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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在维护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切实践行我党的宗旨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在不断增强和提升执政能力、切实完善社会管理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关键词] 解放初期；上海；化解社会矛盾；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摇1009-928X（2011）12-0009-04
社会矛盾是指“在人类社会中联合起来的个人，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互相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总和统称为社会矛盾”[1]。社会矛盾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推进新上海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在维护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作为矛盾运动和存在的一种具体形式，不仅具有一般矛盾运动和存在的属性，而且还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首先是客观性，也称必然性，即其构成要素是客观和必然的，产生的原因、条件与发展是客观和必然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也是客观和必然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既“继承”又“变更”，时代的更替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矛盾的集中迸发。
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遇到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与经济改组，劳资双方对新社会均尚未适应，我们党还缺乏管理大城市的实际经验。同时，退居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上海口岸进行了武装封锁，对上海的战略目标实施了狂轰滥炸，加剧了上海面临的困难。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歇业，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据统计，1949年上海的失业、无业人员高达42万之多。[3]以劳动所得的薪金为唯一经济来源的城市劳动群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其面临的生活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于是，许多工人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1949年6月至12月，仅上海总工会筹委会调解的劳资纠纷就达3324件，其中要求复工、反对资方停工关厂、反对资方无理解雇工人的1800件，占劳资纠纷案件的54.15%[4]。
这些社会矛盾的焦点就是民生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对此，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七八月间，陈云在主持召开著名的上海财经会议时明确指出：“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5]无疑，这是非常正确的。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党的政治主张与奋斗目标，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时候，才能形成合力，成为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我们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抓手是：第一，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党在上海及时成立了市区各级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建立了失业救济金制度，对符合救济条件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发放救济粮、救济衣被等，使其生活得到了初步的保障。同时，创造和运用了多种方法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被政务院向全国推广。其途径主要为：一是以工代赈，这属于政府主导型。由失救会组织失业工人参加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道路维修、河道疏通等市政工程，以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生产自救，这属于政府与失业人员互动的方法。根据生产自救章程，失救会协同各产业工会根据商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本着“花钱少、容人多、有原料、有销路”的方针，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并根据自愿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失业工人举办工厂，以解决就业问题。三是组织转业培训，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面向市场的方法。它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失救会会同工会及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举办的技术业务培训班，主要有机械制造、电机制造、化工制造、会计、卫生、建筑、金融贸易等近30个门类，五六十个专业工种。据统计，到1952年底，全市共发放救济米7500多万斤，贷金1.35亿多元；救济失业工人80余万人次，家属140多万人次。失业工人就业安置率1950年为14.68%,1951年为93.24%。1952年及以后数年，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基本解决了失业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第二，平抑物价涨风。旧上海曾是旧中国的商业中心，批发、零售市场比较发达，同时投机资本也十分活跃，投机性强是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特点之一。上海解放初期，由于战争仍然在其他地区进行，生产尚待恢复，供给严重不足，市场物价连续上涨，加上投机势力的兴风作浪，物价波动越来越厉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在上海围绕大米、棉纱和煤炭这“两白一黑”，成功平抑了三次涨风，挫败了投机势力，把市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国营经济手里，为解决民生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由于解决了民生问题，我们党迅速赢得了民心，维护了稳定，化解了矛盾，促进了发展。其中的道理是简单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6]
二、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切实践行我们党的宗旨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自身特有的属性之二是主体性。它是指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脱离了有意识的人类社会便不存在；社会矛盾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社会矛盾是可以认识的[7]。它告诉我们，人类社会面对社会矛盾绝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经过科学观察和分析研究以后，完全有可能把握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解放初期，面对上海社会矛盾迸发的严峻局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要求上海党员干部和工人阶级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心。他说：“只要我们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地下党艰苦斗争的精神来，什么困难不能克服！”[8]把战胜困难的决心同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我党化解社会矛盾的内在动力。
