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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绿色军营里出现了一批批英姿飒爽的女兵，从此巾帼英雄们在海陆空各个领域大显身手，尤其是那些浓墨重彩写下中国军队历史上诸多“第一”的优秀女兵，以她们无畏的开拓和奉献精神，以她们靓丽的英姿和出色的表现，为祖国争光添彩，赢得了荣誉。
第一批女跳伞兵
1950年9月，我国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虽然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但却是当时我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其中战斗英雄、模范和功臣占了93％。
由于需要聘请苏联专家当顾问，组织上派沈元珍、李朝旭、凌仲圭、毛镇夷等4名女学员当翻译。她们的工作就是将苏联专家的伞兵理论、伞兵操作转述给中国伞兵，并在训练中帮助苏联顾问纠正指战员的错误动作。
16岁的沈元珍原来就希望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虽然她早前从浙江衢州师范学校毕业，但她没有去教书，反而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上华东军政大学。可是，华东军政大学并没有教沈元珍战略、战术课程，而是将她选调到了三野政治部俄文训练班学习。命运又给了她新的转机，给空降兵部队当翻译使她间接圆了当兵的梦。
随着对空降兵这一新兵种由好奇到了解，沈元珍等4名女翻译深深喜欢上了这支部队。训练间隙，她们总是喜欢问苏联顾问一些有关跳伞的问题。一次，沈元珍在与一位苏联顾问聊天时，问到了苏军伞兵的情况，这位顾问得意地说：“早在1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伞兵，并且有了女伞兵。女性跳伞，只有在苏军才有这种可能。”
这位顾问的话，深深刺痛了沈元珍的心：“外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我要成为一名跳伞员，为中国的女同胞争光!”
当沈元珍把这一想法告诉另外3名女同学时，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她们一商量，决定去找伞兵长。伞兵长笑道：“别开玩笑了，跳伞是勇敢者的事业，就你们几个瘦弱的女孩子还想跳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后，如果伞张不开，上帝也帮不了忙，更何况跳伞着陆的冲击力达300多公斤，很容易受伤，许多男同志飞到空中还有不敢跳的呢。不行!”伞兵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女翻译的要求。
沈元珍和战友并不服气，一起辩解说：“苏联早就有女兵跳伞了，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她们接着说：“那我们就向上级请示一下吧。”看到几名女兵很认真的样子，伞兵长终于妥协了。
那一夜，姑娘们十分兴奋，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尽情地幻想着从天而降的感受。谁知，兴奋劲儿还没过，第二天就从上级传回消息：组织上不同意女同志跳伞。
初次申请受挫，并没有动摇沈元珍和同伴们要跳伞的决心，她们决定先练好跳伞技术，待时机成熟时再次申请。于是，她们利用课余时间，按照苏联顾问给战士们上课时讲的要领，悄悄苦练。从令人晕眩的“虎伏”训练，到跳平台、跳模拟机，她们都一丝不苟地去练习。有时，她们还请来苏联顾问作现场指导。
苏联顾问看到几个女翻译练习跳伞动作，感到十分不解。姑娘们为了不泄漏秘密，就以“给官兵更好地转述顾问意图”为由掩饰。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沈元珍和同伴们掌握了空中跳伞的全部动作要领。
1951年年初，沈元珍和同伴们再次向上级申请跳伞。为确保申请成功，这一次她们不仅请来了部队领导和伞兵长，而且把苏联顾问也“搬”到了现场。当姑娘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现场演示跳伞动作后，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苏联顾问更是竖起拇指，连声夸赞姑娘们勇敢，技术绝对过关，完全可以跳伞。在姑娘们的请求和苏联顾问的推荐下，部队领导终于同意沈元珍等几名女兵的请求。
1951年3月14日上午8时，一架运输机从中原某机场腾空而起，沈元珍、李朝旭、凌仲圭、毛镇夷4名女兵坐在舱门旁边。沈元珍兴奋地等待着跳伞的“信号”。因为按照预先安排，她将第一个跳出机舱。
“嘟，嘟”预备跳伞的铃声响起，接着绿灯闪烁……只见沈元珍纵身跃下飞机。一阵猛烈的震动，使沈元珍在三四秒钟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呼”地一下，她感到仿佛被人卡住脖子猛地往上提了起来，主伞打开了。沈元珍高兴地喊起来，静下心来后，她操纵着降落伞向着陆点飞去。很快，看见了地上的白色箭头，她调整方向，以每秒6～7米的速度向预定着陆点冲去……
“成功了!”着陆场上的同志们欢呼着拥了过来，部队领导紧握着沈元珍的手激动地说：“你们这一跳，宣告新中国妇女开创了勇敢者事业的新篇章!”朱云谦师长当场就给沈元珍佩戴上了一枚天蓝色的跳伞纪念章。
第一批女飞行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1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空军从航空预备总队和华东军政大学选调了55名女学员，送到牡丹江空军第7航空学校学习。这批学员到校后，编在第2期丁班。学校根据她们的身体素质、文化水平以及机组配套的需要，确定培训女飞行员14名、女空中领航员6名、女空中通信员5名、女空中机械员30名。
14名学飞机驾驶的女学员分别是：来自湖南的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上海的何月娟、黄碧云、施丽霞、阮荷珍、陈志英，浙江的戚木木、邱以群，广东的王坚、伍竹迪、秦桂芳和河南的武秀梅。14个人组成一个班，湖南妹子周映芝为班长。
4月初，她们途经北京时，刘亚楼司令员专门接见了她们，勉励她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刻苦学习，不怕困难，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人民空军战士。
女同志学飞行，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人们都怀有疑惑是情理之中的事。教员们虽有信心，但也心存怀疑，在他们看来，女人优柔寡断、爱哭、胆小。
吃饭时，男学员也不拿正眼瞧她们。一次，一个高个子男学员戏谑周映芝：“你们女的还学飞行?瞧你那小个儿，飞机的螺旋桨一转，就不知把你吹到哪里去了!”周映芝一点也不示弱：“你别神气，看谁先飞出来才是真的。”
航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14个女学员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面，床是用木凳支起来的大通铺，吃的是东北的高粱米和大白菜。
当时，第7航校的教员主要由起义人员和日籍航空技术人员担任(三个教员有两个是日本人，一个叫长谷川、一个叫宫田)。女学员们分成3个组，长谷川带第一组，宫田带第二组，中国教员赵志雄带第三组。
教练机是缴获的美制PT-19型和日制双发99式飞机，飞机陈旧，加上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此女学员面临着比男学员更大的困难。首先是航空理论学习，什么飞行原理、无线电知识，左一个定律，右一个公式，她们简直摸不着门路，于是有人信心不足了。
针对这一问题，组织上提出了为“妇女争气、为祖国争光”的口号，以“想想长征难不难，想想抗美援朝的战士难不难”为题，组织座谈讨论，鼓励她们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日本教员不太会说中国话，常用手比划，主要靠大家自己理解，这样学起来很费劲。好在上理论课的是中国教员，有些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问他们。
女学员们在课堂上专心听讲，在课外认真复习，星期天不休息，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终于攻克了航空理论这一关。
理论过关后，开始进行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分科专业训练。
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她们要在教员的带领下，自己操纵飞机上天了。要进行第一次飞行，大家都非常高兴，凌晨5点就起了床。3个教员各带自己的小组，当时飞的是日本的PT-19型飞机，学员在前舱飞行，教员在后舱保驾，操纵杆前后连在一起，一杆两动。
飞行后下了飞机，身体比较娇弱的阮荷珍把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脸色蜡黄，站都站不稳。大家一起鼓励阮荷珍，帮助她攻克难关，继续训练。航校校长魏坚也鼓励小阮：“只要你自己坚强，克服困难，组织上是决不会轻易放弃一个人的。”在组织的关怀和姐妹们的帮助下，阮荷珍最终战胜了身体不适应症。
身体健壮的上海姑娘施丽霞表示：“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她们当中有一些人对汽油味敏感，却偏要把汽油洒在自己的手帕上，用强制的方法磨炼自己的嗅觉神经。她们感到力气不够，就拼命锻炼，和男同志一起打篮球、跑步、打秋千、滚旋梯。练习器材少，她们就用扫把、凳腿代替驾驶杆演练，坐在地下手拉手、脚蹬脚地练习拉杆蹬舵。目测不准，她们就在卡车开动时练习判断运动速度。
