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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崔可夫，苏联元帅，1926年至1942年曾三次被派往中国。其中，1940年底，被派往中国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兼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本文是关于他在赴华前斯大林与他在克里姆林宫谈话的回忆对了解当时苏联对华政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文中一些观点有偏颇，甚至错误，在这里不能一一列出，请读者注意鉴别。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占中国东北各省以后，开始把这些省份变成进一步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的跳板。日本军队驻扎在满洲与我边界近在咫尺的地区。1937年7月，日本军阀侵入华北。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翻开了新的浴血战斗的一页。我国向中国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支持，向中国派去了志愿飞行员、军事顾问，送去了军事技术装备。日中战争开始具有持久战性质。
B.H.崔可夫[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任驻中国武官]，1941年1月起兼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
1938-1939年，日本军阀在哈桑湖地区和哈拉哈河对我们发动了武装挑衅。其目的，一方面是要试探红军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逼我们停止援助战斗中的中国。我们那时就明白，这还不是战争，这是日本军阀的“战斗侦察”。但是，两线作战已成为对我国的现实威胁。
1940年秋，我奉命去见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
最初，我不认为这次召见有任何特别之处。国防人民委员经常召见集团军司令员，以掌握有关军队和军区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当他办公室的门在我进去后被关上时，我立刻明白，谈话将涉及别的什么内容。
国防人民委员向我宣布，党中央和他本人都认为应该派我去中国。国防人民委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苏联政府不相信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可靠性，根据各种情报，希特勒正在准备东进。苏联政府和国防人民委员部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将不会单独对我作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在那时，即1940年秋，就几乎完整说出了希特勒军事同盟的组成：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
“对这些国家的估计是没有疑问的！”他继续说。“我们担心的是土耳其可能采取什么立场，而日本更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远东是个很难咬的坚果，不可能一下就咬开。我们本来就须在那里建立强有力的屏障，以防止日本可能的进攻……一旦进行两线作战，将会因为交通线漫长出现巨大的困难……日本是与德国进攻威胁有联系的主要问题……”
国防人民委员给我勾画了日中战争各个战场的军事形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攻中国时指望速胜。但是，他们的军队已被拖在中国，并且看不出那里会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决定性转折。国防人民委员给我列举了关于历年在华日军人数的颇吸引人的材料。例如，1937年，在华日军有26个师，总计832000人。到1940年秋季前，师的数量达35个，员额则增至112万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升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增派军队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明显的效果。
“可以预料”，人民委员对我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将竭尽全力，要么在1941年内战胜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么收缩军事行动并转入和平谈判……他们需要在希特勒出兵进攻我们之前腾出手来，即做好应付一场大战的准备，以解决自己在东方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击退日本的侵略……我不认为蒋介石的军队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持久战最后将给中国人民，而不是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带来胜利……我们可以把1941年看成这场战争中充满危机的一年。要么是中国人民坚持住并且粉碎日军完全控制局势的一切企图，要么是蒋介石在遭到重大失败后，可能屈从日本侵略者力图强加给他的签订和约的苛刻条件……您的任务是：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当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权利，使中国军队积极作战……”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人民委员补充说，“应当积极利用这种援助来对付日本人。”
人民委员还向我介绍了我执行新使命的程序。决定首先派我就任驻中国政府的武官。接着，待我熟悉情况以后，再任命我为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中国军队总司令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在这次谈话时，我从人民委员那里得知，苏联政府正为中国提供巨大的武器援助。但是，这些武器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使用。经常出现苏联武器在后方库存的现象。在中国人失利的战斗中，日军常常把这些武器当战利品缴获。我的任务不仅包括帮助中国指挥官指挥军队，而且要使军队学会按最新的战术要求使用现代武器。此外，我作为武官和总军事顾问的任务，还包括遏制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军队……换句话说，就是制止蒋介石打内战，敦促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抗击侵略者。人民委员对我说，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
由于我了解中国军阀和蒋介石的本性，所以我知道，协调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最复杂和最微妙的任务。
得到我同意去中国的表示后，铁木辛哥要我跟他走。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要在党中央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但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竟会同斯大林本人见面。
我们经过几道长长的走廊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他的秘书A.H.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去报告我们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去见斯大林。在这之前，我只是在观礼台上见过他。而现在，我们只相距几步。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一分钟也不耽搁，立即问我：“同意去您熟悉的国家吗？”