第一，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要实现政治目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化解社会矛盾，首先必须组织和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政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9]所以，在解放第4天，我们党在上海就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在1950年2月正式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党领导下的工会，一是发挥了工人利益的代表作用。上海总工会组织依靠工人，利益代表工人，成为工人的“靠山”，有效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推动了社会矛盾的妥善解决。二是发挥了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解放初期上海失业工人骤增，劳资纠纷突出，群体性事件频发。上海总工会成立了工资部和调研部，专门对职工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及时向党和政府反映。之后，成立了失业工人工作委员会，全面开展了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工作，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地送到工人群众中去，缓解了社会矛盾。三是发挥了对工人群众的政治引领作用。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在社会制度更替以后，对占上海职工总数75%的私营企业职工如何在思想上来一个转变，却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引领。如出版了面向工人群众的《劳动报》，成立了出版通俗教材为主的劳动出版社，办起了“工人的学校和乐园”上海工人文化宫。在这当中，各级工会一方面坚决同资方的各种错误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引导职工采用正确的方式处理劳资争议。耐心细致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职工转变了劳动观念，转变了对资方的看法。工人的思想逐步实现了从“吃光用光算资本家的”到“帮助资本家生产也就是帮助国家恢复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从“上靠国家订货、下靠群众生产，资本家没有用”到“搞好统战，可以减少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的转变。因而在私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工人们顾全大局，主动向资方让步，用降低伙食标准、减少劳保福利、少拿或不拿奖金，甚至削减工资等方法，帮助资本家维持企业，如五金机器业一般都拿7至4折的折扣工资，[10]以团结资方维持生产，促使一批原本已转往境外的资方回沪恢复生产。工人阶级成为我党和政府的坚强支柱。
第二，积极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法宝，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妥善化解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反封锁中，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准许商人自备外汇进口棉花并予以免税，鼓励外贸企业的船舶绕道青岛、天津开展转口贸易，在运费、税收上采取照顾，使得私营厂商突破封锁，从国外市场进口生产所必须的工业原料。为了解决销路问题，防止一些经营严重困难的私营企业倒闭，政府大量收购产品。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政府开放了银行贷款，给私营企业以一定的透支，并针对各种情况设计了专项贷款。如交通银行举办了船舶修捞贷款、人民银行举办了订货贷款等，为一批资金周转不灵的私营企业带来了转机。为了活跃市场，引导和鼓励私营企业参加城乡商品交换活动，畅通了流通环节。其中，政府联合工商业者实行公私联购原料的政策，建立了一系列的联营组织，既有行业内、地区内联营，也有跨行、异地联营。联合产销优势互补、资源统筹，既提高了竞争力，又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在不断增强和提升执政能力、切实完善社会管理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自身特有的属性之三，是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矛盾的形态是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11]如何将复杂性和多样性把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这对执政者提出了高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并且决定着某一个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12]如何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精神和物质的力量，使历史时代以新的面貌达到理想的彼岸？这就需要执政者，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有成熟的利益协调能力，有超群的决策判断能力，从而以其精神和物质的力量，引领民众、引领社会，化解矛盾、推动发展。
第一，沉着冷静应对社会矛盾。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矛盾频发，如果按照“革命”的思路来分析问题，其背后肯定有“文章”，是阶级敌人在捣鬼，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然而，我们党没有将此简单地升格为政治问题，而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在社会制度更替、经济改组的形势下，确实有潜伏的敌特和散兵游勇在兴风作浪，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但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中的绝大部分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普通民众，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受到损害的经济利益而采取极端行动、甚至铤而走险的，所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落实“劳资两利”的“四面八方”政策、努力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等方面。
一个典型案例是毛泽东对1950年春上海发生的“四月危机”的处置。出现“四月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全国财经统一以后，从抗日战争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金融物价趋向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了，投机活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市场由抢购囤积转变为竞相出售，商品供过于求。二是在这当中，由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混乱，机构臃肿，生产经营存在盲目性，许多工厂的产品如棉纱、棉布、面粉卖不出去，又没有钱买原料、发工资而陷入了困境。三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了偏差，产生了挤垮资本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结果公债、税收任务派重了。四是盘踞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封锁和狂轰滥炸，激化了困难。四方面因素结合，导致上海私营工商业纷纷倒闭或者外逃，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敌特活动呈现出表面化趋向。
如何处置“四月危机”？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处理”。同时，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3]195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由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四面出击。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4]强调要克服“左”的倾向，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4月15日，在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晨，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上海的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15]并表示，上海所取的“方针是正确的，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16]毛泽东在严峻局势面前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了包括私营工商业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促使上海迅速战胜了严重困难。