困难终于一个个被克服，技术一点点掌握了，姑娘们迎来了最见功夫的放单飞。飞机一架架飞上去，又一架架安全返回地面。姑娘们围在一起，兴奋地议论着在天空的感觉，似乎有说不完的感受和道不尽的体会，可到底飞得行不行，谁心里都没底，都不安地等待着上级的裁决。
经过严格考核，14名姐妹中有13名通过了放单飞这一关，惟独黄碧云没有过关。她非常苦恼，担心自己不行，难过地哭了起来，还写了一个条子：“我没有飞行的天才。”同志们很着急，领导召集人员开会，为黄碧云“会诊”，人多智慧大，黄碧云终于克服了技术难点，成功地和姐妹们一起在蓝天上比翼齐飞。
这年11月，同期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机械员也陆续毕业。至此，新中国第一批55名航空女学员无一掉队，全部学成。
第一批女飞行员来到成都，正式改飞苏式飞柳。
1952年3月8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首批女飞行员在北京作“三八”飞行表演，7000多名中外妇女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以及中外记者来到西郊机场，应邀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
几名中国教官有些担心，要上飞机为她们压阵。周映芝当即反对：“不行，你们上去，别人会以为是男同志飞的，谁要是上飞机，就把他关进后舱的厕所里。”
下午1时左右，飞机准时起飞，在机场上空进行了飞行表演之后，从卢沟桥经丰台、三河县、通县直飞城区，通过天安门广场。
正在中南海办公室开会的毛泽东主席此时也从屋里走到院子，高兴地对在场的其他领导人说：“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正从我们头上飞过呢!”
飞机在西郊机场平稳落地后，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以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总司令热情地赞扬了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妇女同志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
女飞行员们都觉得十分光荣和自豪。在合影时，邓大姐问：“刚才是谁第一架起飞的?”周映芝立即回答：“报告，是我!”邓大姐拍拍她的肩膀说：“好好努力，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也能够办到!”
人们如潮水般涌了过来，为她们献花，一睹女飞行员的风采。
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想见见毛主席。3月24日刚吃完午饭，团长于希河来到女飞行员们中间，激动地宣布：“好消息!毛主席要接见你们，赶快准备。”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将帽子抛向空中欢呼起来。
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的便装，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女飞行员中间。毛主席问站在身边的刘亚楼：“她们都成器啦?”刘司令员报告：“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
站在一旁的周总理告诉毛主席：“这些女飞行员很要强，不要男教员保驾，都是自己驾驶飞机接受检阅的，还说如果男教员要上飞机，就把他们关进厕所里。”毛主席听后欣慰地笑了。
随后，空军党委决定将55名女飞行人员全部留在北京，归空军独立第一团建制(方中英任团政委、杨扶直任副团长)。
1954年，寒流侵入内蒙古草原，风雪交加，草原上覆盖着1尺多厚的积雪，锡林郭勒盟牧场上牲畜不能放牧，有些地区的牲畜已经大批死亡。为处理这次危机，上级决定派飞机空投粮食和饲料支援牧民，抢救牲畜。
女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主动请求执行空投任务。最后，领导决定由陈志英和她的机组成员执行这个任务。
陈志英和机组成员连夜进行飞行前的准备，第二天天刚亮，飞机就起飞了，越过长城，飞向内蒙古大草原。刚进入草原，天气突然变坏，强烈的气流和云团给飞行带来很大困难，飞机颠簸摇摆、上下飘动。陈志英沉着冷静地操纵着飞机，勇敢前进，同时仔细搜索着下面的地形地貌。领航员首先看到了蒙古包，陈志英按照领航员指引的航向飞去。牧民们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手舞着红旗，向飞机欢呼。一包包粮食和饲料，带着党的关怀和温暖，投放到牧民的手中。陈志英和同志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怀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基地。
之后，她们多次参加抢险救灾，负责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一次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经过她们培训的一批批飞行员，如今有的走上了师长、团长的岗位，14名姐妹为中国的蓝天创造了一片辉煌。
第一代女炮兵
20世纪50年代初，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从军热。一些刚组建的军事干部学校纷纷到地方学校，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培养军事指挥人才。
那时候，青年学生十分向往军营，谁有一套旧军装，甚至一顶旧军帽，都会让人顿生羡慕。湖南大学附中的李质兰等十几名湘妹子报名参军，很快被批准，成为当时解放军序列中惟一的一支女高射炮兵。
李质兰、盛玉莲、吴跃雯等10余名女学员，与来自广东、江西、河南的近百名男学生，汇集到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的前身——沈阳高炮学院，他们全部被编在三大队七中队。
当时学院教学用的火炮全是苏联制造，外形是按照身材高大的苏联人设计的。对于身材相对矮小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太适应，对这 些小巧玲珑的姑娘们而言，更是庞然大物。难怪一些男学员讥笑着说：“你们要想把这些炮玩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但是，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姑娘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面对高强度训练，她们不叫苦不喊累，手脚碰伤了，擦擦药水照常参加训练。她们还常常与男炮兵同台比武，训练成绩不断提高，使男炮兵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感。
女班长吴跃雯身体比其他女兵强壮些，毛遂自荐当起了炮手。为了使装填炮弹的技术运用自如，她不仅天天搬运30多公斤一发的炮弹上百次，而且每天熄灯前做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拉100下被包带，作为辅助训练。
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女炮兵在训练方面达到了炮兵应具备的“快、稳、准”的要求，成了名副其实的女高射炮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鲜战场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前线急缺高射炮兵，她们奉命奔赴朝鲜战场。
那天清早，车队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向朝鲜进发。刚刚驶过鸭绿江，敌人就发现了她们，一路上不停轰炸，女炮兵们开始领略到战争的残酷性。到达目的地后，李质兰等人被分到一些兵团司令部当炮兵参谋，其余的直接参加到炮火纷飞的战斗中。不管是当教员、当参谋，还是当指挥员，女炮兵们都用在校所学的知识，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一些女炮兵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炮兵共歼敌15万余人，毁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730余辆，击落敌机2300余架，这里面也包含着女炮兵的一份功劳。
一天，彭德怀总司令来到李质兰所在的部队检查工作，一见到李质兰就笑着说：“小鬼，你好年轻哟，一看就知道是新来的娃娃。”当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介绍李质兰是这个军惟一的女参谋并且是高炮参谋时，彭总竖起了大拇指说：“真了不起，这么年轻的女高炮参谋，你们这批女娃来了不少，打敌人的飞机还得多靠你们哟!”彭总的一席话，实际上是对全体女炮兵的夸奖。
第一代女坦克兵
1952年3月8日，在中央军委装甲兵大院礼堂里，司令员许光达、副政治委员向仲华等首长和装甲兵机关全体女同志欢聚一堂，庆祝“三八”妇女节。
忽然，一位女兵起立向首长报告：“请问首长，我国已有女飞行员、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为什么就不能有女坦克手呢?”
