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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微博不仅成为个人表达和展现的平台，也成为公众舆论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渠道。尽管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有所影响，但鲜有实证研究从个体用户层面探讨中国微博用户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和线下线上社会资本与其公共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对329位微博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参与程度颇低，而在微博上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则相对较高。内部效能感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传播与动员，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话语式参与呈正相关；外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则主要集中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和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相对于桥梁型资本，粘结型资本对于线上和线下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力更为显著。
关键词：微博；公共事件参与；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36-008
在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深水期的中国，各方矛盾复杂，由事关民生、政务、社会安全等问题和各种灾难引发的公共事件频频发生，极易造成冲突的激化。而传统新闻媒体又受到严格管制，导致许多与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流通不畅。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网络的普及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共事件的非体制化渠道。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凭借其信息简短、传播迅速、交互性强、操作便捷、用户规模庞大等优势，已经成为传播公共事件、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对公共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改变了事件的发展进程，影响了政府决策和行动。自2010年以来，众多公共事件（如“表哥”、“房叔”等）首先在微博上披露或发布，随之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和调查。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微博平台获知公共事件相关信息，并且在线上或线下参与公共事件。
虽然对于微博与公共事件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各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但现有研究多从宏观上考察公共事件的传播机制，缺乏从用户内在属性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来探讨其微博公共事件参与的实证研究。而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水平有所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将个人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与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参与联系起来，考察前两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并以怎样的方式解释微博用户的公共事件参与。
一、公共事件及其参与的界定
对于“公共事件”，中国大陆学界一直以来缺乏足够权威、完整和明确的定义。国内研究频繁采用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其所指虽然与“群体性事件”、“舆情事件”、“网络事件”等概念常有重叠之处，但不尽相同。无论是“突发性”所强调的社会危害内涵，还是“群体性”所选取的官方管控视角，都难以准确反映本文所要探讨的“公共事件”的重要属性。本文对公共事件的概念界定将回归公共本身，关照的是事件的“公共性”。最早对公共性进行阐述的理论学者之一哈贝马斯（1990）曾指出，“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他强调的是个体聚集在一个公开、共享的公共空间，平等、理性地参与对话。公共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促成一个开放、平等、理性的平台，并且让公共利益在这一平台的商议和讨论中得以实现。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媒，互联网具有较低的准入门槛、突破地域限制的广泛社会参与性，以及有利于个体挑战强势利益的匿名性，这使得它在公共性议题里体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微博的普及，使得公共议题更加迅速地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爆炸式的传播和反应。基于 “公共性”概念中所包含的公开可见、公共利益等多层含义，并结合中国的具体背景，本文将“公共事件”定义为：涉及公众生活，与公众的普遍利益或诉求密切相关，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且对政策、法律等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
那么又该如何界定这些公共事件的参与行为？这与“公民参与”的概念密切关联。自帕特南出版《让民主运转起来》（Putnam，1993）一书以来，公民参与就成为国外学界的流行词汇，然而他并没有予以明确的定义。从广义出发，有学者把它定义为“旨在确认和解决公众所关注议题的行为”（Carpini，2013），或者“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Zukin，et. al，2006）；在狭义上，不同的学者也对此概念从社区义务、集体行动、政治卷入等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Adler & Goggin，2005）。虽然以上学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民主语境下的，但就国内实际经验而言仍然值得借鉴。本文倾向于将公共事件参与视为广义上的公民参与，即试图影响公共利益的追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包括潜在的政治参与（如讨论公共话题）和外显的政治参与（如协商、投票、请愿等）。公民参与行为受到年龄、种族、人格、社会经济地位、人际信任、政治信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Finlay，Flanagan，& Wray-Lake，2011； Scheufele & Shah，2000）。其中，作为一种内生性因素的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参与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二、公民参与的内生性因素：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最初它被定义为“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的感觉”（Campbell，Gurin，& Miller，1954）。尽管该定义包含了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的指涉，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效能感被视为一个单一概念。直到鲍尔奇（Balch，1974）从中明确辨析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和个体对外部系统性能的信念，由此海外学者明确发展出目前最受认可的政治效能两个维度：一是内部效能感，指的是个人对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并有效参与政治的信念；二是外部效能感，指的是个人对政府机构和官员响应公民需求的信念。
