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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本名刘爱玲，女，山东德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花城》《清明》等，曾入选《小说选刊》等。
一
银城没有太阳，晨与夜分不那么清。大山穿着一件火红色短裤靠在床头弹吉他，他又一整夜没有睡，胃口搅着劲儿的隐痛更为剧烈，仿佛深处坠满了大块大块的铝锭。从家庭出了变故辍学到现在已经近两年，大山的全部生活轨迹就是和律师的反复见面，换回持续的等待。
已经到了五月，大山准备着第六次去和律师见面。终于熬到清晨，吉他声从敞开着的推拉门蜿蜒而出，伴随着吉他声的还有赵一康忽缓忽急的呼噜，在清早的寂静中那么清脆响亮，从每一个房间的门缝里钻进去，把屋子里的人惊扰而醒。大山知道，比吉他声更早的是隔壁卧室里飞舞的红色毛线头儿，那双不知疲倦的双手背后是王淦瘦小的身体。从大山第一天搬进这个鸽子笼子里来，就一直认为王淦是个哑巴女人，大山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听到她说上一两句话，仿佛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文文从王淦的卧室里搓着眼睛立到大山卧室门口的客厅里，听到吉他声，文文睡意全无，她爬到大山的床铺上搂住大山的半截腰，“又是‘勇敢的心’？”对门郭老头儿的吼声盖住了吉他和呼噜声，“大早上就聒噪，比知了还闹人！”呼噜声突然断掉，文文像影子一样消失，大山坚持把一首曲子弹完，汗水已经浑身浸透，仿佛银城连“干热”都是前所未有的陌生，他起身朝卫生间走去。
在这个家里，房东郭老头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一个，他要赶到早市上卖烧饼。郭老头儿咕嘟着抢先钻进卫生间里刷牙，大山打开卫生间的门，看到郭老头儿正从镜子里望着自己，大山就钻进去一屁股蹲在马桶上，“琴声可以消暑！”“乱了，都乱了！”郭老头举着牙刷出去了，“能乱死人！”门留了一条缝，牙刷又举了回来，“你想把银城人都乱死！”大山知道郭老头这是在挖苦自己，从大山回到银城，想在铝厂上班之余找个弹吉他的地方，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里不比省城，银城还没有一家酒吧诞生。况且，从搬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郭老头就以无法接受这把吉他而狭隘地拒绝他，他觉得叮叮当当站在人家面前弹这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不如实实在在烤个烧饼。
牙刷又一次举了回来，“离王淦远点儿，收拾你！”牙刷在半空冲着大山戳了两下就被臭气轰了出去，再也没有进得去，郭老头儿只得占用厨房里的洗水池，那是文文的专属。每天，文文由王淦在这里被洗脸刷牙收拾干净，吃了早饭，又被王淦送到小区的大门口等待校车。
每一个卧室里都陆续开始了响动。郭老太起床后就匆匆赶往小区附近的餐馆工作，仿佛她的生命就是层层叠叠的碗和洗洁精飞出的泡沫铸成的，她需要赶大早去把前夜的碗洗干净，还能减轻些家里的拥挤。赵一康的呼噜声早已换成蹙鼻子的动作，他和刘晓丽在大山出来的时刻双双挤进卫生间，每天这两个人都是双双洗漱，双双吃早饭，双双出门，向这个屋子里的人证明着他们的特殊关系。
“真是够臭的，你不但解禁了家里的自由，还把臭气都给解了！”赵一康在卫生间里对着大山吼叫，郭老头儿听不见了，他早早蹬着三轮车朝早市奔去。老太太也听不见，她现在应该在刷碗或者洗脸。眨眼的功夫，屋子里就剩了这帮年轻人，他们发出叮叮当当本该发出的声响。
直到文文被王淦推着出门的空档，朝着坐在床铺上的大山捏着鼻子，“臭臭！”大山狡黠地拨弄了一下吉他，王淦低声了一句：“等我回来。”
“瞧瞧，我就说，我们又不是牲畜！总要有感情的。”趙一康的贼耳朵捉到了王淦的那句话，“兄弟，就是快了点！”“胡说什么！”大山一动也没动，他正坐在床上望向窗外逐渐泛白的天，重复每一次见律师的场景，与天接壤的是大片大片没有尽头的工厂，蓝色屋顶，白色铁皮身子，那蓝色从遥远的天边一直涌进这个笼子，把笼子和笼子里的人都淹了。曾经大山跟郭老头说过无数次这让人窒息的蓝色，郭老头却携带着满身的烧饼香，半跪在床上，伸手将窗边的灰色窗帘猛然拉上，将外界全部遮住，然后抛下大山，几秒钟的时间突然从客厅里消失，大山感觉到那几秒钟令人极为紧张与惧怕的停留总是伸向隔壁王淦的卧室，卧室的门却总是最大限度地敞开着，门里看不到人，而是急速又舒缓地飞舞着大红色的毛线头儿。
赵一康又在叫，“等我回来！”他挑逗着大山，不停地蹙动着鼻子，推着女人出了门。大山从蓝色里逃出来，转身对着眼前空旷的客厅，他把腿伸到了客厅里，几乎到了中央的位置。他这间鸽子笼子是郭老头家最小的一间，日式推拉门，门一开就上床，床刚好放下他这根电线杆般的身体。在银城这样的租户里，郭老头算是心软的了，他只是把自己的家分割成了四个鸽子笼子。银城繁盛的到处是鸽子笼子大概要有十年之久，从铝业加工占据这个城之后，银城从内到外开始肿胀，白银般的铝水流进银城的家家户户，可以屈指算算，每个家庭里都至少有一个是铝厂的工人，多则全家一通深蓝色工作服在家里家外晃荡。前来找工作的外乡人几乎是一夜雨后迅速钻出的大片蘑菇，银城这片着人的丛林里，蘑菇一茬又一茬地钻出来，银城的人就有了自己的心思。凡是有楼房的人家都大兴改造，把一个家能切几个算几个，哪怕是只能躺下一个人的大小，出租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蘑菇。后来，银城的人们就给这群改造后的怪物起了这个名字“鸽子笼子”。
大山整个人躺在了床上，他眯起眼睛，脚趾刚好蹬到对面的墙上，他尽量让自己全身放松，他就这样等着王淦。屋子里静极了，不知多久，屋子里的光线逐渐黯淡下去，屋子的中间多了一口木棺，父亲正躺在里面，面色平静，颧骨上那块摔伤还没有愈合。母亲在木棺旁嗡嘤哭泣，你已经听不出来那是哭泣的声音，那分明是一根细线锯木头的声音，那微弱的叫声会偶然间因为主人想起什么恶劣的事情而变成尖叫，随后，又断断续续弱下去，如此反复。叫声中还有粗厉的嘶嚎，那是弟弟发出来的，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他被大山捆在了厢房里，但是，铁链困不住他的喊声，屋子里就灌满了弟弟和母亲的声音。大山一直跪在木棺旁看着自己的父亲，他第一次认真看着父亲在熟睡，那张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怨恨与忧愁，人本该有的一切的情绪都荡然无存。那一时刻，大山才意识到死亡的模样，他无法站立起来离开，他想张开嘴巴喊醒父亲，却无法发出丝毫的声音…… 大山被王淦推醒了，“又做噩梦了？”王淦把两提牛奶提到大山的门口，“看見你紧皱眉头。”大山又出了一身汗，他点着头去了卫生间，浑身上下重新擦了一遍，透过镜子，“噩梦，又是噩梦。”他发觉这么短暂的一个梦就将他的整张脸折磨得肿胀了。
王淦已回到了卧室里继续挑毛线头儿，她隔着纷飞的毛线头儿说：“带上这些，给律师。”
“不用，我付过律师费了。”大山虽是说着，还是听了王淦的，毕竟她已经持续经历了二十年仍没有头绪的官司。大山离开的时候，王淦的屋子里再一次发出声响：“只有律师费并不够，如果想要结果，还得很多很多。”
二
大山提着两箱牛奶行进在去往律师事务所的路上，他们约在九点见面，时间尚早，大山就缓慢地走着。没有回到银城之前，大山只知道自己和故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陌生与背道而驰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他这代人都缺这。被卷进郭老头家的鸽子笼子之后，大山才真正知道人是世界上最会伪装的动物。现在，他就故作镇静地向前走，但他无法克服一次次毫无结果带来的恐惧，他走了一段，索性选了一块被磨圆的马路牙子坐下，什么都不干，他就是望着路上的车和人，聚精会神地望。现在，对这条路他再熟悉不过了，每天他经过这条路上下班，每天夜里，他都要经过这条路去往商业街的酒店寻找弹吉他的工作，每一次他都要经过这条路去律师事务所。他的第二次出走，就是背着行囊和那把沉重的吉他，从银城西北的恒信铝业走到顺河街的幸福小区的郭老头家里，仅仅十里的距离，他断定自己走了一个世纪。
那一次，他特意把工作服脱了，还把下班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他想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在故乡的路上走一趟。那时候是五月里，银城路两边的冬青树一片灰暗，在泛着干热的天气里，难掩的绿色从一层灰尘中透出来，还是难免带着晦气。路两边长满了小店铺，从德州一路开来的扒鸡店，高唐的老豆腐，饼卷驴肉，胡屯的熟肉，陕西的肉夹馍，银城的马蹄烧饼，白云理发店……在大山很小的时候，随着父亲来过银城，从他残碎的记忆里，几乎找不到这条繁盛的街，更不屑说这些制造富裕的大片工厂，那时银城就一个拳头那么大，横竖两条街，其他都是玉米地、麦子地，对，大山这才想起来，在过去，屁股底下这方圆几十里覆盖着农田，若干年后，不难想象，这片工厂和商业街，包括大山自己又将被什么东西覆盖……
也许用这些回忆能够缓解紧张，走到律师事务所门口的时候，大山还在想赶他离开工厂那第二次出走的熔铸车间主任，那张铁板脸永不停歇地怒骂着一堆废话，“青瓜蛋子一个！不上炉里炼一炼……”“不想干，滚蛋！”“还爬大门！今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走就走！”大山嘟囔着，他在门口用力地跺了跺脚，倒是被回忆再次激起了胆量，透过玻璃窗，他看到律师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不是九点钟！”门还上着锁，律师眯着眼睛看了一下表，又合上眼皮，紧接着，还是起身开了门。
“早了？”大山有些歉意，他把两提奶放到律师的桌子底下，尽量不让它们那么醒目。
“再早也没用！”律师两只手搓着脸，那张正方形的脸，下巴被齐整切去，无时无刻不在显示出棱角分明的信任感，只是此时变了形。他的脸比大山的更为肿胀，明显大出了一圈儿，在搓动中打成一堆堆的死结，逐渐涌向花白的头发上。
“人总有打不完的官司！”他到卫生间里去洗脸，捂着一条白毛巾回到座位上，“当然，律师永远不会失业。”大山看见律师顷刻间陷在庞大的文件堆里，桌子上的文件框塞得满满的，身后的文件柜里密不透风，一面墙的文件柜一个挨一个。过度疲备让他对自己的红火生意心生厌烦，“一大早去了一个辩护人那里，昨天夜里又加了班。”
天已经泛了燥热，律师仍把他的白色长衬衫纽扣寄得牢牢的，刚刚卡住脖子，不过，他因此变得精神多了，有了律师的样子。他冲了一杯咖啡给大山，大山坐在对面等待着律师再次开口，“一切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大山一改先前对“重新开始”的激情与渴望，那是大学之前的生活态度。现在，他最为厌恶的便是“重新开始”，从回到银城两年多的时间里，大山已经瞬间老去，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开始。
律师端起咖啡杯走到窗前，缓慢地喝着咖啡，喝一口，眨一下眼皮，仿佛在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个小憩，“我是说，如果你像上次一样继续咆哮，你知道，简直就是一头狮子，你就得重新开始，一切！”
大山把脑袋低下去，认真地喝着咖啡，他无话抵挡，他已经预见了今天来此的结果和先前无异。律师已经踱步回到了大山的对面，他再一次陷入椅子里，大睁着一双鱼肚白的眼睛，空洞地盯着一些无聊的地方。屋外是一条宽阔的街道，店铺林立，街道上一片被灰尘覆盖的冬青散发着灰暗色彩，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车辆和人群都灰暗一片。
“可是当年栽苹果树也是他们说的，能富裕起来。”大山像是自言自语，“现在说那片地下有金矿，也是他们。”
“世界就是这样。”律师从无聊中回过来一句，仿佛回给这个硕大的世界。他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在无聊中保持着认真的态度，在过度认真中，炎热爬满他的脸和脖子，携带着汗珠。
“砍树挖金矿，也是他们，”大山开始用杯子撞击着桌子，“那些树刚刚结果子，我父亲因此死了呀，人命关天的？”
“人得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当然，人需要认真。”律师这才发现大山又要掀起一次咆哮，他把大山手里的杯子夺过来，“我刚才说过，你要是再这样，一切就得重新开始！”律师已经熟悉了大山，“再来一杯？”每一次大山都要喝上不止三杯咖啡，在咖啡的兴奋作用下发泄自己的压抑。此时，大山的电话又响了一声，是王淦发来的短信，“遇事不要急。”大山吐了一口气。
律师给大山泡了一杯绿茶，“你再考虑考虑他们的赔偿金额，比先前提高了些。”律师把一份协议书摆在大山的面前，大山看了看没有像数次那样拍案而起，竟然把脑袋藏到了双臂之下。他的肩膀激烈地耸动，胸腔坎坷起伏，很长时间，大山没有把头抬起来，从脸部暴起的青筋和涨满的红色一直淹到脖子根，“可就是加了，也只够树苗钱！” “或者，你可以选择重新上诉，这是你的权利！”律师的花白脑袋变得晶亮无比，从发根再次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看上去比大山长不了几岁，却早早顶着一颗花白脑袋，这颗脑袋在大山无声的动作里不安地摇晃。
屋子里就这样出现了一段时间上的空白，在空白中回来了事务所里的三个律师，他们都在外处理完自己的官司，回到事务所继续手头上的另一些官司。大山感到匆忙的人影从自己的身边飞来飞去，他把全部暴起的青筋与涨红色咽到了肚子里之后，胃口开始绞痛，他抬起脸，喝了口茶，声音低沉，“我弟弟疯了呢？我无法上大学了呢？我母亲呢？我家所有的积蓄都在那片苹果园上呢？”大山把这些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的话再一次重复给律师，律师那双鱼肚白的眼睛变成了木刻，它们僵硬地在眼眶里缓缓转动了几下又恢复直视。他已经把事情说的很清楚了，他只能直视着大山的反问，等待着大山做出选择。
律师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案件，有时候他也痛感自己的双手就是徒劳，他甚至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徒劳，他狠力地自语，“他们是权利的一方，好比鹰和鸡仔，你是鸡仔。”
“你一开始接这个官司可是充满信心，你的斗志呢？”大山顷刻间把矛头指向了律师，律师被打了个趔趄，“我尽力了，”律师预感到这次见面应该结束了，他准备起身出门，站起来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装进他的黑色皮包里，“你再考虑考虑，想好后给我电话，要尽快。”大山几乎要呼之欲出，“我正考虑换律师！”他看到了被隐藏在桌脚的两箱牛奶，还是咽了下去，他想起了王淦，那个大部分时间里缄口不语的女人。
三
一大早，赵一康像往日一样驮着大山赶往恒信铝业，从大山最初搬到郭老头儿家里，还没来得及到旧货市场买辆坐骑，大山执意要走着去上班开始，他用这辆自行车已经驮了他近两年了。身边疾驰而过的是一个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铝厂工人们，都是以飞的姿态出现在眼前，他们那种匆忙带着世界末日的意味，逼迫，毫无顾忌。
每天早晚，银城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北，涌进那些蓝房顶白身子的钢架厂房，也许和候鸟大迁徙一个模样。你如果身处其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从身边飞驰而过的个体，看不到这样庞大的整体，而大山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银城更像是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海啸，在这两个时刻，席卷银城，他就感到被疲于奔命的蓝色淹没到窒息。
凡是在去往工厂的路上，或者混入上下班的蓝色人流里，赵一康总要想起对大山的反复劝告，他一边骑车一边反着脑袋追问大山，“你干了快两年了，三年就得早早换，你知道的，铝毒的厉害，又是不孕，又是不育的。”赵一康不止一次这样跟大山提起过，大山坐在飞驰的自行车后座依然在想官司的事情，他没有做什么回答，他现在需要养活母亲和疯掉的弟弟，还需要把官司打下去，这一切都需要钱，“上了班去你那再说。”大山说。赵一康又伸过一句：“你和我不一样，你还年轻。”
车间主任早早扳着一张铁青脸立在了恒信铝厂的大铁门前，恒信铝业是银城浩海般的铝业加工区中的一个小小加工厂。大山把这样惊人的繁盛局面比做镜子，这是盗用西方哲学家们的观点，可想而知，铝业加工仍以几十倍的繁殖速度在银城中膨胀。这是车间主任的脾性，他要每天把工人一个不落地数个遍，时间在这里就是门卫上叽叽叫唤的刷卡机，每一个人从这叽叽声里得到对存在的认识。大山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的时刻跟车间主任打了招呼，那张铁板脸毫无表情，和这扇大铁门没什么两样。这一次大山似乎才真正由外而内地盯着这扇大铁门，暗红色，三人之高，牢不可破，他却在过去的岁月里夜夜从他的身上爬过去，所以，今天看来，门对于他呈现了勇气的意义。
那时候，大山刚刚进工厂，住在厂区内的单人宿舍里，从早到晚都在门内，只有到了夜里，他才背着他的吉他从黑暗中走出大門，到商业街上去寻找可以弹吉他的地方，直到深更半夜再爬进大门。到现在他都能想到自己当时身手多么敏捷，三下两下就能攀上大门顶，再一反身就到了门里，连门卫都来不及察觉，虽然，最终被车间主任以违纪厂规轰出了单身宿舍。大山这样想着过去却又感到自己明显衰老了。他和赵一康一前一后在叽叽声里进了工厂。
十二个小时，铝厂内最大的熔铸车间持续鸣响，大山在鸣响中已经熟练地开着叉车填铝料，卡温度，控制炉火，铝棒出铝前取样到化验室里化验，一连要取上三次样。车间主任只有在看着大山利落地干出活来，那张脸才现出带有原谅色彩的柔软温度，他在炉边高喊，“你家里的事怎么样了？”大山停顿了一下，他感到惊奇，“他们只是多了一点赔偿。”“他妈的！”那张脸立刻恢复成一张铁板，“继续上诉！”铁板转身要走，“需要帮忙吱一声。”大山点了点头，眼看着铁板驮着铁块般僵硬的身子朝另一个车间走去。他的心思又被官司的事缠住了，他无法做到全身心投入，他一边运铝料，一边思量着那官司应该接受还是继续，心里烦乱不堪，待到抽料检验的时候去了化验室赵一康那里。
化验室在厂区的南面，刚好和车间相对，中间两条十字交叉的路连接，已是半晌，赵一康刚刚为二号炉的熔铸车间做完样检，正坐在休息室里拼命地蹙鼻子。鼻子已经蹙动得通身发红，血丝被蹙了出来，他举着一张面巾纸对着小镜子擦了又擦。看到大山掂着铝料进门，停下来，又用桌旁的一杯热茶水熏鼻子，桌子上靠墙的位置摆满了仙人球，败毒草，也没能救得了赵一康的鼻子。
“我这鼻子算是废了！”他几乎把整张脸都伸进热水杯里。
“看见我就等于看见你的将来，也许，更惨，”他熏了一阵子，才把脸抬起来，看见大山坐在椅子上发呆，“还没三年呢，不至于呆傻，是不孕，我可是提醒过你多次了。”