许司令员和蔼地笑了起来：“哦，你们也想学坦克技术?”
“当然想。”女兵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吧，你们打份报告来。”
几天后，司令部参谋长递给许司令员一份报告。
许光达接过一看，微笑着说：“这群女娃娃兵，志气不小哩!”
通过请示中央军委，1952年5月，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下令，由第一战车训练基地具体组织实施，从装甲兵机关各部门严格挑选23名优秀女青年战士，组成了北京槐树岭基地女生学员区队，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兵。基地司令员朱鹤云、政治委员刘国辅、副司令员萧锋，会同训练部领导制订了周密的训练计划，并抽调优秀教员担任培训工作。
同月，鉴于东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的大部分人员都已入朝参战，为了壮大技术力量，东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也在沈阳北陵坦克训练场开办了装甲兵坦克驾驶首届女生培训班，11名来自上海的女兵经过审查批准，加盟共和国第一批女坦克兵行列。
9月28日，庆贺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诞生大会在沈阳北陵坦克教练场举行。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女坦克手三步登车，起动、挂档，鱼贯而行。铁甲隆隆，履带滚滚，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教练场。
这样，北京槐树岭和沈阳北陵两个女坦克区队共34名女学员，填补了我军陆军兵种发展史上的一页空白。
这些新中国第一代坦克女兵的训练历经了千辛万苦。课堂里，姑娘们凝神注目地听着教员讲解坦克构造、发动机工作原理。她们课上认真听细心记，课下抓紧时间细嚼慢咽再消化，晚上熄灯后又悄悄溜出去，借着路灯学。凭着这股劲，她们硬是闯过了理论这一关，测验大都是5分。
接着，就是“啃”坦克操作这块“硬骨头”。烈日炎炎，她们的实际操作训练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三步登车，每天要在滚烫的坦克上爬上爬下，两腿都跳肿了，抬腿的劲都没了；脸被晒脱了皮，汗水一浸，火烧火燎的；掌心磨破了，血肉模糊，一碰就钻心地痛。坦克里高温灼人，早上刚穿上的工作服，不到中午就结上了一层白花花的碱霜。特别是在障碍物驾驶中，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极度消耗，一圈跑下来，双臂肿痛，头晕呕吐，吃不下饭。面对苦和累，姑娘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车场归来，依然是一路欢歌。
学习期间，许光达司令员多次打电话询问她们的学习和训练情况，鼓励她们克服困难，学有所成。军区装甲兵首长也经常深入课堂、教练场，了解她们的学习情况，观看实车驾驶，给了她们莫大的鼓舞。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她们终于用速成的方式，完成了训练大纲规定的技术训练指标，经考核成绩优异，她们高兴得一下子蹦了起来。
当年英姿飒爽的女坦克兵蔡秀娟后来回忆说：“我们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政治、战术、射击、通信、驾驶、工兵、化学、地形等。实际操作是我们女兵的一大难题，因为T-34坦克的操纵杆需要25公斤的拉力；蓄电瓶也有60公斤，保养坦克时要将电瓶从坦克里搬进搬出，这对男同志都属重体力活，女同志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增强体力，我们积极锻炼身体，做俯卧撑、单杠引体向上、双杠臂屈伸和其它球类运动还有长跑。”
当年的女坦克兵傅沪芳动情地说：“学习期间，大家的团结友爱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刚进去学习时，时间非常紧，我的父亲却突然病故了，电报到部队后，班里的姐妹们每人凑了点钱，一共20元，让我寄回家安葬父亲。”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女坦克兵们数十年后都学有所成，为国效力，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有的成了医学专家，有的当了经理，有的当了处长。但最让她们引以自豪和终身难忘的，是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写下了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那一段无愧无悔的历史。
第一支女子空降队
在中国陆海空三军中有一个独生子，名字叫作“中国空降兵”。提起神勇的空降兵，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身背银伞的威风凛凛的男子汉。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这些云海踏浪的天之骄子中，还有一批和男儿们一起比翼竞飞的娘子军。
1991年7月，为完成某些特殊使命，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空降兵组建了第一支女子空降队。
女子跳伞队伞训任务一宣布，空降兵的女战士们都渴望同男兵一样伴着伞花遨游蓝天。
看到姑娘们这么高兴，有的男兵说：“等着瞧吧，当了机降司令就叫你们高兴了!”(机降司令是对伞兵跳不出机舱坐视着陆的戏称)也有的男兵断言：“地面训练用不了3天，准叫她们 败下阵来。”
队里的干部心里也直打鼓，毕竟全队的姑娘都从未跳过伞。她们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在家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地面训练之苦能吃得消吗?可令人意外的是，伞训动员大会一结束，32份决心书、向男兵挑战书，还有4份血书便“飞”到了队部的办公桌上。
应战的男兵想看看姑娘们到底怎样来体现她们的决心，训练在对峙中拉开帷幕。
跳伞训练的基础是体能训练，早上要跑5公里，男兵在前，女兵随后。第一天女兵们跑砸了，个个呼吸紧促，喘不过气来；做俯卧撑，男兵们一气做了100多个，姑娘们十几个做下来便瘫倒在地。这时候，男兵们笑了，姑娘们哭了。
打那以后，男兵早上起床跑步时才发现，女兵们早已起床去长跑了。晚上男兵们入了梦乡，姑娘们还在悄悄地练臂力。队里干部发现后下令她们休息，她们还要躺在床上练几十个仰卧起坐。1个月下来，连队考核，男兵们长跑5000米，姑娘们在规定时间内竟不短半步，俯卧撑一做就是50个，成绩全部在良好以上。见到这场景，男兵们愣住了。
进行地面动作训练时，强度非常大，姑娘们的腿肿得连上楼都困难，但她们硬是挺过去了。一次进行吊环考核，队里有言，谁过不了关不准上飞机。余红梅手脖子都练肿了，痛得连晾衣服都举不起手，但她硬是咬牙参加了考核，得了个4.5分的好成绩。地面训练结束后，上级机关组织离机、平台、吊环、叠伞4关考核，全队女兵优秀率88％，32名女兵人人过关，男兵们服了。
1995年6月28日，中国女子空降兵向20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展示了她们的飒爽英姿。上午9时，随着一架架战机呼啸着掠过云层，机舱里跃出一个个小黑点，小黑点渐渐变成了小蘑菇，蘑菇越来越大，黄色、绿色、红色、白色……顷刻间，天幕下绽开了朵朵伞花。全副武装的女子空降队的队员们，灵敏地操纵降落伞，准确地在中心位置着陆。她们迅速解开伞具，取下携带的枪支进行实弹射击。枪响靶落，“热烈欢迎驻华武官来空降兵部队参观”的字样立即展现在参观台正前方的钢靶上。
紧接着，她们跑步到参观台进行抽签对号，使用各种枪支、火炮，打200米以内的空中气球，全部首发命中；100米精度射击，10发子弹成绩都在95环以上；分别使用重机枪、轻机枪、自动步枪、微型冲锋枪等7种武器，对不同距离上的7种40个目标实施射击，发发命中。
接下来，表演以擒拿格斗、摔打防护、捕俘动作串编而成的训练套路，由20名女兵组成的方阵，一上场就出手不凡，散打格斗、徒手与持匕首对抗，攻防有序，招招制敌。女兵们头、肘、膝、掌、腿所到之处，砖断瓶碎、坛破罐裂。
以上科目表演将近40分钟，女兵们个个汗流如注，黑黝黝的脸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可她们就是脸不变色、气不吁，笔直地挺立在烈日下。
“太神奇，太精彩了!”参观台上的外国武官们纷纷起立，一个个伸出了大拇指：“OK，中国女子空降队!”
