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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裔美国文学家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一直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作品之一，而其刻画的华裔小女孩的文化观念及对传统英雄人物花木兰的改写引起了一场关于华裔美国文学文化属性的激烈争论。本文尝试以赵汤之争为基点，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女勇士》中东西文化的碰撞、文化认同与重新解构等方面进行解析，从而论证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属性。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碰撞；重新解构；文化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支新兴力量，尤其是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第二代移民作家的作品备受关注，而这些作品亦其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身份引发了很多争议。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1](Woman Worrier)就是其中之一。该作品分为五个部分：无名女人、白虎山峰、巫医、西宫门外与羌笛之歌，从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小女孩的视角展现了周围的女性，尤其是母女两人的现实生活，深刻地揭示了诸如文化差异、种族歧视、性别政治和自我认同等主题，以女性作家的视角突出了主人公在文化属性上的不懈探索。由于华裔女性不仅被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而且被崇尚父权的华人社会边缘化，这就使得该作品的文化属性问题愈加复杂。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对《女勇士》进行跨文化分析，论证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属性。
一、赵汤之争引人深思
1976年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以一本《女勇士》（Woman Warrior）引起了美国文学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而华裔美国文学界卻有很多人对汤亭亭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中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而感到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和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的“赵汤之争”。这场论争最早见诸文字的史1980年几位华裔作家陈耀光、赵健秀和黄忠雄等为《三种美国文学》一书撰写的“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简介”。赵健秀等人不但完全排除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人，而且点名批判，认为他们为了讨好白人而背弃、出卖自己的文化传统、“伪造中国文化”。[2]
卫景宜在《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3]中梳理了双方的观点，她认为，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女勇士》是一部沿袭了“东方话语”式的自传体小说，还是一部手法创新的小说；作者对中国典籍的改写是否是为了讨好白人而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亵渎。反对派的观点认为，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受白人推崇的作家的写作意识属于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追随传统的华裔作家，以个人经验写作迎合主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认为他们厌恶自己的华人身份、认为其写作手法是“对历史和文学的毁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而支持派的观点则认为少数族裔作家并不是少数族裔群的代言人，要求华裔后代保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是反历史的，而《女勇士》的作者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什么是华裔美国人”这一问题的思考。
自《女勇士》出版以来，这场引人深思的“赵汤之争”也一直持续了三十年，并且至今仍是华裔美国作家和研究者们所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审视华裔文学中中西文化差异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高背景与低背景文化的体现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空间关系学的创始人爱德华·霍尔把文化大体划分为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4]。由于长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比如，高背景文化提倡尊老爱幼，子女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训导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家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冒犯的，子女只能绝对服从。而深受低背景文化影响的人崇尚自由、平等和民主。在高背景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非常重视集体的力量。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不是体现他个人的价值，而是代表着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群体价值。因此，一个人做了坏事往往会殃及整个家族；同样，若是取得了荣誉也会光耀门楣，甚至光宗耀祖。而低背景文化环境中，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鼓励个人奋斗。这些差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问题，有时甚至会产生隔阂和冲突。这一点在《女勇士》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女勇士》真实细腻地描述了分别处于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的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出于对华侨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年幼的主人公一听到“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时就大哭不止；当她得知学好功课被认为是只能给未来的公婆增添光彩的时候，就决定“再也不拿A了”；她“坚决不做饭”，因为这样会符合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当母亲强迫她去送错药的药店索要糖果以除晦气的时候，她感到荒唐，难以忍受；她不理解姨妈古怪离奇的举止行为，讨厌华裔移民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憎恨母亲对于家族历史的诡秘态度……女儿的种种叛逆行为都是通过母女之间的冲突展开的。中国对于主人公来讲是一个遥远、陌生、荒唐离奇的国度，一个充满鬼怪又有着传奇女英雄的国度，一个年幼的主人公无法认同又难以割舍的想像国度。这个想像中的故土是由母亲讲述的她在中国的经历、充满神秘色彩的鬼故事、姑姑的悲惨遭遇、花木兰等内容构建出来的。女儿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挣扎、困惑、苦苦思索自己的身份和文化根源，并以与母亲的对抗表现主人公向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挑战。通过副标题《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汤亭亭试图向读者揭示出主人公对于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每天耳濡目染的美国文化的困惑。如果说“鬼是她母亲试图传给她的代表中国传统的精神和人物以及一切外国人[1]，那么在主人公看来他们是行踪诡秘、缥缈不定、神秘莫测的。这正是高背景文化与低背景文化之间冲突的体现。这样的文化冲突只有加之充分理解和客观的认识才能得到很好的诠释。