大山跟着赵一康进了化验室，方才做完化验的刺鼻气味还没有散尽，即使抽风机还在高速运转，并发出轰鸣声。大山紧紧捂住鼻子，他看到赵一康一身雪白，和雪白的白大褂混在一起的是白色皮肤，凡是裸露在外面的脸、脖子、手臂都是白色。那白色第一次让大山看到赵一康脆弱的身体，他在弥漫着刺鼻气味的化验室里毫无感觉，除了眼睛感到干涩而频繁地眨动，开始了他的化验。 铝料被放进了滚烫的烧瓶里，持续散出更为浓烈的刺鼻子的硝酸气味儿，大山的鼻孔被呛得刺痛，喷嚏连天。“我是闻不到味儿了，”赵一康用只手捉着烧瓶在电炉上晃动，被打成碎屑的铝料一放进烧瓶里，呲呲啦啦一阵作响，一阵接一阵更为刺鼻的气味儿翻滚出来。大山捂住鼻子准备朝门外走，赵一康仍然无动于衷，他几乎贪婪地嗅着这些气味儿，除了保持惯有的蹙鼻子的毛病，就是对着大山唠叨，“这辈子，我这鼻子就是个摆设了。”
“这硝酸可是够厉害的了！”大山呜噜呜噜说着。
“厉害的还多着呢，我最恨我这鼻子了，闻不到气味没关系，可我闻不到我女人的味儿。”
提到女人，赵一康对着大山嬉笑，“你小子可够快的，你和王淦？”
“瞎说什么？她经历过官司的事情，懂得多些，自然问得多些。”大山早已出了化验间，到休息室里等待。
“跟我还装。”
“也许，是一种支撑！”
听了大山的话，赵一康从气味中回过头来认真地看了看实验室玻璃窗外的大山，也许是说到了他一直都没找准的词汇来形容他和刘晓丽的关系。他转话头说起了王淦：“王淦，也难为她了，从嫁过来就守了寡，郭老头儿的儿子在结婚的当天入狱了，说是之前就杀了人，还得个二三十年，那岂不是老死在里面。”他顿了好一会儿才再次说话，“倒是你，没婚没育的，铝业有毒，你这样的干三年就赶紧滚蛋，找个媳妇娶了，生一窝孩子，别等中了毒，连个孩子得不了。”大山在休息室里仍然紧紧捂住鼻子，两只眼睛透过玻璃窗盯着赵一康一边说话一边做着化验。他感到自己看到的是另一个赵一康，一个被覆盖在平静之态之下的孱弱的赵一康。赵一康冲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赵一康对这种常年与此为伴的气味超越亲人般的亲密，他正把翻滚的烧瓶在加热炉上取下来，聚到了脸上，用他那双慧眼审视着，“大山，这一炉的硅元素比例过多。”
“真有你的，是多了点，在库里领料时天平秤高了点。”
“原来什么都瞒不过我的鼻子，现在，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赵一康继续化验其他元素去了，试验台上一排又一排的量筒，烧杯，烧瓶，滴管，他整个人穿插在瓶瓶罐罐的缝隙里像一阵白色的风。
风在里面做到最后想起了什么，又冲着窗户吼，“官司到底怎么样？”
“等，还是等。赔偿的只够树苗钱，要么，重新上诉，要么……”大山想不起还能用什么可解的办法。
赵一康狠了一把劲儿，把最后的化验结果记录下来，“那就等！我们有的是时间！”
大山还是出了一炉废料，这是他来到铝厂上班第一次出了废料，一整炉的废料，够他赔上一年的工资了。车间主任是个五官都神通的人，他坐在办公室里就闻到了废料的味儿，来到车间里，直冲那个高大的炉子，“赶紧拉出铝棒，重新回炉。”随后，转向大山，“想彻底滚蛋，大学顶个屁用……”大山最不愿提及“大学”这个字眼，他甚至以此为耻，这个没有终结的大学生活几乎成了罪恶，他要背上一辈子。大山继续拉出银白色的铝棒，一根根化学元素失衡的铝棒长满了疙瘩，那些疙瘩长到了他的大腿、胳膊，以致全身。最后，从他的眼睛里鼓出来，他鼓动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和车间主人对视了足有一分钟，两双眼睛在火炉前被烘烤得布满血丝。自此，大山创造了恒信铝业工人群体中的两个第一，一个是敢和车间主人的牛眼对视。一个是大山成为银城里的第一个歌手，在饭店里游走的歌手，被银城人称作“卖唱”。
四
大山白天在铝厂上班，到了夜里仍然继续去寻找弹吉他的地方，他或许能得到十五亦或二十元的报酬。其实，对他来说，他最为重要的是从弹吉他的事情里回味残缺的大学生活，又或者寻回生活下去的动力。在省城两年半的大学生活里，宿舍里这群钻研理工的兄弟们几乎每人一把吉他，到了夜里都一个个变身歌手，穿梭在连成片的大排档里，他们挣了不少学费。
大山照例从郭老头那里买了两个烧饼，得到郭老头紧蹙的眉头，他知道大山又要出去“卖唱”，他就心慌似的朝着他的面饼用力。大山是感觉到郭老头儿的厌弃与怀疑的，郭老头一直想问问他深更半夜地出去唱什么，弹这个有什么用，谁有功夫听这。最重要的是，都是些乌七八糟的闲人才去吃吃喝喝，唱唱跳跳，所以，大山第一天进家门时，郭老头就充满恶意地紧盯著这把吉他。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一边啃着烧饼，一边朝市中心骑去。
五月的银城在七点钟已经变成深灰色，路灯用了一半的力，在灰尘中又立刻丧失二分之一的亮度。铝厂里一致的下班时间刚过，每一个大铁门里涌出大片大片急匆匆的深蓝色，和早晨一样，从城北流回城区的各个方向，这两次流动就是银城人生活的全部，银城人没有享乐的基因。大山在拥挤中被一种奔命的紧迫感挟持着向前飞奔，他的自行车几乎被架空了，在半空中进行着无数圈儿的空转，他的脑袋也无法停歇。他从回到银城的第一天起，就难以理解银城这样刻板、干枯的生活是怎么一辈一辈飞到了现在。
大山直奔银城南一条最为繁华的商业街，那条街上除了密布的日用百货店，几乎是大酒店、小饭馆、快餐店的集合地，但没有酒吧。银城还没有酒吧，银城不会有酒吧，银城人没有时间，银城人的生命里没有享受这根筋。一路上，大山都在准确断定这些对银城的定位。他最盼望的是尽快到夏季，烧烤摊子一出来，他可以在更为宽广的空间里唱歌。到那时候，他唱给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天上的星星，天空深处更为遥远的墨色的天空。他不用紧紧立在狭窄的人缝里，在人的脸前直接把琴声吹进人的耳朵里。
商业街北头儿的起点就是天晶大酒店，那个大山第一个失败的地方。那一夜他得罪了一个客人，一个对那个酒店尤为重要的客人，到现在，到今后，大山都忘不了那张喷着酒精与猪耳朵混淆而出的腐气的嘴巴，冲着他一连张合了十多次。大山在那一张饭桌前连续唱了十多首歌曲，没一个顾客满意的，那一场下来，大山分文未得，他被耗尽耐性的顾客轰了出来。最为重要的是，那些令人厌恶的歌曲都是顾客自己点的，和大山有什么关系。然而，自此就有了关系，大山被酒店的经理炒了。 他略过去，继续从兴运大酒店重新开始，一个连一个向南走，一个都有一个的理由，兴运大酒店是因了天晶大酒店的事。大山一进门就被吧台的女前台认了出来，她伸了一根手指，“你就是那个唱歌的，天晶酒店那个。”女前台从兴奋中立刻变脸，“我们不用。”大山就顷刻间被那根手指指了出去。下一个是鸿福酒店，大山干脆是弹着他的吉他进门的，酒店大厅里一波新来的客人正被迎宾小姐迎向二楼的包间，他们在楼梯转弯处停了下来，朝着门口的大山看了一会儿，摇着脑袋上了楼。唯一听完大山那首曲子仍是吧台里的女前台，她在大山弹奏结束的时刻拍了拍手掌，而在这一鼓掌之间，大山想到的却是文文。文文很多次都要跟着他来寻找弹吉他的地方，她特别想亲眼看看大山在众人面前弹吉他的样子，会不会紧张。
大山立在大厅的正中央一下子手足无措，“我记得两个月前来过一个弹吉他的，不会是你吧。”女前台眼睛都放起光来，“肯定是你，上会儿你就站在这里弹给我们经理的，你不记得了？”女前台走出前台，“不过，我们经理早就说了，不用，你听听。”大山这才听到大厅里放着轻柔的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人鬼情未了》。
大山依然每一家都没有放过，他进了羊肉馆，羊肉馆的餐厅里弥漫着轰隆隆的酒话，人们已经喝得迷迷糊糊，羊油又太腻，大山几乎呕吐着窜出门外。他进了烧饼铺，直接进直接出，烧饼铺的老板没来得及看清来客的模样，烧饼炉子和老板都散发着一团团火热。他甚至进了一家儿童玩具店，里面各种玩具都在发声，老板热情地接待他，给他讲解着各种玩具匹配各种适龄的儿童，离开店铺之时，老板立在门口问了句，“您生孩子了吗，没生的话，可以提前来看看，生了的话，可以直接选购，现在十天内在促销。”大山头也没有回，用后背回应了一声，“谢谢。”他晃晃荡荡地在剩下的店门口徘徊，就像他上一次那样独自围着这些玲琅满目的店铺转圈儿。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极为可笑，都什么时代了，在铁铸的现实面前，他还在扮演着一个女巫。背后这个吉他就是那把无所不能的扫把，他骑上扫把不但飞不起来，还会摔得粉碎。
银城的夜在十点钟就进入了深夜，透过店铺之后的小区楼房洒出的灯光，那灯光一束一束在减少。大山知道，银城的人都得早早睡了，迎接次日早早的飞奔。他坐在一家已经关门的小饭馆门口，就那么坐着，不坐着还能干什么呢，在静下来的一刻，他收到了王淦发来的短信，“找不到，就回家。”大山合上手机，他说不出来自己的感受，他不知道从王淦那里相互生出的是什么情愫，那种东西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和赵一康谈到的‘支撑’有什么关系，他甚至觉得银城是个没时间谈爱情的地方。他只是更为激烈地期盼着夏日的到来，那些热闹的大排档里也许还会有希望。大山每一次都回王淦一个字“好”。是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直以短信的方式交流的，大山都记不清和这个几乎丧失了话语的女人如何开始了这样的交流，每天总是在一定的时刻送来一个短信。
大山起身时想起了律师，这些日子该给律师打电话了，总要有个结果。急切瞬间升起来，他摸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电话几乎在刚刚拨出的一刻就被接通，大山变成了结巴。
“刚刚接了一个被告人的电话，你的就来了。”
“我的官司，对方，对方……”
“调解，不满意，和对方，最后都得调解。”
大山从地上站起来，“我父亲的死可以调解？我弟弟的疯可以调解？我母亲天天在上访大楼门口徒劳地等可以调解？我们失去所有可以调解？空谈可以调解？”
“看来你没有想好，平静一下，等我电话。”律师挂断了电话。
电话里剩了嘟嘟的敲打声，敲打着大山的耳膜，敲打着商业街的昏暗，敲打着这条商业街的尽头，以及向另一条东西路延伸而去的黑暗。在大片无尽头的黑暗里，大山再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这就是他的故乡，他重新摸出手机发出了一条短信，“我想回家。”
王淦立刻回了短信，“回吧，夜都深了。”
“律师仍然是调解。”
“我们改日找律师，回家。”
大山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走进脆弱深处时想到王淦，那几乎是无意识的行为，他觉得在生活面前，他完全失去主动的能力。他还是把手机收起来，不知不觉走到了商业街的尽头，在最后一家亮着灯盏的范家驴肉卷饼店前停了下来，里面散发出冷却的驴肉香，把大山全身的力气都消散了。他饥饿极了，他一边把那些“调解”咽下去，一边走进驴肉卷饼店。
店里一家人正在小餐桌上喝稀粥吃炒大白菜，一个光了头的男人低着头喝稀粥，“没了，都卖完了，明儿吧。”大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案板上不是还剩了些碎驴肉？”正在往嘴里塞大白菜的孩子高声到，“就是，还剩了。”男人掴了一下孩子的脑袋，朝着案板走去。
那一夜，大山推着自行车走着回到幸福小区，一路上，他竟然走出一个壮举，他立誓要把银城的犄角旮旯都摸一个遍，他不相信银城没有一个地方能容下这把吉他。他甚至下决心涮掉那个满嘴“调解”的律师，再去找一个律师，或者，或者像他母亲说过的去上访。
没想到，这么晚，郭老太太和大山竟然一前一后进了家门，客厅里的一颗小樱桃燈发着光。郭老太太从灯光中看着大山，她用一只泛白的手掌遮在额头以集聚更多的光，她的眼神没有郭老头儿那样坚硬与霸道，她也许是终日里被洗碗水浸泡得极其柔软，小声地问大山，“孩子，你天天这样出去做些什么？白天还要上班。”大山觉得这个人陌生极了，这个家庭陌生极了，从他搬进这个家，他几乎见不到他们几个人同时出现在家里，他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干，他们各走各的轨迹。大山其实被问道了，他摇着脑袋朝着郭老太太笑了笑，钻进自己的小屋，小屋隔壁的卧室里还在飞舞着不知疲倦的毛线头儿。大山盯着那些毛线头儿，一厘一厘关上门，他又在门缝里望了一阵子，过了很久，他朦朦胧胧中似乎听到郭老太太的声音，“王淦，停了吧，歇吧。”那一夜，大山被一个充满追问的梦纠缠着：都在做些什么？
五
他们约在银城枣乡街上的一间茶楼里，这是银城唯一的一家茶楼，开业不久。一大早上，大山借了赵一康的自行车，驮着王淦，绕过前门郭老头儿那个烧饼摊子，从小区的后门溜出去，朝枣乡街疾驰而去。王淦裹住脑袋的丝巾飞了一路，他们仍然没有避过后门口那个修鞋人的眼睛。能够想到约出王淦，从住进郭老头儿家几年间的租户里，这也许是只有大山才能干出来的事情。郭老头儿暗地里竖起的屏障没人能攻得破，能进了郭老头儿家的租户都早早被郭老头儿提前暗中摸了底，比如哪里人，哪里做事，是否安稳，是不是个邪性的人……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郭老头儿在为他那入狱的儿子守护着。大山能约到王淦的方法简单至极，依然是短信，这种无形的交流却是郭老头儿无法守得住的。 律师准时到了茶馆。三个人一落座，一壶明前茶还没有喝上一杯，律师就已经将他那一夜电话里的有关“调解”和“等待”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调解结果，那就要继续重新起诉，重新开庭，重新宣判，也许，重新调解……”
有了王淦在，大山多少有了信心，毕竟她一直经历着。王淦不露声色，她保持着平静。大山实在是听够了律师嘴里拖拖拉拉的“调解”的字眼，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待于调解，而调解的最终结果就是毫无踪影，仿佛事情从没有发生过。
大山被激怒了，“这就是等待的结果，你给我的结果，近两年的时间？”他把茶杯碰倒了，身边的王淦拽了拽他的衣角，把杯子扶起来，“是什么证据不足？”
律师低着头看着淡绿色的茶汤，“这样的案子多得很，医院出示的证明很明确，是心脏猝死。何况，上次已经给了你新的赔偿金额。”
“可是我父亲死了，是和他们理论时摔死的！”
律师在大山的吼叫面前再不言语，王淦又问：“他们要负刑事责任。”
“那要看被告方是谁？”律师几乎在用鼻子说话。
“那我们重新上诉？”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需要重新调解。”
律师走了不知多久，大山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王淦看着大山，和十多年前的自己如出一辙。那时候，她也这样火气十足，这样愤怒不平，面对隐瞒了自己杀人身份的丈夫，在结婚前几天内被揭穿。王淦当时只是觉得那是别人的梦，每天她的脑子里都要上演被警察带走的丈夫，在新婚的当天，在火红的喜庆面前，他的丈夫留给了她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是深灰色，里面满是黑洞洞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也许还有点雨水。总之，那双眼睛从来也抬不起来。自从刘晓丽来到这个家里，王淦才找到解开噩梦的东西，那就是从王晓丽所在的工厂里源源不断地运来毛衣，挑拣毛线头儿，一刻不停地挑拣，挑拣得越多越久越投入，你就可以理解一切。
王淦给大山倒了绿茶，“把这杯绿茶喝一喝，这么贵的东西。”两个人坐在茶楼包间里低着脑袋，他们都在想刚才或者过去、自己或者他人的事情。律师临走没有把门关好，门缝里伸进来隔壁人说话的声音，还有隐约的古琴声交织在一起。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了话，这是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坐在一起，隔着中间一个土陶瓶子，瓶子里一支干莲蓬弯向王淦那边。
大山说：“你的脾气可真好。”
王淦又从莲蓬的弯曲枝干望回去，“活着活着脾气就好了，你还年轻。”
“我们差不多？”
“你可以叫我姨，叫姐都不对劲儿。”
“什么都不叫了。你每天都挑毛线，挑的那么准，那么快，那么不动声色。”大山倒了茶，“我第一天进家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飞舞的毛线儿，能把毛线头儿挑成这个样子，一定很不一般。你知道，我当时觉得很神秘，真想走进去看个究竟。”
两个人对笑了起来，“哪有什么神秘，就是一个挑毛线头儿的活儿。”
“我都听一康哥说了，”大山低着眼皮瞅了瞅王淦。
“回去和你母亲重新商量一下调解的要求。”王淦回答。
“你这样等着真的快二十年了？你已经打了二十年的官司？”大山问。
“你不是说给你母亲找个活儿吗？就下午，下午到羊毛衫厂去，我也要换些新的货了。”王淦停了停，“我丈夫的事，估计快是有结果了，也许可以减刑到十八年。”
“会有结果的。”
两个人几乎在自说自的。沉默了几秒钟，四十岁女人的细密皱纹在逐渐亮起的光线里慢慢爬出来，被大山看到了。如果寻求它的意义，大山觉得那等待得来的皱纹太崎岖，“你一直等？”在这个闪婚的时代里，还能有人这样有耐心去对待“等待”。
王淦严肃极了，她望向外面阔然的枣乡街，现在是银城的人们都在上班的时间，街上人影稀疏，稀疏之处空洞至极。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年不上街了，除了通向羊毛衫厂那条顺河街被她反复走过，其他的地方都在她的生命中消失了一般，在无穷无尽的消失之上，她添上了一句话：“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
大山被瞬间定住了，他终于看到藏在王淦背后那个巨大的叹息，那些每天掩藏在不停飞舞的毛线头儿背后的沉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瞬间将两个相隔近二十年光阴的人之间彻底消除了距离，两个人没有再说话，离开茶楼，按照原路回了家。
这个事情没有绕得过郭老头儿，数年痛失儿子的经历让郭老头儿拥有一双鹰眼，还有一只狐狸鼻子。他牢牢守护着儿子的生活，不能失去，不让它变形，不让它出了漏洞，就当是儿子出了趟远门。出远门总是有回来的一天，为了回来的那一天，所有的人和物都需要原封不動地等着。而消息是紧贴在小区后门墙壁上的那个钉鞋的老头儿告知的，老头儿一辈子认认真真钉鞋、修拉链、配钥匙，郭老头儿的三轮车子从大门口一过，钉鞋的认真态度就瞒不住这个弥天大谎。从郭老头儿的车子前轮刚拐过这条小路口，钉鞋的就盯住了郭老儿，一直把他盯到进了大门，又眼看着驶进小区楼道的拐角。郭老头儿又骑了回来，钉鞋的如实说了他早上看到有关大山和王淦的一幕。
中午午饭，郭老头儿回到家里并没有反应，还把剩了的两个烧饼给了大山。大山正坐在床上抱着他的吉他弹，老头儿一进屋，大山立刻停了，把吉他挂回到墙上，躺倒在床上。大山还是首次认真地从床上的角度仰望到那把吉他，吉他变了形，变成一堆红色的苹果。眼看着苹果要从墙上坠落下来，砸在他的身体上。是的，那把吉他带来的是灾难，他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东西，他想起这把吉他是父亲用第一年结出的一堆苹果换来的。在大学宿舍里，大山是最后一个拥有吉他的，父亲摘了两棵树上的苹果才买了这把吉他，而直到父亲去世，还没有听到大山弹奏的一首完整的曲子。从两棵苹果树，从父亲的记忆，大山又一次陷入家庭这场变故的沼泽里，他憋闷极了，已经开始学会抽烟了。他没有吃郭老头儿送来的烧饼，而是狠狠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在烟身被吸得呲呲燃烧的声音里，大山看到墙上那把吉他，分明是悬挂着一堆罪恶深重的苹果。这时候，大山的手机响了，王淦发了一条短信，两个字：坚持。大山依然回了一个“好”字。 六
六月，银城进入雨季。
赵一康在一天下班后驮着大山朝家里奔，在潮乎乎的夜色中，毛毛雨越打越急，大山一路喊着：“又泡汤了，我还得去找饭店！”赵一康把车子蹬得飞快，“哥们儿，停停吧，上帝死不了。”雨带来了湿润，银城的干渴在湿润中变得有了一丝活力，赵一康对大山说起了车间主任，“那一炉废铝没扣钱，要是扣了，又得半个月喝西北风。”大山说：“那不得贺一贺！”“还真得谢主任，别看他硬的像块铁板。也有娘娘心。”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心思，他们想喝两杯，想说说话，在繁忙的生活里，这也竟成了难以实现的事情。