第一批女水兵
1991年，走过42年历程的人民海军迎来了中国第一批女水兵，从而结束了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无女兵服役的历史。这批女兵经过专门挑选，90％以上经过海军正规院校培训。登上南海舰队“南康号”医院船舰后，她们经常和男军人并肩进行海上训练，多次远航西沙、南沙。她们肩负着海上突发事件和未来海上局部战争中伤员一线救护的重要使命，担负着南沙伤病员的巡诊就医工作。她们在南海海域战风斗浪，进行各种海上救护试验，航迹遍及南中国海的各个角落。
现代军事心理研究表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女性医护人员对抑制病员的恐惧、烦躁、自悯、绝望等情绪，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海军强国都纷纷设立医院船，不少女水兵在现代化战舰上担任了重要职务。
1991年3月中旬，南海舰队司令员高振家、政治委员周坤仕发布命令，任命422医院陈金凤等17名女战士为“南康号”医院船上的医护人员，开赴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受命参加神圣1号演习时，17名女水兵个个昂首挺胸，站立在甲板上，用军礼向前来送行的首长和战友告别，并保证： “我们要像南中国海的男水兵一样，一定完成这次神圣的演习任务，请首长放心。”
这是她们第一次出海演练，新奇和兴奋的心情流露在每个女水兵青春焕发的脸上。然而天公却不作美，船刚驶出港口，8级大风掀起的巨浪，把几千吨的船颠簸得摇晃不止，倾斜达到31度，她们根本无法站立，纷纷扶住船舷。不一会，她们的脸由嫩白变成青灰，胃里的东西不停地向上涌，头痛欲裂。晚饭谁都没有吃，随船出海的医务主任敬德玲来到舱室慰问。
王昱的吊床上传来轻轻的饮泣声。“你怎么啦?王昱。”郭辉探出头问。
“我……我想儿子。”王昱说完哭声大作。
一句话勾动了女水兵们心里的情弦，大家都眼泪婆娑。王昱的孩子最小，不满一岁，她离开时孩子还发着低烧。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由于她们是第一代女水兵，也由于女水兵要有过硬的临床技术，所以她们普遍年龄较大，多数已结婚成家，有的有了孩子。
第四天早晨，医院船终于抵达预定的海区，广播宣布：“全体人员各就各位，准备手术。”医疗队要组织进行狗脾切除和肠吻合手术。
听到命令，她们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在这有名的风浪区，船在大浪中忽上忽下，不停地剧烈晃荡，加上用来代替人体手术的狗的腹腔被打开后，血腥味刺鼻，站立在手术台旁的几名女兵极度的难受恶心，又想呕吐，有人实在支持不住，摇摇摆摆想重新回到住舱。
手术台上只有王云霞留下来坚持手术。敬德玲急了，赶忙来到舱室，把姑娘们一个个叫起来，说： “假如现在是在医院给病人做手术，能随便跑开吗?这点风浪都顶不住，还当什么女水兵!”
姑娘硬撑着回到手术室，咬着牙顽强地顶着。也奇怪，有了这种豁出去的劲儿，她们一下子清醒了不少，注意力开始转移并越来越集中，晕船的感觉也减轻了。可是，在海上进行手术是何等不易，海浪一个接一个扑打过来，男军医们用钳子夹住自己的腰，固定在手术台旁；女兵们则一个个将双脚撑成“大八字”，来回传递器械，军医们一针一线不停地忙碌着……
半个多月的航程，医院船上的白衣战士们踏遍了西沙每一座海岛，为每一名官兵做了体格检查，给岛上送去药品，还现场抢救了4名危重病人。女水兵不仅给官兵们带来了温暖，还带来了欢乐。尽管不是专业的文工团员，有的甚至从未登台演出过。可到了西沙，她们忘记羞怯，大展歌喉，大展舞姿，和战士们同欢共乐，将女性的风采留在岛上。
后来，这些勇敢的女水兵不知出过多少次海，呕吐过多少回，不过一次比一次轻，再不会像第一次出海时那样狼狈了。经过几年的磨炼，她们全部能够在船体倾斜30度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胃肠切除、断指再植、开颅探查等多种手术。
1998年9月，医院船因编制的原因，要调往远离湛江的广州。在医院船上生活了10年，她们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想到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小家，大家心里真舍不得。护士长秦海燕忍着心头的酸楚说： “她们都比我幸运，我常年累月地出海，平时在医院还要战备值班，这次又要调往广州，老公受不了了，我是揣着离婚证书来广州的。”
尽管心中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尽管在口头征求意见时她们要求下船留在湛江，可是真正填写志愿时，她们又不约而同地填上了服从组织分配。为什么呢?她们的回答是响亮的：“军人嘛，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我们这些第一批女水兵伴随着医院船的诞生而诞生，风里浪里相依为命，已经生活了10年，我们舍不得离开它啊。”秦海燕说得更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肩负着未来海上战争后勤保障的重要使命。”
在远离爱人、孩子的日子里，她们备尝了想家的酸苦。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到孩子，大家就会哭鼻子，往往是一人哭，其他人都跟着哭起来。因此，她们都盼望出海，出海一忙，就什么都忘了。女水兵在大海中搏斗，在风浪里成长，有着大海般的胸襟、大海般的情怀。
第一批女跳伞兵
1950年9月，我国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虽然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但却是当时我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其中战斗英雄、模范和功臣占了93％。
由于需要聘请苏联专家当顾问，组织上派沈元珍、李朝旭、凌仲圭、毛镇夷等4名女学员当翻译。她们的工作就是将苏联专家的伞兵理论、伞兵操作转述给中国伞兵，并在训练中帮助苏联顾问纠正指战员的错误动作。
16岁的沈元珍原来就希望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虽然她早前从浙江衢州师范学校毕业，但她没有去教书，反而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上华东军政大学。可是，华东军政大学并没有教沈元珍战略、战术课程，而是将她选调到了三野政治部俄文训练班学习。命运又给了她新的转机，给空降兵部队当翻译使她间接圆了当兵的梦。
随着对空降兵这一新兵种由好奇到了解，沈元珍等4名女翻译深深喜欢上了这支部队。训练间隙，她们总是喜欢问苏联顾问一些有关跳伞的问题。一次，沈元珍在与一位苏联顾问聊天时，问到了苏军伞兵的情况，这位顾问得意地说：“早在1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伞兵，并且有了女伞兵。女性跳伞，只有在苏军才有这种可能。”
这位顾问的话，深深刺痛了沈元珍的心：“外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我要成为一名跳伞员，为中国的女同胞争光!”