“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地方！”
“不要马上这么说！还要考虑一下命令您去什么地方……”
斯大林回到桌旁，请我们坐下。
“应当考虑一下，还要做些准备。”他继续说，“您在二十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如今是四十年代，现在是另一种情况。那时，国民党以孙中山博士为首。他是一个道德十分纯洁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那时，我们刚同他建立联系，尽管我们有各种困难，仍然尽一切可能无偿援助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当权者已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较，等于小猫和老虎。中国的新生力量——共产党也成长起来了……整个小资产阶级，与日本资本无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以及封建主和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跟共产党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您去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农民的国家，而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明显不如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世代遭受非人的压迫。中国农民是受压迫和受折磨者。他和工人相比是胆怯的，但在人多势众时也想建立丰功伟绩，历史已经证明这点。中国共产党也依靠最贫穷、深受压迫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她的意识形态、她的口号、她对革命中政治任务的理解留下烙印。……” 斯大林说话不慌不忙，仿佛每一句话都经过仔细琢磨。他每个词都说得很清晰，每说完一句都停顿一下，似乎在请我们反驳，如果我或铁木辛哥有什么疑问的话。当然，问题不断产生。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我要去蒋介石那里，而不是去中国红军？但是，这次谈话还没到提问题的时间。斯大林猜到了许多问题，并且在我还没有提问时就做了回答。他点燃烟斗后继续说：
苏联援助中国的N-15歼击机
“照理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蒋介石对我们更亲近。照理说，主要援助也应该给他们……但是，这样的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国家输出革命，而我们和这个国家又有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弱。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需要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国家未必容许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我们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相应的条约。您要熟悉所有这些文件，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去抵抗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去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却不可能联合日本人。蒋介石可以从美国和英国得到援助。毛泽东只要不背叛共产主义运动，就永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支持。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将会逐渐增加。这就使人可以指望，由于有我们的援助和英美同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便不能打退，也能长期拖延日本的侵略。”
谈话过程中，斯大林几次起身，从桌后走出来，停在我和铁木辛哥旁边，继续阐述他的看法。
“不要以为”，他说，“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分子会退出舞台。直到现在，甚至在英国人民如此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他们每一分钟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只要侵略者调转枪口打苏联就行。由于希特勒在欧洲、日本人对蒋介石军队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以为，如果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控制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我国和西方国家拒绝援助他时，立刻就会仿效汪精卫，找到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路子。那时，他们就会合力猛攻中国共产党人，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崔可夫同志”，斯大林继续说，“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学会使用我们送去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向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支持及存在他们银行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中国全体人员的任务，是要紧紧捆住日本侵略者的双手。只有日本侵略者的双手被捆住以后，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
任务规定得清晰而明确。斯大林让我不要泄露谈话的内容。也许这是没有必要的提醒。我是个军人，十九岁就开始当团长，懂得什么是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对我来说，斯大林的提醒不过是给了我很高信任、我要胜任给予我的任务并不容易的又一个证明。
给了我一些时间去准备从事新的工作。为了了解1940年年底前中国的局势，我只好去各领率机关和各人民委员部认认真真出了些力。其中，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我提供了机会，让我熟悉形成我国对华政策基础的全部文件。
我一边翻阅文件和原始资料，一边回忆在中国看到过、遇到过的一切，我应该承认，我对这个国家知道得很少很少。不过，我凭经验知道，多少个世纪形成的传统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旧制度压迫各阶层民众。中国人民刚刚从千百年沉睡中苏醒。