两个人从小区的商店里买了现成的熟食和小菜，四瓶北京二锅头，把小方桌支在客厅中央，难得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那飞舞的毛线头终于停止了。一种酣畅的自由愈演愈烈，赵一康一边用牙齿咬开酒瓶盖儿，一边对大山说：“这个家里几乎从没有这样寂静过。”他的视线从自己的卧室滑到大山的鸽子笼子，“你现在顶替了我！”
“知道你住过。”大山说。
两个酒杯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响彻每一个屋子，他朝着大山伸了四个手指头，“四年，七平米，四年！”夜色已经深垂下来，赵一康看着大山狐疑地望了几下卧室，大山也下意识地朝着隔壁敞开的门口望了望，他没有望到王淦那不停飛舞的毛线头儿。
“人都哪去了？”赵一康抬着手腕看了看表，已经夜里七点钟，按理刘晓丽早该下班了，赵一康嘟囔着，“这个女人！外面还下着雨。”
说到女人，赵一康起身钻进卧室，他大开着门，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塑料旅游箱子，里面一片杂物。赵一康在其中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大山，大山从中取出一张照片，“我老婆和女儿鑫鑫。”
大山接过照片愣瞪了赵一康一眼，两个人没得说了，外边的雨声微弱地灌了进来。赵一康开始频繁地蹙鼻子，那颗无用的鼻子却把一大包积累的思绪蹙到了他的眼睛里，又或者是酒精把他的眼睛烧出了红血丝。他冲着一盘子猪大肠用尽了力，接二连三地吞吃，他几乎停不下来，没等大山问，赵一康说：“我知道郭老头儿早就厌恶我和刘晓丽，我知道他防着我，他也防着你，他防眼神，防说话，防见面，防空气，防男人，还不都为他那儿子。”
“不过你上次和王淦出去，郭老头可是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人还能没有正常交往？”
赵一康发出奸笑，“正常，你还讲正常，你说这屋子里哪个是正常，要是正常，我能和刘晓丽？”
赵一康终于抬起眼皮，他朝着大山手里的照片伸过去一根手指，“那真是我女儿，也上初二了，在陕西老家，我不得活？不得供养？人不都得活。”
“接来吧？”大山捉着那张照片不放，“孩子离开父母也长不健康。”
“接小的，还有老的，你不懂。”
“我懂！”大山和赵一康狠狠碰了一下杯，酒从杯子里撞了出来，纷纷摔碎在地上。
“刘晓丽是我女人。”赵一康朝着自己的卧室扬了扬脑袋，“是我女人，不是我老婆，但是我女人，临时凑一起，相互撑一撑。”
“那不是犯法？”
赵一康被激怒了，“犯法？你听说过爱情是犯法的吗？没偷没抢，愿意！需要！”
赵一康挥了挥手，“这你也不懂！”
大山说：“我想接我的母亲来，我都懂！”
“你懂个鸟！”
“女人跟着地方可以换，到了银城我是这个女人，到了别处我可以有别的女人，随时随地的相互撑一撑。”
他一把把大山手里的照片夺过来，放在鼻子底下闻，“我都闻不到我老婆和女儿的味道了，我这个没用的鼻子，我女儿临来往上洒了香水的，说是茉莉香，我女儿喜欢茉莉香。”
“我说，哥们儿，我还是说咱又不是个牲畜，狗啊猫啊的还得过个正常日子呢。”
大山听了赵一康的话心里一阵子下坠，他觉得他的后背上正背着那把毫无用处的吉他，徒劳地在银城大街上游荡，他彻底把一杯酒喝干了。这是他走出大学校门第一次在短暂的轻松中喝酒，他伸手抓了抓赵一康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握了三下。
大山弹起了吉他，赵一康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纯粹在自己的耳朵边响起，平日里全部的声音是工厂里轰隆隆的铝业加工的噪音，又或者刺啦啦铝料和酸液尖锐反应的声音。用他女人的话说，剩下的就是美妙的呼噜声。现在，屋子里到处是这东西的声音，弹着弹着，大山就唱了起来，嘶哑着嗓子像一只狼，划着这个空间里的人和所有被封闭已久的物件，“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是奔跑的感觉……”
赵一康站了起来，闭着眼睛，也跟着嚎起来，两个男人像魔鬼一样在小桌子周围乱舞，全无人形。一个鼻孔里流出了酒精，一个眼睛里流出了雨水，踢踢踏踏四只脚掌踏进米黄色地砖里，赵一康再不想睁开眼睛，他闭着眼睛冲着大山喊：“这是唱的啥？”“勇敢的心，我如此爱你，觉醒！”“爱你？爱？勇敢？心？”赵一康扭着全身问着这些问题，他的动作在这些问题中衰弱下去，继续衰弱下去，木讷地斜靠在他的房间门口，声音也停止了，寂静中，赵一康极其严肃地问：“谁的歌？你整天出去就是唱这歌？”“汪峰。”
两个人刚刚平息下来，重新坐回到小座位上，刘晓丽和王淦携着一个个装着毛衣的包裹进了家门，身后跟着蹦跳的文文，一进门就大喊：“大山叔叔，一康叔叔。”她们带着一身的细密雨珠，头发湿了，紧紧贴在脸上。赵一康和大山起身把包裹接了，送进卧室里，那是大山第一次走进这个卧室，他几乎没有缘由地无法抬头，只是余光看到一张硕大的双人床上整洁无物，就已经走出门外。
赵一康招呼两个女人和文文都坐过来吃晚饭，大山突然抢了一句，“我想给我母亲找个挑毛线头的活儿，我母亲眼力还很好，我母亲……”
“那好说。”刘晓丽把文文搂在怀里，“等下次你和王淦一起去厂子里看看，我跟质检主任说说。”大山抬了一下头，他看了王淦的侧脸，迅速低着脑袋看桌面。无意间，从桌面连接下去，竟然是王淦的手，白得像是缺氧，皮肤亮极了，大拇指和无名指更是长久摩擦得光滑明亮，他想若是将这双手放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它们应该透明了。 真正坐到了一起，四个人倒是一时间无言以对，文文只顾着吃好吃的，他们在寂静中瞬间变小，甚至根本就不曾存在。赵一康直直地盯着大山，屋子里只能听到雨声。不知静了多久，郭老头儿顶着雨卖完他的烧饼回来了。这天，他算是早收了摊子。郭老头儿一进屋，刘晓丽就捉着王淦进了卧室，帮着整理那些毛衣片，被捆扎的毛衣片一散开，一股股的机油味钻了出来，那个卧室门口又飞舞起毛线头儿。
郭老头儿被赵一康邀了过来，“喝两杯，光干哪有个头儿。”
郭老头儿正在厨房里洗他那双手，手上那些零星的面荚极为顽固，长到了肉里，他一边回：“你们喝着。”一边用一只手抠着另一只手上的干面茄。
郭老头儿扎着两只被搓红的手一坐过来，就问起大山：“那官司怎么样了？”
大山摇了摇脑袋，“要么再调解，要么重新上诉。”
郭老头一听到调解和上诉，瞬间变成一个疯子，“都是鬼话，我儿子反反复复二十年了，还得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他独自端起酒杯连喝了两杯，酒让郭老头逐渐变得有了人情味儿，大山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他用从未有过的温暖眼神看了大山几秒钟，“总得坚持或者调解或者上诉！”沾了酒精的郭老头儿只柔软了一会儿就再次硬成一根钢棍，从他的脸上和身上看不到一点人的柔软，他不知道拿些什么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郭老头儿闷了一阵子，三个男人都闷着，直到大山已经僵直的眼睛伸向隔壁的卧室门口，大山喊了一句：“别忘了，帮我问问挑毛线头儿的事儿。”王淦没有做声，刘晓丽在纷飞的毛线头儿里边喊：“好。”郭老头儿的警惕性立刻在大山面前拉起了一扇屏障，他独自闷下了一大口酒，钻进了他的卧室。
大山看了两次赵一康，赵一康已经变成了一个红鼻头儿和红眼睛的怪物，他的嘴变成了一条波浪线，“就是这样，就这样。”也许，他想告诉大山，郭老头儿就是这样，这样一只过度警觉与敏感的狐狸。他们俩喝到十点半，郭老太太才湿漉漉地回到家，她每天都这个时辰才能离开餐馆，把所有的碗洗净，她洗净了碗才能睡个好觉，生活才能继续下去。
七
为了能在十九号那天回边庄看望母亲，大山一连上了两个连班。清早，郭老头儿一走，大山和王淦就朝着羊毛衫厂出发了，他仍然骑着赵一康的那辆自行车，车篓里塞了两个塑料编织袋儿。通往顺河街的路很短，骑车十五分钟就能到达，大山骑的很慢，他想仔细走一遍王淦重复了近二十年的路。王淦紧紧贴在身后，一只手抱着一小包毛衣片，一只手捉着大山的衣服，两个人都不语，大山似乎变了性格，他那种激烈的性格遇到王淦就会自然舒缓下来。所以，大山喜欢上了这种沉默和寂静，在这种寂静中，人可以空掉。
刘晓丽早早等在厂门口了，帮着过了门卫的检查，径直去了后整车间。车间里多是女工，她们牢牢地坐在凳子上，她们不会被外人打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挥动着手指，每个人的眼前都飞舞着毛线头儿，整个车间里都在专注地飞舞着。大山难以形容这样劳动的场面有多美。他们一直跟到了质检员的办公室，有三两个前来领外加工的人正数着一捆一捆的毛衣，她们都和王淦一样，从质检员的手中领走，挑拣完之后再送回来，再取些新的，获得每件五分钱的报酬，这样周而复始。
刘晓丽、大山和王淦数了数量，装满两个袋子，刘晓丽和质检员说好了下次带大山的母亲来收活的事情。大山和王淦把袋子背出了车间，从车间里走过，大山又一次看看这些女工，他们似乎都不存在了，就像王淦那样，存在的却是半空中飞舞的毛线头儿。而在同一时间里，郭老头儿却偷偷出现在大山和王淦的卧室里，他正在慌慌张张寻找着客厅中隐秘的地方，把一个黑色的摄像头儿按在了天花板靠墙的那块缺角里。他在离开之后又反复回了两次家，又重新回到他的烧饼炉子跟前，开始面对那些满目慌张的烧饼。
大山将王淦送回家之后，径直向邮局奔去，他断定母亲今天一定会来邮局。他母亲每个月的十九号都要坐三个小时的客车到银城中心街上的一家邮局寄两封上访信。母亲不会写字，找了村子里小商店的二瓜给写的。每一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把当时的真实过程记叙一遍，二瓜的文化水平不高，写个记叙过程还可以应付。母亲一次买下了很多信封，所以，信封地址也由二瓜写好，母亲到了邮局直接交钱邮寄既可。
在到邮局之前，大山拐了个弯儿，去了离邮局仅隔一条马路的信访大楼。来邮局接母亲已经数次，而去信访大楼却是第一次。他没有走到跟前，他无法走到跟前，满布在周围的大道和小路上一群又一群的人，一直通到信访大楼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被武警围城一个圈，截断了涌动的人群。每一个人群都发出争论的庞大声音，看到人群中寻求正义的焦灼面目就看到了大山自己。大山感到目测和实际距离相差甚远，就像调解和结果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让他束手无策而转身，回到邮局那里去。
一大早邮局就挤满了人，大山一进门口就看到母亲在离柜台不远的等待区，手里捉着一个空白信封，每坐过去一个人，母亲就把信封伸到人家面前，“师傅，帮我填个地址吧？”人要么很匆忙，根本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也看不到她的信封，要么看到是上访信，一副无奈或者无望的样子离开。大山迈不动第二条腿了，他在敞开的门口足足站了十分钟，那十分钟如十年般难熬，他晃起高大的身子，除了朝着返回的路疾奔，他不知道他这副臃肿的皮囊还能干什么。路上的车子闪电般飞驰而过，模糊了他的眼睛，他要逃回到他的鸽子笼子里去。路没有过得去，大山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着绿灯，又是“等待”，那等待已经不是王淦独有的标签，现在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抛到半空的毛线头儿，他是最杂乱无章的那一个，一旦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
大山又急速走了回去，他直接走到母親身边，把信封接过来，把邮寄地址添了，把信寄了，和母亲赶往汽车站，等待回边庄的汽车。这一路上，大山挥之不去一个念头，母亲到底等待了多少人，多少次，有多少人能给她填写一个信封。母亲什么也没问，她那只又黑又硬的手，紧紧抓着儿子的手不放，重复着，“填了地址的信封都用完了。”
边庄还是边庄，比大山记忆里的边庄瘦弱些，空洞些，那种迟滞的气息仍然在延续。几十年边庄人都在靠着土墙头，一进村，就有几个年迈的老人盯着村口，盯着从村口走来的大山和母亲，大山几乎被这些人盯大的，每一次回村，都如今天一样，被他们辨认，她们说：“是大山吗？”“是，一看就是大山，那高个子随他爸。”说这话的人突然住了嘴，又问：“大山他妈，这是去城里啦？”大山和母亲频频点头，想尽快离开她们的视线，经过她们每一个人跟前时，母亲说：“大山回来看我。”随着，身后就会洒开一片唏嘘，“大山这孩子多好。” 眼前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即使变成了水泥路，看上去仍然是一副土路的面孔，来来往往踩滿泥土的脚又把路面踩成了土路。就是这样，无论怎样变化，边庄仍然是边庄，边庄跟不上银城，银城跟不上大都市，大都市跟不上世界，所以，到处一派追赶的急促模样。
家中的院子里还是堆满了苹果树，不知道是母亲从苹果园里搬运了多少次，靠东墙墙根底下有一个小马扎，一把砍刀正劈进一截树杈里。那应该是母亲一大早临走前仍然在做的事情，除了每个月去银城邮寄上访信，母亲就是坐在院子里砍树杈，似乎那几亩果园是块永远没有尽头的土地，上面生长的果树枝永远也砍不完。
大山说：“妈，我找了律师，说是重新调解。”
母亲嗯了一声，把树枝扒开一条小路通向北屋门口，“满地里都是果树枝子呢。”大山不愿意抬头看到房檐之上的地方，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在现场，他在课间拨回电话，听到母亲的嚎叫，他就无数次想象过有关父亲的死亡。父亲和市里办事人员起了口角，办事人员想是为了让父亲看到那片掩藏在苹果园之下的金晃晃的土地，只要把树砍了，把地皮掀起，剩下的就是金子。所以，办事人员将父亲拖上了房顶，父亲却看不见已经散发出来的金子的光芒，“您看看，那苹果树年轻着呢，正结了果子，这园子争气，树旺，果满……
在此之前，母亲每天坐在屋子里的床铺上，隔着窗户望院子里的苹果树，自从大山父亲走了，她一时还没有勇气走出屋子。现在母亲不愿意独自在屋子里呆久了，她给大山倒了碗红糖水，坐在床头听大山讲关于律师的事情，和从前一样，母亲木讷地嗯了几声，就到院子里去砍那些除了做入冬的烧火柴毫无用处的树杈。大山也搬了小马扎，在母亲身边坐下，挥着一把破镰刀砍起来，“妈，到城里去吧，跟我在一起，我给你问了个挑毛线头儿的活儿。”母亲没有回答，她继续砍着树枝，砍下一根，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捋到靠墙的一堆树枝里，它们都仔细地朝着一个方向横卧着。然后，母亲又继续转过身来挥起砍刀砍起树杈，每一根树杈都要被母亲整理到一起，有时，树枝上还有些套袋儿的干瘪的果子，母亲就把那些果子摘下来，一层层把纸袋扒开，露出已经早早夭折死去的果子，母亲就会一个一个把它们摘掉。你看不出母亲痛失父亲的痛苦藏在哪里，她的刀轻盈地落下去，准确落在树杈的节上，有的树枝直接被砍断，无法一刀砍断的。母亲就要放下刀，把树杈掰下来，继续捋到那一堆整齐的树杈堆里，如此这样周而复始。大山看着看着心里吞下了什么，他感到憋闷，丢下镰刀，去西屋看他的弟弟，自从父亲一走，弟弟就疯了。
弟弟已经没有了人形，头发乱糟糟地膨胀在脑袋上，脸上布满黑色和灰色，手脚捆缚的铁链在他的抖动中哗哗作响。他正在来人的面前向着屋角里蜷缩，他认不得眼前这个人了，拱着屁股低着头缩一阵子，就猛然间瞪起两只火球眼，愤怒和恐惧的火焰在里面燃烧。
大山喊了声弟弟，他辨不出弟弟这个称呼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有什么关系。他瞪了一阵眼睛，就彻底缩成一个球，滚在屋子的死角里再不理会。大山手里托着一沓衣物，是在银城给弟弟买的新衣服，他就一直托在右手上，面对蜷缩的球儿，他不知道该怎样给这个球重新换上衣服，他已经通身黑灰成一体，包括手掌和脸、半截脖颈。天色暗下来了，光线无法伸进这个只有一口巴掌大的窗户的屋子，先前这是一个仓屋，放些农具和喂牛的杂草，听母亲说，把弟弟放在北屋的一间里，他不干，他嫌亮，人多，发疯叫喊着要钻进这个小黑屋里，母亲才在墙上开了个小口。弟弟不要大窗户，他要这个小口，每天把脑袋搁在这个小口上向外望，正好能望到院子里的母亲砍树杈，那就不疯了，他会安静上一个上午，只要母亲在院子里砍树杈，他就会看着安静一整天。
大山托着那些衣服转身出来了。他感到窒息，来到院子里对着天空大口大口吸着气，当他低下头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母亲分明是王淦。她们有着一种相似，一种近乎狂热的劳作，覆盖在她们平静得让人难以理解的面目之下。大山觉得一切都让人徒劳得手足无措，他把衣服给了母亲，夜里就返回了银城，以准时赶上第二天早上的白班。
这一天像过了无数年，是的，是无法用时间的线性长度来计算，它具有无限性，就像那几亩被破坏掉的无限膨胀的苹果园，无法用那点赔偿金来衡量。
赵一康刚刚吃了晚饭，大敞着门，躺在自己的鸽子笼里看拳头大的小电视，刘晓丽和王淦在卧室里挑毛线头儿，她们说着一些关于女人的私事，还有文文被逗乐的笑声。大山闻着声音就进了卧室，打开一捆毛衣，坐在一个木凳子上挑起毛线头儿。
“大山叔叔，再弹个吉他？”
大山从飞舞的毛线头儿里看见了文文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他嗯了一声，“那是个没用的东西。”
文文走到大山跟前，附在耳朵上说了一句什么，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写作业，而这一夜之后，大山再没有轻松起来，他突然明白了王淦这个女人，明白了那些永不停歇、变幻莫测的毛线头飞舞的姿态。
刘晓丽的手头也不慢，她的脚前已经堆起了一座山，大多是深红色的毛线头儿，她对着大山问：“回家了，你母亲什么时候来？”见大山没有回应，“什么时候来都行，我跟质检员说了，这个自由，原来挑一件五分钱，现在一毛钱了。”
大山几乎要趴在每一件毛衣上才能看见几个多余的毛线头儿，一会儿的功夫，他的眼睛要瞎了，又听到刘晓丽说：“这些下放的手工活，就是王淦做的干净，做的好。”
“当然是我妈妈做的好。”文文又插了一句。
王淦一刻不停地垂着眼帘，依然执着地在毛衣片上反复捕捉，再细小的毛线头都能被她准确捉住，迅速从毛衣上抽离，抽离的一瞬紧密地连接下一个抽离，永远连接下去，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支撑。毛线头从半空中飞到地上，有的时候看上去像飞镖，有时候看上去像剑，有时却又像鹅毛，或者雪片，也许，还会是一把黑洞洞的手枪，全凭了背后那个主人的手操控着。
八
七月十六日是个平凡的日子，七月十六日又是个最不平凡的日子。郭老头、郭老太，赵一康，刘晓丽，文文，被大山约到了兴盛酒店。夜色刚一垂下来，赵一康就驮着刘晓丽来到酒店门口，大山背着吉他立在酒店门口等待，赵一康从来没看见大山这么充满信心的神情，他甚至给赵一康和刘晓丽鞠了一个迎宾礼。 “你小子又耍什么花样！”赵一康蹙动着鼻子。
王淦和文文，以及郭老头、郭老太一起到来，大山却变得局促起来，只有文文朝着大山拼命地挤眼睛，还伸了一个成功的剪刀手势。
晚餐上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郭老头儿敏锐的鼻子早已嗅到了可怕的气味儿，在来之前，郭老太太就嘱咐过，“别难为孩子！”其实郭老头一家人都极为避讳这个日子，这个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也太重。