当沈元珍把这一想法告诉另外3名女同学时，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她们一商量，决定去找伞兵长。伞兵长笑道：“别开玩笑了，跳伞是勇敢者的事业，就你们几个瘦弱的女孩子还想跳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后，如果伞张不开，上帝也帮不了忙，更何况跳伞着陆的冲击力达300多公斤，很容易受伤，许多男同志飞到空中还有不敢跳的呢。不行!”伞兵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女翻译的要求。
沈元珍和战友并不服气，一起辩解说：“苏联早就有女兵跳伞了，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她们接着说：“那我们就向上级请示一下吧。”看到几名女兵很认真的样子，伞兵长终于妥协了。
那一夜，姑娘们十分兴奋，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尽情地幻想着从天而降的感受。谁知，兴奋劲儿还没过，第二天就从上级传回消息：组织上不同意女同志跳伞。
初次申请受挫，并没有动摇沈元珍和同伴们要跳伞的决心，她们决定先练好跳伞技术，待时机成熟时再次申请。于是，她们利用课余时间，按照苏联顾问给战士们上课时讲的要领，悄悄苦练。从令人晕眩的“虎伏”训练，到跳平台、跳模拟机，她们都一丝不苟地去练习。有时，她们还请来苏联顾问作现场指导。
苏联顾问看到几个女翻译练习跳伞动作，感到十分不解。姑娘们为了不泄漏秘密，就以“给官兵更好地转述顾问意图”为由掩饰。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沈元珍和同伴们掌握了空中跳伞的全部动作要领。
1951年年初，沈元珍和同伴们再次向上级申请跳伞。为确保申请成功，这一次她们不仅请来了部队领导和伞兵长，而且把苏联顾问也“搬”到了现场。当姑娘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现场演示跳伞动作后，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苏联顾问更是竖起拇指，连声夸赞姑娘们勇敢，技术绝对过关，完全可以跳伞。在姑娘们的请求和苏联顾问的推荐下，部队领导终于同意沈元珍等几名女兵的请求。
1951年3月14日上午8时，一架运输机从中原某机场腾空而起，沈元珍、李朝旭、凌仲圭、毛镇夷4名女兵坐在舱门旁边。沈元珍兴奋地等待着跳伞的“信号”。因为按照预先安排，她将第一个跳出机舱。
“嘟，嘟”预备跳伞的铃声响起，接着绿灯闪烁……只见沈元珍纵身跃下飞机。一阵猛烈的震动，使沈元珍在三四秒钟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呼”地一下，她感到仿佛被人卡住脖子猛地往上提了起来，主伞打开了。沈元珍高兴地喊起来，静下心来后，她操纵着降落伞向着陆点飞去。很快，看见了地上的白色箭头，她调整方向，以每秒6～7米的速度向预定着陆点冲去……
“成功了!”着陆场上的同志们欢呼着拥了过来，部队领导紧握着沈元珍的手激动地说：“你们这一跳，宣告新中国妇女开创了勇敢者事业的新篇章!”朱云谦师长当场就给沈元珍佩戴上了一枚天蓝色的跳伞纪念章。
第一批女飞行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1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空军从航空预备总队和华东军政大学选调了55名女学员，送到牡丹江空军第7航空学校学习。这批学员到校后，编在第2期丁班。学校根据她们的身体素质、文化水平以及机组配套的需要，确定培训女飞行员14名、女空中领航员6名、女空中通信员5名、女空中机械员30名。
14名学飞机驾驶的女学员分别是：来自湖南的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上海的何月娟、黄碧云、施丽霞、阮荷珍、陈志英，浙江的戚木木、邱以群，广东的王坚、伍竹迪、秦桂芳和河南的武秀梅。14个人组成一个班，湖南妹子周映芝为班长。
4月初，她们途经北京时，刘亚楼司令员专门接见了她们，勉励她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刻苦学习，不怕困难，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人民空军战士。
女同志学飞行，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人们都怀有疑惑是情理之中的事。教员们虽有信心，但也心存怀疑，在他们看来，女人优柔寡断、爱哭、胆小。
吃饭时，男学员也不拿正眼瞧她们。一次，一个高个子男学员戏谑周映芝：“你们女的还学飞行?瞧你那小个儿，飞机的螺旋桨一转，就不知把你吹到哪里去了!”周映芝一点也不示弱：“你别神气，看谁先飞出来才是真的。”
航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14个女学员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面，床是用木凳支起来的大通铺，吃的是东北的高粱米和大白菜。
当时，第7航校的教员主要由起义人员和日籍航空技术人员担任(三个教员有两个是日本人，一个叫长谷川、一个叫宫田)。女学员们分成3个组，长谷川带第一组，宫田带第二组，中国教员赵志雄带第三组。
教练机是缴获的美制PT-19型和日制双发99式飞机，飞机陈旧，加上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此女学员面临着比男学员更大的困难。首先是航空理论学习，什么飞行原理、无线电知识，左一个定律，右一个公式，她们简直摸不着门路，于是有人信心不足了。
针对这一问题，组织上提出了为“妇女争气、为祖国争光”的口号，以“想想长征难不难，想想抗美援朝的战士难不难”为题，组织座谈讨论，鼓励她们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日本教员不太会说中国话，常用手比划，主要靠大家自己理解，这样学起来很费劲。好在上理论课的是中国教员，有些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问他们。
女学员们在课堂上专心听讲，在课外认真复习，星期天不休息，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终于攻克了航空理论这一关。
理论过关后，开始进行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分科专业训练。
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她们要在教员的带领下，自己操纵飞机上天了。要进行第一次飞行，大家都非常高兴，凌晨5点就起了床。3个教员各带自己的小组，当时飞的是日本的PT-19型飞机，学员在前舱飞行，教员在后舱保驾，操纵杆前后连在一起，一杆两动。
飞行后下了飞机，身体比较娇弱的阮荷珍把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脸色蜡黄，站都站不稳。大家一起鼓励阮荷珍，帮助她攻克难关，继续训练。航校校长魏坚也鼓励小阮：“只要你自己坚强，克服困难，组织上是决不会轻易放弃一个人的。”在组织的关怀和姐妹们的帮助下，阮荷珍最终战胜了身体不适应症。
身体健壮的上海姑娘施丽霞表示：“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她们当中有一些人对汽油味敏感，却偏要把汽油洒在自己的手帕上，用强制的方法磨炼自己的嗅觉神经。她们感到力气不够，就拼命锻炼，和男同志一起打篮球、跑步、打秋千、滚旋梯。练习器材少，她们就用扫把、凳腿代替驾驶杆演练，坐在地下手拉手、脚蹬脚地练习拉杆蹬舵。目测不准，她们就在卡车开动时练习判断运动速度。
困难终于一个个被克服，技术一点点掌握了，姑娘们迎来了最见功夫的放单飞。飞机一架架飞上去，又一架架安全返回地面。姑娘们围在一起，兴奋地议论着在天空的感觉，似乎有说不完的感受和道不尽的体会，可到底飞得行不行，谁心里都没底，都不安地等待着上级的裁决。
经过严格考核，14名姐妹中有13名通过了放单飞这一关，惟独黄碧云没有过关。她非常苦恼，担心自己不行，难过地哭了起来，还写了一个条子：“我没有飞行的天才。”同志们很着急，领导召集人员开会，为黄碧云“会诊”，人多智慧大，黄碧云终于克服了技术难点，成功地和姐妹们一起在蓝天上比翼齐飞。
这年11月，同期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机械员也陆续毕业。至此，新中国第一批55名航空女学员无一掉队，全部学成。
第一批女飞行员来到成都，正式改飞苏式飞柳。
