一个买菜的人，他就给人家说了些好话，那人当晚把他领到他家，吃了一顿饭。吃过饭，他向人家打听到潼关的路线，当晚连夜步行，第二天到了临潼城，卖了一件衬衣，卖下一元七角钱，坐上火车到了潼关。过了黄河，进入湖东边境，就在火车站旁的饭店附近，把一套外衣卖了，卖下六元多钱。买的吃了些饭，就买了一张到桃胡的车票。在火车上得到两个同志的资助，借给他五万元钱（旧币）补了票，才回到金泉。
到了金泉，他将那两个人引到二姐夫家，还给人家钱，又买了一条纸烟相谢。
这就是米良从部队逃跑后的全部过程，不过，他在检查中说，这一错误已在1958年肃反运动中作了交代。
皇甫琪，1950年生，山西原平人。出版有小说集《寻找那半个圆》《雪儿》，长篇小说《龙宫》。近年在《当代》《中国作家》《山西文学》发表纪实文学作品二十余万字。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