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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有一个很“牛”的北京小伙。他可以出入包括卡尔扎伊总统府在内的许多政府机关，经常深入部落地区与头人们见面，甚至与塔利班坐在一起喝着红茶讲条件，各方都对他非常客气和信任。
战争就在眼前
王夕越获得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成为ICRC（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阿富汗唯一的中国籍雇员。2009年4月，他来到ICRC驻坎大哈办事处报到。
王夕越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三十多名工作人员，被安排在一座看似相当豪华的二层别墅里，生活条件一般。虽有网络，但网速慢得惊人，还经常停电。一天傍晚，王夕越正在院子里散步，忽听外面响起持续的爆炸声，随后是零星的机枪声。附近兵营的岗哨上架起重机枪。紧接着，两架武装直升机朝响起枪炮声的方向飞去。枪炮声持续二十多分钟后，不远处的小山头升起缕缕硝烟，一切又恢复平静。不过，武装直升机还是在空中盘旋了很久。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战争的感觉。
王夕越在哈佛专门学过普什图语，对当地的宗教习俗了如指掌，但和普什图人的接触却很少。一天，办公室里来了位年过半百的普什图族老人，满脸大胡子。他好像格外热情，与几名当地雇员先是握手，然后拥抱，再是亲脸，还特意发出“波”的一声亲嘴声。王夕越心想自己是外国人，按惯例握握手就算了，没想到对方一上来也毫不含糊地给他“波”了一下，弄得他哭笑不得。
坐上漏风飞机
整个坎大哈只有一家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援建的，当地人称之为“中国医院”。ICRC自1996年起为该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目前有近二十名外籍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在医院工作。
王夕越和同事常常到医院采访受伤平民和其家属，发现是由盟军或塔利班不分青红皂白袭击造成的伤亡，就要记录细节。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与盟军或塔利班进行交涉。一场军事冲突之后，常有尸体在野外数日无人认领。出于人道考虑，ICRC出资把在冲突中死去的塔利班士兵、政府士兵、警察或平民尸体运回原籍安葬。
一次，王夕越和同事到偏远山区执行人道任务，去时搭乘的是政府部门派的直升机。到了停机坪，却看到几名技师正站在飞机机头上方，拿着铁锤和螺丝刀叮叮当当修补。坐进去后，王夕越发现飞机的油箱竟然安装在座舱中部。那是一个黄色的大油箱，散发着浓重的味道。他问飞行员：“这飞机安全性能怎样？”飞行员说：“真主会保佑我们。”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然后慢慢提升。王夕越心里就像悬着一块大石头。还好，飞机终于飞了起来。飞着飞着，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他仔细一看，机舱两侧竟然漏风。
飞行一个多小时后，王夕越等人发现一个长满野草的山谷中散落着二十多具塔利班成员的尸体。很多死者身上都有直径约五六厘米的弹孔，不少死者瞪着眼睛。这就是所谓的“死不瞑目”吧，人们似乎能看到他们在中弹那一刻的绝望和对生命的不舍。
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汽车被炸成一堆废铁。地上是汽车玻璃碎片和被震得老远的碎尸，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腥味，王夕越只想呕吐。躯干被炸得不成模样，可以辨别的只有两只紧握着的手。他们将所剩组织一点点收集起来，装进塑料袋里，送到医院太平间，让专业人员处理。随后，他还要一丝不苟地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标准对尸体进行记录、拍照和备案。
每六周，ICRC的工作人员会去美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次，和美方交涉，探访战俘。王夕越说：“他是不是塔利班，或者干了什么坏事，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我们关心的，就是在美军关押下，他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足够的水喝；如果是穆斯林，能不能祈祷，有没有宗教权利；有没有看病权利，医生给不给药，有没有和家人见面的权利等等。”