内部效能感也叫“输入功效”，通常包括个人对其政治消息灵通性、政治过程理解力、政治职位胜任感以及政治事务行动力等政治能力各方面的自我感觉（Niemi，Craig，& Mattei，1991）。外部效能感也叫“输出功效”，它不同于政治态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治信任。克雷格等人（Craig，Niemi，& Silver，1990）的研究发现，政治信任主要指涉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公平感受，而外部政治效能感关注的则是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回应性。他们将外部效能感分为基于政体的外部效能感和基于现任领导者的外部效能感。前者是指“对政治性构成与执行的惯常规则和程序能够促进公民投入的期待”，后者是指“对现任领导者响应公民需求动机和能力的信念”。外部效能感通常包括对自身话语权、决定权和官员是否关心民众想法等等的感觉。 除了上述两个已反复验证了的维度外，香港学者李立峯（Lee，2006）提出并验证了政治效能感在过渡型社会背景下的第三个维度——集体效能感。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心理学。以班杜拉（Bandura，2000）为代表的社会认知理论将人类能动性的概念扩展到集体能动性，人们在通过集体力量达成目标过程中所共享的信念是集体能动性的关键成分。在班杜拉的定义中，集体效能感指的是“一个团体对它自身组织、执行行动方案以达到某种成就的联合能力的共同信念”。李立峯将其引入到政治效能感的考察中，并强调集体效能感的主体实际上是个体而非集体。因为即便身处同一集体，不同个体的共同信念程度也是有差异的。集体效能感因此属于一种个人属性，是“个体对集体作为行动主体所能产生政治影响力的信念”。他还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主导的社会背景下，集体效能感应是政治效能感一个重要的衡量维度。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个衡量政治态度的重要概念，常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结合在一起以考察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不少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投票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如，Ikeda，Kobayashi，& Hoshimoto，2008；Lee，2006；Zimmerman，1989）。芬克尔（Finkel，1985）则提出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是相互影响的，政治参与本身在提升外部效能感方面有显著的效果。然而，政治效能感各个维度与具体政治参与行为的正向关联并不是绝对的。一项关于中国江苏村民自治的研究就发现，由于对村委会制度限制的不满，有较高内部效能感的中国村民反而不愿参与投票（Zhong & Chen，2002）。周葆华（2011）在厦门PX事件研究中也发现，公民参与与内部效能感呈正相关，而与外部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缺乏关联；他还认为，公众参与行为可能是突发性的，“公众未必是以政治效能为基础进行政治参与，而是情势所迫”。
各国尤其是中国相关经验研究结论的多样性，说明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关联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下很可能有新的呈现。目前我国的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基层民主建设、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政治社会化以及港台的选举政治等问题上，对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背景下的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参与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也缺乏对公共事件参与中公众个体微观层面的考察。而在当下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的中国转型期背景，以微博为代表的快速、互动、去中心的新媒体特性，均使得考察政治效能感对公民参与的作用富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公民参与的外部因素：社会资本
在公民参与研究中，外部因素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焦点。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新媒体也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公共事务信息的平台，社交网络也具有了重新定义公民参与的潜力。比如，社交网络通过让使用者感受到小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增加与其他成员的相互认知，由此培育规范的互惠和信任，创造公民参与机会（Horrigan & Rainie，2002）。还有不少学者发现互联网为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平台（Lin，1999； Ellison，Steinfield & Lampe，2007），由此将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与公民参与联系起来（如，Resnick，2002； Gil de Zú？觡iga，Jung，& Valenzuela，2012）。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某种持久的网络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制度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中有两点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一是与社会网络相联系，二是对社会结构的突显。
真正将社会资本与公民的社区生活联系起来的是帕特南，他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特性，如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能促进互利的协调与合作”（Putnam，1993），这个定义的核心是网络、规范和信任。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的调查发现，社会信任来自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社会网络使得信任得以传递和扩散；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并且有助于集体行动和提高社会效率。帕特南的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对社会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受到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1973）的启发，帕特南后来又将社会关系分为粘结型资本和桥梁型资本（Putnam，2000）。前者是一种排他型的社会资本，当紧密联系的个体（例如家人或亲密朋友）互相提供情感上的或实质上的支持时，便会产生粘结型资本。这种资本能够形成较强的情感归属感，强化动员，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排外的负面效果。与此相对，桥梁型资本是一种兼容型的社会资本，经常产生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社会网络里。这种关系是薄弱的，很少提供情感支持；但是具有广度，因而有可能开拓社会视野或世界观，带来新的信息或资源。
在互联网语境下，网络技术的廉价和便利鼓励更广泛的成员加入社群，能够极大促进桥梁型资本，但是关系较为肤浅，粘结型资本较难形成（Galston，1999； Donath & Boyd，2004）。尽管如此，国外学者大多认为互联网能够扩展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并建立起社会信任，这些为新型社区的建立提供了便利（Resnick，2002； Wellman，Haase，Witte，& Hampton，2001）。例如，一项基于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在线桥梁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有积极联系，而在线粘结型资本与传统政治参与正相关（Skoric，Ying，& Ng，2009）。另有研究也证实了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获取信息功能时，会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公民参与和在线、线下的政治参与（Gil de Zú？觡iga，Jung，& Valenzuela，2012）。