大山拿出他在大学里那一套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来一场不见不散的聚会，聚会现在开始。”大山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屋子里的人还没有适应这样突如其来的局面，这种局面和他们极为不相称，郭老头儿嘟囔着：“搞什么鬼事儿！”被身边的郭老太太揪住了衣角。这样的气氛，在他们的儿子年轻时搞过，当时他的儿子就是用这种鬼里鬼气的方式给郭老头儿过了一次有生以来的父亲节。那是曾经的事情，已经相隔了二十年之久。
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几秒钟过去，大山推着一个送餐车，餐车上亮着一团烛光，“那是个大蛋糕！”文文尖叫起来，跑去帮着推餐车，餐车掠过坐在门口的赵一康和刘晓丽，又掠过主客上的郭老头儿和郭老太太，车子仍然没有停下来，文文唱起了生日歌，车子直接到了王淦的眼前，王淦惊慌失措，从嫁给郭强盛，她从没有过过一个生日，在她的生命里没有这个词。当在大山短信中说出这个日子聚会的那一时刻，她就想到过这个缘由，但是，在真实的现实面前，她却无法抵挡，她说了一连串的“我”，一直处于平静中的她，浑身发抖。
赵一康和刘晓丽喊了起来，“生日快乐！”
“大山这个鬼东西，我就知道他要搞什么恶作剧！”赵一康一边骂着，一边喊王淦，“快吹蜡烛呀！快吹！”
文文在此时却大哭起来，也许，呆在那个日日緊闭的家里，她从来都没有亲临过这样的快乐，她摇晃着小身子，擦着眼泪高喊，“妈妈，吹蜡烛吧！”王淦用了所有的力气把很多东西咽了下去，她抱起文文，一起把四十根蜡烛吹灭，又双手合十许下愿。
屋子里的灯一亮，郭老太太正用一块手帕堵着脸，她嗡嘤起来，把脸埋在桌子上，用那双白手紧紧捂住。郭老头儿一动不动被塑在座位上，他用鹰眼盯着大山，在郭老太太停止嗡嘤的那一刻，直指大山，“你想干什么？”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客和房东坐在一起聚会，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客给房东过生日，更是有史以来这几个同一屋檐下的人聚到一起。
“老爷子，也就是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有什么可乐的！”郭老太太又揪了揪郭老头儿，“别难为孩子。”
赵一康被顶了回去，他避开郭老头儿，跟刘晓丽一起分蛋糕，王淦没有切蛋糕，她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她看着刘晓丽握着那把塑料刀子把蛋糕切成一块又一块，文文正抱着一个三角块在怀里，用舌头舔着上面的一朵红色奶油花。
大山把餐车送回去，才重新回到座位上，他看着郭老头一直盯着自己的眼睛，“老爷子，我们聚一聚不好吗？”
“凭什么聚？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郭老头儿质问。
“王淦的生日。”刘晓丽看不下去了，“难道人永远都得像你一样阴沉一辈子！”
“快乐是吧！那我儿子呢？我儿子就是今天入狱！我儿子就是今天结婚！”
“别难为孩子了！老头子！”郭老太捂着那块手绢离开屋子。
“可我儿子现在在监狱！”
郭老头儿咆哮之后走了。文文被吓到了，她愣了一会儿，突然趴在蛋糕块上哭了起来，王淦把文文抱到怀里，把蛋糕取过来，一口一口喂着文文，“不怕，吃吧，不怕！”
全桌的人才开始吃生日蛋糕，生日才真正开始，大山亲手把蛋糕中间的水果花切给王淦，“过一个生日吧，人总得过上一个生日。”“妈妈，你的生日秘密是我告诉大山叔叔的。”文文怯怯地望着王淦，王淦再也撑不住了，她把脑袋躲在文文的小胸脯上抽噎起来，大山抱住王淦和文文，刘晓丽走过来，赵一康也走过来，他们五个人抱成了一团。
大山的吉他响起来了。赵一康最先在屋子的空地上扭动起来，文文也跟了过来，两个人一会儿对着屁股跳，一会儿对着脸，一边跟着嚎，“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是灿烂的生命……”刘晓丽被赵一康拖到窄小的空地上跳起交谊舞来，即使并不合拍，他们用各自的身体组成了“人”字的一撇一捺，俨然是一对真正的夫妻。而王淦仍然没有动，她在座位上望着这群舞动的人，这让她想尽快回到她的卧室，挑她的毛线头儿，她要把毛线头儿飞舞得更快才能抵挡这些夹杂着悲痛的快乐。
文文唱着唱着，满脸是泪，她高喊着：“我爸爸要是在，跳的最好！”吉他声没有停，“叔叔，凡人歌，快，李宗盛的。”新一首曲子又开始了，嚎声又起，王淦最终被大山拽到跳舞的行列里，这一夜，这五个人又唱又跳，他们就像一群鬼，褪掉人形，制造了有史以来郭老头儿家唯一的天方夜谭。
回到家的时刻，银城一片寂静。郭老头卧室里的灯还没有关，五个人悄悄回到自己的屋子，他们都难以入睡。没人知道，那一夜，赵一康与刘晓丽是否真的成了夫妻。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已经接近黎明，客厅里突然有了动静，大山把一个黑色摄像头扔在了地上，“这是谁？”屋子里的人都陆续钻了出来，只有郭老头儿留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赵一康还没有完全清醒，斜靠在卧室门口，“又是你闹！”
刘晓丽从门缝里挤出脑袋，“大山，乐也乐了！”
郭老太也走到客厅，她看到地上的黑色摄像头脸色煞白，在灯光下，她像极了一具僵掉的尸体。王淦走了出来，她一句话也没说重新回到卧室去，把门紧闭。
赵一康倒抽了几口凉气，他把刘小丽推回屋子，翻箱倒柜地折腾到天亮，把所有的犄角旮旯寻了一个遍。
那一夜，几个屋子里的灯都亮了一夜。郭老头的屋子里摔了很多东西，郭老太从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她缩在床头上，“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为了我儿子！”
“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面子，让人都跟着你活受罪！”
屋子里又哐啷一声，窗台上的花盆摔在了地上，文文的哭声起了，夹杂在两个老人无休止的谩骂声里。
“为了儿子？儿子还不是因为你？”
“闭嘴！”
“就因为你，就因为争那块卖烧饼的地儿，你不看看和谁在争，就因为非要和‘天’争出个理来，那一刀子是儿子挡下的！”
“你再说一遍！”
“要不是要你的‘理’，儿子能杀人！”郭老太嘶嚎起来，文文叫着妈妈，叫着爷爷，叫着奶奶，叫着大山叔叔，叫着一康叔叔，叫着晓丽阿姨，她叫着叫着继续大哭起来。
除了王淦，几个人又从屋子里钻出来劝说，郭老太把卧室门反锁起来，没人能进得去，她积攒了太长的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爆发。
“你死心眼，你牛犟，你心狠！”
“看看王淦！看看王淦！看看这个家，都是被你逼的！”
郭老头儿再也没有动静，郭老太直到哭得没了声息，天才在昏暗中亮起来。那一夜，闹的再凶，王淦也没有走出她的卧室，但，每个人都知道，她一夜没有停止挑毛线头儿。
九
终于到了最干热的八月，银城夏季比通常的城市要热上几倍，人们都开始忧虑大铝炉会不会有一天把土地烧着了，把一切化为乌有。
商业街上持续繁盛起了大片的烧烤摊，大山从寻找酒店的方式转向大排档，他背着吉他穿梭在烟熏火燎之间，每一个餐桌问上一遍，“先生，女士，点个歌吧！”大部分时候，他的声音淹没在酒客们推杯问盏的高喊声里，而这些高喊声又和路边一排大树上的知了叫混杂在一起，银城被吵得冒着焦糊的气息。
有一个夜晚，一个小男孩儿挤过来邀请他，“为我们弹一首吧！”大山激动不已，他找了两年多才找到这样一种与他对接的声音，他雀跃着身子跟随在男孩儿的身后，挤过一个又一个餐桌，在这家“百姓大排档”最东边的一个桌子前停下，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赵一康那个不停蹙动的鼻子，滑过他的鼻子，是车间主任那张铁板脸，随后是办公室几个人，这是科室里几个人的小聚会。
大山突然立在眼前，除了赵一康，全桌的人都愣怔了一会儿，车间主任那张脸立刻发了青，他训斥身边的小男孩儿，也许是他的儿子，“谁让你叫的？”另一边的赵一康摸了摸男孩儿的脑袋，“我，是我，给孩子弹一首！”那一刻大山立在桌子前摆弄了好一阵子吉他，在熟人面前，他突然手脚慌乱，甚至大脑慌乱，他想不起应该弹首什么曲子，在他诸多次的想象中，站在人群中的他旁若无人地弹着他的吉他，掌声和欢呼声、赞叹声不绝于耳，离开想象，一桌子熟悉的目光等待着他，大山的脸上却被狠狠抽了巴掌，在他真正要将自己的面目揭开的这一时刻，他突然觉得无地自容。餐桌后面是一排冬青的隔离带，那一时刻，他第一次感到他的行为是一种可耻，他成为银城人所称的“卖唱”，他真想逃遁到那片隔离带里，离这里远远的。
成片的烧烤摊的人都转向大山，你会听到隔桌的几个人冲着主任喊，“那不是你们厂的炉工吗？”“大山？”“怎么干这个？”大山瞬间变成了一只猴，他胡乱地拨弄起他的吉他，已经不成调子，他嘶哑的声音一发出来，就听到酒桌上传来回应，“唱的啥，跟野狼嚎一样！”大山一直闭着眼睛唱下去，在狭窄的人缝中，弥漫着越来越浓重的烧烤炉子冒出的烟雾，以及食客们嘴里升腾而出的酒气和口臭，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帐幔。大山看不到车间主任那张铁板脸已经深深凹陷下去，扭曲，痛苦，忍无可忍，在大山嚎到最高音的时刻，车间主任喊了一声：“不要再弹了！”他拽着男孩儿顷刻间消失在那片冬青背后。
回来之后，大山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出去找弹吉他的地方，大山的吉他挂在了墙上，它停止了。不仅仅于此，自从上次因为过生日的事情，家里的情况又持续紧张起来。大山在夜晚匆匆赶回老家里，重新寻找上诉的证据，他决定重新换个律师，重新上诉。
直到冬季的一天，大概是周六，疲惫不堪的人们都沉浸在疲惫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得休息一天，理由是车间铸炉检修。大山一清早就醒了，却始终瘫在床上一言不发，他听着赵一康的呼噜声一直想着官司的事情，想着死去的父亲和疯掉的弟弟，还有母亲，以及他的今后……赵一康刚刚睡醒，携带着呼噜的余音从屋子里钻出来，途经大山的门口赶往厨房，紧随他出门的还是刘晓丽，两个人在厨房里叮叮当当了一阵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思，谁也不想说一句话。
王淦此时从监狱里回来了，她一大早赶去探望他的丈夫郭强盛。她一进屋就主动问大家，“去爬金牛山吧。”赵一康和刘晓丽又来到客厅，立在大山的门口，“怎么样了？”王淦从未有过的忧郁布满整张脸，那是一片挣扎到最后的死灰色。
王淦败诉，王淦持续近二十年的官司再一次败诉，得到这一消息的这天上午，没什么可做的，做什么都感到很徒劳，他们四个去爬金牛山。
金牛山在城南三十里，他们坐公交车二十分钟到达。说起金牛山，对于四个人都是陌生而却又崭新的，即使大山算是土生土长的银城人，除了小时候从父亲嘴里无数次听到关于金牛山的传说，也没有真正抵達过它深不可测的肚腹。从离城最近，已经几乎秃掉的牛头处进入，向着金牛山的深处爬去。王淦说：“听强盛说，银城有座金牛山，有完整的牛头和牛尾，牛身子底下覆盖的是龙山文化遗址。”她从遥远的滨海来，她特别想透过牛身子看看过去的人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我们一样艰难吗？一路上，只有王淦一改常态，不停地说着话，她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牛头之处爬得还算顺畅，实际上的牛头已经不复存在，离人越近，树木被砍伐得越厉害，一个新铝厂即将长在牛头上。越靠近牛的肚腹越艰难，相近于原始森林，树木密丛，况且多是遮天的松树，天色在这里黯淡下来，大山和王淦都取出兜里的红线绳，每走过一段，在树上系上一根红线绳，“以前强盛就告诉过我，想爬金牛山，定要带上红线绳，不然会迷路。”
四个人一前一后手拉着手爬进越来越黑暗的密林，刘晓丽喊着王淦，“就到这里吧，王淦。”王淦听不见，她在最前面，拉着大山的手，大山拉着刘晓丽，赵一康断后，四个人在深林里爬行。爬进深林之处时，他们无从知晓，他们为什么来爬金牛山，牺牲掉一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是否值得。 金牛山并不高，四个人在中午爬到了牛的脊背之上，那算是金牛山的至高点，从树缝间望下去，银城尽收眼底，赵一康和刘晓丽兴奋不已，“还真头一次看到银城的整个样子呢！”。整齐的楼房，街道，街上拥挤着甲壳虫般的车子和行人，白天里仍有处处亮起的五彩的霓虹灯，城北几处高大的烟囱，喷洒着烟雾。赵一康伸着手指头寻找他所在的恒信铝业，以及每天他驮着大山行走的那条街和郭老头家。
王淦略过这些，指着陷在山坳里的一处高墙，高墙之内几排房子，有像厂房样子的建筑，“强盛没有骗我，他说站在金牛山脊上可以看到他。”三个人都将视线移到那四面高墙之处，那个牢牢装着郭强盛的监狱，那里牢不可破，把一切隔断了，孤立在那里。
“我以为能死刑改无期，无期改减刑十八年，强盛就可以走出那高墙，但是，现在，他永远不会离开那里。”王淦对着山坳处对大家说着，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面对王淦，大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赵一康立在山尖上像一只狼一样嚎叫了起来。而大山只是抱了一下王淦，她轻得和毛线头一样。
十
赵一康在一次化验中出了事，瞎掉了一只眼睛。当时，他正在做B炉车间里的铝样样检，硝酸在烧瓶里溶解一块稍大的铝料时蹦出来，也许是炉温过高，也许是化学物分解过于高速，也许是赵一康太有把握，硝酸直奔赵一康的左眼。
在车间里正在拉铝棒的大山，听到厂区里的嘶嚎声，和那天在金牛山上的嘶嚎声一模一样，他就知道，赵一康出事了。大山处理完那一炉的铝棒之后奔往市医院，刘晓丽和王淦已经等在手术室门外，刘晓丽惊恐万分，她抱住大山附在他耳朵根问着：“你说，他没事，是不是？”
“在铝厂里工作，危险随处可见，不会有事。”他说给刘晓丽的同时，也说给自己。
赵一康被推出手术室转入病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洋洋自得，他转动着那颗右眼，“老天就是爱戴，给我留下这颗宝。”这颗迅速转动的右眼是赵一康长久在化验室里独树一帜的法宝，多一点锰，少一点铁，什么都逃不过这颗眼球。
因为丢了一颗眼睛，赵一康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待遇，刘晓丽和王淦轮流着给他做些排骨、烧鱼之类的吃食，连郭老头隔三差五也送来刚刚出炉的烧饼。大山时不时给他弹首曲子，说是减轻疼痛，病中的赵一康不但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反而白白胖胖，在原本惨白的皮肤上增添了油光。
赵一康的老婆在他回到家中的康复期才赶到银城来看望，赵一康本打算不把这个事情说给家里人，谁知道家里人在他每一次电话里寻到了不良的蛛丝马迹，赵一康又把那句话拉过来，“老天就是爱戴，还给我留下一颗眼珠！”
赵一康的老婆到银城的那一天已经天黑，大山骑着自行车去车站接，没想到，她还带了女儿来。大山便车前车后驮了回来。赵一康的老婆一看到赵一康半包着的白脑袋便簌簌落泪，女儿也跟着擦眼泪，赵一康火了：“我又没死！再说了，缺个胳膊，少根腿，有什么呢！”他大喊了一声：“文文，带你鑫鑫姐姐去。”刘晓丽和王淦在卧室里正挑着毛线头儿，文文跑去把鑫鑫领到卧室里。
赵一康已经可以起身了，他举着硕大的脑袋朝厨房走去，途经大山的卧室门口，大山也跟了过来，“你都看到了，我老婆和我女儿，我说的是真的。”赵一康把锅添了水，蹲在煤气灶上烧，火苗肆意地舔着锅底，散发出微弱的煤气的味道，“别靠那么近。”大山找了个小马扎递给赵一康，赵一康坐在小马扎上等待开锅，他们突然间感到彼此有太多的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老婆在臥室里叫了一声，“我来做饭吧。”
赵一康一紧，“别让她进来。”大山明白赵一康，“嫂子，你等着就是了。”赵一康已经不能轻易蹙动他的鼻子，那鼻子连着那颗坏掉的眼睛丝丝疼痛，“我不想让她们看到我这样，尤其是我女儿。”大山正在另一个炉灶上做鸡蛋卤，酱油的香气弥散开来，大山看见往锅里下面条的赵一康那只右眼滚动着亮晶晶的东西。他实在是丑陋，松垮的睡衣睡裤像一堆无用的破布胡乱搭在身上，一副窘迫不堪的样子，“我也不想让刘晓丽看到。”大山看着赵一康把头压低，再压低。
那一夜，刘晓丽和王淦住在了一起，赵一康的一家终于得以团聚，老婆终于睡在了丈夫的身边，女儿鑫鑫在窄小的空地上打了一条地铺，刚好把她细小的身子放下。那一夜，赵一康没有打呼噜，整个家里出奇的寂静。那一夜，大山没有睡意，他想着离开大学回到银城这两年的日子，想着自己的亲人，郭老头和郭老太，终日不语的王淦，那个没有见过面的郭强盛，赵一康和刘晓丽，以及赵一康这一家子……人生咋有那么多的不幸啊。
赵一康的老婆呆了两天就匆匆返回陕西老家去了，家里还有赵一康的父亲和奶奶需要照顾，还有几亩田地，女儿鑫鑫只能请四天的假。那一天清早，大山再次一前一后把她们送到了车站，鑫鑫偷偷塞给大山一个小瓶，茉莉花香水，劣质的，极其刺鼻子，要转交给赵一康。大山把香水收进自己的裤兜，他的鼻子顿时酸极了，以致他拼命地蹙动起来，他发现自己像极了赵一康。大山一直把她们送进候车室，才急匆匆赶到铝厂上班。
一切都恢复了原本的秩序，只是，刘晓丽有一阵子一直跟王淦住在一起，那个卧室里又多了一些纷飞的毛线头儿，一群群红色的毛线头儿从白天的红色变成夜间的黑色，有时，她们两个人都不在，你却明明地知道那些毛线头儿在飞舞。
赵一康又回到铝厂工作了，只不过，他不能做化验的主刀手了，他被重新安排到了后勤部，在车间里做些卫生清扫，简单搬搬抬抬的事情。倒是和大山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时常溜到大山所在的熔铸车间里呆上一阵子。
大山的母亲在一次给弟弟送饭时，被弟弟手腕上的铁链砸到了脑袋，昏倒在地上，被邻居救了过来。大山决定把母亲和弟弟接到银城，他在离工厂更近的小区租了一间地下室。在大山决定离开郭老头家的那几天，刘晓丽才回到赵一康那里继续生活，他们又开始在早上双双挤进卫生间，双双吃早饭，双双出门，形影不离。
不晓得是哪一年的冬季，银城新开了一家酒店，大山在那家酒店找到了一份弹吉他的兼职。大山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在清早和傍晚涌动在银城人的蓝色洪流里，它几乎具有一种音乐的律动，没有什么可特别的。他每次在下班后赶去酒店，总要经过幸福小区，原来幸福小区的铁门还是挺阔气的，欧式铁艺，从一个个弯曲的花茎孔儿里望进去，可以望到门口里一家小门脸的便民商店，商店门前，郭老头儿已经在那里贴烧饼了，每次大山都要从郭老头儿那里买上两个烧饼，一边啃着一边穿行在街道上。此时的大山依然没有离开恒信铝厂，直到有一天，大山被铝棒砸断了一根脚趾，成为一个九根脚趾的人，他把它藏在袜子里，哪怕到了夏天，也不穿全漏脚趾的那种凉鞋。
又一次要去见律师之前，大山连续四个夜里做着同样的梦，那是四次爬上巅峰的经历，却始终无法登顶。每一次大山被水洗了一般，全身湿透，他爬起来呆坐在床上，把自己的梦整理了一番：第一次在月初，他很早就在梦里睡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登山行动的，只记得在寒风中向着喜马拉雅山爬去，冻僵在半路，然后像一片雪片从高空中坠落而惊醒;第二次，他像一坨牲畜的粪便匍匐在山脚下，还没来得及开始，一只脚向着天空的高处插进去，跌落下来，一身虚汗，晕倒在地上，那一次，他有史以来发现自己竟然恐高;第三次是浪漫的，埃菲尔铁塔竟然矗立在眼前，他丝毫没有恐惧，为了铁塔的美丽，满腔热血爬起来，一口气累死在塔尖儿;第四次，他刚刚从一座不知名的山上滑下来，那山是一把垂直倒立的刀片，光滑银亮，他爬到三分之一处向上望，那山竟是光线做成的，明亮的强光射下来，他就在虚空的光柱上滑了下来，落到眼前的床上……
