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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灾难性报道,就是指新闻媒体对于各种灾难性事件的报道。
灾难性事件,世界各国都有,我国也难以避免。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对于新闻媒体灾难性报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推动着媒体灾难性报道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就当前媒体灾难性报道亟须注意的几个关键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真实
新闻学理论告诉我们,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第一位,新闻是第二位,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按照这一基本原理,一切新闻报道都要用事实说话,务必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灾难性报道更需要如此。
首先,灾难性报道的真实、客观体现在以开放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时地报道灾难真相。曾几何时,由于国内复杂的时代背景、社会原因,媒体灾难性报道一直偏于保守,大多采取回避态度,希望通过“冷处理”,以达到所谓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目的。1976年7月28日,我国唐山发生7.6级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只发表了两篇报道,用几十个字一笔带过;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大暴发,也采取了尽量不报的做法,这样的报道使媒体形象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其次,灾难性报道的真实性还体现在不仅要解放思想、敢于报道灾难,还需要善于报道灾难。坚持科学、理性的报道方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采集党、政府、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典型事迹,热情讴歌抗灾救灾的壮举、义举,给人以信心、力量。
同时,力求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炒作、不渲染,本着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态度,真正做到是帮忙而不是添乱,是鼓劲而不是泄气,尽一切可能保持和维护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1991年、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两度发生特大洪灾,各大媒体既尊重新闻规律,如实地报道了灾情,又唱响主旋律,高奏正气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赢得了国内国际、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交口称赞,这次报道中的许多典型人物、事例让人记忆犹新,也成为新时期灾难报道的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
人性
如果说,在灾难性报道中,真实是它的生命,那么,人性就是它不可或缺的灵魂,在灾难性报道中,媒体工作者应着重挖掘灾难事件中蕴涵的人情、人性之美,展示危难之中的人性光辉,只有这样,报道才会更加生动,更富于感染力。
然而,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我国媒体灾难性报道大多存在着“三多”、“三少”,也就是“多正面报道,少侧面报道;多报道领导,少报道群众;多报道群体,少报道个体”,很少有对于灾难中普通人命运、生存状态的关注,很少有表现灾难中老百姓人情、人性的内容。这样的报道既不能体现党、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亲切关怀,也不能显示媒体对于灾区群众的的深情厚意。其实在灾难中,人们不仅需要理性的告知,也需要感性的抚慰,需要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援助,也需要精神的温暖。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媒体改革,媒体灾难性报道正在发生着变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大多关注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到开始关注普通人,从一味报道英雄、模范人物,到关心老百姓的命运,点点滴滴,都凸显着人情、人性、人文主义的关怀。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就很值得一提,在地震发生以后,各大媒体立即派出强大的采访阵容,并以全天不间断的方式报道来自一线的最新消息,在这些报道中,不仅有真实、客观的现场灾情描述,还有很多充满人情、人性、感人至深的特写、细节。在这些报道中,人们看到了父亲的坚持、母亲的守望、总理的白发与泪水、铁血男儿的热血与柔情,其中有这样一些报道让人至今难以忘怀:《程祥林背儿子遗体回家》、《吴家芳背妻子遗体回家》、《温家宝总理在灾区的三顿年夜饭》、《哺乳警花蒋敏》等。
社会责任
灾难性报道有了真实、客观就有了立足的根本,有了人情、人性、人文关怀就更加充满了人间的温情,这一切还需要通过媒体、媒体工作者社会责任的不断完善来达成、来实现,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
然而,最近一些年,我国市场经济、媒体产业化在给媒体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媒体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接受挑战、考验,一些媒体、个人不得不在“义”与“利”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有的媒体、个人甚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危机。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十几位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同行就因为徇私枉法、隐瞒真相,受到了严肃的处理。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尽管比较成功,但某些媒体人士不择手段、盲目追求“轰动效应”的做法也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批评。
应该说,媒体报道是一个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行业,媒体报道工作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灾难性报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更多。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体是耳目、是喉舌,这就要求媒体报道必须始终与党、政府保持一致,坚持一切从大局出发,坚持团结、稳定和鼓劲的方针,时刻不忘自己所承担的社会引导功能、引导责任,全力维护好国家的形象、维护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2009年以来的甲型流感、“7·5”新疆暴乱的报道中,人们就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媒体担负着的社会责任,不论是甲型流感报道中每日详尽的疫区疫情通报,还是“7·5”新疆暴乱报道中血腥而又野蛮的暴力场面,媒体、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者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编校:张红玲