中国学者近年来也日益关注对于互联网、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研究。胡荣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别研究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情况。他发现社团因子和小区认同因子与村民的政治参与正相关，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人大选举、利益表达和维权抗争这三种方式都有巨大影响，并且网络也成为了城市居民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胡荣，2008）。李亚妤（2011）通过调查天津、上海和广州这三大沿海城市的市民，发现网络政治参与的程度比较低，公民的政治冷漠在网络空间里有所体现，但另一方面，上网时间、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小区归属感、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当微博日益成为中国公共讨论和动员的重要阵地，国内学界也涌现出一些相关文献，但是大多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微博空间里公民参与的内涵、特征、意义、影响等，对于如何测量微博用户线上和线下参与特别是不同的参与类型以及有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则很缺乏。 四、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考察我国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认知和参与程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下核心问题：微博用户的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如何预测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微博上参与公共事件的不同方式？笔者假设，当下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微博的出现为公共事件提供了发酵传播的平台，政治效能感高的用户也许更有可能积极参与其中。另外结合前人研究，社交媒体的使用从客观条件上有利于形成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信息的交流，也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动员，由此可推断，微博用户的社会资本越高，越有可能参与公共事件。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微博用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可能影响其对于公共事件的参与态度和行为。
本研究主要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抽样方法并适当控制用户性别和在校生的比例，以QQ消息、微博私信或微博消息更新等的发放方式进行在线问卷调查（1）。调查时间段为2012年2—4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29份（仅限有微博账号的用户）。问卷主要分为人口统计资料、微博使用（2）、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公共事件认知和公共事件参与等六大部分。
关于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克雷格等人（Craig，Niemi，& Silver，1990）的测量提供了参考蓝本。结合中国国情，本研究采用20个题项。集体效能感方面，班杜拉（2000）提出其测量可以通过两个指标，一是集体成员对自身在集体中发挥特定作用能力的评价，二是集体成员对集体作为一个整体运作能力的评价。前者是对个人在集体中的能力进行评价，后者包含了集体内部合作与互动的内容。在参照班杜拉和李立峯（2005）的设计思路和测量题项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4个题项测量集体效能感。所有具体题项见后文有关因子分析结果。
有关社会资本的测量，本研究借用威廉姆斯创建的测量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的量表（Willianms，2006），包含线上粘结型资本、线上桥梁型资本、线下粘结型资本、线下桥梁型资本等四个分量表。经过删减，本研究采用的问项包括6个粘结型和7个桥梁型社会资本问项。（3）
公共事件的认知状况通过对近两年来40件热点公共事件、议题和人物的知晓度来测量，包括涉及民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贪污腐败、司法、教育、民族关系等公共问题的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宁波PX事件、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夏俊峰案、校车事故等。（4）
公共事件的参与行为主要通过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两个维度来衡量。线上参与指的是在微博平台上进行的公共参与活动，包括“发布公共事件相关的原创微博”、“转发公共事件相关的微博，但不评论”、“转发公共事件相关的微博，并发表评论”、“参与微博投票”等9项。线下参与仅限于用户现实中亲身参与的行为，包括“通过非网络的方式（如短信等）传播公共事件的消息”、“向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反映事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或参加座谈会”等10项。（5）
五、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本研究首先对现实生活里和微博上的公共事件参与、政治效能感，以及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等五大方面的测量，统一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方差最大旋转）解析出主要类型和因素。（6）结果，现实生活里公共事件的参与解析出三大类型（累积方差贡献率71.017%）：1）官方交涉性参与，包括“参与/带头到政府部门情愿讲理”、“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或参加座谈会”等6项；2）传播和动员，包括“通过非网络的方式（如短信等）传播公共事件的消息”、“与他人当面讨论公共事件”、“动员他人参与公共事件的相关活动”等3项；3）社会公益性参与，仅含“参与公益活动，如募捐等”这一项。
微博上公共事件的参与也化简为三大类型（累积方差贡献率71.33%）：1）行动式参与，包括“参与微博公益活动”、“参与网络签名”、“参与微博投票”、“参与与官方政务微博互动的活动”等4项；2）话语式参与，包括 “发布公共事件相关的原创微博”、“在微博上与他人讨论公共事件”、“参与转发并发表评论”等4项；3）旁观式参与，仅含“参与转发，但只转不评”这一项。
政治效能感分解出四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66.25%）（7），即：1）内部效能感（包括“我能够从政治、公共事务的现象看出背后的问题”、“我认为自己够格参与政治”、“我觉得我有能力讨论和参与公共事务”等7项）；2）外部效能感（包括“在这个国家，一些人永远所有的政治权力，一般普通人对政府如何运作没有什么发言权”、“官员更多的是在乎权力而不是老百姓所想”等4项）；3）集体效能感（包括“民意集体表达后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投票是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有效途径”、“民众有许多合法途径来影响政府作为”等5项）；以及4）个人负面效能感（包括“集体行动时缺我一个也无大碍”、“我这样的人不论说什么，对政策都没有影响”、“我认为普通人无法影响政治”等3项）。
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均解析出桥梁型和粘结型两大因子（线上社会资本累积方差贡献率83.62%，线下社会资本累积方差贡献率82.2%），所含题项与威廉姆斯所提出的量表一致。前者包括“与朋友交流让我对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情感兴趣”、“与朋友交流让我想去尝试新鲜事物”、“与朋友聊天让我对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很好奇”等7项。后者包括“我有信任并会帮助我解决难题的朋友”、“当我要做重大决定时，有朋友可以提供建议”、“我有可以交流私密问题的朋友”等6项。
（一）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认知及其预测因素
从样本整体上来看，公共事件认知程度并不是很高，总分均值为26.33（SD =10.380，满分为40）。（8）采用逐步法对公共事件认知进行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9）发现，对公共事件认知有显著预测效果的因素包括注册使用微博时间（β=2.641，p< .01）、微博使用程度（β=1.977，p< .05）、内部效能感（β=5.689，p< .0001）、集体效能感（β=2.375，p< .05），以及线下粘结型社会资本（β= -2.540，p< .05）。也就是说，注册使用微博时间越长的用户，其公共事件认知程度越高；微博使用程度越高，其公共事件认知程度越高。另外，微博用户的内部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越高，也即对其政治能力各方面的自我感觉以及对集体产生政治影响力的信念越强，则公共事件认知程度也越高；而线下粘结型社会资本则是反向预测公共事件的认知程度。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的微博用户相对于中共党员而言，其认知程度较低（β= -2.009，p< .05）；家居县城的微博用户也显著低于城市用户（β= -3.049，p< .005）。 （二）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程度与方式