我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多么矛盾又多么复杂。国民党这个执政党是由互相敌视同时又互相依存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与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蒋介石已被迫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外来敌人。当然，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个联盟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有多少成效。共产党在艰苦的斗争中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策略和战略。很自然，这可能产生一系列错误，一些投机分子可能混入党内并且把党引向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时，这些担心还没有与具体的姓名联系起来，尽管我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大小派别斗争。我一遍又一遍地考虑即将面临的工作。要知道，我是去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信任的人（我指的是蒋介石）身边，是带着帮助他与进攻他的祖国的侵略者作战的任务去的。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占中国东北各省以后，开始把这些省份变成进一步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的跳板。日本军队驻扎在满洲与我边界近在咫尺的地区。1937年7月，日本军阀侵入华北。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翻开了新的浴血战斗的一页。我国向中国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支持，向中国派去了志愿飞行员、军事顾问，送去了军事技术装备。日中战争开始具有持久战性质。
1938-1939年，日本军阀在哈桑湖地区和哈拉哈河对我们发动了武装挑衅。其目的，一方面是要试探红军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逼我们停止援助战斗中的中国。我们那时就明白，这还不是战争，这是日本军阀的“战斗侦察”。但是，两线作战已成为对我国的现实威胁。
1940年秋，我奉命去见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
最初，我不认为这次召见有任何特别之处。国防人民委员经常召见集团军司令员，以掌握有关军队和军区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当他办公室的门在我进去后被关上时，我立刻明白，谈话将涉及别的什么内容。
国防人民委员向我宣布，党中央和他本人都认为应该派我去中国。国防人民委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苏联政府不相信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可靠性，根据各种情报，希特勒正在准备东进。苏联政府和国防人民委员部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将不会单独对我作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在那时，即1940年秋，就几乎完整说出了希特勒军事同盟的组成：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
“对这些国家的估计是没有疑问的！”他继续说。“我们担心的是土耳其可能采取什么立场，而日本更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远东是个很难咬的坚果，不可能一下就咬开。我们本来就须在那里建立强有力的屏障，以防止日本可能的进攻……一旦进行两线作战，将会因为交通线漫长出现巨大的困难……日本是与德国进攻威胁有联系的主要问题……”
国防人民委员给我勾画了日中战争各个战场的军事形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攻中国时指望速胜。但是，他们的军队已被拖在中国，并且看不出那里会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决定性转折。国防人民委员给我列举了关于历年在华日军人数的颇吸引人的材料。例如，1937年，在华日军有26个师，总计832000人。到1940年秋季前，师的数量达35个，员额则增至112万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升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增派军队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明显的效果。
“可以预料”，人民委员对我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将竭尽全力，要么在1941年内战胜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么收缩军事行动并转入和平谈判……他们需要在希特勒出兵进攻我们之前腾出手来，即做好应付一场大战的准备，以解决自己在东方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击退日本的侵略……我不认为蒋介石的军队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持久战最后将给中国人民，而不是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带来胜利……我们可以把1941年看成这场战争中充满危机的一年。要么是中国人民坚持住并且粉碎日军完全控制局势的一切企图，要么是蒋介石在遭到重大失败后，可能屈从日本侵略者力图强加给他的签订和约的苛刻条件……您的任务是：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当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权利，使中国军队积极作战……”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人民委员补充说，“应当积极利用这种援助来对付日本人。”
人民委员还向我介绍了我执行新使命的程序。决定首先派我就任驻中国政府的武官。接着，待我熟悉情况以后，再任命我为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中国军队总司令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在这次谈话时，我从人民委员那里得知，苏联政府正为中国提供巨大的武器援助。但是，这些武器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使用。经常出现苏联武器在后方库存的现象。在中国人失利的战斗中，日军常常把这些武器当战利品缴获。我的任务不仅包括帮助中国指挥官指挥军队，而且要使军队学会按最新的战术要求使用现代武器。此外，我作为武官和总军事顾问的任务，还包括遏制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军队……换句话说，就是制止蒋介石打内战，敦促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抗击侵略者。人民委员对我说，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
由于我了解中国军阀和蒋介石的本性，所以我知道，协调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最复杂和最微妙的任务。
得到我同意去中国的表示后，铁木辛哥要我跟他走。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要在党中央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但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竟会同斯大林本人见面。
我们经过几道长长的走廊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他的秘书A.H.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去报告我们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去见斯大林。在这之前，我只是在观礼台上见过他。而现在，我们只相距几步。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一分钟也不耽搁，立即问我：“同意去您熟悉的国家吗？”
“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地方！”
“不要马上这么说！还要考虑一下命令您去什么地方……”
斯大林回到桌旁，请我们坐下。
