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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司法伦理限制,美国法官对待审、在审、已审案件必须慎言,否则将受司法惩戒。但是,如果某人参与法官竞选,肯定要向选民介绍、阐明本人的司法理念,其间难免涉及个案评说。这种情形下,评点个案究竟算不算违反司法伦理呢?如果不算,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竞选法官时,可以任意就个案发言?如果算,是否属于限制参选者言论自由,进而影响其选举表现?上述假设并非空想,而是联邦最高法院2002年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件。
事情要从明尼苏达州的法官选举制度说起。明尼苏达州自建立以来,州法官向来由民选产生。根据明州最高法院1974年制定的法官选举规范,“任何司法职位候选人,包括现任法官在内,都不可就争议性法律、政治议题公开发表看法。”违反该规定者,现任法官将被调职、罚薪,其他人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此规定又被简称为“宣示条款(Announce Clause)”。
1998年,明州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沃索尔的共和党人在参加法官竞选时,感觉深受“宣示条款”桎梏,想就某个案子谈个看法,都得思虑再三,生怕越雷池一步,不能像总统或议员候选人那样畅所欲言,此人也是直肠子,干脆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宣示条款”违反宪法,属无效条款。巧的是,明州共和党也认为,由于“宣示条款”处处设限,导致候选人不敢直白表达司法立场,该党无从决定该支持谁,或是反对谁,也要求法院判这一条款违宪。
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一审、二审中,联邦地方法院及上诉法院都认为“宣示条款”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裁定明州共和党败诉。明州共和党只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票的微弱差距,就此案做出裁判。代表多数方撰写判决意见的,是向来以文笔犀利著称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他分三个层次,抽丝剥茧,逐层分析了“宣示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
首先,欲判断“宣示条款”是否侵犯言论自由,必须得厘清它到底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言论。斯卡利亚认为,明州最高法院确立的“宣示条款”,主要禁止法官候选人就具体个案表示法律见解,在这一前提下,法官候选人所能表示意见的范围,只限于自己的性格、教育、工作习惯,及如何处理司法行政事务等议题。
那么,“宣示条款”能否促进司法公正呢?斯卡利亚认为,既然“宣示条款”限制了候选人部分言论自由,那么,判断其是否违宪,就得看这种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实现更优越的利益,也即司法公正。如果存在更优越的利益,就说明这种限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司法公正,向来缺乏确定标准。参选法官者,多数都上了年纪,对重大法律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即使就个案发表见解,也不会令人质疑其未来的公正性。而且,候选人在竞选法官前,多数以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形式,表露过本人的司法立场。从这一点来看,限制其选举期间的言论自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所谓“更优越的利益”并不存在。
最后,限制法官候选人在选举程序中的言论,是否属于普遍现象?斯卡利亚从实证角度阐述,由于普通法具有造法功能,美国法官的功能与立法者相差不大,因此法官选举制度与一般政治性选举(如议员选举)没有太大区别,犯不着对法官言论做太多限制。而且,在美国,限制法官候选人选举言论的州并不多,历史也不长,相关条款不具有“普世长久性”。
综上所述,多数方大法官认为,“宣示条款”限制了参选者的言论自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属无效条款。如果各州试图限制竞选人言论,必须符合严格审查的标准。
位于少数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撰写了异议意见。意见开头,金斯伯格首先强调了司法权的特性:无论联邦法官还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党、社区或个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务,是依据个案事实,中立适用法律,必要时甚至要违背多数人民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官选举不能与竭力逢迎民意的政治选举划上等号。限制法官候选人言论自由,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金斯伯格进一步指出,如果是政治选举,候选人向选民做承诺,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若是选法官,就应限制候选人的承诺行为。法官候选人如果在竞选中做过承诺,以后为争取留任或连任,势必要竭力兑现诺言,一旦诺言与当事人利益或正当法律程序相悖,就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使人民对司法丧失信任。多数意见认为竞选言论与司法公正没有关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事关重大,奥康纳大法官发布了协同意见。奥康纳认为,以选举形式产生法官,本身就影响司法公正。由于法官定期改选,每起案件的判决结果都可能影响到法官的个人利益,自然会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有问题的是法官选举制度本身,而非竞选言论。 其实,奥康纳大法官一直对法官选举制度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法官被政党或利益集团操纵,不过,作为大法官,奥康纳只能通过判决意见提出看法,不能有所作为。退休之后,奥康纳无官一身轻,从2008年开始,即提出“拯救我们的法院”的呼吁,积极参加各州法官选举制度的改革工作。
笔者部分赞同奥康纳大法官的意见。的确,既然是竞选,候选人当然应表明本人在重大司法问题上的立场,否则,选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出理性决断。比如,一个候选人不可能只是大谈特谈自己将如何如何恪尽职守、依法办案,因为选民期待的,是他对堕胎、持枪、种族平权或死刑等问题的立场阐述。然而,这种阐述,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变相的承诺。如何能令法官不会因顾忌对选民的承诺而不敢依法判决呢?笔者认为,除了改良法官选举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关键,仍是法官的任职终身制。如果法官一旦选上,便能终身任职,自然不会考虑兑现承诺或回报选民之类的问题,司法公正足以得到保证。■