在现实生活的公共事件参与方面，样本总分均值为18.43（SD =5.046；满分=50，共10项），也即单项题项的均值为1.843（2=很少）。可见整体上现实生活中公共事件参与度很低。与之对应的是，微博上公共事件参与的样本总分均值为19.708（SD =5.462；满分=45，共9项），也即单项题项的均值为2.190，比现实生活中的参与度较高。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微博参与的均值显著高于现实参与（t =4.415，p< .0001）。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环境特殊，线下公共事件参与往往受到阻碍，而微博的相对匿名性和开放性为传播和参与公共事件提供了便利；而且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不仅限于城市，还包括乡镇和农村，因而从整体上有可能拉低了现实参与的平均水平。
在现实公共事件参与方面，对因子分析所得到的官方交涉性参与、传播和动员、社会公益性参与等三大类型分别进行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10）显示，相对于其他居住地的用户而言，常年居住在乡镇中心的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公共事件的方式倾向于传播和动员，包括通过非网络的方式如短信等传播公共事件的消息、与他人当面讨论公共事件、动员他人参与公共事件的相关活动等（β=1.887，p< .05）。注册微博时间越长的用户，其在现实中针对公共事件的官方交涉性参与程度也就越低。就微博上公共事件的参与方式而言（11），微博使用程度对行动式参与和话语式参与都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即每天使用微博的频次越多、时间越长，在微博里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越高（行动式参与：β=0.355，p< .0001；话语式参与：β=0.381，p< .0001）。
（三）政治效能感对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效应
从整体上看，政治效能感的不同类型在具体参与类型上显示出不同的效应，其中内部效能感的预测力体现最广，反映在多项参与类型上。微博用户的内部效能感与现实中的官方交涉性参与（β =0.086，p< .0001）、传播与动员（β=0.065，p< .0001），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β=0.100，p< .0001）、话语式参与（β=0.148，p< .0001）都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对自我政治能力感觉越强，微博用户在现实里参与公共事件、传播和动员的程度就越高，且在微博上针对公共事件的行动式参与程度或加入线上讨论的程度也越高。可见，内部效能感较高的微博用户，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相对更为积极地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这与此前厦门PX事件的经验研究（周葆华，2011）结果基本一致：民众线上和线下的参与行为，都与内部效能感之间有显著正向关系。
外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则并不广泛（12），主要集中线上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如请愿、信访、提议、参加座谈会等）（β=0.146，p< .0001）和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如微博投票、网络签名、参与政务微博互动等）（β=0.094，p< .005）。这说明外部效能感较强的微博用户因为对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响应力评估较为积极，故而倾向于选择相对“体制化”的途径以及与官方直接对话的姿态来参与公共事件。与内部效能感恰好相反的是，外部效能感与现实中的“传播和动员”和“社会公益性参与”以及微博上的“话语式参与”、“旁观式参与”无明显关联。研究推测，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对自我政治能力感觉越强的人，对政府官员响应力的评估越消极，外部效能感也越弱。
本研究中，集体效能感与微博用户的在线公共事件参与行为没有任何关联，而与现实参与方式中的“传播与动员”（β=0.047，p< .05）和“社会公益性参与” （β=0.026，p< .01）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分散化、匿名化的微博用户对“民意”并不乐观，在线集体行动的信念并不强，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是具有相当的集体观念和社交意识的。因而集体效能感较强的用户，会在现实中推动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参与动员。此外，本研究还显示，如果微博用户对其个人效能的评估越高，其微博上的“话语式参与”的程度也越高（β=0.072，p< .05）。
（四）社会资本对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效应
从社会资本来看，主要是线上粘结型资本对微博用户参与公共事件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该类型社会资本与现实中的官方交涉性参与（β=0.052，p< .005）、传播和动员（β=0.031，p< .005），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β=0.057，p< .0001）和话语式参与（β=0.043，p< .005）呈正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即在网络世界里与他人拥有越密切的关系的微博用户在现实里的官方交涉性参与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现实里传播有关公共事件的消息或发起动员，并越有可能在微博里以参与微博公益活动、网络签名、微博投票、与官方政务微博互动，以及发布公共事件相关的原创微博或在微博上与他人讨论公共事件等方式参与公共事件。
与此相反，线下粘结型资本则反向预测了现实中的官方交涉性参与（β= -0.085，p< .005）、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β= -0.046，p< .05）和话语式参与（β= -0.069，p< .01），即在现实生活里拥有更多强关系的微博用户参与公共事件的微博讨论和现实直接参与的程度较低。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密切的现实交往可能造成封闭、排外的心理，不乐于去关注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现实社会里的人际压力有可能对其参与公共事件有阻碍作用。相反，在现实里粘结型资本较少的用户更有可能参与公共事件的微博讨论和现实直接参与，可能是由于现实人际关系的阻碍和压力较少。
就桥梁型资本而言，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其对用户的现实和微博参与的作用总体上看都不是很大。线上桥梁型资本仅显现出对微博上的旁观式参与的正向影响（β=0.011，p< .05），而线下桥梁型资本的作用也只反映在对社会公益性参与的正向预测上（β=0.013，p< .05）。也就是说，线上弱关系越多，通过旁观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越高；微博用户线下桥梁型资本越高，越有可能参与针对公共事件的公益活动。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广泛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微博用户开拓眼界、了解公共事务并且有热情间接参与；而且比起直接参与和发起动员，诉诸公益活动相对更温和，可能受到的冲击较少。 六、结 语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社会背景下，微博已然成为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公共事件、影响公共事件参与的新阵地。研究结果证实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与微博用户参与公共事件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内部效能感和线上粘结型资本是预测微博用户在现实中和在微博上公共事件参与程度的重要指标。内部效能感更强、粘结型社会资本更多的微博用户，更有可能通过传播、讨论、直接参与、动员等方式来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府及其政策的制定。
微博的社交属性不仅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且对人与社会的关系造成了微妙的影响。在呈现与共享中，新型的公共身份有可能得以建构，不论是公众、意见群体、利益集团还是虚拟社区。微博的公共性即体现在，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件更快地被揭露和传播，公民对于公共事件的认知得以增强并扩展，而且公民能够在更广泛性、社交化的平台在线参与公共事件，甚至影响到线下的参与行为。通过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公民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政治效能感的培养，微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议题的协商与解决。然而公民对于公共事件的有限了解与政治效能感的缺乏，却依然影响着其对公共事件的参与程度。个人在微博上强化粘结型资本和桥梁型资本，有利于扩大公共话题讨论的影响力，并且有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发生共同作用，促成公共参与行为。