一
银城没有太阳，晨与夜分不那么清。大山穿着一件火红色短裤靠在床头弹吉他，他又一整夜没有睡，胃口搅着劲儿的隐痛更为剧烈，仿佛深处坠满了大块大块的铝锭。从家庭出了变故辍学到现在已经近两年，大山的全部生活轨迹就是和律师的反复见面，换回持续的等待。
已经到了五月，大山准备着第六次去和律师见面。终于熬到清晨，吉他声从敞开着的推拉门蜿蜒而出，伴随着吉他声的还有赵一康忽缓忽急的呼噜，在清早的寂静中那么清脆响亮，从每一个房间的门缝里钻进去，把屋子里的人惊扰而醒。大山知道，比吉他声更早的是隔壁卧室里飞舞的红色毛线头儿，那双不知疲倦的双手背后是王淦瘦小的身体。从大山第一天搬进这个鸽子笼子里来，就一直认为王淦是个哑巴女人，大山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听到她说上一两句话，仿佛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文文从王淦的卧室里搓着眼睛立到大山卧室门口的客厅里，听到吉他声，文文睡意全无，她爬到大山的床铺上搂住大山的半截腰，“又是‘勇敢的心’？”对门郭老头儿的吼声盖住了吉他和呼噜声，“大早上就聒噪，比知了还闹人！”呼噜声突然断掉，文文像影子一样消失，大山坚持把一首曲子弹完，汗水已经浑身浸透，仿佛银城连“干热”都是前所未有的陌生，他起身朝卫生间走去。
在这个家里，房东郭老头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一个，他要赶到早市上卖烧饼。郭老头儿咕嘟着抢先钻进卫生间里刷牙，大山打开卫生间的门，看到郭老头儿正从镜子里望着自己，大山就钻进去一屁股蹲在马桶上，“琴声可以消暑！”“乱了，都乱了！”郭老头举着牙刷出去了，“能乱死人！”门留了一条缝，牙刷又举了回来，“你想把银城人都乱死！”大山知道郭老头这是在挖苦自己，从大山回到银城，想在铝厂上班之余找个弹吉他的地方，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里不比省城，银城还没有一家酒吧诞生。况且，从搬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郭老头就以无法接受这把吉他而狭隘地拒绝他，他觉得叮叮当当站在人家面前弹这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不如实实在在烤个烧饼。
牙刷又一次举了回来，“离王淦远点儿，收拾你！”牙刷在半空冲着大山戳了两下就被臭气轰了出去，再也没有进得去，郭老头儿只得占用厨房里的洗水池，那是文文的专属。每天，文文由王淦在这里被洗脸刷牙收拾干净，吃了早饭，又被王淦送到小区的大门口等待校车。
每一个卧室里都陆续开始了响动。郭老太起床后就匆匆赶往小区附近的餐馆工作，仿佛她的生命就是层层叠叠的碗和洗洁精飞出的泡沫铸成的，她需要赶大早去把前夜的碗洗干净，还能减轻些家里的拥挤。赵一康的呼噜声早已换成蹙鼻子的动作，他和刘晓丽在大山出来的时刻双双挤进卫生间，每天这两个人都是双双洗漱，双双吃早饭，双双出门，向这个屋子里的人证明着他们的特殊关系。
“真是够臭的，你不但解禁了家里的自由，还把臭气都给解了！”赵一康在卫生间里对着大山吼叫，郭老头儿听不见了，他早早蹬着三轮车朝早市奔去。老太太也听不见，她现在应该在刷碗或者洗脸。眨眼的功夫，屋子里就剩了这帮年轻人，他们发出叮叮当当本该发出的声响。
直到文文被王淦推着出门的空档，朝着坐在床铺上的大山捏着鼻子，“臭臭！”大山狡黠地拨弄了一下吉他，王淦低声了一句：“等我回来。”
“瞧瞧，我就说，我们又不是牲畜！总要有感情的。”趙一康的贼耳朵捉到了王淦的那句话，“兄弟，就是快了点！”“胡说什么！”大山一动也没动，他正坐在床上望向窗外逐渐泛白的天，重复每一次见律师的场景，与天接壤的是大片大片没有尽头的工厂，蓝色屋顶，白色铁皮身子，那蓝色从遥远的天边一直涌进这个笼子，把笼子和笼子里的人都淹了。曾经大山跟郭老头说过无数次这让人窒息的蓝色，郭老头却携带着满身的烧饼香，半跪在床上，伸手将窗边的灰色窗帘猛然拉上，将外界全部遮住，然后抛下大山，几秒钟的时间突然从客厅里消失，大山感觉到那几秒钟令人极为紧张与惧怕的停留总是伸向隔壁王淦的卧室，卧室的门却总是最大限度地敞开着，门里看不到人，而是急速又舒缓地飞舞着大红色的毛线头儿。
赵一康又在叫，“等我回来！”他挑逗着大山，不停地蹙动着鼻子，推着女人出了门。大山从蓝色里逃出来，转身对着眼前空旷的客厅，他把腿伸到了客厅里，几乎到了中央的位置。他这间鸽子笼子是郭老头家最小的一间，日式推拉门，门一开就上床，床刚好放下他这根电线杆般的身体。在银城这样的租户里，郭老头算是心软的了，他只是把自己的家分割成了四个鸽子笼子。银城繁盛的到处是鸽子笼子大概要有十年之久，从铝业加工占据这个城之后，银城从内到外开始肿胀，白银般的铝水流进银城的家家户户，可以屈指算算，每个家庭里都至少有一个是铝厂的工人，多则全家一通深蓝色工作服在家里家外晃荡。前来找工作的外乡人几乎是一夜雨后迅速钻出的大片蘑菇，银城这片着人的丛林里，蘑菇一茬又一茬地钻出来，银城的人就有了自己的心思。凡是有楼房的人家都大兴改造，把一个家能切几个算几个，哪怕是只能躺下一个人的大小，出租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蘑菇。后来，银城的人们就给这群改造后的怪物起了这个名字“鸽子笼子”。
大山整个人躺在了床上，他眯起眼睛，脚趾刚好蹬到对面的墙上，他尽量让自己全身放松，他就这样等着王淦。屋子里静极了，不知多久，屋子里的光线逐渐黯淡下去，屋子的中间多了一口木棺，父亲正躺在里面，面色平静，颧骨上那块摔伤还没有愈合。母亲在木棺旁嗡嘤哭泣，你已经听不出来那是哭泣的声音，那分明是一根细线锯木头的声音，那微弱的叫声会偶然间因为主人想起什么恶劣的事情而变成尖叫，随后，又断断续续弱下去，如此反复。叫声中还有粗厉的嘶嚎，那是弟弟发出来的，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他被大山捆在了厢房里，但是，铁链困不住他的喊声，屋子里就灌满了弟弟和母亲的声音。大山一直跪在木棺旁看着自己的父亲，他第一次认真看着父亲在熟睡，那张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怨恨与忧愁，人本该有的一切的情绪都荡然无存。那一时刻，大山才意识到死亡的模样，他无法站立起来离开，他想张开嘴巴喊醒父亲，却无法发出丝毫的声音…… 大山被王淦推醒了，“又做噩梦了？”王淦把两提牛奶提到大山的门口，“看見你紧皱眉头。”大山又出了一身汗，他点着头去了卫生间，浑身上下重新擦了一遍，透过镜子，“噩梦，又是噩梦。”他发觉这么短暂的一个梦就将他的整张脸折磨得肿胀了。
王淦已回到了卧室里继续挑毛线头儿，她隔着纷飞的毛线头儿说：“带上这些，给律师。”
“不用，我付过律师费了。”大山虽是说着，还是听了王淦的，毕竟她已经持续经历了二十年仍没有头绪的官司。大山离开的时候，王淦的屋子里再一次发出声响：“只有律师费并不够，如果想要结果，还得很多很多。”
二
大山提着两箱牛奶行进在去往律师事务所的路上，他们约在九点见面，时间尚早，大山就缓慢地走着。没有回到银城之前，大山只知道自己和故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陌生与背道而驰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他这代人都缺这。被卷进郭老头家的鸽子笼子之后，大山才真正知道人是世界上最会伪装的动物。现在，他就故作镇静地向前走，但他无法克服一次次毫无结果带来的恐惧，他走了一段，索性选了一块被磨圆的马路牙子坐下，什么都不干，他就是望着路上的车和人，聚精会神地望。现在，对这条路他再熟悉不过了，每天他经过这条路上下班，每天夜里，他都要经过这条路去往商业街的酒店寻找弹吉他的工作，每一次他都要经过这条路去律师事务所。他的第二次出走，就是背着行囊和那把沉重的吉他，从银城西北的恒信铝业走到顺河街的幸福小区的郭老头家里，仅仅十里的距离，他断定自己走了一个世纪。
那一次，他特意把工作服脱了，还把下班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他想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在故乡的路上走一趟。那时候是五月里，银城路两边的冬青树一片灰暗，在泛着干热的天气里，难掩的绿色从一层灰尘中透出来，还是难免带着晦气。路两边长满了小店铺，从德州一路开来的扒鸡店，高唐的老豆腐，饼卷驴肉，胡屯的熟肉，陕西的肉夹馍，银城的马蹄烧饼，白云理发店……在大山很小的时候，随着父亲来过银城，从他残碎的记忆里，几乎找不到这条繁盛的街，更不屑说这些制造富裕的大片工厂，那时银城就一个拳头那么大，横竖两条街，其他都是玉米地、麦子地，对，大山这才想起来，在过去，屁股底下这方圆几十里覆盖着农田，若干年后，不难想象，这片工厂和商业街，包括大山自己又将被什么东西覆盖……
也许用这些回忆能够缓解紧张，走到律师事务所门口的时候，大山还在想赶他离开工厂那第二次出走的熔铸车间主任，那张铁板脸永不停歇地怒骂着一堆废话，“青瓜蛋子一个！不上炉里炼一炼……”“不想干，滚蛋！”“还爬大门！今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走就走！”大山嘟囔着，他在门口用力地跺了跺脚，倒是被回忆再次激起了胆量，透过玻璃窗，他看到律师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不是九点钟！”门还上着锁，律师眯着眼睛看了一下表，又合上眼皮，紧接着，还是起身开了门。
“早了？”大山有些歉意，他把两提奶放到律师的桌子底下，尽量不让它们那么醒目。
“再早也没用！”律师两只手搓着脸，那张正方形的脸，下巴被齐整切去，无时无刻不在显示出棱角分明的信任感，只是此时变了形。他的脸比大山的更为肿胀，明显大出了一圈儿，在搓动中打成一堆堆的死结，逐渐涌向花白的头发上。
“人总有打不完的官司！”他到卫生间里去洗脸，捂着一条白毛巾回到座位上，“当然，律师永远不会失业。”大山看见律师顷刻间陷在庞大的文件堆里，桌子上的文件框塞得满满的，身后的文件柜里密不透风，一面墙的文件柜一个挨一个。过度疲备让他对自己的红火生意心生厌烦，“一大早去了一个辩护人那里，昨天夜里又加了班。”
天已经泛了燥热，律师仍把他的白色长衬衫纽扣寄得牢牢的，刚刚卡住脖子，不过，他因此变得精神多了，有了律师的样子。他冲了一杯咖啡给大山，大山坐在对面等待着律师再次开口，“一切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大山一改先前对“重新开始”的激情与渴望，那是大学之前的生活态度。现在，他最为厌恶的便是“重新开始”，从回到银城两年多的时间里，大山已经瞬间老去，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开始。
律师端起咖啡杯走到窗前，缓慢地喝着咖啡，喝一口，眨一下眼皮，仿佛在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个小憩，“我是说，如果你像上次一样继续咆哮，你知道，简直就是一头狮子，你就得重新开始，一切！”
大山把脑袋低下去，认真地喝着咖啡，他无话抵挡，他已经预见了今天来此的结果和先前无异。律师已经踱步回到了大山的对面，他再一次陷入椅子里，大睁着一双鱼肚白的眼睛，空洞地盯着一些无聊的地方。屋外是一条宽阔的街道，店铺林立，街道上一片被灰尘覆盖的冬青散发着灰暗色彩，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车辆和人群都灰暗一片。
“可是当年栽苹果树也是他们说的，能富裕起来。”大山像是自言自语，“现在说那片地下有金矿，也是他们。”
“世界就是这样。”律师从无聊中回过来一句，仿佛回给这个硕大的世界。他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在无聊中保持着认真的态度，在过度认真中，炎热爬满他的脸和脖子，携带着汗珠。
“砍树挖金矿，也是他们，”大山开始用杯子撞击着桌子，“那些树刚刚结果子，我父亲因此死了呀，人命关天的？”
“人得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当然，人需要认真。”律师这才发现大山又要掀起一次咆哮，他把大山手里的杯子夺过来，“我刚才说过，你要是再这样，一切就得重新开始！”律师已经熟悉了大山，“再来一杯？”每一次大山都要喝上不止三杯咖啡，在咖啡的兴奋作用下发泄自己的压抑。此时，大山的电话又响了一声，是王淦发来的短信，“遇事不要急。”大山吐了一口气。
律师给大山泡了一杯绿茶，“你再考虑考虑他们的赔偿金额，比先前提高了些。”律师把一份协议书摆在大山的面前，大山看了看没有像数次那样拍案而起，竟然把脑袋藏到了双臂之下。他的肩膀激烈地耸动，胸腔坎坷起伏，很长时间，大山没有把头抬起来，从脸部暴起的青筋和涨满的红色一直淹到脖子根，“可就是加了，也只够树苗钱！” “或者，你可以选择重新上诉，这是你的权利！”律师的花白脑袋变得晶亮无比，从发根再次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看上去比大山长不了几岁，却早早顶着一颗花白脑袋，这颗脑袋在大山无声的动作里不安地摇晃。
屋子里就这样出现了一段时间上的空白，在空白中回来了事务所里的三个律师，他们都在外处理完自己的官司，回到事务所继续手头上的另一些官司。大山感到匆忙的人影从自己的身边飞来飞去，他把全部暴起的青筋与涨红色咽到了肚子里之后，胃口开始绞痛，他抬起脸，喝了口茶，声音低沉，“我弟弟疯了呢？我无法上大学了呢？我母亲呢？我家所有的积蓄都在那片苹果园上呢？”大山把这些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的话再一次重复给律师，律师那双鱼肚白的眼睛变成了木刻，它们僵硬地在眼眶里缓缓转动了几下又恢复直视。他已经把事情说的很清楚了，他只能直视着大山的反问，等待着大山做出选择。
律师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案件，有时候他也痛感自己的双手就是徒劳，他甚至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徒劳，他狠力地自语，“他们是权利的一方，好比鹰和鸡仔，你是鸡仔。”
“你一开始接这个官司可是充满信心，你的斗志呢？”大山顷刻间把矛头指向了律师，律师被打了个趔趄，“我尽力了，”律师预感到这次见面应该结束了，他准备起身出门，站起来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装进他的黑色皮包里，“你再考虑考虑，想好后给我电话，要尽快。”大山几乎要呼之欲出，“我正考虑换律师！”他看到了被隐藏在桌脚的两箱牛奶，还是咽了下去，他想起了王淦，那个大部分时间里缄口不语的女人。
三
一大早，赵一康像往日一样驮着大山赶往恒信铝业，从大山最初搬到郭老头儿家里，还没来得及到旧货市场买辆坐骑，大山执意要走着去上班开始，他用这辆自行车已经驮了他近两年了。身边疾驰而过的是一个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铝厂工人们，都是以飞的姿态出现在眼前，他们那种匆忙带着世界末日的意味，逼迫，毫无顾忌。
每天早晚，银城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北，涌进那些蓝房顶白身子的钢架厂房，也许和候鸟大迁徙一个模样。你如果身处其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从身边飞驰而过的个体，看不到这样庞大的整体，而大山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银城更像是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海啸，在这两个时刻，席卷银城，他就感到被疲于奔命的蓝色淹没到窒息。
凡是在去往工厂的路上，或者混入上下班的蓝色人流里，赵一康总要想起对大山的反复劝告，他一边骑车一边反着脑袋追问大山，“你干了快两年了，三年就得早早换，你知道的，铝毒的厉害，又是不孕，又是不育的。”赵一康不止一次这样跟大山提起过，大山坐在飞驰的自行车后座依然在想官司的事情，他没有做什么回答，他现在需要养活母亲和疯掉的弟弟，还需要把官司打下去，这一切都需要钱，“上了班去你那再说。”大山说。赵一康又伸过一句：“你和我不一样，你还年轻。”
车间主任早早扳着一张铁青脸立在了恒信铝厂的大铁门前，恒信铝业是银城浩海般的铝业加工区中的一个小小加工厂。大山把这样惊人的繁盛局面比做镜子，这是盗用西方哲学家们的观点，可想而知，铝业加工仍以几十倍的繁殖速度在银城中膨胀。这是车间主任的脾性，他要每天把工人一个不落地数个遍，时间在这里就是门卫上叽叽叫唤的刷卡机，每一个人从这叽叽声里得到对存在的认识。大山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的时刻跟车间主任打了招呼，那张铁板脸毫无表情，和这扇大铁门没什么两样。这一次大山似乎才真正由外而内地盯着这扇大铁门，暗红色，三人之高，牢不可破，他却在过去的岁月里夜夜从他的身上爬过去，所以，今天看来，门对于他呈现了勇气的意义。
那时候，大山刚刚进工厂，住在厂区内的单人宿舍里，从早到晚都在门内，只有到了夜里，他才背着他的吉他从黑暗中走出大門，到商业街上去寻找可以弹吉他的地方，直到深更半夜再爬进大门。到现在他都能想到自己当时身手多么敏捷，三下两下就能攀上大门顶，再一反身就到了门里，连门卫都来不及察觉，虽然，最终被车间主任以违纪厂规轰出了单身宿舍。大山这样想着过去却又感到自己明显衰老了。他和赵一康一前一后在叽叽声里进了工厂。
十二个小时，铝厂内最大的熔铸车间持续鸣响，大山在鸣响中已经熟练地开着叉车填铝料，卡温度，控制炉火，铝棒出铝前取样到化验室里化验，一连要取上三次样。车间主任只有在看着大山利落地干出活来，那张脸才现出带有原谅色彩的柔软温度，他在炉边高喊，“你家里的事怎么样了？”大山停顿了一下，他感到惊奇，“他们只是多了一点赔偿。”“他妈的！”那张脸立刻恢复成一张铁板，“继续上诉！”铁板转身要走，“需要帮忙吱一声。”大山点了点头，眼看着铁板驮着铁块般僵硬的身子朝另一个车间走去。他的心思又被官司的事缠住了，他无法做到全身心投入，他一边运铝料，一边思量着那官司应该接受还是继续，心里烦乱不堪，待到抽料检验的时候去了化验室赵一康那里。
化验室在厂区的南面，刚好和车间相对，中间两条十字交叉的路连接，已是半晌，赵一康刚刚为二号炉的熔铸车间做完样检，正坐在休息室里拼命地蹙鼻子。鼻子已经蹙动得通身发红，血丝被蹙了出来，他举着一张面巾纸对着小镜子擦了又擦。看到大山掂着铝料进门，停下来，又用桌旁的一杯热茶水熏鼻子，桌子上靠墙的位置摆满了仙人球，败毒草，也没能救得了赵一康的鼻子。
“我这鼻子算是废了！”他几乎把整张脸都伸进热水杯里。
“看见我就等于看见你的将来，也许，更惨，”他熏了一阵子，才把脸抬起来，看见大山坐在椅子上发呆，“还没三年呢，不至于呆傻，是不孕，我可是提醒过你多次了。”
大山跟着赵一康进了化验室，方才做完化验的刺鼻气味还没有散尽，即使抽风机还在高速运转，并发出轰鸣声。大山紧紧捂住鼻子，他看到赵一康一身雪白，和雪白的白大褂混在一起的是白色皮肤，凡是裸露在外面的脸、脖子、手臂都是白色。那白色第一次让大山看到赵一康脆弱的身体，他在弥漫着刺鼻气味的化验室里毫无感觉，除了眼睛感到干涩而频繁地眨动，开始了他的化验。 铝料被放进了滚烫的烧瓶里，持续散出更为浓烈的刺鼻子的硝酸气味儿，大山的鼻孔被呛得刺痛，喷嚏连天。“我是闻不到味儿了，”赵一康用只手捉着烧瓶在电炉上晃动，被打成碎屑的铝料一放进烧瓶里，呲呲啦啦一阵作响，一阵接一阵更为刺鼻的气味儿翻滚出来。大山捂住鼻子准备朝门外走，赵一康仍然无动于衷，他几乎贪婪地嗅着这些气味儿，除了保持惯有的蹙鼻子的毛病，就是对着大山唠叨，“这辈子，我这鼻子就是个摆设了。”