探访监狱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被关押者与家庭重建联系。他们被逮捕时情况各异，很多人的亲属并不知道他们已被拘捕。王夕越和同事们与被关押者沟通，帮助他们与家人重建联系，并尽力保持这种联系，让家庭的牵挂成为被关押者在漫长的拘禁期间的精神支柱。
工作不忙的时候，王夕越常常和被关押者聊聊家常。那些人会围坐在他周围，给他倒上茶，七嘴八舌地问各种问题，还不忘感叹这个中国人带有北京口音的普什图语怎么听起来这么风趣和亲切。
跟塔利班叫板
坎大哈办事处是ICRC与塔利班接触最频繁的机构。塔利班代表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雇员下班后才会到访。与他们沟通，成了普什图语翻译的一项重要职责。
王夕越通过当地人了解到，塔利班惯于化身平民打游击，常常白天还是扛锄头种地的农民，晚上却成了背着枪去袭击政府或盟军基地的“圣战者”。ICRC雇员是不持枪的，他们要求塔利班代表进入院子谈判时也不能带枪，如果有枪，也得把枪放在院子外面。
最初，塔利班等武装分子非常恼火。普什图人向来酷爱武器，几乎每个成年人外出都会佩戴匕首或短枪等，让他们交出武器，无疑是让他们投降。一个首领模样的人当场冲王夕越拍桌子，可他毫无惧色，向对方严正声明，ICRC是中立组织，只管人道救援，不受任何政府或组织支配，到了这里，无论政府军或塔利班都得守规矩。后来，对方终于妥协，到这里来时再也不携带武器，而且讲话相当客气。
最近一次和塔利班沟通是为了运送平民伤员的事情。在很多偏远地区，路况糟糕，交通工具有限，受伤平民不能尽快被送到有医疗条件的城市。在ICRC的努力下，阿富汗卫生局同意开通一条救护车专线，从交战地区向外运送伤员。ICRC希望得到塔利班的安全保证，而塔利班在承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希望ICRC能给塔利班交战地区境内的平民提供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王夕越说：“交战双方怎么打仗，我们不管。ICRC只关注你们什么时候暂时停火，我们的救护车辆怎么安全进去，怎么安全把伤员运出来。”塔利班在交战区埋了大量炸弹和地雷，ICRC的车辆绕不开，塔利班会把地雷先挖出来，等ICRC救完人再埋上。在某一地区，埋设的炸弹和地雷对平民造成伤害，违反人道原则，王夕越和同事们也会去交涉，建议塔利班改变一下斗争策略。
日前王夕越在北京休假。尽管无法预测接下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但他不想离开阿富汗，打算在阿富汗再工作两年。他说：“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跟塔利班谈笑风生呢？”
（摘自《妇女》2010年第12期图/贾雄虎）
战争就在眼前
王夕越获得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成为ICRC（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阿富汗唯一的中国籍雇员。2009年4月，他来到ICRC驻坎大哈办事处报到。
王夕越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三十多名工作人员，被安排在一座看似相当豪华的二层别墅里，生活条件一般。虽有网络，但网速慢得惊人，还经常停电。一天傍晚，王夕越正在院子里散步，忽听外面响起持续的爆炸声，随后是零星的机枪声。附近兵营的岗哨上架起重机枪。紧接着，两架武装直升机朝响起枪炮声的方向飞去。枪炮声持续二十多分钟后，不远处的小山头升起缕缕硝烟，一切又恢复平静。不过，武装直升机还是在空中盘旋了很久。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战争的感觉。
王夕越在哈佛专门学过普什图语，对当地的宗教习俗了如指掌，但和普什图人的接触却很少。一天，办公室里来了位年过半百的普什图族老人，满脸大胡子。他好像格外热情，与几名当地雇员先是握手，然后拥抱，再是亲脸，还特意发出“波”的一声亲嘴声。王夕越心想自己是外国人，按惯例握握手就算了，没想到对方一上来也毫不含糊地给他“波”了一下，弄得他哭笑不得。
坐上漏风飞机
整个坎大哈只有一家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援建的，当地人称之为“中国医院”。ICRC自1996年起为该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目前有近二十名外籍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在医院工作。
王夕越和同事常常到医院采访受伤平民和其家属，发现是由盟军或塔利班不分青红皂白袭击造成的伤亡，就要记录细节。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与盟军或塔利班进行交涉。一场军事冲突之后，常有尸体在野外数日无人认领。出于人道考虑，ICRC出资把在冲突中死去的塔利班士兵、政府士兵、警察或平民尸体运回原籍安葬。