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作为华裔美国人，汤亭亭的世界更为宽广。论血统，她是中国人，而论国籍、生活经历，她又是美国人。作为中国移民的后代，她漂泊于美国这个异乡他邦，在唯一的现实世界-美国社会中，她却又处在边缘。因此，她既能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审视美国人的文化，也可以从美国人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种双重身份使她成为质疑种族对抗和文化冲突的最佳人选。
小说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充分暗示了其中关于各种鬼的描述及其意象的举足轻重。在中国，“我”的父母会把“我”和妹妹们卖掉，“我”的父亲会娶两三个姨太太，她们会往我们的脚上泼滚开的油，并谎称我们哭是因为淘气。她们把好吃的给自己的孩子，给我们石块。中国人会处死那些装扮成士兵和学生的女孩子，而不论她们在战斗中多么英勇或是在考试中得到怎样的高分。这一切让“我”幼小的心灵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抵制与疏离。而美国的生活则理性、自由，其中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和个性的氛围似乎更受“我”的青睐。美国学校的老师告诉她“月蚀只是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之间投向月亮的影子，”而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却称之为“蟾蜍吞月”；美国氛围使她确信，只要学业优秀，塌实苦干就可以出人头地，而中国传统却决定了女孩子被出卖或为人妻的命运。在作者眼中中国人野蛮怪异，而生活在周围的华人也都神秘兮兮，满口谎言，大声说话（除了在饭桌上，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吃饭时漏掉食物就意味着漏财）走路不雅，重男轻女，辈分严格。
在描述族裔散居者的困境时，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说过，“一个移民传统上经受着三重断裂：他失去了他的定位，他进入了一个异域语言，他发现自己周围的人的社会习俗和准则都不同于自己甚至冒犯自己。”作为第二代移民的“我”虽然渴望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同与接纳，却无法逃避种族偏见和强势文化的排挤与压抑，只能在主流文化的边缘苦苦挣扎。华人的群体失声使作者将沉默与作为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群体的沉默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消声与抹煞，象征着弱势民族在主流社会中的不被接受、无法参与的无奈，从侧面揭示出主流文化给边缘文化造成的巨大心理、精神上的创伤。在此，汤亭亭申明了她的跨文化立场，即坚决反对将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并强烈地控诉了二元文化对立对华裔美国人造成的深重侵害。
四、文化认同与重新解构
小说以母亲的告诫开篇，“我跟你讲的事，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此处，母亲指的是姑妈不守妇道，与人通奸，最终被迫投井的“家丑”。這句话对年幼的“我”触动颇深，姑妈为家庭带来了羞辱，因而“我”被迫对此守口如瓶。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的父权权威之下，作为一个女人必须循规蹈矩，保持沉默，服从男权至上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母亲一再告诫 “我” 要严守家族的秘密，目的是为了让 “我” 以此为戒，作一个安分的女人。母亲试图向 “我” 灌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中心价值观，让“我”从小开始就放弃追求独立和个性的精神，乖乖的在男权权威下就范。可是深受美国主流文化浸染的“我”的骨子里要求男女平等，追求个性与独立，对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观念深恶痛绝。作者用语言的权威性奏响了心中反抗父权传统和女性沉默论的最强音。汤亭亭对于姑妈故事的重新诠释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女权和平等意识，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中心。汤认为压迫女性的男权统治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与根源，因而她试图将女勇士塑造成另一个自我，以倾覆整个父权传统，向她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发出挑战。民间传说中英勇杀敌的花木兰在她的笔下变成了与封建统治对抗的勇士。可见，汤亭亭在重构的故事中追求的并非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信条，而是能够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的西方社会中的女权主义理想。对于花木兰故事的重构实际上是汤亭亭进行中西跨文化再创造的结果。“汤亭亭并不想要她们之间完全吻合。受花木兰的英雄行为和坚强性格的影响，她有目的地塑造了一个综合形象— 一个集花木兰、岳飞等英雄人物的品质和行为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女剑客，借此来向读者展示一个女孩(她自己)与男女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的过程”。这样作者跨文化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思想的深刻批判。
五、结语
《女勇士》是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书，中国文化的描述与读书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不无关系。《女勇士》的作者生长在与中国相异的美国文化氛围中，她对中国文化有着与我们本土人不同的视角。汤亭亭的创作之中存在着众多的文化现象罗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混杂，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已经不再是鲜明的个体记忆，而是一种模糊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面对强烈的美国意识必定变得零散和不确定。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读者也并不是将《女勇士》作为传统的中国小说来解读和阐释，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包含了多元文化的文本来看待。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中叙述则是他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文化。因此，在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的今天，要想使国际间的交往更加融洽，最大限度地避免误解和冲突，就要尽量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尊重彼此的传统和文化。
参考文献：
[1]汤亭亭.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42-43.