注释：
（1）因调查问题的敏感性而受到网络调查公司的条件限制，无法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随机抽样。
（2）分为使用强度和使用偏好两个方面。除了使用强度，本研究也检视受访者使用微博的频次和时长，微博各项功能的使用频率等指标，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并记录注册微博用户有多长时间。
（3）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各题项均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4）每个事件分值1分，公共事件认知总分为40分。
（5）线上线下参与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
（6）五套因子分析中KMO检验所获得的值最低为0.850，最高为0.929，均大于0.8；且巴特莱球形检验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001。二者说明这五套题项测量均适合做因子分析。每套测量内的所有题项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a值最低为0.771，最高为0.968，表明信度都达到良好水平。
（7）有些题项因相关系数不高在因子分析中剔除。因期刊版面字数限制，题项不一一列出，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详细信息。
（8）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女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但ANOVA分析则发现，受访者存在着教育程度差别（F=6.891，p< .0001），具有研究生或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其公共事件的认知程度显著高于本科生（MD= 4.869，p < .05）。
（9）F=15.124，p<.0001，R2=26.2%，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10）回归分析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常年居住地等，自变量包含微博使用、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等三套变量。官方交涉性参与模型：F=11.776，p< .0001，R2=14.5%；传播与动员模型：F=18.335，p< .0001，R2=17.9%；社会公益性参与模型：F= 9.448，p< .0001，R2=5.0%，三个模型均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11）回归分析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同上。行动式参与模型：F=15.660，p < .0001，R2=14.5%；话语式参与模型：F=21.837，p< .0001，R2=14.5%；旁观式参与模型：F=5.135，p< .0001，R2=14.5%，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12）因外部效能所含题项均为反向测量，所以在分析前进行了反向编码。后文中的个人效能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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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微博；公共事件参与；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36-008
在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深水期的中国，各方矛盾复杂，由事关民生、政务、社会安全等问题和各种灾难引发的公共事件频频发生，极易造成冲突的激化。而传统新闻媒体又受到严格管制，导致许多与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流通不畅。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网络的普及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共事件的非体制化渠道。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凭借其信息简短、传播迅速、交互性强、操作便捷、用户规模庞大等优势，已经成为传播公共事件、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对公共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改变了事件的发展进程，影响了政府决策和行动。自2010年以来，众多公共事件（如“表哥”、“房叔”等）首先在微博上披露或发布，随之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和调查。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微博平台获知公共事件相关信息，并且在线上或线下参与公共事件。
虽然对于微博与公共事件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各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但现有研究多从宏观上考察公共事件的传播机制，缺乏从用户内在属性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来探讨其微博公共事件参与的实证研究。而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水平有所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将个人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与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参与联系起来，考察前两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并以怎样的方式解释微博用户的公共事件参与。
一、公共事件及其参与的界定
对于“公共事件”，中国大陆学界一直以来缺乏足够权威、完整和明确的定义。国内研究频繁采用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其所指虽然与“群体性事件”、“舆情事件”、“网络事件”等概念常有重叠之处，但不尽相同。无论是“突发性”所强调的社会危害内涵，还是“群体性”所选取的官方管控视角，都难以准确反映本文所要探讨的“公共事件”的重要属性。本文对公共事件的概念界定将回归公共本身，关照的是事件的“公共性”。最早对公共性进行阐述的理论学者之一哈贝马斯（1990）曾指出，“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他强调的是个体聚集在一个公开、共享的公共空间，平等、理性地参与对话。公共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促成一个开放、平等、理性的平台，并且让公共利益在这一平台的商议和讨论中得以实现。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媒，互联网具有较低的准入门槛、突破地域限制的广泛社会参与性，以及有利于个体挑战强势利益的匿名性，这使得它在公共性议题里体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微博的普及，使得公共议题更加迅速地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爆炸式的传播和反应。基于 “公共性”概念中所包含的公开可见、公共利益等多层含义，并结合中国的具体背景，本文将“公共事件”定义为：涉及公众生活，与公众的普遍利益或诉求密切相关，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且对政策、法律等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