“应当考虑一下，还要做些准备。”他继续说，“您在二十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如今是四十年代，现在是另一种情况。那时，国民党以孙中山博士为首。他是一个道德十分纯洁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那时，我们刚同他建立联系，尽管我们有各种困难，仍然尽一切可能无偿援助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当权者已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较，等于小猫和老虎。中国的新生力量——共产党也成长起来了……整个小资产阶级，与日本资本无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以及封建主和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跟共产党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您去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农民的国家，而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明显不如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世代遭受非人的压迫。中国农民是受压迫和受折磨者。他和工人相比是胆怯的，但在人多势众时也想建立丰功伟绩，历史已经证明这点。中国共产党也依靠最贫穷、深受压迫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她的意识形态、她的口号、她对革命中政治任务的理解留下烙印。……” 斯大林说话不慌不忙，仿佛每一句话都经过仔细琢磨。他每个词都说得很清晰，每说完一句都停顿一下，似乎在请我们反驳，如果我或铁木辛哥有什么疑问的话。当然，问题不断产生。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我要去蒋介石那里，而不是去中国红军？但是，这次谈话还没到提问题的时间。斯大林猜到了许多问题，并且在我还没有提问时就做了回答。他点燃烟斗后继续说：
“照理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蒋介石对我们更亲近。照理说，主要援助也应该给他们……但是，这样的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国家输出革命，而我们和这个国家又有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弱。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需要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国家未必容许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我们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相应的条约。您要熟悉所有这些文件，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去抵抗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去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却不可能联合日本人。蒋介石可以从美国和英国得到援助。毛泽东只要不背叛共产主义运动，就永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支持。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将会逐渐增加。这就使人可以指望，由于有我们的援助和英美同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便不能打退，也能长期拖延日本的侵略。”
谈话过程中，斯大林几次起身，从桌后走出来，停在我和铁木辛哥旁边，继续阐述他的看法。
“不要以为”，他说，“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分子会退出舞台。直到现在，甚至在英国人民如此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他们每一分钟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只要侵略者调转枪口打苏联就行。由于希特勒在欧洲、日本人对蒋介石军队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以为，如果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控制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我国和西方国家拒绝援助他时，立刻就会仿效汪精卫，找到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路子。那时，他们就会合力猛攻中国共产党人，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崔可夫同志”，斯大林继续说，“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学会使用我们送去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向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支持及存在他们银行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中国全体人员的任务，是要紧紧捆住日本侵略者的双手。只有日本侵略者的双手被捆住以后，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
任务规定得清晰而明确。斯大林让我不要泄露谈话的内容。也许这是没有必要的提醒。我是个军人，十九岁就开始当团长，懂得什么是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对我来说，斯大林的提醒不过是给了我很高信任、我要胜任给予我的任务并不容易的又一个证明。
给了我一些时间去准备从事新的工作。为了了解1940年年底前中国的局势，我只好去各领率机关和各人民委员部认认真真出了些力。其中，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我提供了机会，让我熟悉形成我国对华政策基础的全部文件。
我一边翻阅文件和原始资料，一边回忆在中国看到过、遇到过的一切，我应该承认，我对这个国家知道得很少很少。不过，我凭经验知道，多少个世纪形成的传统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旧制度压迫各阶层民众。中国人民刚刚从千百年沉睡中苏醒。
我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多么矛盾又多么复杂。国民党这个执政党是由互相敌视同时又互相依存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与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蒋介石已被迫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外来敌人。当然，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个联盟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有多少成效。共产党在艰苦的斗争中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策略和战略。很自然，这可能产生一系列错误，一些投机分子可能混入党内并且把党引向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时，这些担心还没有与具体的姓名联系起来，尽管我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大小派别斗争。我一遍又一遍地考虑即将面临的工作。要知道，我是去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信任的人（我指的是蒋介石）身边，是带着帮助他与进攻他的祖国的侵略者作战的任务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