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到1911年，即清末最后十年，是民变频繁爆发的时期，也是清王朝实行新政的时期。共处于同一时间段的民变高潮和清末新政究竟有何种内在的因果关联呢？美国学者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的《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就力图探究这一极具深意的问题。
　　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清王朝蹒跚地迈进了20世纪的大门。在庚子国变中，清王朝对义和团的承认，可以被视为封建统治者与农民（主要是华北农民）的政治同盟，这种同盟在应对列强政治和经济冲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然而，这种同盟很快随着北京沦陷而宣告破裂，清王朝用剿杀义和团的行动来表达与列强和解的决心。辛丑和谈的赔款又由清王朝转移到农民身上。由此，农民不仅成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而且成为清王朝与列强和解的经济成本的直接承担者。这种情景势必加剧清王朝与农民已有的紧张关系。正如该书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义和团与官军对阵之事，对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的清廷政策，人们耳濡目染，对清廷的模糊认识逐渐得到了澄清，即清廷越来越成为洋人的傀儡，给乡村中国带来的只是困苦……“（第32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趋于刻板的认识愈来愈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激烈的民变来加以表达的。而旨在实现自救的新政则又加剧了朝廷与民众的紧张关系。
　　作者注意到，清末新政从构思到执行，都没有充分考虑到，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考虑到乡村民众对新政的理解，自然更没有估计到乡村民众对新政的反抗。作者认为，少数有权势的人操控新政，使得新政所带来的效益仅为少数人所享有，而且内中滋生大量惊人的腐败现象。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以冲击乡村民众利益为代价。而且，各种势力也围绕着新政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再分配展开激烈的斗争。如朝廷把税收权限下放到县一级，从而解决办理自治机关、新学校、警政等新政事务的经费问题，结果却因此而引发了以“县”为舞台的政治斗争。部分操办新政的人员侵吞经费，引起乡村民众的强烈不满。更为糟糕的是，权力日益萎缩的朝廷却无法有效控制这种态势的恶性发展。
　　由此，在这种情境下，乡村民众基本上是作为新政成本的直接承担者。他们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新政受益者也就不难理解了。作者如是表述清末民变和新政的内在关联：“用于反抗新政改革的语言，利用了早期农民起义和乡村行动主义的实践的影像。”（第45页）
　　该书所分别叙述的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和江苏川沙四个地方的民变都以惊心动魄的情景有力支撑作者这一论述。可以说，新政化为苛政，而后又激起类似农民起义的民变，使得清朝机体中所仅存的生命力被严重消耗。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现象——辛亥革命中，除了武汉三镇、南京、陕西关中等少数地方爆发战斗外，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全国内战，就促使隆裕太后含泪替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盖下了重如千钧的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