那么又该如何界定这些公共事件的参与行为？这与“公民参与”的概念密切关联。自帕特南出版《让民主运转起来》（Putnam，1993）一书以来，公民参与就成为国外学界的流行词汇，然而他并没有予以明确的定义。从广义出发，有学者把它定义为“旨在确认和解决公众所关注议题的行为”（Carpini，2013），或者“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Zukin，et. al，2006）；在狭义上，不同的学者也对此概念从社区义务、集体行动、政治卷入等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Adler & Goggin，2005）。虽然以上学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民主语境下的，但就国内实际经验而言仍然值得借鉴。本文倾向于将公共事件参与视为广义上的公民参与，即试图影响公共利益的追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包括潜在的政治参与（如讨论公共话题）和外显的政治参与（如协商、投票、请愿等）。公民参与行为受到年龄、种族、人格、社会经济地位、人际信任、政治信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Finlay，Flanagan，& Wray-Lake，2011； Scheufele & Shah，2000）。其中，作为一种内生性因素的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参与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二、公民参与的内生性因素：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最初它被定义为“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的感觉”（Campbell，Gurin，& Miller，1954）。尽管该定义包含了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的指涉，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效能感被视为一个单一概念。直到鲍尔奇（Balch，1974）从中明确辨析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和个体对外部系统性能的信念，由此海外学者明确发展出目前最受认可的政治效能两个维度：一是内部效能感，指的是个人对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并有效参与政治的信念；二是外部效能感，指的是个人对政府机构和官员响应公民需求的信念。
内部效能感也叫“输入功效”，通常包括个人对其政治消息灵通性、政治过程理解力、政治职位胜任感以及政治事务行动力等政治能力各方面的自我感觉（Niemi，Craig，& Mattei，1991）。外部效能感也叫“输出功效”，它不同于政治态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治信任。克雷格等人（Craig，Niemi，& Silver，1990）的研究发现，政治信任主要指涉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公平感受，而外部政治效能感关注的则是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回应性。他们将外部效能感分为基于政体的外部效能感和基于现任领导者的外部效能感。前者是指“对政治性构成与执行的惯常规则和程序能够促进公民投入的期待”，后者是指“对现任领导者响应公民需求动机和能力的信念”。外部效能感通常包括对自身话语权、决定权和官员是否关心民众想法等等的感觉。 除了上述两个已反复验证了的维度外，香港学者李立峯（Lee，2006）提出并验证了政治效能感在过渡型社会背景下的第三个维度——集体效能感。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心理学。以班杜拉（Bandura，2000）为代表的社会认知理论将人类能动性的概念扩展到集体能动性，人们在通过集体力量达成目标过程中所共享的信念是集体能动性的关键成分。在班杜拉的定义中，集体效能感指的是“一个团体对它自身组织、执行行动方案以达到某种成就的联合能力的共同信念”。李立峯将其引入到政治效能感的考察中，并强调集体效能感的主体实际上是个体而非集体。因为即便身处同一集体，不同个体的共同信念程度也是有差异的。集体效能感因此属于一种个人属性，是“个体对集体作为行动主体所能产生政治影响力的信念”。他还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主导的社会背景下，集体效能感应是政治效能感一个重要的衡量维度。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个衡量政治态度的重要概念，常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结合在一起以考察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不少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投票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如，Ikeda，Kobayashi，& Hoshimoto，2008；Lee，2006；Zimmerman，1989）。芬克尔（Finkel，1985）则提出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是相互影响的，政治参与本身在提升外部效能感方面有显著的效果。然而，政治效能感各个维度与具体政治参与行为的正向关联并不是绝对的。一项关于中国江苏村民自治的研究就发现，由于对村委会制度限制的不满，有较高内部效能感的中国村民反而不愿参与投票（Zhong & Chen，2002）。周葆华（2011）在厦门PX事件研究中也发现，公民参与与内部效能感呈正相关，而与外部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缺乏关联；他还认为，公众参与行为可能是突发性的，“公众未必是以政治效能为基础进行政治参与，而是情势所迫”。
各国尤其是中国相关经验研究结论的多样性，说明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关联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下很可能有新的呈现。目前我国的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基层民主建设、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政治社会化以及港台的选举政治等问题上，对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背景下的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参与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也缺乏对公共事件参与中公众个体微观层面的考察。而在当下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的中国转型期背景，以微博为代表的快速、互动、去中心的新媒体特性，均使得考察政治效能感对公民参与的作用富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公民参与的外部因素：社会资本
在公民参与研究中，外部因素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焦点。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新媒体也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公共事务信息的平台，社交网络也具有了重新定义公民参与的潜力。比如，社交网络通过让使用者感受到小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增加与其他成员的相互认知，由此培育规范的互惠和信任，创造公民参与机会（Horrigan & Rainie，2002）。还有不少学者发现互联网为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平台（Lin，1999； Ellison，Steinfield & Lampe，2007），由此将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与公民参与联系起来（如，Resnick，2002； Gil de Zú？觡iga，Jung，& Valenzuela，2012）。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某种持久的网络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制度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中有两点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一是与社会网络相联系，二是对社会结构的突显。
真正将社会资本与公民的社区生活联系起来的是帕特南，他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特性，如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能促进互利的协调与合作”（Putnam，1993），这个定义的核心是网络、规范和信任。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的调查发现，社会信任来自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社会网络使得信任得以传递和扩散；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并且有助于集体行动和提高社会效率。帕特南的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对社会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受到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1973）的启发，帕特南后来又将社会关系分为粘结型资本和桥梁型资本（Putnam，2000）。前者是一种排他型的社会资本，当紧密联系的个体（例如家人或亲密朋友）互相提供情感上的或实质上的支持时，便会产生粘结型资本。这种资本能够形成较强的情感归属感，强化动员，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排外的负面效果。与此相对，桥梁型资本是一种兼容型的社会资本，经常产生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社会网络里。这种关系是薄弱的，很少提供情感支持；但是具有广度，因而有可能开拓社会视野或世界观，带来新的信息或资源。