事情要从明尼苏达州的法官选举制度说起。明尼苏达州自建立以来,州法官向来由民选产生。根据明州最高法院1974年制定的法官选举规范,“任何司法职位候选人,包括现任法官在内,都不可就争议性法律、政治议题公开发表看法。”违反该规定者,现任法官将被调职、罚薪,其他人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此规定又被简称为“宣示条款(Announce Clause)”。
1998年,明州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沃索尔的共和党人在参加法官竞选时,感觉深受“宣示条款”桎梏,想就某个案子谈个看法,都得思虑再三,生怕越雷池一步,不能像总统或议员候选人那样畅所欲言,此人也是直肠子,干脆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宣示条款”违反宪法,属无效条款。巧的是,明州共和党也认为,由于“宣示条款”处处设限,导致候选人不敢直白表达司法立场,该党无从决定该支持谁,或是反对谁,也要求法院判这一条款违宪。
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一审、二审中,联邦地方法院及上诉法院都认为“宣示条款”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裁定明州共和党败诉。明州共和党只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票的微弱差距,就此案做出裁判。代表多数方撰写判决意见的,是向来以文笔犀利著称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他分三个层次,抽丝剥茧,逐层分析了“宣示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
首先,欲判断“宣示条款”是否侵犯言论自由,必须得厘清它到底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言论。斯卡利亚认为,明州最高法院确立的“宣示条款”,主要禁止法官候选人就具体个案表示法律见解,在这一前提下,法官候选人所能表示意见的范围,只限于自己的性格、教育、工作习惯,及如何处理司法行政事务等议题。
那么,“宣示条款”能否促进司法公正呢?斯卡利亚认为,既然“宣示条款”限制了候选人部分言论自由,那么,判断其是否违宪,就得看这种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实现更优越的利益,也即司法公正。如果存在更优越的利益,就说明这种限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司法公正,向来缺乏确定标准。参选法官者,多数都上了年纪,对重大法律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即使就个案发表见解,也不会令人质疑其未来的公正性。而且,候选人在竞选法官前,多数以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形式,表露过本人的司法立场。从这一点来看,限制其选举期间的言论自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所谓“更优越的利益”并不存在。
最后,限制法官候选人在选举程序中的言论,是否属于普遍现象?斯卡利亚从实证角度阐述,由于普通法具有造法功能,美国法官的功能与立法者相差不大,因此法官选举制度与一般政治性选举(如议员选举)没有太大区别,犯不着对法官言论做太多限制。而且,在美国,限制法官候选人选举言论的州并不多,历史也不长,相关条款不具有“普世长久性”。
综上所述,多数方大法官认为,“宣示条款”限制了参选者的言论自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属无效条款。如果各州试图限制竞选人言论,必须符合严格审查的标准。
位于少数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撰写了异议意见。意见开头,金斯伯格首先强调了司法权的特性:无论联邦法官还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党、社区或个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务,是依据个案事实,中立适用法律,必要时甚至要违背多数人民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官选举不能与竭力逢迎民意的政治选举划上等号。限制法官候选人言论自由,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金斯伯格进一步指出,如果是政治选举,候选人向选民做承诺,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若是选法官,就应限制候选人的承诺行为。法官候选人如果在竞选中做过承诺,以后为争取留任或连任,势必要竭力兑现诺言,一旦诺言与当事人利益或正当法律程序相悖,就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使人民对司法丧失信任。多数意见认为竞选言论与司法公正没有关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事关重大,奥康纳大法官发布了协同意见。奥康纳认为,以选举形式产生法官,本身就影响司法公正。由于法官定期改选,每起案件的判决结果都可能影响到法官的个人利益,自然会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有问题的是法官选举制度本身,而非竞选言论。 其实,奥康纳大法官一直对法官选举制度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法官被政党或利益集团操纵,不过,作为大法官,奥康纳只能通过判决意见提出看法,不能有所作为。退休之后,奥康纳无官一身轻,从2008年开始,即提出“拯救我们的法院”的呼吁,积极参加各州法官选举制度的改革工作。
笔者部分赞同奥康纳大法官的意见。的确,既然是竞选,候选人当然应表明本人在重大司法问题上的立场,否则,选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出理性决断。比如,一个候选人不可能只是大谈特谈自己将如何如何恪尽职守、依法办案,因为选民期待的,是他对堕胎、持枪、种族平权或死刑等问题的立场阐述。然而,这种阐述,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变相的承诺。如何能令法官不会因顾忌对选民的承诺而不敢依法判决呢?笔者认为,除了改良法官选举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关键,仍是法官的任职终身制。如果法官一旦选上,便能终身任职,自然不会考虑兑现承诺或回报选民之类的问题,司法公正足以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