灾难性事件,世界各国都有,我国也难以避免。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对于新闻媒体灾难性报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推动着媒体灾难性报道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就当前媒体灾难性报道亟须注意的几个关键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真实
新闻学理论告诉我们,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第一位,新闻是第二位,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按照这一基本原理,一切新闻报道都要用事实说话,务必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灾难性报道更需要如此。
首先,灾难性报道的真实、客观体现在以开放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时地报道灾难真相。曾几何时,由于国内复杂的时代背景、社会原因,媒体灾难性报道一直偏于保守,大多采取回避态度,希望通过“冷处理”,以达到所谓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目的。1976年7月28日,我国唐山发生7.6级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只发表了两篇报道,用几十个字一笔带过;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大暴发,也采取了尽量不报的做法,这样的报道使媒体形象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其次,灾难性报道的真实性还体现在不仅要解放思想、敢于报道灾难,还需要善于报道灾难。坚持科学、理性的报道方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采集党、政府、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典型事迹,热情讴歌抗灾救灾的壮举、义举,给人以信心、力量。
同时,力求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炒作、不渲染,本着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态度,真正做到是帮忙而不是添乱,是鼓劲而不是泄气,尽一切可能保持和维护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1991年、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两度发生特大洪灾,各大媒体既尊重新闻规律,如实地报道了灾情,又唱响主旋律,高奏正气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赢得了国内国际、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交口称赞,这次报道中的许多典型人物、事例让人记忆犹新,也成为新时期灾难报道的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
人性
如果说,在灾难性报道中,真实是它的生命,那么,人性就是它不可或缺的灵魂,在灾难性报道中,媒体工作者应着重挖掘灾难事件中蕴涵的人情、人性之美,展示危难之中的人性光辉,只有这样,报道才会更加生动,更富于感染力。
然而,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我国媒体灾难性报道大多存在着“三多”、“三少”,也就是“多正面报道,少侧面报道;多报道领导,少报道群众;多报道群体,少报道个体”,很少有对于灾难中普通人命运、生存状态的关注,很少有表现灾难中老百姓人情、人性的内容。这样的报道既不能体现党、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亲切关怀,也不能显示媒体对于灾区群众的的深情厚意。其实在灾难中,人们不仅需要理性的告知,也需要感性的抚慰,需要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援助,也需要精神的温暖。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媒体改革,媒体灾难性报道正在发生着变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大多关注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到开始关注普通人,从一味报道英雄、模范人物,到关心老百姓的命运,点点滴滴,都凸显着人情、人性、人文主义的关怀。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就很值得一提,在地震发生以后,各大媒体立即派出强大的采访阵容,并以全天不间断的方式报道来自一线的最新消息,在这些报道中,不仅有真实、客观的现场灾情描述,还有很多充满人情、人性、感人至深的特写、细节。在这些报道中,人们看到了父亲的坚持、母亲的守望、总理的白发与泪水、铁血男儿的热血与柔情,其中有这样一些报道让人至今难以忘怀:《程祥林背儿子遗体回家》、《吴家芳背妻子遗体回家》、《温家宝总理在灾区的三顿年夜饭》、《哺乳警花蒋敏》等。
社会责任
灾难性报道有了真实、客观就有了立足的根本,有了人情、人性、人文关怀就更加充满了人间的温情,这一切还需要通过媒体、媒体工作者社会责任的不断完善来达成、来实现,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
然而,最近一些年,我国市场经济、媒体产业化在给媒体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媒体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接受挑战、考验,一些媒体、个人不得不在“义”与“利”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有的媒体、个人甚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危机。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十几位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同行就因为徇私枉法、隐瞒真相,受到了严肃的处理。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尽管比较成功,但某些媒体人士不择手段、盲目追求“轰动效应”的做法也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批评。
应该说,媒体报道是一个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行业,媒体报道工作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灾难性报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更多。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体是耳目、是喉舌,这就要求媒体报道必须始终与党、政府保持一致,坚持一切从大局出发,坚持团结、稳定和鼓劲的方针,时刻不忘自己所承担的社会引导功能、引导责任,全力维护好国家的形象、维护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2009年以来的甲型流感、“7·5”新疆暴乱的报道中,人们就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媒体担负着的社会责任,不论是甲型流感报道中每日详尽的疫区疫情通报,还是“7·5”新疆暴乱报道中血腥而又野蛮的暴力场面,媒体、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者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