在互联网语境下，网络技术的廉价和便利鼓励更广泛的成员加入社群，能够极大促进桥梁型资本，但是关系较为肤浅，粘结型资本较难形成（Galston，1999； Donath & Boyd，2004）。尽管如此，国外学者大多认为互联网能够扩展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并建立起社会信任，这些为新型社区的建立提供了便利（Resnick，2002； Wellman，Haase，Witte，& Hampton，2001）。例如，一项基于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在线桥梁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有积极联系，而在线粘结型资本与传统政治参与正相关（Skoric，Ying，& Ng，2009）。另有研究也证实了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获取信息功能时，会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公民参与和在线、线下的政治参与（Gil de Zú？觡iga，Jung，& Valenzuela，2012）。
中国学者近年来也日益关注对于互联网、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研究。胡荣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别研究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情况。他发现社团因子和小区认同因子与村民的政治参与正相关，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人大选举、利益表达和维权抗争这三种方式都有巨大影响，并且网络也成为了城市居民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胡荣，2008）。李亚妤（2011）通过调查天津、上海和广州这三大沿海城市的市民，发现网络政治参与的程度比较低，公民的政治冷漠在网络空间里有所体现，但另一方面，上网时间、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小区归属感、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当微博日益成为中国公共讨论和动员的重要阵地，国内学界也涌现出一些相关文献，但是大多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微博空间里公民参与的内涵、特征、意义、影响等，对于如何测量微博用户线上和线下参与特别是不同的参与类型以及有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则很缺乏。 四、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考察我国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认知和参与程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下核心问题：微博用户的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如何预测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微博上参与公共事件的不同方式？笔者假设，当下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微博的出现为公共事件提供了发酵传播的平台，政治效能感高的用户也许更有可能积极参与其中。另外结合前人研究，社交媒体的使用从客观条件上有利于形成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信息的交流，也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动员，由此可推断，微博用户的社会资本越高，越有可能参与公共事件。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微博用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可能影响其对于公共事件的参与态度和行为。
本研究主要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抽样方法并适当控制用户性别和在校生的比例，以QQ消息、微博私信或微博消息更新等的发放方式进行在线问卷调查（1）。调查时间段为2012年2—4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29份（仅限有微博账号的用户）。问卷主要分为人口统计资料、微博使用（2）、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公共事件认知和公共事件参与等六大部分。
关于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克雷格等人（Craig，Niemi，& Silver，1990）的测量提供了参考蓝本。结合中国国情，本研究采用20个题项。集体效能感方面，班杜拉（2000）提出其测量可以通过两个指标，一是集体成员对自身在集体中发挥特定作用能力的评价，二是集体成员对集体作为一个整体运作能力的评价。前者是对个人在集体中的能力进行评价，后者包含了集体内部合作与互动的内容。在参照班杜拉和李立峯（2005）的设计思路和测量题项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4个题项测量集体效能感。所有具体题项见后文有关因子分析结果。
有关社会资本的测量，本研究借用威廉姆斯创建的测量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的量表（Willianms，2006），包含线上粘结型资本、线上桥梁型资本、线下粘结型资本、线下桥梁型资本等四个分量表。经过删减，本研究采用的问项包括6个粘结型和7个桥梁型社会资本问项。（3）
公共事件的认知状况通过对近两年来40件热点公共事件、议题和人物的知晓度来测量，包括涉及民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贪污腐败、司法、教育、民族关系等公共问题的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宁波PX事件、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夏俊峰案、校车事故等。（4）
公共事件的参与行为主要通过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两个维度来衡量。线上参与指的是在微博平台上进行的公共参与活动，包括“发布公共事件相关的原创微博”、“转发公共事件相关的微博，但不评论”、“转发公共事件相关的微博，并发表评论”、“参与微博投票”等9项。线下参与仅限于用户现实中亲身参与的行为，包括“通过非网络的方式（如短信等）传播公共事件的消息”、“向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反映事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或参加座谈会”等10项。（5）
五、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本研究首先对现实生活里和微博上的公共事件参与、政治效能感，以及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等五大方面的测量，统一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方差最大旋转）解析出主要类型和因素。（6）结果，现实生活里公共事件的参与解析出三大类型（累积方差贡献率71.017%）：1）官方交涉性参与，包括“参与/带头到政府部门情愿讲理”、“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或参加座谈会”等6项；2）传播和动员，包括“通过非网络的方式（如短信等）传播公共事件的消息”、“与他人当面讨论公共事件”、“动员他人参与公共事件的相关活动”等3项；3）社会公益性参与，仅含“参与公益活动，如募捐等”这一项。
微博上公共事件的参与也化简为三大类型（累积方差贡献率71.33%）：1）行动式参与，包括“参与微博公益活动”、“参与网络签名”、“参与微博投票”、“参与与官方政务微博互动的活动”等4项；2）话语式参与，包括 “发布公共事件相关的原创微博”、“在微博上与他人讨论公共事件”、“参与转发并发表评论”等4项；3）旁观式参与，仅含“参与转发，但只转不评”这一项。
政治效能感分解出四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66.25%）（7），即：1）内部效能感（包括“我能够从政治、公共事务的现象看出背后的问题”、“我认为自己够格参与政治”、“我觉得我有能力讨论和参与公共事务”等7项）；2）外部效能感（包括“在这个国家，一些人永远所有的政治权力，一般普通人对政府如何运作没有什么发言权”、“官员更多的是在乎权力而不是老百姓所想”等4项）；3）集体效能感（包括“民意集体表达后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投票是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有效途径”、“民众有许多合法途径来影响政府作为”等5项）；以及4）个人负面效能感（包括“集体行动时缺我一个也无大碍”、“我这样的人不论说什么，对政策都没有影响”、“我认为普通人无法影响政治”等3项）。