“这硝酸可是够厉害的了！”大山呜噜呜噜说着。
“厉害的还多着呢，我最恨我这鼻子了，闻不到气味没关系，可我闻不到我女人的味儿。”
提到女人，赵一康对着大山嬉笑，“你小子可够快的，你和王淦？”
“瞎说什么？她经历过官司的事情，懂得多些，自然问得多些。”大山早已出了化验间，到休息室里等待。
“跟我还装。”
“也许，是一种支撑！”
听了大山的话，赵一康从气味中回过头来认真地看了看实验室玻璃窗外的大山，也许是说到了他一直都没找准的词汇来形容他和刘晓丽的关系。他转话头说起了王淦：“王淦，也难为她了，从嫁过来就守了寡，郭老头儿的儿子在结婚的当天入狱了，说是之前就杀了人，还得个二三十年，那岂不是老死在里面。”他顿了好一会儿才再次说话，“倒是你，没婚没育的，铝业有毒，你这样的干三年就赶紧滚蛋，找个媳妇娶了，生一窝孩子，别等中了毒，连个孩子得不了。”大山在休息室里仍然紧紧捂住鼻子，两只眼睛透过玻璃窗盯着赵一康一边说话一边做着化验。他感到自己看到的是另一个赵一康，一个被覆盖在平静之态之下的孱弱的赵一康。赵一康冲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赵一康对这种常年与此为伴的气味超越亲人般的亲密，他正把翻滚的烧瓶在加热炉上取下来，聚到了脸上，用他那双慧眼审视着，“大山，这一炉的硅元素比例过多。”
“真有你的，是多了点，在库里领料时天平秤高了点。”
“原来什么都瞒不过我的鼻子，现在，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赵一康继续化验其他元素去了，试验台上一排又一排的量筒，烧杯，烧瓶，滴管，他整个人穿插在瓶瓶罐罐的缝隙里像一阵白色的风。
风在里面做到最后想起了什么，又冲着窗户吼，“官司到底怎么样？”
“等，还是等。赔偿的只够树苗钱，要么，重新上诉，要么……”大山想不起还能用什么可解的办法。
赵一康狠了一把劲儿，把最后的化验结果记录下来，“那就等！我们有的是时间！”
大山还是出了一炉废料，这是他来到铝厂上班第一次出了废料，一整炉的废料，够他赔上一年的工资了。车间主任是个五官都神通的人，他坐在办公室里就闻到了废料的味儿，来到车间里，直冲那个高大的炉子，“赶紧拉出铝棒，重新回炉。”随后，转向大山，“想彻底滚蛋，大学顶个屁用……”大山最不愿提及“大学”这个字眼，他甚至以此为耻，这个没有终结的大学生活几乎成了罪恶，他要背上一辈子。大山继续拉出银白色的铝棒，一根根化学元素失衡的铝棒长满了疙瘩，那些疙瘩长到了他的大腿、胳膊，以致全身。最后，从他的眼睛里鼓出来，他鼓动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和车间主人对视了足有一分钟，两双眼睛在火炉前被烘烤得布满血丝。自此，大山创造了恒信铝业工人群体中的两个第一，一个是敢和车间主人的牛眼对视。一个是大山成为银城里的第一个歌手，在饭店里游走的歌手，被银城人称作“卖唱”。
四
大山白天在铝厂上班，到了夜里仍然继续去寻找弹吉他的地方，他或许能得到十五亦或二十元的报酬。其实，对他来说，他最为重要的是从弹吉他的事情里回味残缺的大学生活，又或者寻回生活下去的动力。在省城两年半的大学生活里，宿舍里这群钻研理工的兄弟们几乎每人一把吉他，到了夜里都一个个变身歌手，穿梭在连成片的大排档里，他们挣了不少学费。
大山照例从郭老头那里买了两个烧饼，得到郭老头紧蹙的眉头，他知道大山又要出去“卖唱”，他就心慌似的朝着他的面饼用力。大山是感觉到郭老头儿的厌弃与怀疑的，郭老头一直想问问他深更半夜地出去唱什么，弹这个有什么用，谁有功夫听这。最重要的是，都是些乌七八糟的闲人才去吃吃喝喝，唱唱跳跳，所以，大山第一天进家门时，郭老头就充满恶意地紧盯著这把吉他。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一边啃着烧饼，一边朝市中心骑去。
五月的银城在七点钟已经变成深灰色，路灯用了一半的力，在灰尘中又立刻丧失二分之一的亮度。铝厂里一致的下班时间刚过，每一个大铁门里涌出大片大片急匆匆的深蓝色，和早晨一样，从城北流回城区的各个方向，这两次流动就是银城人生活的全部，银城人没有享乐的基因。大山在拥挤中被一种奔命的紧迫感挟持着向前飞奔，他的自行车几乎被架空了，在半空中进行着无数圈儿的空转，他的脑袋也无法停歇。他从回到银城的第一天起，就难以理解银城这样刻板、干枯的生活是怎么一辈一辈飞到了现在。
大山直奔银城南一条最为繁华的商业街，那条街上除了密布的日用百货店，几乎是大酒店、小饭馆、快餐店的集合地，但没有酒吧。银城还没有酒吧，银城不会有酒吧，银城人没有时间，银城人的生命里没有享受这根筋。一路上，大山都在准确断定这些对银城的定位。他最盼望的是尽快到夏季，烧烤摊子一出来，他可以在更为宽广的空间里唱歌。到那时候，他唱给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天上的星星，天空深处更为遥远的墨色的天空。他不用紧紧立在狭窄的人缝里，在人的脸前直接把琴声吹进人的耳朵里。
商业街北头儿的起点就是天晶大酒店，那个大山第一个失败的地方。那一夜他得罪了一个客人，一个对那个酒店尤为重要的客人，到现在，到今后，大山都忘不了那张喷着酒精与猪耳朵混淆而出的腐气的嘴巴，冲着他一连张合了十多次。大山在那一张饭桌前连续唱了十多首歌曲，没一个顾客满意的，那一场下来，大山分文未得，他被耗尽耐性的顾客轰了出来。最为重要的是，那些令人厌恶的歌曲都是顾客自己点的，和大山有什么关系。然而，自此就有了关系，大山被酒店的经理炒了。 他略过去，继续从兴运大酒店重新开始，一个连一个向南走，一个都有一个的理由，兴运大酒店是因了天晶大酒店的事。大山一进门就被吧台的女前台认了出来，她伸了一根手指，“你就是那个唱歌的，天晶酒店那个。”女前台从兴奋中立刻变脸，“我们不用。”大山就顷刻间被那根手指指了出去。下一个是鸿福酒店，大山干脆是弹着他的吉他进门的，酒店大厅里一波新来的客人正被迎宾小姐迎向二楼的包间，他们在楼梯转弯处停了下来，朝着门口的大山看了一会儿，摇着脑袋上了楼。唯一听完大山那首曲子仍是吧台里的女前台，她在大山弹奏结束的时刻拍了拍手掌，而在这一鼓掌之间，大山想到的却是文文。文文很多次都要跟着他来寻找弹吉他的地方，她特别想亲眼看看大山在众人面前弹吉他的样子，会不会紧张。
大山立在大厅的正中央一下子手足无措，“我记得两个月前来过一个弹吉他的，不会是你吧。”女前台眼睛都放起光来，“肯定是你，上会儿你就站在这里弹给我们经理的，你不记得了？”女前台走出前台，“不过，我们经理早就说了，不用，你听听。”大山这才听到大厅里放着轻柔的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人鬼情未了》。
大山依然每一家都没有放过，他进了羊肉馆，羊肉馆的餐厅里弥漫着轰隆隆的酒话，人们已经喝得迷迷糊糊，羊油又太腻，大山几乎呕吐着窜出门外。他进了烧饼铺，直接进直接出，烧饼铺的老板没来得及看清来客的模样，烧饼炉子和老板都散发着一团团火热。他甚至进了一家儿童玩具店，里面各种玩具都在发声，老板热情地接待他，给他讲解着各种玩具匹配各种适龄的儿童，离开店铺之时，老板立在门口问了句，“您生孩子了吗，没生的话，可以提前来看看，生了的话，可以直接选购，现在十天内在促销。”大山头也没有回，用后背回应了一声，“谢谢。”他晃晃荡荡地在剩下的店门口徘徊，就像他上一次那样独自围着这些玲琅满目的店铺转圈儿。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极为可笑，都什么时代了，在铁铸的现实面前，他还在扮演着一个女巫。背后这个吉他就是那把无所不能的扫把，他骑上扫把不但飞不起来，还会摔得粉碎。
银城的夜在十点钟就进入了深夜，透过店铺之后的小区楼房洒出的灯光，那灯光一束一束在减少。大山知道，银城的人都得早早睡了，迎接次日早早的飞奔。他坐在一家已经关门的小饭馆门口，就那么坐着，不坐着还能干什么呢，在静下来的一刻，他收到了王淦发来的短信，“找不到，就回家。”大山合上手机，他说不出来自己的感受，他不知道从王淦那里相互生出的是什么情愫，那种东西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和赵一康谈到的‘支撑’有什么关系，他甚至觉得银城是个没时间谈爱情的地方。他只是更为激烈地期盼着夏日的到来，那些热闹的大排档里也许还会有希望。大山每一次都回王淦一个字“好”。是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直以短信的方式交流的，大山都记不清和这个几乎丧失了话语的女人如何开始了这样的交流，每天总是在一定的时刻送来一个短信。
大山起身时想起了律师，这些日子该给律师打电话了，总要有个结果。急切瞬间升起来，他摸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电话几乎在刚刚拨出的一刻就被接通，大山变成了结巴。
“刚刚接了一个被告人的电话，你的就来了。”
“我的官司，对方，对方……”
“调解，不满意，和对方，最后都得调解。”
大山从地上站起来，“我父亲的死可以调解？我弟弟的疯可以调解？我母亲天天在上访大楼门口徒劳地等可以调解？我们失去所有可以调解？空谈可以调解？”
“看来你没有想好，平静一下，等我电话。”律师挂断了电话。
电话里剩了嘟嘟的敲打声，敲打着大山的耳膜，敲打着商业街的昏暗，敲打着这条商业街的尽头，以及向另一条东西路延伸而去的黑暗。在大片无尽头的黑暗里，大山再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这就是他的故乡，他重新摸出手机发出了一条短信，“我想回家。”
王淦立刻回了短信，“回吧，夜都深了。”
“律师仍然是调解。”
“我们改日找律师，回家。”
大山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走进脆弱深处时想到王淦，那几乎是无意识的行为，他觉得在生活面前，他完全失去主动的能力。他还是把手机收起来，不知不觉走到了商业街的尽头，在最后一家亮着灯盏的范家驴肉卷饼店前停了下来，里面散发出冷却的驴肉香，把大山全身的力气都消散了。他饥饿极了，他一边把那些“调解”咽下去，一边走进驴肉卷饼店。
店里一家人正在小餐桌上喝稀粥吃炒大白菜，一个光了头的男人低着头喝稀粥，“没了，都卖完了，明儿吧。”大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案板上不是还剩了些碎驴肉？”正在往嘴里塞大白菜的孩子高声到，“就是，还剩了。”男人掴了一下孩子的脑袋，朝着案板走去。
那一夜，大山推着自行车走着回到幸福小区，一路上，他竟然走出一个壮举，他立誓要把银城的犄角旮旯都摸一个遍，他不相信银城没有一个地方能容下这把吉他。他甚至下决心涮掉那个满嘴“调解”的律师，再去找一个律师，或者，或者像他母亲说过的去上访。
没想到，这么晚，郭老太太和大山竟然一前一后进了家门，客厅里的一颗小樱桃燈发着光。郭老太太从灯光中看着大山，她用一只泛白的手掌遮在额头以集聚更多的光，她的眼神没有郭老头儿那样坚硬与霸道，她也许是终日里被洗碗水浸泡得极其柔软，小声地问大山，“孩子，你天天这样出去做些什么？白天还要上班。”大山觉得这个人陌生极了，这个家庭陌生极了，从他搬进这个家，他几乎见不到他们几个人同时出现在家里，他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干，他们各走各的轨迹。大山其实被问道了，他摇着脑袋朝着郭老太太笑了笑，钻进自己的小屋，小屋隔壁的卧室里还在飞舞着不知疲倦的毛线头儿。大山盯着那些毛线头儿，一厘一厘关上门，他又在门缝里望了一阵子，过了很久，他朦朦胧胧中似乎听到郭老太太的声音，“王淦，停了吧，歇吧。”那一夜，大山被一个充满追问的梦纠缠着：都在做些什么？
五
他们约在银城枣乡街上的一间茶楼里，这是银城唯一的一家茶楼，开业不久。一大早上，大山借了赵一康的自行车，驮着王淦，绕过前门郭老头儿那个烧饼摊子，从小区的后门溜出去，朝枣乡街疾驰而去。王淦裹住脑袋的丝巾飞了一路，他们仍然没有避过后门口那个修鞋人的眼睛。能够想到约出王淦，从住进郭老头儿家几年间的租户里，这也许是只有大山才能干出来的事情。郭老头儿暗地里竖起的屏障没人能攻得破，能进了郭老头儿家的租户都早早被郭老头儿提前暗中摸了底，比如哪里人，哪里做事，是否安稳，是不是个邪性的人……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郭老头儿在为他那入狱的儿子守护着。大山能约到王淦的方法简单至极，依然是短信，这种无形的交流却是郭老头儿无法守得住的。 律师准时到了茶馆。三个人一落座，一壶明前茶还没有喝上一杯，律师就已经将他那一夜电话里的有关“调解”和“等待”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调解结果，那就要继续重新起诉，重新开庭，重新宣判，也许，重新调解……”
有了王淦在，大山多少有了信心，毕竟她一直经历着。王淦不露声色，她保持着平静。大山实在是听够了律师嘴里拖拖拉拉的“调解”的字眼，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待于调解，而调解的最终结果就是毫无踪影，仿佛事情从没有发生过。
大山被激怒了，“这就是等待的结果，你给我的结果，近两年的时间？”他把茶杯碰倒了，身边的王淦拽了拽他的衣角，把杯子扶起来，“是什么证据不足？”
律师低着头看着淡绿色的茶汤，“这样的案子多得很，医院出示的证明很明确，是心脏猝死。何况，上次已经给了你新的赔偿金额。”
“可是我父亲死了，是和他们理论时摔死的！”
律师在大山的吼叫面前再不言语，王淦又问：“他们要负刑事责任。”
“那要看被告方是谁？”律师几乎在用鼻子说话。
“那我们重新上诉？”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需要重新调解。”
律师走了不知多久，大山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王淦看着大山，和十多年前的自己如出一辙。那时候，她也这样火气十足，这样愤怒不平，面对隐瞒了自己杀人身份的丈夫，在结婚前几天内被揭穿。王淦当时只是觉得那是别人的梦，每天她的脑子里都要上演被警察带走的丈夫，在新婚的当天，在火红的喜庆面前，他的丈夫留给了她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是深灰色，里面满是黑洞洞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也许还有点雨水。总之，那双眼睛从来也抬不起来。自从刘晓丽来到这个家里，王淦才找到解开噩梦的东西，那就是从王晓丽所在的工厂里源源不断地运来毛衣，挑拣毛线头儿，一刻不停地挑拣，挑拣得越多越久越投入，你就可以理解一切。
王淦给大山倒了绿茶，“把这杯绿茶喝一喝，这么贵的东西。”两个人坐在茶楼包间里低着脑袋，他们都在想刚才或者过去、自己或者他人的事情。律师临走没有把门关好，门缝里伸进来隔壁人说话的声音，还有隐约的古琴声交织在一起。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了话，这是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坐在一起，隔着中间一个土陶瓶子，瓶子里一支干莲蓬弯向王淦那边。
大山说：“你的脾气可真好。”
王淦又从莲蓬的弯曲枝干望回去，“活着活着脾气就好了，你还年轻。”
“我们差不多？”
“你可以叫我姨，叫姐都不对劲儿。”
“什么都不叫了。你每天都挑毛线，挑的那么准，那么快，那么不动声色。”大山倒了茶，“我第一天进家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飞舞的毛线儿，能把毛线头儿挑成这个样子，一定很不一般。你知道，我当时觉得很神秘，真想走进去看个究竟。”
两个人对笑了起来，“哪有什么神秘，就是一个挑毛线头儿的活儿。”
“我都听一康哥说了，”大山低着眼皮瞅了瞅王淦。
“回去和你母亲重新商量一下调解的要求。”王淦回答。
“你这样等着真的快二十年了？你已经打了二十年的官司？”大山问。
“你不是说给你母亲找个活儿吗？就下午，下午到羊毛衫厂去，我也要换些新的货了。”王淦停了停，“我丈夫的事，估计快是有结果了，也许可以减刑到十八年。”
“会有结果的。”
两个人几乎在自说自的。沉默了几秒钟，四十岁女人的细密皱纹在逐渐亮起的光线里慢慢爬出来，被大山看到了。如果寻求它的意义，大山觉得那等待得来的皱纹太崎岖，“你一直等？”在这个闪婚的时代里，还能有人这样有耐心去对待“等待”。
王淦严肃极了，她望向外面阔然的枣乡街，现在是银城的人们都在上班的时间，街上人影稀疏，稀疏之处空洞至极。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年不上街了，除了通向羊毛衫厂那条顺河街被她反复走过，其他的地方都在她的生命中消失了一般，在无穷无尽的消失之上，她添上了一句话：“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
大山被瞬间定住了，他终于看到藏在王淦背后那个巨大的叹息，那些每天掩藏在不停飞舞的毛线头儿背后的沉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瞬间将两个相隔近二十年光阴的人之间彻底消除了距离，两个人没有再说话，离开茶楼，按照原路回了家。
这个事情没有绕得过郭老头儿，数年痛失儿子的经历让郭老头儿拥有一双鹰眼，还有一只狐狸鼻子。他牢牢守护着儿子的生活，不能失去，不让它变形，不让它出了漏洞，就当是儿子出了趟远门。出远门总是有回来的一天，为了回来的那一天，所有的人和物都需要原封不動地等着。而消息是紧贴在小区后门墙壁上的那个钉鞋的老头儿告知的，老头儿一辈子认认真真钉鞋、修拉链、配钥匙，郭老头儿的三轮车子从大门口一过，钉鞋的认真态度就瞒不住这个弥天大谎。从郭老头儿的车子前轮刚拐过这条小路口，钉鞋的就盯住了郭老儿，一直把他盯到进了大门，又眼看着驶进小区楼道的拐角。郭老头儿又骑了回来，钉鞋的如实说了他早上看到有关大山和王淦的一幕。
中午午饭，郭老头儿回到家里并没有反应，还把剩了的两个烧饼给了大山。大山正坐在床上抱着他的吉他弹，老头儿一进屋，大山立刻停了，把吉他挂回到墙上，躺倒在床上。大山还是首次认真地从床上的角度仰望到那把吉他，吉他变了形，变成一堆红色的苹果。眼看着苹果要从墙上坠落下来，砸在他的身体上。是的，那把吉他带来的是灾难，他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东西，他想起这把吉他是父亲用第一年结出的一堆苹果换来的。在大学宿舍里，大山是最后一个拥有吉他的，父亲摘了两棵树上的苹果才买了这把吉他，而直到父亲去世，还没有听到大山弹奏的一首完整的曲子。从两棵苹果树，从父亲的记忆，大山又一次陷入家庭这场变故的沼泽里，他憋闷极了，已经开始学会抽烟了。他没有吃郭老头儿送来的烧饼，而是狠狠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在烟身被吸得呲呲燃烧的声音里，大山看到墙上那把吉他，分明是悬挂着一堆罪恶深重的苹果。这时候，大山的手机响了，王淦发了一条短信，两个字：坚持。大山依然回了一个“好”字。 六
六月，银城进入雨季。
赵一康在一天下班后驮着大山朝家里奔，在潮乎乎的夜色中，毛毛雨越打越急，大山一路喊着：“又泡汤了，我还得去找饭店！”赵一康把车子蹬得飞快，“哥们儿，停停吧，上帝死不了。”雨带来了湿润，银城的干渴在湿润中变得有了一丝活力，赵一康对大山说起了车间主任，“那一炉废铝没扣钱，要是扣了，又得半个月喝西北风。”大山说：“那不得贺一贺！”“还真得谢主任，别看他硬的像块铁板。也有娘娘心。”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心思，他们想喝两杯，想说说话，在繁忙的生活里，这也竟成了难以实现的事情。
