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故事的大意是说，鲁国国君伯禽刚受封时，到鲁地就国，三年后才向周公报告政绩。周公问：“为什么这么晚呀？”伯禽说：“改变当地的风俗，革除他们的礼制，守丧三年然后才除去丧礼，所以晚了。”姜太公同时封在齐地，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了政绩。周公问：“为什么这么快呀？”姜太公回答说：“我简化他们的君臣礼节，遵从他们的生活习俗。”等到姜太公（有人认为此处应是周公）知道伯禽报告政绩晚时，叹息说：“哎呀，鲁国的后代大概要成为齐国的附庸了！政治制度不简易，民众就不会去接近;平易近人，老百姓就必定去归顺它。”
　　姜太公听了关于治理齐国的汇报和伯禽治理鲁国的汇报后，两相对比，看到了差距，所以也就有了“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的感叹。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一个“简”字上面——“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治理国家也好，公司治理也罢，策略都是非常關键的，都是关乎治理的效率、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果。大到治国行政，就是要让百姓知道做什么不做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小到公司治理，公司的战略、规章、制度都要让公司员工知道，而且要不用费力地知晓和明了。那样推行起来才容易。如果要做到这点，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弄得简单明了，清晰易懂。最简单的例子，“简化”办事程序和手续，就是类似的道理。
　　提到公司治理中的“简单”，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最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前GE总裁杰克？韦尔奇。杰克？韦尔奇的最高管理原则，也是他成功的最大秘诀是“把事情简单化”。他说：“管理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混乱的事情规范化。”对他来说，使事情保持简单是商业活动的要旨之一，他的目标是“将我们在通用电气所做的一切事情、所制造的一切东西‘去复杂化’”。
　　无独有偶，著名的投资人查理？芒格信奉的第一投资原则就是“让问题简单化”。任正非也曾经在华为内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公司最大的浪费是工作的无效性……不允许随意更改制度流程，我们的管理改进要现实主义，要尽可能简单;不允许仅仅为了追求管理的完美，而做太复杂的系统改进;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IT化，要简单实用。”
　　简单实用，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比较困难，能够化繁为简才是真功夫。所以韦尔奇感慨说：“做到简单化的行事作风，需要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对大公司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官僚主义不仅惧怕速度，更讨厌做事简单化。”
　　杰克？韦尔奇凭着他的自信、热情、勇气和智慧，发动全体员工积极参与，与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全面的抗争。而且，在执掌通用的20年里，韦尔奇将那些面对现实、破除官僚主义的成功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向每一个GE的听众讲述，使之成为了GE的文化和理念。
　　齐国的为政以简，鲁国的为政以繁，由此得出“后世北面事齐”的结论。从为政的策略和形式，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偶然。这个观点在《周易》中也有明确的体现。《易·系辞》上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我们今天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原因就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很多东西就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复杂化，而且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而内容的空洞，也就往往需要形式的繁杂来支撑。
　　我们今天反对“内卷”，就在于简单的一件事儿，系统会把它搞得越来越复杂，你得盖很多章，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办事的人一个个一本正经，给人感觉专业又正规，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们今天强调效率，效率又从何来？“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道理也就在这里吧！无论是政府的效率还是公司的效率，简单都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和前提。
　　老子说：“大道至简。”任何制度都可以简化，为了提高效率，管理者可以采用简便的方法加强企业内部的沟通，宝洁公司“一页备忘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公司规模不论大小，其本质都应该是简单的，复杂只是人为所致，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倡导简单的风气，努力培养并学会运用化繁为简、以简驭繁的管理智慧，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