1952年3月8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首批女飞行员在北京作“三八”飞行表演，7000多名中外妇女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以及中外记者来到西郊机场，应邀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
几名中国教官有些担心，要上飞机为她们压阵。周映芝当即反对：“不行，你们上去，别人会以为是男同志飞的，谁要是上飞机，就把他关进后舱的厕所里。”
下午1时左右，飞机准时起飞，在机场上空进行了飞行表演之后，从卢沟桥经丰台、三河县、通县直飞城区，通过天安门广场。
正在中南海办公室开会的毛泽东主席此时也从屋里走到院子，高兴地对在场的其他领导人说：“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正从我们头上飞过呢!”
飞机在西郊机场平稳落地后，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以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总司令热情地赞扬了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妇女同志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
女飞行员们都觉得十分光荣和自豪。在合影时，邓大姐问：“刚才是谁第一架起飞的?”周映芝立即回答：“报告，是我!”邓大姐拍拍她的肩膀说：“好好努力，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也能够办到!”
人们如潮水般涌了过来，为她们献花，一睹女飞行员的风采。
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想见见毛主席。3月24日刚吃完午饭，团长于希河来到女飞行员们中间，激动地宣布：“好消息!毛主席要接见你们，赶快准备。”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将帽子抛向空中欢呼起来。
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的便装，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女飞行员中间。毛主席问站在身边的刘亚楼：“她们都成器啦?”刘司令员报告：“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
站在一旁的周总理告诉毛主席：“这些女飞行员很要强，不要男教员保驾，都是自己驾驶飞机接受检阅的，还说如果男教员要上飞机，就把他们关进厕所里。”毛主席听后欣慰地笑了。
随后，空军党委决定将55名女飞行人员全部留在北京，归空军独立第一团建制(方中英任团政委、杨扶直任副团长)。
1954年，寒流侵入内蒙古草原，风雪交加，草原上覆盖着1尺多厚的积雪，锡林郭勒盟牧场上牲畜不能放牧，有些地区的牲畜已经大批死亡。为处理这次危机，上级决定派飞机空投粮食和饲料支援牧民，抢救牲畜。
女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主动请求执行空投任务。最后，领导决定由陈志英和她的机组成员执行这个任务。
陈志英和机组成员连夜进行飞行前的准备，第二天天刚亮，飞机就起飞了，越过长城，飞向内蒙古大草原。刚进入草原，天气突然变坏，强烈的气流和云团给飞行带来很大困难，飞机颠簸摇摆、上下飘动。陈志英沉着冷静地操纵着飞机，勇敢前进，同时仔细搜索着下面的地形地貌。领航员首先看到了蒙古包，陈志英按照领航员指引的航向飞去。牧民们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手舞着红旗，向飞机欢呼。一包包粮食和饲料，带着党的关怀和温暖，投放到牧民的手中。陈志英和同志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怀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基地。
之后，她们多次参加抢险救灾，负责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一次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经过她们培训的一批批飞行员，如今有的走上了师长、团长的岗位，14名姐妹为中国的蓝天创造了一片辉煌。
第一代女炮兵
20世纪50年代初，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从军热。一些刚组建的军事干部学校纷纷到地方学校，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培养军事指挥人才。
那时候，青年学生十分向往军营，谁有一套旧军装，甚至一顶旧军帽，都会让人顿生羡慕。湖南大学附中的李质兰等十几名湘妹子报名参军，很快被批准，成为当时解放军序列中惟一的一支女高射炮兵。
李质兰、盛玉莲、吴跃雯等10余名女学员，与来自广东、江西、河南的近百名男学生，汇集到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的前身——沈阳高炮学院，他们全部被编在三大队七中队。
当时学院教学用的火炮全是苏联制造，外形是按照身材高大的苏联人设计的。对于身材相对矮小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太适应，对这 些小巧玲珑的姑娘们而言，更是庞然大物。难怪一些男学员讥笑着说：“你们要想把这些炮玩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但是，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姑娘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面对高强度训练，她们不叫苦不喊累，手脚碰伤了，擦擦药水照常参加训练。她们还常常与男炮兵同台比武，训练成绩不断提高，使男炮兵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感。
女班长吴跃雯身体比其他女兵强壮些，毛遂自荐当起了炮手。为了使装填炮弹的技术运用自如，她不仅天天搬运30多公斤一发的炮弹上百次，而且每天熄灯前做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拉100下被包带，作为辅助训练。
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女炮兵在训练方面达到了炮兵应具备的“快、稳、准”的要求，成了名副其实的女高射炮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鲜战场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前线急缺高射炮兵，她们奉命奔赴朝鲜战场。
那天清早，车队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向朝鲜进发。刚刚驶过鸭绿江，敌人就发现了她们，一路上不停轰炸，女炮兵们开始领略到战争的残酷性。到达目的地后，李质兰等人被分到一些兵团司令部当炮兵参谋，其余的直接参加到炮火纷飞的战斗中。不管是当教员、当参谋，还是当指挥员，女炮兵们都用在校所学的知识，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一些女炮兵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炮兵共歼敌15万余人，毁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730余辆，击落敌机2300余架，这里面也包含着女炮兵的一份功劳。
一天，彭德怀总司令来到李质兰所在的部队检查工作，一见到李质兰就笑着说：“小鬼，你好年轻哟，一看就知道是新来的娃娃。”当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介绍李质兰是这个军惟一的女参谋并且是高炮参谋时，彭总竖起了大拇指说：“真了不起，这么年轻的女高炮参谋，你们这批女娃来了不少，打敌人的飞机还得多靠你们哟!”彭总的一席话，实际上是对全体女炮兵的夸奖。
第一代女坦克兵
1952年3月8日，在中央军委装甲兵大院礼堂里，司令员许光达、副政治委员向仲华等首长和装甲兵机关全体女同志欢聚一堂，庆祝“三八”妇女节。
忽然，一位女兵起立向首长报告：“请问首长，我国已有女飞行员、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为什么就不能有女坦克手呢?”