两个人从小区的商店里买了现成的熟食和小菜，四瓶北京二锅头，把小方桌支在客厅中央，难得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那飞舞的毛线头终于停止了。一种酣畅的自由愈演愈烈，赵一康一边用牙齿咬开酒瓶盖儿，一边对大山说：“这个家里几乎从没有这样寂静过。”他的视线从自己的卧室滑到大山的鸽子笼子，“你现在顶替了我！”
“知道你住过。”大山说。
两个酒杯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响彻每一个屋子，他朝着大山伸了四个手指头，“四年，七平米，四年！”夜色已经深垂下来，赵一康看着大山狐疑地望了几下卧室，大山也下意识地朝着隔壁敞开的门口望了望，他没有望到王淦那不停飛舞的毛线头儿。
“人都哪去了？”赵一康抬着手腕看了看表，已经夜里七点钟，按理刘晓丽早该下班了，赵一康嘟囔着，“这个女人！外面还下着雨。”
说到女人，赵一康起身钻进卧室，他大开着门，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塑料旅游箱子，里面一片杂物。赵一康在其中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大山，大山从中取出一张照片，“我老婆和女儿鑫鑫。”
大山接过照片愣瞪了赵一康一眼，两个人没得说了，外边的雨声微弱地灌了进来。赵一康开始频繁地蹙鼻子，那颗无用的鼻子却把一大包积累的思绪蹙到了他的眼睛里，又或者是酒精把他的眼睛烧出了红血丝。他冲着一盘子猪大肠用尽了力，接二连三地吞吃，他几乎停不下来，没等大山问，赵一康说：“我知道郭老头儿早就厌恶我和刘晓丽，我知道他防着我，他也防着你，他防眼神，防说话，防见面，防空气，防男人，还不都为他那儿子。”
“不过你上次和王淦出去，郭老头可是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人还能没有正常交往？”
赵一康发出奸笑，“正常，你还讲正常，你说这屋子里哪个是正常，要是正常，我能和刘晓丽？”
赵一康终于抬起眼皮，他朝着大山手里的照片伸过去一根手指，“那真是我女儿，也上初二了，在陕西老家，我不得活？不得供养？人不都得活。”
“接来吧？”大山捉着那张照片不放，“孩子离开父母也长不健康。”
“接小的，还有老的，你不懂。”
“我懂！”大山和赵一康狠狠碰了一下杯，酒从杯子里撞了出来，纷纷摔碎在地上。
“刘晓丽是我女人。”赵一康朝着自己的卧室扬了扬脑袋，“是我女人，不是我老婆，但是我女人，临时凑一起，相互撑一撑。”
“那不是犯法？”
赵一康被激怒了，“犯法？你听说过爱情是犯法的吗？没偷没抢，愿意！需要！”
赵一康挥了挥手，“这你也不懂！”
大山说：“我想接我的母亲来，我都懂！”
“你懂个鸟！”
“女人跟着地方可以换，到了银城我是这个女人，到了别处我可以有别的女人，随时随地的相互撑一撑。”
他一把把大山手里的照片夺过来，放在鼻子底下闻，“我都闻不到我老婆和女儿的味道了，我这个没用的鼻子，我女儿临来往上洒了香水的，说是茉莉香，我女儿喜欢茉莉香。”
“我说，哥们儿，我还是说咱又不是个牲畜，狗啊猫啊的还得过个正常日子呢。”
大山听了赵一康的话心里一阵子下坠，他觉得他的后背上正背着那把毫无用处的吉他，徒劳地在银城大街上游荡，他彻底把一杯酒喝干了。这是他走出大学校门第一次在短暂的轻松中喝酒，他伸手抓了抓赵一康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握了三下。
大山弹起了吉他，赵一康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纯粹在自己的耳朵边响起，平日里全部的声音是工厂里轰隆隆的铝业加工的噪音，又或者刺啦啦铝料和酸液尖锐反应的声音。用他女人的话说，剩下的就是美妙的呼噜声。现在，屋子里到处是这东西的声音，弹着弹着，大山就唱了起来，嘶哑着嗓子像一只狼，划着这个空间里的人和所有被封闭已久的物件，“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是奔跑的感觉……”
赵一康站了起来，闭着眼睛，也跟着嚎起来，两个男人像魔鬼一样在小桌子周围乱舞，全无人形。一个鼻孔里流出了酒精，一个眼睛里流出了雨水，踢踢踏踏四只脚掌踏进米黄色地砖里，赵一康再不想睁开眼睛，他闭着眼睛冲着大山喊：“这是唱的啥？”“勇敢的心，我如此爱你，觉醒！”“爱你？爱？勇敢？心？”赵一康扭着全身问着这些问题，他的动作在这些问题中衰弱下去，继续衰弱下去，木讷地斜靠在他的房间门口，声音也停止了，寂静中，赵一康极其严肃地问：“谁的歌？你整天出去就是唱这歌？”“汪峰。”
两个人刚刚平息下来，重新坐回到小座位上，刘晓丽和王淦携着一个个装着毛衣的包裹进了家门，身后跟着蹦跳的文文，一进门就大喊：“大山叔叔，一康叔叔。”她们带着一身的细密雨珠，头发湿了，紧紧贴在脸上。赵一康和大山起身把包裹接了，送进卧室里，那是大山第一次走进这个卧室，他几乎没有缘由地无法抬头，只是余光看到一张硕大的双人床上整洁无物，就已经走出门外。
赵一康招呼两个女人和文文都坐过来吃晚饭，大山突然抢了一句，“我想给我母亲找个挑毛线头的活儿，我母亲眼力还很好，我母亲……”
“那好说。”刘晓丽把文文搂在怀里，“等下次你和王淦一起去厂子里看看，我跟质检主任说说。”大山抬了一下头，他看了王淦的侧脸，迅速低着脑袋看桌面。无意间，从桌面连接下去，竟然是王淦的手，白得像是缺氧，皮肤亮极了，大拇指和无名指更是长久摩擦得光滑明亮，他想若是将这双手放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它们应该透明了。 真正坐到了一起，四个人倒是一时间无言以对，文文只顾着吃好吃的，他们在寂静中瞬间变小，甚至根本就不曾存在。赵一康直直地盯着大山，屋子里只能听到雨声。不知静了多久，郭老头儿顶着雨卖完他的烧饼回来了。这天，他算是早收了摊子。郭老头儿一进屋，刘晓丽就捉着王淦进了卧室，帮着整理那些毛衣片，被捆扎的毛衣片一散开，一股股的机油味钻了出来，那个卧室门口又飞舞起毛线头儿。
郭老头儿被赵一康邀了过来，“喝两杯，光干哪有个头儿。”
郭老头儿正在厨房里洗他那双手，手上那些零星的面荚极为顽固，长到了肉里，他一边回：“你们喝着。”一边用一只手抠着另一只手上的干面茄。
郭老头儿扎着两只被搓红的手一坐过来，就问起大山：“那官司怎么样了？”
大山摇了摇脑袋，“要么再调解，要么重新上诉。”
郭老头一听到调解和上诉，瞬间变成一个疯子，“都是鬼话，我儿子反反复复二十年了，还得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他独自端起酒杯连喝了两杯，酒让郭老头逐渐变得有了人情味儿，大山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他用从未有过的温暖眼神看了大山几秒钟，“总得坚持或者调解或者上诉！”沾了酒精的郭老头儿只柔软了一会儿就再次硬成一根钢棍，从他的脸上和身上看不到一点人的柔软，他不知道拿些什么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郭老头儿闷了一阵子，三个男人都闷着，直到大山已经僵直的眼睛伸向隔壁的卧室门口，大山喊了一句：“别忘了，帮我问问挑毛线头儿的事儿。”王淦没有做声，刘晓丽在纷飞的毛线头儿里边喊：“好。”郭老头儿的警惕性立刻在大山面前拉起了一扇屏障，他独自闷下了一大口酒，钻进了他的卧室。
大山看了两次赵一康，赵一康已经变成了一个红鼻头儿和红眼睛的怪物，他的嘴变成了一条波浪线，“就是这样，就这样。”也许，他想告诉大山，郭老头儿就是这样，这样一只过度警觉与敏感的狐狸。他们俩喝到十点半，郭老太太才湿漉漉地回到家，她每天都这个时辰才能离开餐馆，把所有的碗洗净，她洗净了碗才能睡个好觉，生活才能继续下去。
七
为了能在十九号那天回边庄看望母亲，大山一连上了两个连班。清早，郭老头儿一走，大山和王淦就朝着羊毛衫厂出发了，他仍然骑着赵一康的那辆自行车，车篓里塞了两个塑料编织袋儿。通往顺河街的路很短，骑车十五分钟就能到达，大山骑的很慢，他想仔细走一遍王淦重复了近二十年的路。王淦紧紧贴在身后，一只手抱着一小包毛衣片，一只手捉着大山的衣服，两个人都不语，大山似乎变了性格，他那种激烈的性格遇到王淦就会自然舒缓下来。所以，大山喜欢上了这种沉默和寂静，在这种寂静中，人可以空掉。
刘晓丽早早等在厂门口了，帮着过了门卫的检查，径直去了后整车间。车间里多是女工，她们牢牢地坐在凳子上，她们不会被外人打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挥动着手指，每个人的眼前都飞舞着毛线头儿，整个车间里都在专注地飞舞着。大山难以形容这样劳动的场面有多美。他们一直跟到了质检员的办公室，有三两个前来领外加工的人正数着一捆一捆的毛衣，她们都和王淦一样，从质检员的手中领走，挑拣完之后再送回来，再取些新的，获得每件五分钱的报酬，这样周而复始。
刘晓丽、大山和王淦数了数量，装满两个袋子，刘晓丽和质检员说好了下次带大山的母亲来收活的事情。大山和王淦把袋子背出了车间，从车间里走过，大山又一次看看这些女工，他们似乎都不存在了，就像王淦那样，存在的却是半空中飞舞的毛线头儿。而在同一时间里，郭老头儿却偷偷出现在大山和王淦的卧室里，他正在慌慌张张寻找着客厅中隐秘的地方，把一个黑色的摄像头儿按在了天花板靠墙的那块缺角里。他在离开之后又反复回了两次家，又重新回到他的烧饼炉子跟前，开始面对那些满目慌张的烧饼。
大山将王淦送回家之后，径直向邮局奔去，他断定母亲今天一定会来邮局。他母亲每个月的十九号都要坐三个小时的客车到银城中心街上的一家邮局寄两封上访信。母亲不会写字，找了村子里小商店的二瓜给写的。每一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把当时的真实过程记叙一遍，二瓜的文化水平不高，写个记叙过程还可以应付。母亲一次买下了很多信封，所以，信封地址也由二瓜写好，母亲到了邮局直接交钱邮寄既可。
在到邮局之前，大山拐了个弯儿，去了离邮局仅隔一条马路的信访大楼。来邮局接母亲已经数次，而去信访大楼却是第一次。他没有走到跟前，他无法走到跟前，满布在周围的大道和小路上一群又一群的人，一直通到信访大楼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被武警围城一个圈，截断了涌动的人群。每一个人群都发出争论的庞大声音，看到人群中寻求正义的焦灼面目就看到了大山自己。大山感到目测和实际距离相差甚远，就像调解和结果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让他束手无策而转身，回到邮局那里去。
一大早邮局就挤满了人，大山一进门口就看到母亲在离柜台不远的等待区，手里捉着一个空白信封，每坐过去一个人，母亲就把信封伸到人家面前，“师傅，帮我填个地址吧？”人要么很匆忙，根本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也看不到她的信封，要么看到是上访信，一副无奈或者无望的样子离开。大山迈不动第二条腿了，他在敞开的门口足足站了十分钟，那十分钟如十年般难熬，他晃起高大的身子，除了朝着返回的路疾奔，他不知道他这副臃肿的皮囊还能干什么。路上的车子闪电般飞驰而过，模糊了他的眼睛，他要逃回到他的鸽子笼子里去。路没有过得去，大山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着绿灯，又是“等待”，那等待已经不是王淦独有的标签，现在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抛到半空的毛线头儿，他是最杂乱无章的那一个，一旦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
大山又急速走了回去，他直接走到母親身边，把信封接过来，把邮寄地址添了，把信寄了，和母亲赶往汽车站，等待回边庄的汽车。这一路上，大山挥之不去一个念头，母亲到底等待了多少人，多少次，有多少人能给她填写一个信封。母亲什么也没问，她那只又黑又硬的手，紧紧抓着儿子的手不放，重复着，“填了地址的信封都用完了。”
边庄还是边庄，比大山记忆里的边庄瘦弱些，空洞些，那种迟滞的气息仍然在延续。几十年边庄人都在靠着土墙头，一进村，就有几个年迈的老人盯着村口，盯着从村口走来的大山和母亲，大山几乎被这些人盯大的，每一次回村，都如今天一样，被他们辨认，她们说：“是大山吗？”“是，一看就是大山，那高个子随他爸。”说这话的人突然住了嘴，又问：“大山他妈，这是去城里啦？”大山和母亲频频点头，想尽快离开她们的视线，经过她们每一个人跟前时，母亲说：“大山回来看我。”随着，身后就会洒开一片唏嘘，“大山这孩子多好。” 眼前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即使变成了水泥路，看上去仍然是一副土路的面孔，来来往往踩滿泥土的脚又把路面踩成了土路。就是这样，无论怎样变化，边庄仍然是边庄，边庄跟不上银城，银城跟不上大都市，大都市跟不上世界，所以，到处一派追赶的急促模样。
家中的院子里还是堆满了苹果树，不知道是母亲从苹果园里搬运了多少次，靠东墙墙根底下有一个小马扎，一把砍刀正劈进一截树杈里。那应该是母亲一大早临走前仍然在做的事情，除了每个月去银城邮寄上访信，母亲就是坐在院子里砍树杈，似乎那几亩果园是块永远没有尽头的土地，上面生长的果树枝永远也砍不完。
大山说：“妈，我找了律师，说是重新调解。”
母亲嗯了一声，把树枝扒开一条小路通向北屋门口，“满地里都是果树枝子呢。”大山不愿意抬头看到房檐之上的地方，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在现场，他在课间拨回电话，听到母亲的嚎叫，他就无数次想象过有关父亲的死亡。父亲和市里办事人员起了口角，办事人员想是为了让父亲看到那片掩藏在苹果园之下的金晃晃的土地，只要把树砍了，把地皮掀起，剩下的就是金子。所以，办事人员将父亲拖上了房顶，父亲却看不见已经散发出来的金子的光芒，“您看看，那苹果树年轻着呢，正结了果子，这园子争气，树旺，果满……
在此之前，母亲每天坐在屋子里的床铺上，隔着窗户望院子里的苹果树，自从大山父亲走了，她一时还没有勇气走出屋子。现在母亲不愿意独自在屋子里呆久了，她给大山倒了碗红糖水，坐在床头听大山讲关于律师的事情，和从前一样，母亲木讷地嗯了几声，就到院子里去砍那些除了做入冬的烧火柴毫无用处的树杈。大山也搬了小马扎，在母亲身边坐下，挥着一把破镰刀砍起来，“妈，到城里去吧，跟我在一起，我给你问了个挑毛线头儿的活儿。”母亲没有回答，她继续砍着树枝，砍下一根，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捋到靠墙的一堆树枝里，它们都仔细地朝着一个方向横卧着。然后，母亲又继续转过身来挥起砍刀砍起树杈，每一根树杈都要被母亲整理到一起，有时，树枝上还有些套袋儿的干瘪的果子，母亲就把那些果子摘下来，一层层把纸袋扒开，露出已经早早夭折死去的果子，母亲就会一个一个把它们摘掉。你看不出母亲痛失父亲的痛苦藏在哪里，她的刀轻盈地落下去，准确落在树杈的节上，有的树枝直接被砍断，无法一刀砍断的。母亲就要放下刀，把树杈掰下来，继续捋到那一堆整齐的树杈堆里，如此这样周而复始。大山看着看着心里吞下了什么，他感到憋闷，丢下镰刀，去西屋看他的弟弟，自从父亲一走，弟弟就疯了。
弟弟已经没有了人形，头发乱糟糟地膨胀在脑袋上，脸上布满黑色和灰色，手脚捆缚的铁链在他的抖动中哗哗作响。他正在来人的面前向着屋角里蜷缩，他认不得眼前这个人了，拱着屁股低着头缩一阵子，就猛然间瞪起两只火球眼，愤怒和恐惧的火焰在里面燃烧。
大山喊了声弟弟，他辨不出弟弟这个称呼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有什么关系。他瞪了一阵眼睛，就彻底缩成一个球，滚在屋子的死角里再不理会。大山手里托着一沓衣物，是在银城给弟弟买的新衣服，他就一直托在右手上，面对蜷缩的球儿，他不知道该怎样给这个球重新换上衣服，他已经通身黑灰成一体，包括手掌和脸、半截脖颈。天色暗下来了，光线无法伸进这个只有一口巴掌大的窗户的屋子，先前这是一个仓屋，放些农具和喂牛的杂草，听母亲说，把弟弟放在北屋的一间里，他不干，他嫌亮，人多，发疯叫喊着要钻进这个小黑屋里，母亲才在墙上开了个小口。弟弟不要大窗户，他要这个小口，每天把脑袋搁在这个小口上向外望，正好能望到院子里的母亲砍树杈，那就不疯了，他会安静上一个上午，只要母亲在院子里砍树杈，他就会看着安静一整天。
大山托着那些衣服转身出来了。他感到窒息，来到院子里对着天空大口大口吸着气，当他低下头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母亲分明是王淦。她们有着一种相似，一种近乎狂热的劳作，覆盖在她们平静得让人难以理解的面目之下。大山觉得一切都让人徒劳得手足无措，他把衣服给了母亲，夜里就返回了银城，以准时赶上第二天早上的白班。
这一天像过了无数年，是的，是无法用时间的线性长度来计算，它具有无限性，就像那几亩被破坏掉的无限膨胀的苹果园，无法用那点赔偿金来衡量。
赵一康刚刚吃了晚饭，大敞着门，躺在自己的鸽子笼里看拳头大的小电视，刘晓丽和王淦在卧室里挑毛线头儿，她们说着一些关于女人的私事，还有文文被逗乐的笑声。大山闻着声音就进了卧室，打开一捆毛衣，坐在一个木凳子上挑起毛线头儿。
“大山叔叔，再弹个吉他？”
大山从飞舞的毛线头儿里看见了文文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他嗯了一声，“那是个没用的东西。”
文文走到大山跟前，附在耳朵上说了一句什么，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写作业，而这一夜之后，大山再没有轻松起来，他突然明白了王淦这个女人，明白了那些永不停歇、变幻莫测的毛线头飞舞的姿态。
刘晓丽的手头也不慢，她的脚前已经堆起了一座山，大多是深红色的毛线头儿，她对着大山问：“回家了，你母亲什么时候来？”见大山没有回应，“什么时候来都行，我跟质检员说了，这个自由，原来挑一件五分钱，现在一毛钱了。”
大山几乎要趴在每一件毛衣上才能看见几个多余的毛线头儿，一会儿的功夫，他的眼睛要瞎了，又听到刘晓丽说：“这些下放的手工活，就是王淦做的干净，做的好。”
“当然是我妈妈做的好。”文文又插了一句。
王淦一刻不停地垂着眼帘，依然执着地在毛衣片上反复捕捉，再细小的毛线头都能被她准确捉住，迅速从毛衣上抽离，抽离的一瞬紧密地连接下一个抽离，永远连接下去，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支撑。毛线头从半空中飞到地上，有的时候看上去像飞镖，有时候看上去像剑，有时却又像鹅毛，或者雪片，也许，还会是一把黑洞洞的手枪，全凭了背后那个主人的手操控着。
八
七月十六日是个平凡的日子，七月十六日又是个最不平凡的日子。郭老头、郭老太，赵一康，刘晓丽，文文，被大山约到了兴盛酒店。夜色刚一垂下来，赵一康就驮着刘晓丽来到酒店门口，大山背着吉他立在酒店门口等待，赵一康从来没看见大山这么充满信心的神情，他甚至给赵一康和刘晓丽鞠了一个迎宾礼。 “你小子又耍什么花样！”赵一康蹙动着鼻子。
王淦和文文，以及郭老头、郭老太一起到来，大山却变得局促起来，只有文文朝着大山拼命地挤眼睛，还伸了一个成功的剪刀手势。
晚餐上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郭老头儿敏锐的鼻子早已嗅到了可怕的气味儿，在来之前，郭老太太就嘱咐过，“别难为孩子！”其实郭老头一家人都极为避讳这个日子，这个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也太重。
大山拿出他在大学里那一套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来一场不见不散的聚会，聚会现在开始。”大山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屋子里的人还没有适应这样突如其来的局面，这种局面和他们极为不相称，郭老头儿嘟囔着：“搞什么鬼事儿！”被身边的郭老太太揪住了衣角。这样的气氛，在他们的儿子年轻时搞过，当时他的儿子就是用这种鬼里鬼气的方式给郭老头儿过了一次有生以来的父亲节。那是曾经的事情，已经相隔了二十年之久。