[2]单德兴.“开疆”与“辟土”——作家访谈录与文学论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24.
[3]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43,74.
[4]Samovar,Larry.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New York:ClarkBaxter,2001:80-81.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碰撞；重新解构；文化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支新兴力量，尤其是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第二代移民作家的作品备受关注，而这些作品亦其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身份引发了很多争议。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1](Woman Worrier)就是其中之一。该作品分为五个部分：无名女人、白虎山峰、巫医、西宫门外与羌笛之歌，从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小女孩的视角展现了周围的女性，尤其是母女两人的现实生活，深刻地揭示了诸如文化差异、种族歧视、性别政治和自我认同等主题，以女性作家的视角突出了主人公在文化属性上的不懈探索。由于华裔女性不仅被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而且被崇尚父权的华人社会边缘化，这就使得该作品的文化属性问题愈加复杂。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对《女勇士》进行跨文化分析，论证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属性。
一、赵汤之争引人深思
1976年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以一本《女勇士》（Woman Warrior）引起了美国文学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而华裔美国文学界卻有很多人对汤亭亭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中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而感到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和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的“赵汤之争”。这场论争最早见诸文字的史1980年几位华裔作家陈耀光、赵健秀和黄忠雄等为《三种美国文学》一书撰写的“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简介”。赵健秀等人不但完全排除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人，而且点名批判，认为他们为了讨好白人而背弃、出卖自己的文化传统、“伪造中国文化”。[2]
卫景宜在《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3]中梳理了双方的观点，她认为，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女勇士》是一部沿袭了“东方话语”式的自传体小说，还是一部手法创新的小说；作者对中国典籍的改写是否是为了讨好白人而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亵渎。反对派的观点认为，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受白人推崇的作家的写作意识属于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追随传统的华裔作家，以个人经验写作迎合主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认为他们厌恶自己的华人身份、认为其写作手法是“对历史和文学的毁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而支持派的观点则认为少数族裔作家并不是少数族裔群的代言人，要求华裔后代保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是反历史的，而《女勇士》的作者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什么是华裔美国人”这一问题的思考。
自《女勇士》出版以来，这场引人深思的“赵汤之争”也一直持续了三十年，并且至今仍是华裔美国作家和研究者们所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审视华裔文学中中西文化差异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高背景与低背景文化的体现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空间关系学的创始人爱德华·霍尔把文化大体划分为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4]。由于长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比如，高背景文化提倡尊老爱幼，子女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训导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家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冒犯的，子女只能绝对服从。而深受低背景文化影响的人崇尚自由、平等和民主。在高背景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非常重视集体的力量。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不是体现他个人的价值，而是代表着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群体价值。因此，一个人做了坏事往往会殃及整个家族；同样，若是取得了荣誉也会光耀门楣，甚至光宗耀祖。而低背景文化环境中，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鼓励个人奋斗。这些差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问题，有时甚至会产生隔阂和冲突。这一点在《女勇士》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女勇士》真实细腻地描述了分别处于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的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出于对华侨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年幼的主人公一听到“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时就大哭不止；当她得知学好功课被认为是只能给未来的公婆增添光彩的时候，就决定“再也不拿A了”；她“坚决不做饭”，因为这样会符合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当母亲强迫她去送错药的药店索要糖果以除晦气的时候，她感到荒唐，难以忍受；她不理解姨妈古怪离奇的举止行为，讨厌华裔移民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憎恨母亲对于家族历史的诡秘态度……女儿的种种叛逆行为都是通过母女之间的冲突展开的。中国对于主人公来讲是一个遥远、陌生、荒唐离奇的国度，一个充满鬼怪又有着传奇女英雄的国度，一个年幼的主人公无法认同又难以割舍的想像国度。这个想像中的故土是由母亲讲述的她在中国的经历、充满神秘色彩的鬼故事、姑姑的悲惨遭遇、花木兰等内容构建出来的。女儿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挣扎、困惑、苦苦思索自己的身份和文化根源，并以与母亲的对抗表现主人公向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挑战。通过副标题《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汤亭亭试图向读者揭示出主人公对于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每天耳濡目染的美国文化的困惑。如果说“鬼是她母亲试图传给她的代表中国传统的精神和人物以及一切外国人[1]，那么在主人公看来他们是行踪诡秘、缥缈不定、神秘莫测的。这正是高背景文化与低背景文化之间冲突的体现。这样的文化冲突只有加之充分理解和客观的认识才能得到很好的诠释。