许司令员和蔼地笑了起来：“哦，你们也想学坦克技术?”
“当然想。”女兵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吧，你们打份报告来。”
几天后，司令部参谋长递给许司令员一份报告。
许光达接过一看，微笑着说：“这群女娃娃兵，志气不小哩!”
通过请示中央军委，1952年5月，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下令，由第一战车训练基地具体组织实施，从装甲兵机关各部门严格挑选23名优秀女青年战士，组成了北京槐树岭基地女生学员区队，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兵。基地司令员朱鹤云、政治委员刘国辅、副司令员萧锋，会同训练部领导制订了周密的训练计划，并抽调优秀教员担任培训工作。
同月，鉴于东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的大部分人员都已入朝参战，为了壮大技术力量，东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也在沈阳北陵坦克训练场开办了装甲兵坦克驾驶首届女生培训班，11名来自上海的女兵经过审查批准，加盟共和国第一批女坦克兵行列。
9月28日，庆贺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诞生大会在沈阳北陵坦克教练场举行。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女坦克手三步登车，起动、挂档，鱼贯而行。铁甲隆隆，履带滚滚，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教练场。
这样，北京槐树岭和沈阳北陵两个女坦克区队共34名女学员，填补了我军陆军兵种发展史上的一页空白。
这些新中国第一代坦克女兵的训练历经了千辛万苦。课堂里，姑娘们凝神注目地听着教员讲解坦克构造、发动机工作原理。她们课上认真听细心记，课下抓紧时间细嚼慢咽再消化，晚上熄灯后又悄悄溜出去，借着路灯学。凭着这股劲，她们硬是闯过了理论这一关，测验大都是5分。
接着，就是“啃”坦克操作这块“硬骨头”。烈日炎炎，她们的实际操作训练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三步登车，每天要在滚烫的坦克上爬上爬下，两腿都跳肿了，抬腿的劲都没了；脸被晒脱了皮，汗水一浸，火烧火燎的；掌心磨破了，血肉模糊，一碰就钻心地痛。坦克里高温灼人，早上刚穿上的工作服，不到中午就结上了一层白花花的碱霜。特别是在障碍物驾驶中，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极度消耗，一圈跑下来，双臂肿痛，头晕呕吐，吃不下饭。面对苦和累，姑娘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车场归来，依然是一路欢歌。
学习期间，许光达司令员多次打电话询问她们的学习和训练情况，鼓励她们克服困难，学有所成。军区装甲兵首长也经常深入课堂、教练场，了解她们的学习情况，观看实车驾驶，给了她们莫大的鼓舞。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她们终于用速成的方式，完成了训练大纲规定的技术训练指标，经考核成绩优异，她们高兴得一下子蹦了起来。
当年英姿飒爽的女坦克兵蔡秀娟后来回忆说：“我们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政治、战术、射击、通信、驾驶、工兵、化学、地形等。实际操作是我们女兵的一大难题，因为T-34坦克的操纵杆需要25公斤的拉力；蓄电瓶也有60公斤，保养坦克时要将电瓶从坦克里搬进搬出，这对男同志都属重体力活，女同志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增强体力，我们积极锻炼身体，做俯卧撑、单杠引体向上、双杠臂屈伸和其它球类运动还有长跑。”
当年的女坦克兵傅沪芳动情地说：“学习期间，大家的团结友爱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刚进去学习时，时间非常紧，我的父亲却突然病故了，电报到部队后，班里的姐妹们每人凑了点钱，一共20元，让我寄回家安葬父亲。”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女坦克兵们数十年后都学有所成，为国效力，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有的成了医学专家，有的当了经理，有的当了处长。但最让她们引以自豪和终身难忘的，是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写下了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那一段无愧无悔的历史。
第一支女子空降队
在中国陆海空三军中有一个独生子，名字叫作“中国空降兵”。提起神勇的空降兵，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身背银伞的威风凛凛的男子汉。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这些云海踏浪的天之骄子中，还有一批和男儿们一起比翼竞飞的娘子军。
1991年7月，为完成某些特殊使命，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空降兵组建了第一支女子空降队。
女子跳伞队伞训任务一宣布，空降兵的女战士们都渴望同男兵一样伴着伞花遨游蓝天。
看到姑娘们这么高兴，有的男兵说：“等着瞧吧，当了机降司令就叫你们高兴了!”(机降司令是对伞兵跳不出机舱坐视着陆的戏称)也有的男兵断言：“地面训练用不了3天，准叫她们 败下阵来。”
队里的干部心里也直打鼓，毕竟全队的姑娘都从未跳过伞。她们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在家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地面训练之苦能吃得消吗?可令人意外的是，伞训动员大会一结束，32份决心书、向男兵挑战书，还有4份血书便“飞”到了队部的办公桌上。
应战的男兵想看看姑娘们到底怎样来体现她们的决心，训练在对峙中拉开帷幕。
跳伞训练的基础是体能训练，早上要跑5公里，男兵在前，女兵随后。第一天女兵们跑砸了，个个呼吸紧促，喘不过气来；做俯卧撑，男兵们一气做了100多个，姑娘们十几个做下来便瘫倒在地。这时候，男兵们笑了，姑娘们哭了。
打那以后，男兵早上起床跑步时才发现，女兵们早已起床去长跑了。晚上男兵们入了梦乡，姑娘们还在悄悄地练臂力。队里干部发现后下令她们休息，她们还要躺在床上练几十个仰卧起坐。1个月下来，连队考核，男兵们长跑5000米，姑娘们在规定时间内竟不短半步，俯卧撑一做就是50个，成绩全部在良好以上。见到这场景，男兵们愣住了。
进行地面动作训练时，强度非常大，姑娘们的腿肿得连上楼都困难，但她们硬是挺过去了。一次进行吊环考核，队里有言，谁过不了关不准上飞机。余红梅手脖子都练肿了，痛得连晾衣服都举不起手，但她硬是咬牙参加了考核，得了个4.5分的好成绩。地面训练结束后，上级机关组织离机、平台、吊环、叠伞4关考核，全队女兵优秀率88％，32名女兵人人过关，男兵们服了。
1995年6月28日，中国女子空降兵向20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展示了她们的飒爽英姿。上午9时，随着一架架战机呼啸着掠过云层，机舱里跃出一个个小黑点，小黑点渐渐变成了小蘑菇，蘑菇越来越大，黄色、绿色、红色、白色……顷刻间，天幕下绽开了朵朵伞花。全副武装的女子空降队的队员们，灵敏地操纵降落伞，准确地在中心位置着陆。她们迅速解开伞具，取下携带的枪支进行实弹射击。枪响靶落，“热烈欢迎驻华武官来空降兵部队参观”的字样立即展现在参观台正前方的钢靶上。
紧接着，她们跑步到参观台进行抽签对号，使用各种枪支、火炮，打200米以内的空中气球，全部首发命中；100米精度射击，10发子弹成绩都在95环以上；分别使用重机枪、轻机枪、自动步枪、微型冲锋枪等7种武器，对不同距离上的7种40个目标实施射击，发发命中。
接下来，表演以擒拿格斗、摔打防护、捕俘动作串编而成的训练套路，由20名女兵组成的方阵，一上场就出手不凡，散打格斗、徒手与持匕首对抗，攻防有序，招招制敌。女兵们头、肘、膝、掌、腿所到之处，砖断瓶碎、坛破罐裂。
以上科目表演将近40分钟，女兵们个个汗流如注，黑黝黝的脸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可她们就是脸不变色、气不吁，笔直地挺立在烈日下。
“太神奇，太精彩了!”参观台上的外国武官们纷纷起立，一个个伸出了大拇指：“OK，中国女子空降队!”
