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47年夏季，“二十四孝”突然又在中国流行起来。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的天蟾舞台，在8月初开始新戏预告，请大家注意“二十四孝”的演期。位于上海市北京西路的毅成出版社则编印了一本《二十四孝暨女子二十四孝图编》，在传统男子二十四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二十四则女孝子的故事，也开始在各书局和报摊售卖。

　　“割股疗亲”要求割掉一块大腿或其他什么重要部位的肉，用来煮汤给至亲长辈服用。这容易流血过多，造成昏厥乃至丧命。在民国时期，这样的血案仍时有发生。

　　“孝经现在没有人读了，烈女传大概也没有人看了，二十四孝的图我们也好久没有看见了……现在的君子们特地印了四十八孝，这册子可称集历代孝子于一书的完备著作了。”一个叫丁页的作者撰文慨叹说。
　　“二十四孝”背后的推动者中有国民党的影子。《二十四孝暨女子二十四孝图编》的卖点之一，是“党国先进吴稚晖先生题签”。
　　新编的女子二十四孝，其中大部份是承制前二十四孝的寓意。最后有一篇“臂血和丸”是從“割股疗亲”蜕变而来。
　　“臂血和丸”讲的是明朝韩太初的妻子刘氏，“孝于姑，姑有风病，卧床日久，肉腐生蛆，刘氏拾而嚼之，又尝刺臂或斩指出血和入丸中，以给姑食，其孝思如此。”所谓“病久肉生蛆，拾来咀嚼余。和丸唯臂血，奇孝载图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割股很快具有了“天人感应”的效应。虽然传统医士虚构了人肉的药用价值，但割股疗疾最重要意义，在它感天动地的孝思里。其道理正如“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埋儿奉母等故事所昭示的：一个人表达孝思的自虐方式越赤诚，就越能感动天神，从而获得困顿中的意外惊喜。
　　如果说“臂血和丸”还只是以臂血为药引，“割股疗亲”则更严酷得多，它要求割掉一块大腿或其他什么重要部位的肉，用来煮汤给至亲长辈服用。这容易流血过多，造成昏厥乃至丧命。在民国时期，这样的血案仍时有发生。
　　江苏盐城人卞建章，其父卞福运时年五十岁，家道小康，有稻田数十亩。卞建章年18岁，此前在盐城一家药材行任职。1946年夏，为避匪乱父子逃难到了无锡，平日代人耕田度日。
　　是年10月，卞福运患伤寒重症，医治无起色，卞建章于是背着亲人持菜刀将胸前乳部的肉割下数块。当下血流如注，几致昏厥，他自己勉强用布包扎起来，而后以人肉与青菜同煮，侍奉老父，同时更进以汤药。卞福运病情略见起色，而卞建章则因流血过多，创口发作，虽经医师诊治，仍不免气绝身死。
　　时间再往前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三个月，在上海浦东一家火柴厂作工的宁波人邵仲友，寓居在小东门侍晖街二十一号。他二十几岁，是个孝子。这一年夏天，正逢上海瘟疫流行，他的母亲染病后送医院医治无效，气息奄奄，命在垂危。
　　邵仲友于是跪地祷天，愿以身代母受病。邵仲友读过些古书，想到古有割股疗亲之事，决心效仿。他偷偷割掉左肱肌肉一块，煎汤奉母。没想到母亲病重，竟难以将肉汤灌入咽喉。邵仲友既悲且痛，晕了过去。他的姐姐看见他血流满襟，才知弟弟割股了。
　　传统著史者一直在美化“割股疗亲”的自愿性。事实是，因被洗脑而自愿割股者固然有之，但违逆本性的自残愚孝，相当比例一定是道德压迫下的结果。这种道德压迫，在民智渐开年代，逐渐行走不通，但也并未销声匿迹。
　　1939年初，发生这样一件事：福建纱花巨商詹鸿琳在上海经营“聚丰泰记纱花”，他的长子詹信贤，娶了兆芳照相馆馆主史流芳的三女儿史仁德为妻。詹信贤患肺痨久治不愈，詹鸿琳的妻子张氏遂逼迫史仁德割股疗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史仁德“感觉家庭如此黑暗……”于是吞服来沙尔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