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作为华裔美国人，汤亭亭的世界更为宽广。论血统，她是中国人，而论国籍、生活经历，她又是美国人。作为中国移民的后代，她漂泊于美国这个异乡他邦，在唯一的现实世界-美国社会中，她却又处在边缘。因此，她既能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审视美国人的文化，也可以从美国人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种双重身份使她成为质疑种族对抗和文化冲突的最佳人选。
小说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充分暗示了其中关于各种鬼的描述及其意象的举足轻重。在中国，“我”的父母会把“我”和妹妹们卖掉，“我”的父亲会娶两三个姨太太，她们会往我们的脚上泼滚开的油，并谎称我们哭是因为淘气。她们把好吃的给自己的孩子，给我们石块。中国人会处死那些装扮成士兵和学生的女孩子，而不论她们在战斗中多么英勇或是在考试中得到怎样的高分。这一切让“我”幼小的心灵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抵制与疏离。而美国的生活则理性、自由，其中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和个性的氛围似乎更受“我”的青睐。美国学校的老师告诉她“月蚀只是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之间投向月亮的影子，”而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却称之为“蟾蜍吞月”；美国氛围使她确信，只要学业优秀，塌实苦干就可以出人头地，而中国传统却决定了女孩子被出卖或为人妻的命运。在作者眼中中国人野蛮怪异，而生活在周围的华人也都神秘兮兮，满口谎言，大声说话（除了在饭桌上，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吃饭时漏掉食物就意味着漏财）走路不雅，重男轻女，辈分严格。
在描述族裔散居者的困境时，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说过，“一个移民传统上经受着三重断裂：他失去了他的定位，他进入了一个异域语言，他发现自己周围的人的社会习俗和准则都不同于自己甚至冒犯自己。”作为第二代移民的“我”虽然渴望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同与接纳，却无法逃避种族偏见和强势文化的排挤与压抑，只能在主流文化的边缘苦苦挣扎。华人的群体失声使作者将沉默与作为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群体的沉默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消声与抹煞，象征着弱势民族在主流社会中的不被接受、无法参与的无奈，从侧面揭示出主流文化给边缘文化造成的巨大心理、精神上的创伤。在此，汤亭亭申明了她的跨文化立场，即坚决反对将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并强烈地控诉了二元文化对立对华裔美国人造成的深重侵害。
四、文化认同与重新解构
小说以母亲的告诫开篇，“我跟你讲的事，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此处，母亲指的是姑妈不守妇道，与人通奸，最终被迫投井的“家丑”。這句话对年幼的“我”触动颇深，姑妈为家庭带来了羞辱，因而“我”被迫对此守口如瓶。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的父权权威之下，作为一个女人必须循规蹈矩，保持沉默，服从男权至上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母亲一再告诫 “我” 要严守家族的秘密，目的是为了让 “我” 以此为戒，作一个安分的女人。母亲试图向 “我” 灌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中心价值观，让“我”从小开始就放弃追求独立和个性的精神，乖乖的在男权权威下就范。可是深受美国主流文化浸染的“我”的骨子里要求男女平等，追求个性与独立，对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观念深恶痛绝。作者用语言的权威性奏响了心中反抗父权传统和女性沉默论的最强音。汤亭亭对于姑妈故事的重新诠释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女权和平等意识，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中心。汤认为压迫女性的男权统治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与根源，因而她试图将女勇士塑造成另一个自我，以倾覆整个父权传统，向她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发出挑战。民间传说中英勇杀敌的花木兰在她的笔下变成了与封建统治对抗的勇士。可见，汤亭亭在重构的故事中追求的并非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信条，而是能够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的西方社会中的女权主义理想。对于花木兰故事的重构实际上是汤亭亭进行中西跨文化再创造的结果。“汤亭亭并不想要她们之间完全吻合。受花木兰的英雄行为和坚强性格的影响，她有目的地塑造了一个综合形象— 一个集花木兰、岳飞等英雄人物的品质和行为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女剑客，借此来向读者展示一个女孩(她自己)与男女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的过程”。这样作者跨文化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思想的深刻批判。
五、结语
《女勇士》是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书，中国文化的描述与读书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不无关系。《女勇士》的作者生长在与中国相异的美国文化氛围中，她对中国文化有着与我们本土人不同的视角。汤亭亭的创作之中存在着众多的文化现象罗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混杂，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已经不再是鲜明的个体记忆，而是一种模糊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面对强烈的美国意识必定变得零散和不确定。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读者也并不是将《女勇士》作为传统的中国小说来解读和阐释，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包含了多元文化的文本来看待。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中叙述则是他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文化。因此，在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的今天，要想使国际间的交往更加融洽，最大限度地避免误解和冲突，就要尽量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尊重彼此的传统和文化。
参考文献：
[1]汤亭亭.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42-43.
[2]单德兴.“开疆”与“辟土”——作家访谈录与文学论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24.
[3]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43,74.
[4]Samovar,Larry.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New York:ClarkBaxter,2001: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