一次，王夕越和同事到偏远山区执行人道任务，去时搭乘的是政府部门派的直升机。到了停机坪，却看到几名技师正站在飞机机头上方，拿着铁锤和螺丝刀叮叮当当修补。坐进去后，王夕越发现飞机的油箱竟然安装在座舱中部。那是一个黄色的大油箱，散发着浓重的味道。他问飞行员：“这飞机安全性能怎样？”飞行员说：“真主会保佑我们。”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然后慢慢提升。王夕越心里就像悬着一块大石头。还好，飞机终于飞了起来。飞着飞着，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他仔细一看，机舱两侧竟然漏风。
飞行一个多小时后，王夕越等人发现一个长满野草的山谷中散落着二十多具塔利班成员的尸体。很多死者身上都有直径约五六厘米的弹孔，不少死者瞪着眼睛。这就是所谓的“死不瞑目”吧，人们似乎能看到他们在中弹那一刻的绝望和对生命的不舍。
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汽车被炸成一堆废铁。地上是汽车玻璃碎片和被震得老远的碎尸，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腥味，王夕越只想呕吐。躯干被炸得不成模样，可以辨别的只有两只紧握着的手。他们将所剩组织一点点收集起来，装进塑料袋里，送到医院太平间，让专业人员处理。随后，他还要一丝不苟地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标准对尸体进行记录、拍照和备案。
每六周，ICRC的工作人员会去美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次，和美方交涉，探访战俘。王夕越说：“他是不是塔利班，或者干了什么坏事，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我们关心的，就是在美军关押下，他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足够的水喝；如果是穆斯林，能不能祈祷，有没有宗教权利；有没有看病权利，医生给不给药，有没有和家人见面的权利等等。”
探访监狱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被关押者与家庭重建联系。他们被逮捕时情况各异，很多人的亲属并不知道他们已被拘捕。王夕越和同事们与被关押者沟通，帮助他们与家人重建联系，并尽力保持这种联系，让家庭的牵挂成为被关押者在漫长的拘禁期间的精神支柱。
工作不忙的时候，王夕越常常和被关押者聊聊家常。那些人会围坐在他周围，给他倒上茶，七嘴八舌地问各种问题，还不忘感叹这个中国人带有北京口音的普什图语怎么听起来这么风趣和亲切。
跟塔利班叫板
坎大哈办事处是ICRC与塔利班接触最频繁的机构。塔利班代表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雇员下班后才会到访。与他们沟通，成了普什图语翻译的一项重要职责。
王夕越通过当地人了解到，塔利班惯于化身平民打游击，常常白天还是扛锄头种地的农民，晚上却成了背着枪去袭击政府或盟军基地的“圣战者”。ICRC雇员是不持枪的，他们要求塔利班代表进入院子谈判时也不能带枪，如果有枪，也得把枪放在院子外面。
最初，塔利班等武装分子非常恼火。普什图人向来酷爱武器，几乎每个成年人外出都会佩戴匕首或短枪等，让他们交出武器，无疑是让他们投降。一个首领模样的人当场冲王夕越拍桌子，可他毫无惧色，向对方严正声明，ICRC是中立组织，只管人道救援，不受任何政府或组织支配，到了这里，无论政府军或塔利班都得守规矩。后来，对方终于妥协，到这里来时再也不携带武器，而且讲话相当客气。
最近一次和塔利班沟通是为了运送平民伤员的事情。在很多偏远地区，路况糟糕，交通工具有限，受伤平民不能尽快被送到有医疗条件的城市。在ICRC的努力下，阿富汗卫生局同意开通一条救护车专线，从交战地区向外运送伤员。ICRC希望得到塔利班的安全保证，而塔利班在承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希望ICRC能给塔利班交战地区境内的平民提供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王夕越说：“交战双方怎么打仗，我们不管。ICRC只关注你们什么时候暂时停火，我们的救护车辆怎么安全进去，怎么安全把伤员运出来。”塔利班在交战区埋了大量炸弹和地雷，ICRC的车辆绕不开，塔利班会把地雷先挖出来，等ICRC救完人再埋上。在某一地区，埋设的炸弹和地雷对平民造成伤害，违反人道原则，王夕越和同事们也会去交涉，建议塔利班改变一下斗争策略。
日前王夕越在北京休假。尽管无法预测接下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但他不想离开阿富汗，打算在阿富汗再工作两年。他说：“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跟塔利班谈笑风生呢？”
（摘自《妇女》2010年第12期图/贾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