第二，重视法律法规建设。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注重制定和运用地方性法规规范社会行为，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推进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如颁布的《上海市军管会关于处理复业复工纠纷的暂行办法》既规定“资方不得借故拖延复业复工”[17]，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也规定已失业职工“不得聚众进驻工厂，强迫复工妨碍生产”[18]，规范劳动者的行为，维护了资方的合法权利。二是重视行政程序建设。1950年2月颁布的《上海市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明确了申请仲裁的程序、裁决原则、裁决书的法律效力、纠纷产生后的处理办法等问题，强化了纠纷发生后调解程序的规范性和透明性，让劳资双方有法可依。三是签订集体合同。由企业或行业的劳资代表，就雇佣、工资、劳动条件、劳动纪律等内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订立合同，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集体合同既在政府的政策法规框架下，又兼顾了各行业的具体特点，纠正了过去劳资争议事件分散处理、精神不一、办法各异的弊端。四是推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这是一个让矛盾双方互相沟通以达成共识的平台。市军管会颁布的《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由劳资双方各派出等量的代表若干组成该企业的劳资协商委员会，争议产生时，由任何一方提前以书面或口头通知另一方准备，双方在约定的协商会议上就所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协商笔录。这使得劳资双方对所争议的焦点问题清晰化，明确了团结一致促进生产的目的，能比较迅速地达成统一，减少纠纷。这一做法在上海全市普遍推广后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三，发挥社会组织——同业公会的作用。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我们党解放初期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社会团体，同业公会的作用是显著的：一是帮助政府推动了对资方的爱国守法教育，通过举办各类讲习班和税法培训，提高资方合法经营的意识，改变了工作作风，也改善了劳资关系，发展了生产。二是加强了工商业界的团结。同业公会代会员汇购原材料、组织联购，协助其下属各厂、商店估征所得税，改善了行业之间的关系；组织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后向有关方面反映合法要求，争取政府支持和扶助政策；在劳资协商会议前，辅导资方关于年奖、工资底薪等方面的计算和协商方法，帮助提高与劳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成功率。三是在政府、劳方和资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资方来说，同业公会是自己的组织，说起话来很亲切，愿意接受同业公会的教育和调解；对政府来说，同业公会成员来自各单位，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可以为政府提供详尽的资料。因此同业公会协助政府做调解工作具有先天优势，且一件劳资纠纷的处理解决，对整个行业都具有参考意义，减少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最终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化解。
参考文献：
[1][7][11]刘培平.社会矛盾与近代中国[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55.75.
[2][6][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531.550—551.
[3]上海人民政府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37.
[4]上海总工会.解放后上海工运资料[M].上海：劳动出版社，1950.149.
[5]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
[8][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陈毅在上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44.44..
[10][17][18]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915.45—46.46.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320.
[14][1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346.347.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鲁月棉
[关键词] 解放初期；上海；化解社会矛盾；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摇1009-928X（2011）12-0009-04
社会矛盾是指“在人类社会中联合起来的个人，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互相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总和统称为社会矛盾”[1]。社会矛盾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推进新上海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在维护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作为矛盾运动和存在的一种具体形式，不仅具有一般矛盾运动和存在的属性，而且还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首先是客观性，也称必然性，即其构成要素是客观和必然的，产生的原因、条件与发展是客观和必然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也是客观和必然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既“继承”又“变更”，时代的更替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矛盾的集中迸发。
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遇到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与经济改组，劳资双方对新社会均尚未适应，我们党还缺乏管理大城市的实际经验。同时，退居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上海口岸进行了武装封锁，对上海的战略目标实施了狂轰滥炸，加剧了上海面临的困难。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歇业，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据统计，1949年上海的失业、无业人员高达42万之多。[3]以劳动所得的薪金为唯一经济来源的城市劳动群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其面临的生活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于是，许多工人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1949年6月至12月，仅上海总工会筹委会调解的劳资纠纷就达3324件，其中要求复工、反对资方停工关厂、反对资方无理解雇工人的1800件，占劳资纠纷案件的54.15%[4]。