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几秒钟过去，大山推着一个送餐车，餐车上亮着一团烛光，“那是个大蛋糕！”文文尖叫起来，跑去帮着推餐车，餐车掠过坐在门口的赵一康和刘晓丽，又掠过主客上的郭老头儿和郭老太太，车子仍然没有停下来，文文唱起了生日歌，车子直接到了王淦的眼前，王淦惊慌失措，从嫁给郭强盛，她从没有过过一个生日，在她的生命里没有这个词。当在大山短信中说出这个日子聚会的那一时刻，她就想到过这个缘由，但是，在真实的现实面前，她却无法抵挡，她说了一连串的“我”，一直处于平静中的她，浑身发抖。
赵一康和刘晓丽喊了起来，“生日快乐！”
“大山这个鬼东西，我就知道他要搞什么恶作剧！”赵一康一边骂着，一边喊王淦，“快吹蜡烛呀！快吹！”
文文在此时却大哭起来，也许，呆在那个日日緊闭的家里，她从来都没有亲临过这样的快乐，她摇晃着小身子，擦着眼泪高喊，“妈妈，吹蜡烛吧！”王淦用了所有的力气把很多东西咽了下去，她抱起文文，一起把四十根蜡烛吹灭，又双手合十许下愿。
屋子里的灯一亮，郭老太太正用一块手帕堵着脸，她嗡嘤起来，把脸埋在桌子上，用那双白手紧紧捂住。郭老头儿一动不动被塑在座位上，他用鹰眼盯着大山，在郭老太太停止嗡嘤的那一刻，直指大山，“你想干什么？”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客和房东坐在一起聚会，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客给房东过生日，更是有史以来这几个同一屋檐下的人聚到一起。
“老爷子，也就是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有什么可乐的！”郭老太太又揪了揪郭老头儿，“别难为孩子。”
赵一康被顶了回去，他避开郭老头儿，跟刘晓丽一起分蛋糕，王淦没有切蛋糕，她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她看着刘晓丽握着那把塑料刀子把蛋糕切成一块又一块，文文正抱着一个三角块在怀里，用舌头舔着上面的一朵红色奶油花。
大山把餐车送回去，才重新回到座位上，他看着郭老头一直盯着自己的眼睛，“老爷子，我们聚一聚不好吗？”
“凭什么聚？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郭老头儿质问。
“王淦的生日。”刘晓丽看不下去了，“难道人永远都得像你一样阴沉一辈子！”
“快乐是吧！那我儿子呢？我儿子就是今天入狱！我儿子就是今天结婚！”
“别难为孩子了！老头子！”郭老太捂着那块手绢离开屋子。
“可我儿子现在在监狱！”
郭老头儿咆哮之后走了。文文被吓到了，她愣了一会儿，突然趴在蛋糕块上哭了起来，王淦把文文抱到怀里，把蛋糕取过来，一口一口喂着文文，“不怕，吃吧，不怕！”
全桌的人才开始吃生日蛋糕，生日才真正开始，大山亲手把蛋糕中间的水果花切给王淦，“过一个生日吧，人总得过上一个生日。”“妈妈，你的生日秘密是我告诉大山叔叔的。”文文怯怯地望着王淦，王淦再也撑不住了，她把脑袋躲在文文的小胸脯上抽噎起来，大山抱住王淦和文文，刘晓丽走过来，赵一康也走过来，他们五个人抱成了一团。
大山的吉他响起来了。赵一康最先在屋子的空地上扭动起来，文文也跟了过来，两个人一会儿对着屁股跳，一会儿对着脸，一边跟着嚎，“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是灿烂的生命……”刘晓丽被赵一康拖到窄小的空地上跳起交谊舞来，即使并不合拍，他们用各自的身体组成了“人”字的一撇一捺，俨然是一对真正的夫妻。而王淦仍然没有动，她在座位上望着这群舞动的人，这让她想尽快回到她的卧室，挑她的毛线头儿，她要把毛线头儿飞舞得更快才能抵挡这些夹杂着悲痛的快乐。
文文唱着唱着，满脸是泪，她高喊着：“我爸爸要是在，跳的最好！”吉他声没有停，“叔叔，凡人歌，快，李宗盛的。”新一首曲子又开始了，嚎声又起，王淦最终被大山拽到跳舞的行列里，这一夜，这五个人又唱又跳，他们就像一群鬼，褪掉人形，制造了有史以来郭老头儿家唯一的天方夜谭。
回到家的时刻，银城一片寂静。郭老头卧室里的灯还没有关，五个人悄悄回到自己的屋子，他们都难以入睡。没人知道，那一夜，赵一康与刘晓丽是否真的成了夫妻。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已经接近黎明，客厅里突然有了动静，大山把一个黑色摄像头扔在了地上，“这是谁？”屋子里的人都陆续钻了出来，只有郭老头儿留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赵一康还没有完全清醒，斜靠在卧室门口，“又是你闹！”
刘晓丽从门缝里挤出脑袋，“大山，乐也乐了！”
郭老太也走到客厅，她看到地上的黑色摄像头脸色煞白，在灯光下，她像极了一具僵掉的尸体。王淦走了出来，她一句话也没说重新回到卧室去，把门紧闭。
赵一康倒抽了几口凉气，他把刘小丽推回屋子，翻箱倒柜地折腾到天亮，把所有的犄角旮旯寻了一个遍。
那一夜，几个屋子里的灯都亮了一夜。郭老头的屋子里摔了很多东西，郭老太从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她缩在床头上，“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为了我儿子！”
“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面子，让人都跟着你活受罪！”
屋子里又哐啷一声，窗台上的花盆摔在了地上，文文的哭声起了，夹杂在两个老人无休止的谩骂声里。
“为了儿子？儿子还不是因为你？”
“闭嘴！”
“就因为你，就因为争那块卖烧饼的地儿，你不看看和谁在争，就因为非要和‘天’争出个理来，那一刀子是儿子挡下的！”
“你再说一遍！”
“要不是要你的‘理’，儿子能杀人！”郭老太嘶嚎起来，文文叫着妈妈，叫着爷爷，叫着奶奶，叫着大山叔叔，叫着一康叔叔，叫着晓丽阿姨，她叫着叫着继续大哭起来。
除了王淦，几个人又从屋子里钻出来劝说，郭老太把卧室门反锁起来，没人能进得去，她积攒了太长的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爆发。
“你死心眼，你牛犟，你心狠！”
“看看王淦！看看王淦！看看这个家，都是被你逼的！”
郭老头儿再也没有动静，郭老太直到哭得没了声息，天才在昏暗中亮起来。那一夜，闹的再凶，王淦也没有走出她的卧室，但，每个人都知道，她一夜没有停止挑毛线头儿。
九
终于到了最干热的八月，银城夏季比通常的城市要热上几倍，人们都开始忧虑大铝炉会不会有一天把土地烧着了，把一切化为乌有。
商业街上持续繁盛起了大片的烧烤摊，大山从寻找酒店的方式转向大排档，他背着吉他穿梭在烟熏火燎之间，每一个餐桌问上一遍，“先生，女士，点个歌吧！”大部分时候，他的声音淹没在酒客们推杯问盏的高喊声里，而这些高喊声又和路边一排大树上的知了叫混杂在一起，银城被吵得冒着焦糊的气息。
有一个夜晚，一个小男孩儿挤过来邀请他，“为我们弹一首吧！”大山激动不已，他找了两年多才找到这样一种与他对接的声音，他雀跃着身子跟随在男孩儿的身后，挤过一个又一个餐桌，在这家“百姓大排档”最东边的一个桌子前停下，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赵一康那个不停蹙动的鼻子，滑过他的鼻子，是车间主任那张铁板脸，随后是办公室几个人，这是科室里几个人的小聚会。
大山突然立在眼前，除了赵一康，全桌的人都愣怔了一会儿，车间主任那张脸立刻发了青，他训斥身边的小男孩儿，也许是他的儿子，“谁让你叫的？”另一边的赵一康摸了摸男孩儿的脑袋，“我，是我，给孩子弹一首！”那一刻大山立在桌子前摆弄了好一阵子吉他，在熟人面前，他突然手脚慌乱，甚至大脑慌乱，他想不起应该弹首什么曲子，在他诸多次的想象中，站在人群中的他旁若无人地弹着他的吉他，掌声和欢呼声、赞叹声不绝于耳，离开想象，一桌子熟悉的目光等待着他，大山的脸上却被狠狠抽了巴掌，在他真正要将自己的面目揭开的这一时刻，他突然觉得无地自容。餐桌后面是一排冬青的隔离带，那一时刻，他第一次感到他的行为是一种可耻，他成为银城人所称的“卖唱”，他真想逃遁到那片隔离带里，离这里远远的。
成片的烧烤摊的人都转向大山，你会听到隔桌的几个人冲着主任喊，“那不是你们厂的炉工吗？”“大山？”“怎么干这个？”大山瞬间变成了一只猴，他胡乱地拨弄起他的吉他，已经不成调子，他嘶哑的声音一发出来，就听到酒桌上传来回应，“唱的啥，跟野狼嚎一样！”大山一直闭着眼睛唱下去，在狭窄的人缝中，弥漫着越来越浓重的烧烤炉子冒出的烟雾，以及食客们嘴里升腾而出的酒气和口臭，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帐幔。大山看不到车间主任那张铁板脸已经深深凹陷下去，扭曲，痛苦，忍无可忍，在大山嚎到最高音的时刻，车间主任喊了一声：“不要再弹了！”他拽着男孩儿顷刻间消失在那片冬青背后。
回来之后，大山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出去找弹吉他的地方，大山的吉他挂在了墙上，它停止了。不仅仅于此，自从上次因为过生日的事情，家里的情况又持续紧张起来。大山在夜晚匆匆赶回老家里，重新寻找上诉的证据，他决定重新换个律师，重新上诉。
直到冬季的一天，大概是周六，疲惫不堪的人们都沉浸在疲惫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得休息一天，理由是车间铸炉检修。大山一清早就醒了，却始终瘫在床上一言不发，他听着赵一康的呼噜声一直想着官司的事情，想着死去的父亲和疯掉的弟弟，还有母亲，以及他的今后……赵一康刚刚睡醒，携带着呼噜的余音从屋子里钻出来，途经大山的门口赶往厨房，紧随他出门的还是刘晓丽，两个人在厨房里叮叮当当了一阵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思，谁也不想说一句话。
王淦此时从监狱里回来了，她一大早赶去探望他的丈夫郭强盛。她一进屋就主动问大家，“去爬金牛山吧。”赵一康和刘晓丽又来到客厅，立在大山的门口，“怎么样了？”王淦从未有过的忧郁布满整张脸，那是一片挣扎到最后的死灰色。
王淦败诉，王淦持续近二十年的官司再一次败诉，得到这一消息的这天上午，没什么可做的，做什么都感到很徒劳，他们四个去爬金牛山。
金牛山在城南三十里，他们坐公交车二十分钟到达。说起金牛山，对于四个人都是陌生而却又崭新的，即使大山算是土生土长的银城人，除了小时候从父亲嘴里无数次听到关于金牛山的传说，也没有真正抵達过它深不可测的肚腹。从离城最近，已经几乎秃掉的牛头处进入，向着金牛山的深处爬去。王淦说：“听强盛说，银城有座金牛山，有完整的牛头和牛尾，牛身子底下覆盖的是龙山文化遗址。”她从遥远的滨海来，她特别想透过牛身子看看过去的人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我们一样艰难吗？一路上，只有王淦一改常态，不停地说着话，她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牛头之处爬得还算顺畅，实际上的牛头已经不复存在，离人越近，树木被砍伐得越厉害，一个新铝厂即将长在牛头上。越靠近牛的肚腹越艰难，相近于原始森林，树木密丛，况且多是遮天的松树，天色在这里黯淡下来，大山和王淦都取出兜里的红线绳，每走过一段，在树上系上一根红线绳，“以前强盛就告诉过我，想爬金牛山，定要带上红线绳，不然会迷路。”
四个人一前一后手拉着手爬进越来越黑暗的密林，刘晓丽喊着王淦，“就到这里吧，王淦。”王淦听不见，她在最前面，拉着大山的手，大山拉着刘晓丽，赵一康断后，四个人在深林里爬行。爬进深林之处时，他们无从知晓，他们为什么来爬金牛山，牺牲掉一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是否值得。 金牛山并不高，四个人在中午爬到了牛的脊背之上，那算是金牛山的至高点，从树缝间望下去，银城尽收眼底，赵一康和刘晓丽兴奋不已，“还真头一次看到银城的整个样子呢！”。整齐的楼房，街道，街上拥挤着甲壳虫般的车子和行人，白天里仍有处处亮起的五彩的霓虹灯，城北几处高大的烟囱，喷洒着烟雾。赵一康伸着手指头寻找他所在的恒信铝业，以及每天他驮着大山行走的那条街和郭老头家。
王淦略过这些，指着陷在山坳里的一处高墙，高墙之内几排房子，有像厂房样子的建筑，“强盛没有骗我，他说站在金牛山脊上可以看到他。”三个人都将视线移到那四面高墙之处，那个牢牢装着郭强盛的监狱，那里牢不可破，把一切隔断了，孤立在那里。
“我以为能死刑改无期，无期改减刑十八年，强盛就可以走出那高墙，但是，现在，他永远不会离开那里。”王淦对着山坳处对大家说着，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面对王淦，大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赵一康立在山尖上像一只狼一样嚎叫了起来。而大山只是抱了一下王淦，她轻得和毛线头一样。
十
赵一康在一次化验中出了事，瞎掉了一只眼睛。当时，他正在做B炉车间里的铝样样检，硝酸在烧瓶里溶解一块稍大的铝料时蹦出来，也许是炉温过高，也许是化学物分解过于高速，也许是赵一康太有把握，硝酸直奔赵一康的左眼。
在车间里正在拉铝棒的大山，听到厂区里的嘶嚎声，和那天在金牛山上的嘶嚎声一模一样，他就知道，赵一康出事了。大山处理完那一炉的铝棒之后奔往市医院，刘晓丽和王淦已经等在手术室门外，刘晓丽惊恐万分，她抱住大山附在他耳朵根问着：“你说，他没事，是不是？”
“在铝厂里工作，危险随处可见，不会有事。”他说给刘晓丽的同时，也说给自己。
赵一康被推出手术室转入病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洋洋自得，他转动着那颗右眼，“老天就是爱戴，给我留下这颗宝。”这颗迅速转动的右眼是赵一康长久在化验室里独树一帜的法宝，多一点锰，少一点铁，什么都逃不过这颗眼球。
因为丢了一颗眼睛，赵一康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待遇，刘晓丽和王淦轮流着给他做些排骨、烧鱼之类的吃食，连郭老头隔三差五也送来刚刚出炉的烧饼。大山时不时给他弹首曲子，说是减轻疼痛，病中的赵一康不但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反而白白胖胖，在原本惨白的皮肤上增添了油光。
赵一康的老婆在他回到家中的康复期才赶到银城来看望，赵一康本打算不把这个事情说给家里人，谁知道家里人在他每一次电话里寻到了不良的蛛丝马迹，赵一康又把那句话拉过来，“老天就是爱戴，还给我留下一颗眼珠！”
赵一康的老婆到银城的那一天已经天黑，大山骑着自行车去车站接，没想到，她还带了女儿来。大山便车前车后驮了回来。赵一康的老婆一看到赵一康半包着的白脑袋便簌簌落泪，女儿也跟着擦眼泪，赵一康火了：“我又没死！再说了，缺个胳膊，少根腿，有什么呢！”他大喊了一声：“文文，带你鑫鑫姐姐去。”刘晓丽和王淦在卧室里正挑着毛线头儿，文文跑去把鑫鑫领到卧室里。
赵一康已经可以起身了，他举着硕大的脑袋朝厨房走去，途经大山的卧室门口，大山也跟了过来，“你都看到了，我老婆和我女儿，我说的是真的。”赵一康把锅添了水，蹲在煤气灶上烧，火苗肆意地舔着锅底，散发出微弱的煤气的味道，“别靠那么近。”大山找了个小马扎递给赵一康，赵一康坐在小马扎上等待开锅，他们突然间感到彼此有太多的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老婆在臥室里叫了一声，“我来做饭吧。”
赵一康一紧，“别让她进来。”大山明白赵一康，“嫂子，你等着就是了。”赵一康已经不能轻易蹙动他的鼻子，那鼻子连着那颗坏掉的眼睛丝丝疼痛，“我不想让她们看到我这样，尤其是我女儿。”大山正在另一个炉灶上做鸡蛋卤，酱油的香气弥散开来，大山看见往锅里下面条的赵一康那只右眼滚动着亮晶晶的东西。他实在是丑陋，松垮的睡衣睡裤像一堆无用的破布胡乱搭在身上，一副窘迫不堪的样子，“我也不想让刘晓丽看到。”大山看着赵一康把头压低，再压低。
那一夜，刘晓丽和王淦住在了一起，赵一康的一家终于得以团聚，老婆终于睡在了丈夫的身边，女儿鑫鑫在窄小的空地上打了一条地铺，刚好把她细小的身子放下。那一夜，赵一康没有打呼噜，整个家里出奇的寂静。那一夜，大山没有睡意，他想着离开大学回到银城这两年的日子，想着自己的亲人，郭老头和郭老太，终日不语的王淦，那个没有见过面的郭强盛，赵一康和刘晓丽，以及赵一康这一家子……人生咋有那么多的不幸啊。
赵一康的老婆呆了两天就匆匆返回陕西老家去了，家里还有赵一康的父亲和奶奶需要照顾，还有几亩田地，女儿鑫鑫只能请四天的假。那一天清早，大山再次一前一后把她们送到了车站，鑫鑫偷偷塞给大山一个小瓶，茉莉花香水，劣质的，极其刺鼻子，要转交给赵一康。大山把香水收进自己的裤兜，他的鼻子顿时酸极了，以致他拼命地蹙动起来，他发现自己像极了赵一康。大山一直把她们送进候车室，才急匆匆赶到铝厂上班。
一切都恢复了原本的秩序，只是，刘晓丽有一阵子一直跟王淦住在一起，那个卧室里又多了一些纷飞的毛线头儿，一群群红色的毛线头儿从白天的红色变成夜间的黑色，有时，她们两个人都不在，你却明明地知道那些毛线头儿在飞舞。
赵一康又回到铝厂工作了，只不过，他不能做化验的主刀手了，他被重新安排到了后勤部，在车间里做些卫生清扫，简单搬搬抬抬的事情。倒是和大山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时常溜到大山所在的熔铸车间里呆上一阵子。
大山的母亲在一次给弟弟送饭时，被弟弟手腕上的铁链砸到了脑袋，昏倒在地上，被邻居救了过来。大山决定把母亲和弟弟接到银城，他在离工厂更近的小区租了一间地下室。在大山决定离开郭老头家的那几天，刘晓丽才回到赵一康那里继续生活，他们又开始在早上双双挤进卫生间，双双吃早饭，双双出门，形影不离。
不晓得是哪一年的冬季，银城新开了一家酒店，大山在那家酒店找到了一份弹吉他的兼职。大山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在清早和傍晚涌动在银城人的蓝色洪流里，它几乎具有一种音乐的律动，没有什么可特别的。他每次在下班后赶去酒店，总要经过幸福小区，原来幸福小区的铁门还是挺阔气的，欧式铁艺，从一个个弯曲的花茎孔儿里望进去，可以望到门口里一家小门脸的便民商店，商店门前，郭老头儿已经在那里贴烧饼了，每次大山都要从郭老头儿那里买上两个烧饼，一边啃着一边穿行在街道上。此时的大山依然没有离开恒信铝厂，直到有一天，大山被铝棒砸断了一根脚趾，成为一个九根脚趾的人，他把它藏在袜子里，哪怕到了夏天，也不穿全漏脚趾的那种凉鞋。
又一次要去见律师之前，大山连续四个夜里做着同样的梦，那是四次爬上巅峰的经历，却始终无法登顶。每一次大山被水洗了一般，全身湿透，他爬起来呆坐在床上，把自己的梦整理了一番：第一次在月初，他很早就在梦里睡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登山行动的，只记得在寒风中向着喜马拉雅山爬去，冻僵在半路，然后像一片雪片从高空中坠落而惊醒;第二次，他像一坨牲畜的粪便匍匐在山脚下，还没来得及开始，一只脚向着天空的高处插进去，跌落下来，一身虚汗，晕倒在地上，那一次，他有史以来发现自己竟然恐高;第三次是浪漫的，埃菲尔铁塔竟然矗立在眼前，他丝毫没有恐惧，为了铁塔的美丽，满腔热血爬起来，一口气累死在塔尖儿;第四次，他刚刚从一座不知名的山上滑下来，那山是一把垂直倒立的刀片，光滑银亮，他爬到三分之一处向上望，那山竟是光线做成的，明亮的强光射下来，他就在虚空的光柱上滑了下来，落到眼前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