第一批女水兵
1991年，走过42年历程的人民海军迎来了中国第一批女水兵，从而结束了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无女兵服役的历史。这批女兵经过专门挑选，90％以上经过海军正规院校培训。登上南海舰队“南康号”医院船舰后，她们经常和男军人并肩进行海上训练，多次远航西沙、南沙。她们肩负着海上突发事件和未来海上局部战争中伤员一线救护的重要使命，担负着南沙伤病员的巡诊就医工作。她们在南海海域战风斗浪，进行各种海上救护试验，航迹遍及南中国海的各个角落。
现代军事心理研究表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女性医护人员对抑制病员的恐惧、烦躁、自悯、绝望等情绪，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海军强国都纷纷设立医院船，不少女水兵在现代化战舰上担任了重要职务。
1991年3月中旬，南海舰队司令员高振家、政治委员周坤仕发布命令，任命422医院陈金凤等17名女战士为“南康号”医院船上的医护人员，开赴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受命参加神圣1号演习时，17名女水兵个个昂首挺胸，站立在甲板上，用军礼向前来送行的首长和战友告别，并保证： “我们要像南中国海的男水兵一样，一定完成这次神圣的演习任务，请首长放心。”
这是她们第一次出海演练，新奇和兴奋的心情流露在每个女水兵青春焕发的脸上。然而天公却不作美，船刚驶出港口，8级大风掀起的巨浪，把几千吨的船颠簸得摇晃不止，倾斜达到31度，她们根本无法站立，纷纷扶住船舷。不一会，她们的脸由嫩白变成青灰，胃里的东西不停地向上涌，头痛欲裂。晚饭谁都没有吃，随船出海的医务主任敬德玲来到舱室慰问。
王昱的吊床上传来轻轻的饮泣声。“你怎么啦?王昱。”郭辉探出头问。
“我……我想儿子。”王昱说完哭声大作。
一句话勾动了女水兵们心里的情弦，大家都眼泪婆娑。王昱的孩子最小，不满一岁，她离开时孩子还发着低烧。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由于她们是第一代女水兵，也由于女水兵要有过硬的临床技术，所以她们普遍年龄较大，多数已结婚成家，有的有了孩子。
第四天早晨，医院船终于抵达预定的海区，广播宣布：“全体人员各就各位，准备手术。”医疗队要组织进行狗脾切除和肠吻合手术。
听到命令，她们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在这有名的风浪区，船在大浪中忽上忽下，不停地剧烈晃荡，加上用来代替人体手术的狗的腹腔被打开后，血腥味刺鼻，站立在手术台旁的几名女兵极度的难受恶心，又想呕吐，有人实在支持不住，摇摇摆摆想重新回到住舱。
手术台上只有王云霞留下来坚持手术。敬德玲急了，赶忙来到舱室，把姑娘们一个个叫起来，说： “假如现在是在医院给病人做手术，能随便跑开吗?这点风浪都顶不住，还当什么女水兵!”
姑娘硬撑着回到手术室，咬着牙顽强地顶着。也奇怪，有了这种豁出去的劲儿，她们一下子清醒了不少，注意力开始转移并越来越集中，晕船的感觉也减轻了。可是，在海上进行手术是何等不易，海浪一个接一个扑打过来，男军医们用钳子夹住自己的腰，固定在手术台旁；女兵们则一个个将双脚撑成“大八字”，来回传递器械，军医们一针一线不停地忙碌着……
半个多月的航程，医院船上的白衣战士们踏遍了西沙每一座海岛，为每一名官兵做了体格检查，给岛上送去药品，还现场抢救了4名危重病人。女水兵不仅给官兵们带来了温暖，还带来了欢乐。尽管不是专业的文工团员，有的甚至从未登台演出过。可到了西沙，她们忘记羞怯，大展歌喉，大展舞姿，和战士们同欢共乐，将女性的风采留在岛上。
后来，这些勇敢的女水兵不知出过多少次海，呕吐过多少回，不过一次比一次轻，再不会像第一次出海时那样狼狈了。经过几年的磨炼，她们全部能够在船体倾斜30度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胃肠切除、断指再植、开颅探查等多种手术。
1998年9月，医院船因编制的原因，要调往远离湛江的广州。在医院船上生活了10年，她们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想到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小家，大家心里真舍不得。护士长秦海燕忍着心头的酸楚说： “她们都比我幸运，我常年累月地出海，平时在医院还要战备值班，这次又要调往广州，老公受不了了，我是揣着离婚证书来广州的。”
尽管心中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尽管在口头征求意见时她们要求下船留在湛江，可是真正填写志愿时，她们又不约而同地填上了服从组织分配。为什么呢?她们的回答是响亮的：“军人嘛，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我们这些第一批女水兵伴随着医院船的诞生而诞生，风里浪里相依为命，已经生活了10年，我们舍不得离开它啊。”秦海燕说得更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肩负着未来海上战争后勤保障的重要使命。”
在远离爱人、孩子的日子里，她们备尝了想家的酸苦。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到孩子，大家就会哭鼻子，往往是一人哭，其他人都跟着哭起来。因此，她们都盼望出海，出海一忙，就什么都忘了。女水兵在大海中搏斗，在风浪里成长，有着大海般的胸襟、大海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