这些社会矛盾的焦点就是民生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对此，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七八月间，陈云在主持召开著名的上海财经会议时明确指出：“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5]无疑，这是非常正确的。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党的政治主张与奋斗目标，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时候，才能形成合力，成为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我们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抓手是：第一，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党在上海及时成立了市区各级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建立了失业救济金制度，对符合救济条件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发放救济粮、救济衣被等，使其生活得到了初步的保障。同时，创造和运用了多种方法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被政务院向全国推广。其途径主要为：一是以工代赈，这属于政府主导型。由失救会组织失业工人参加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道路维修、河道疏通等市政工程，以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生产自救，这属于政府与失业人员互动的方法。根据生产自救章程，失救会协同各产业工会根据商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本着“花钱少、容人多、有原料、有销路”的方针，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并根据自愿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失业工人举办工厂，以解决就业问题。三是组织转业培训，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面向市场的方法。它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失救会会同工会及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举办的技术业务培训班，主要有机械制造、电机制造、化工制造、会计、卫生、建筑、金融贸易等近30个门类，五六十个专业工种。据统计，到1952年底，全市共发放救济米7500多万斤，贷金1.35亿多元；救济失业工人80余万人次，家属140多万人次。失业工人就业安置率1950年为14.68%,1951年为93.24%。1952年及以后数年，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基本解决了失业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第二，平抑物价涨风。旧上海曾是旧中国的商业中心，批发、零售市场比较发达，同时投机资本也十分活跃，投机性强是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特点之一。上海解放初期，由于战争仍然在其他地区进行，生产尚待恢复，供给严重不足，市场物价连续上涨，加上投机势力的兴风作浪，物价波动越来越厉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在上海围绕大米、棉纱和煤炭这“两白一黑”，成功平抑了三次涨风，挫败了投机势力，把市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国营经济手里，为解决民生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由于解决了民生问题，我们党迅速赢得了民心，维护了稳定，化解了矛盾，促进了发展。其中的道理是简单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6]
二、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切实践行我们党的宗旨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自身特有的属性之二是主体性。它是指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脱离了有意识的人类社会便不存在；社会矛盾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社会矛盾是可以认识的[7]。它告诉我们，人类社会面对社会矛盾绝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经过科学观察和分析研究以后，完全有可能把握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解放初期，面对上海社会矛盾迸发的严峻局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要求上海党员干部和工人阶级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心。他说：“只要我们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地下党艰苦斗争的精神来，什么困难不能克服！”[8]把战胜困难的决心同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我党化解社会矛盾的内在动力。
第一，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要实现政治目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化解社会矛盾，首先必须组织和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政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9]所以，在解放第4天，我们党在上海就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在1950年2月正式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党领导下的工会，一是发挥了工人利益的代表作用。上海总工会组织依靠工人，利益代表工人，成为工人的“靠山”，有效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推动了社会矛盾的妥善解决。二是发挥了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解放初期上海失业工人骤增，劳资纠纷突出，群体性事件频发。上海总工会成立了工资部和调研部，专门对职工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及时向党和政府反映。之后，成立了失业工人工作委员会，全面开展了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工作，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地送到工人群众中去，缓解了社会矛盾。三是发挥了对工人群众的政治引领作用。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在社会制度更替以后，对占上海职工总数75%的私营企业职工如何在思想上来一个转变，却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引领。如出版了面向工人群众的《劳动报》，成立了出版通俗教材为主的劳动出版社，办起了“工人的学校和乐园”上海工人文化宫。在这当中，各级工会一方面坚决同资方的各种错误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引导职工采用正确的方式处理劳资争议。耐心细致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职工转变了劳动观念，转变了对资方的看法。工人的思想逐步实现了从“吃光用光算资本家的”到“帮助资本家生产也就是帮助国家恢复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从“上靠国家订货、下靠群众生产，资本家没有用”到“搞好统战，可以减少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的转变。因而在私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工人们顾全大局，主动向资方让步，用降低伙食标准、减少劳保福利、少拿或不拿奖金，甚至削减工资等方法，帮助资本家维持企业，如五金机器业一般都拿7至4折的折扣工资，[10]以团结资方维持生产，促使一批原本已转往境外的资方回沪恢复生产。工人阶级成为我党和政府的坚强支柱。
第二，积极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法宝，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妥善化解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反封锁中，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准许商人自备外汇进口棉花并予以免税，鼓励外贸企业的船舶绕道青岛、天津开展转口贸易，在运费、税收上采取照顾，使得私营厂商突破封锁，从国外市场进口生产所必须的工业原料。为了解决销路问题，防止一些经营严重困难的私营企业倒闭，政府大量收购产品。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政府开放了银行贷款，给私营企业以一定的透支，并针对各种情况设计了专项贷款。如交通银行举办了船舶修捞贷款、人民银行举办了订货贷款等，为一批资金周转不灵的私营企业带来了转机。为了活跃市场，引导和鼓励私营企业参加城乡商品交换活动，畅通了流通环节。其中，政府联合工商业者实行公私联购原料的政策，建立了一系列的联营组织，既有行业内、地区内联营，也有跨行、异地联营。联合产销优势互补、资源统筹，既提高了竞争力，又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在不断增强和提升执政能力、切实完善社会管理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自身特有的属性之三，是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矛盾的形态是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11]如何将复杂性和多样性把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这对执政者提出了高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并且决定着某一个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12]如何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精神和物质的力量，使历史时代以新的面貌达到理想的彼岸？这就需要执政者，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有成熟的利益协调能力，有超群的决策判断能力，从而以其精神和物质的力量，引领民众、引领社会，化解矛盾、推动发展。
