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末读生态学硕士前，我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工作了十年。看到过云南许多世居民族（国外称原住民）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桃花源场景。后来参加了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社会林业推广项目，作为民族学研究者与从事林学、农村经济学研究者合作，更加深了对世居民族生态社会经济系统的理解和研究兴趣。在泰国攻读生态学硕士和后来读流域管理博士期间，有更多机会访问东南亚原住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良好实践。所看到的“桃花源”都有一个共性，他们在自然呵护下，敬畏地享用着生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的生计和价值观使他们与自然和谐，与他人和谐也与自己的内心和谐。
　　1998年长江洪水后，为了调查洪水原因，我走访了金沙江一些小流域。看到当地森林砍伐为基础的GDP不仅造成下游洪水泛滥，更给当地生态和世居民族的生计造成毁灭性后果。1998年也是我第一次访问拉市海，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在一个美丽而饱经创伤的湖泊流域恢复生态-社会和谐关系。


　　之后，我创办了一家民间组织“绿色流域”。在拉市乡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成立了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委员会并规划实施一系列世居民族参与的流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并获得美国乐施会、香港乐施会、大自然保护协会、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世行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的支持。
　　在过去的16年里，我们通过纳西族和彝族社区资源自我管理方式，修复和保护了流域生态，建立了多样和可持续的生计，增强了社区面对市场与气候变迁风险的复原韧性。 项目搭建了NGO、地方政府与村民建设性对话平台—流域管理委员会，还成立了四个世居民族的自治组织：纳西族“西湖村流域小组”、纳西族“拉市海渔业协会”、纳西族“海东村灌溉协会”和彝族“波多罗村流域小组”。
　　这些项目都遵循着生态-社会系统良性运作模式，即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通过制度建设，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来发展社会经济，并向系统外部提供良好的生态服务。例如：流域保护和管理使流域居民享有环境福利。拉市海的水是丽江古城主要水源，下游古城几十万居民享有古城小桥流水惬意生活和每年一千多万游客带来的旅游收入。拉市海越冬鸟类保护，吸引每年几十万中外游客来此旅游和观鸟。不仅带来丰厚的旅游收入，也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西湖村治理水土流失，发展混农林和生态种植水果，大大减少了泥沙淤积和污染。渔业协会健全管理制度，取缔了非法网具，拉市鱼成为丽江特色食品，也为越冬水鸟提供丰富的食物。灌溉协会带领村民连续6年度过特大干旱，生态种植果蔬，收入增加，面源污染减少了。上游彝族村发展中草药种植和生态旅游，还保护了2万亩水源林，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一条高寒山区天然林保护与生计保障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认为尊重生态的人类发展活动才可持续。应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管理制度并调节资源保护和利用，上游和下游利益。达到这一点，需要各方协调。NGO一方面协助社区进行公共资源管理，一方面要与政府沟通协调。当地居民才是资源的主人，但社区也需要组织起来实施资源管理项目。有了资源管理的主体，还需要一定的能力建设。除了培训，实践是最好的方式，村民们在参与项目过程中，经济能力（农、林、牧、渔业，旅游业），社会能力（社会合作、组织活动），政治能力（议事、倡导、监督和影响决策）得到了增强。


　　近年，国务院扶贫办减贫中心考察了波多罗彝族村社区发展经验， 决定将该经验收进国际扶贫案例库向国内外推介。现在拉市海项目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赤道奖”，将同其他20个原住民社区良好实践一起向世界推广。
　　如果说，拉市海有经验可谈，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尊重世居民族资源管理的权利。十六年，时刻记住他们是桃花源的主人，我们不过协助他们管理自然资源和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