第一，沉着冷静应对社会矛盾。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矛盾频发，如果按照“革命”的思路来分析问题，其背后肯定有“文章”，是阶级敌人在捣鬼，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然而，我们党没有将此简单地升格为政治问题，而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在社会制度更替、经济改组的形势下，确实有潜伏的敌特和散兵游勇在兴风作浪，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但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中的绝大部分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普通民众，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受到损害的经济利益而采取极端行动、甚至铤而走险的，所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落实“劳资两利”的“四面八方”政策、努力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等方面。
一个典型案例是毛泽东对1950年春上海发生的“四月危机”的处置。出现“四月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全国财经统一以后，从抗日战争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金融物价趋向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了，投机活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市场由抢购囤积转变为竞相出售，商品供过于求。二是在这当中，由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混乱，机构臃肿，生产经营存在盲目性，许多工厂的产品如棉纱、棉布、面粉卖不出去，又没有钱买原料、发工资而陷入了困境。三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了偏差，产生了挤垮资本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结果公债、税收任务派重了。四是盘踞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封锁和狂轰滥炸，激化了困难。四方面因素结合，导致上海私营工商业纷纷倒闭或者外逃，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敌特活动呈现出表面化趋向。
如何处置“四月危机”？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处理”。同时，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3]195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由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四面出击。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4]强调要克服“左”的倾向，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4月15日，在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晨，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上海的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15]并表示，上海所取的“方针是正确的，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16]毛泽东在严峻局势面前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了包括私营工商业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促使上海迅速战胜了严重困难。
第二，重视法律法规建设。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注重制定和运用地方性法规规范社会行为，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推进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如颁布的《上海市军管会关于处理复业复工纠纷的暂行办法》既规定“资方不得借故拖延复业复工”[17]，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也规定已失业职工“不得聚众进驻工厂，强迫复工妨碍生产”[18]，规范劳动者的行为，维护了资方的合法权利。二是重视行政程序建设。1950年2月颁布的《上海市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明确了申请仲裁的程序、裁决原则、裁决书的法律效力、纠纷产生后的处理办法等问题，强化了纠纷发生后调解程序的规范性和透明性，让劳资双方有法可依。三是签订集体合同。由企业或行业的劳资代表，就雇佣、工资、劳动条件、劳动纪律等内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订立合同，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集体合同既在政府的政策法规框架下，又兼顾了各行业的具体特点，纠正了过去劳资争议事件分散处理、精神不一、办法各异的弊端。四是推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这是一个让矛盾双方互相沟通以达成共识的平台。市军管会颁布的《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由劳资双方各派出等量的代表若干组成该企业的劳资协商委员会，争议产生时，由任何一方提前以书面或口头通知另一方准备，双方在约定的协商会议上就所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协商笔录。这使得劳资双方对所争议的焦点问题清晰化，明确了团结一致促进生产的目的，能比较迅速地达成统一，减少纠纷。这一做法在上海全市普遍推广后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三，发挥社会组织——同业公会的作用。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我们党解放初期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社会团体，同业公会的作用是显著的：一是帮助政府推动了对资方的爱国守法教育，通过举办各类讲习班和税法培训，提高资方合法经营的意识，改变了工作作风，也改善了劳资关系，发展了生产。二是加强了工商业界的团结。同业公会代会员汇购原材料、组织联购，协助其下属各厂、商店估征所得税，改善了行业之间的关系；组织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后向有关方面反映合法要求，争取政府支持和扶助政策；在劳资协商会议前，辅导资方关于年奖、工资底薪等方面的计算和协商方法，帮助提高与劳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成功率。三是在政府、劳方和资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资方来说，同业公会是自己的组织，说起话来很亲切，愿意接受同业公会的教育和调解；对政府来说，同业公会成员来自各单位，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可以为政府提供详尽的资料。因此同业公会协助政府做调解工作具有先天优势，且一件劳资纠纷的处理解决，对整个行业都具有参考意义，减少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最终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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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鲁月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