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均解析出桥梁型和粘结型两大因子（线上社会资本累积方差贡献率83.62%，线下社会资本累积方差贡献率82.2%），所含题项与威廉姆斯所提出的量表一致。前者包括“与朋友交流让我对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情感兴趣”、“与朋友交流让我想去尝试新鲜事物”、“与朋友聊天让我对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很好奇”等7项。后者包括“我有信任并会帮助我解决难题的朋友”、“当我要做重大决定时，有朋友可以提供建议”、“我有可以交流私密问题的朋友”等6项。
（一）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的认知及其预测因素
从样本整体上来看，公共事件认知程度并不是很高，总分均值为26.33（SD =10.380，满分为40）。（8）采用逐步法对公共事件认知进行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9）发现，对公共事件认知有显著预测效果的因素包括注册使用微博时间（β=2.641，p< .01）、微博使用程度（β=1.977，p< .05）、内部效能感（β=5.689，p< .0001）、集体效能感（β=2.375，p< .05），以及线下粘结型社会资本（β= -2.540，p< .05）。也就是说，注册使用微博时间越长的用户，其公共事件认知程度越高；微博使用程度越高，其公共事件认知程度越高。另外，微博用户的内部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越高，也即对其政治能力各方面的自我感觉以及对集体产生政治影响力的信念越强，则公共事件认知程度也越高；而线下粘结型社会资本则是反向预测公共事件的认知程度。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的微博用户相对于中共党员而言，其认知程度较低（β= -2.009，p< .05）；家居县城的微博用户也显著低于城市用户（β= -3.049，p< .005）。 （二）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程度与方式
在现实生活的公共事件参与方面，样本总分均值为18.43（SD =5.046；满分=50，共10项），也即单项题项的均值为1.843（2=很少）。可见整体上现实生活中公共事件参与度很低。与之对应的是，微博上公共事件参与的样本总分均值为19.708（SD =5.462；满分=45，共9项），也即单项题项的均值为2.190，比现实生活中的参与度较高。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微博参与的均值显著高于现实参与（t =4.415，p< .0001）。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环境特殊，线下公共事件参与往往受到阻碍，而微博的相对匿名性和开放性为传播和参与公共事件提供了便利；而且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不仅限于城市，还包括乡镇和农村，因而从整体上有可能拉低了现实参与的平均水平。
在现实公共事件参与方面，对因子分析所得到的官方交涉性参与、传播和动员、社会公益性参与等三大类型分别进行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10）显示，相对于其他居住地的用户而言，常年居住在乡镇中心的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公共事件的方式倾向于传播和动员，包括通过非网络的方式如短信等传播公共事件的消息、与他人当面讨论公共事件、动员他人参与公共事件的相关活动等（β=1.887，p< .05）。注册微博时间越长的用户，其在现实中针对公共事件的官方交涉性参与程度也就越低。就微博上公共事件的参与方式而言（11），微博使用程度对行动式参与和话语式参与都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即每天使用微博的频次越多、时间越长，在微博里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越高（行动式参与：β=0.355，p< .0001；话语式参与：β=0.381，p< .0001）。
（三）政治效能感对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效应
从整体上看，政治效能感的不同类型在具体参与类型上显示出不同的效应，其中内部效能感的预测力体现最广，反映在多项参与类型上。微博用户的内部效能感与现实中的官方交涉性参与（β =0.086，p< .0001）、传播与动员（β=0.065，p< .0001），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β=0.100，p< .0001）、话语式参与（β=0.148，p< .0001）都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对自我政治能力感觉越强，微博用户在现实里参与公共事件、传播和动员的程度就越高，且在微博上针对公共事件的行动式参与程度或加入线上讨论的程度也越高。可见，内部效能感较高的微博用户，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相对更为积极地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这与此前厦门PX事件的经验研究（周葆华，2011）结果基本一致：民众线上和线下的参与行为，都与内部效能感之间有显著正向关系。
外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则并不广泛（12），主要集中线上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如请愿、信访、提议、参加座谈会等）（β=0.146，p< .0001）和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如微博投票、网络签名、参与政务微博互动等）（β=0.094，p< .005）。这说明外部效能感较强的微博用户因为对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响应力评估较为积极，故而倾向于选择相对“体制化”的途径以及与官方直接对话的姿态来参与公共事件。与内部效能感恰好相反的是，外部效能感与现实中的“传播和动员”和“社会公益性参与”以及微博上的“话语式参与”、“旁观式参与”无明显关联。研究推测，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对自我政治能力感觉越强的人，对政府官员响应力的评估越消极，外部效能感也越弱。
本研究中，集体效能感与微博用户的在线公共事件参与行为没有任何关联，而与现实参与方式中的“传播与动员”（β=0.047，p< .05）和“社会公益性参与” （β=0.026，p< .01）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分散化、匿名化的微博用户对“民意”并不乐观，在线集体行动的信念并不强，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是具有相当的集体观念和社交意识的。因而集体效能感较强的用户，会在现实中推动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参与动员。此外，本研究还显示，如果微博用户对其个人效能的评估越高，其微博上的“话语式参与”的程度也越高（β=0.072，p< .05）。
（四）社会资本对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效应
从社会资本来看，主要是线上粘结型资本对微博用户参与公共事件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该类型社会资本与现实中的官方交涉性参与（β=0.052，p< .005）、传播和动员（β=0.031，p< .005），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β=0.057，p< .0001）和话语式参与（β=0.043，p< .005）呈正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即在网络世界里与他人拥有越密切的关系的微博用户在现实里的官方交涉性参与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现实里传播有关公共事件的消息或发起动员，并越有可能在微博里以参与微博公益活动、网络签名、微博投票、与官方政务微博互动，以及发布公共事件相关的原创微博或在微博上与他人讨论公共事件等方式参与公共事件。
与此相反，线下粘结型资本则反向预测了现实中的官方交涉性参与（β= -0.085，p< .005）、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β= -0.046，p< .05）和话语式参与（β= -0.069，p< .01），即在现实生活里拥有更多强关系的微博用户参与公共事件的微博讨论和现实直接参与的程度较低。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密切的现实交往可能造成封闭、排外的心理，不乐于去关注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现实社会里的人际压力有可能对其参与公共事件有阻碍作用。相反，在现实里粘结型资本较少的用户更有可能参与公共事件的微博讨论和现实直接参与，可能是由于现实人际关系的阻碍和压力较少。
就桥梁型资本而言，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其对用户的现实和微博参与的作用总体上看都不是很大。线上桥梁型资本仅显现出对微博上的旁观式参与的正向影响（β=0.011，p< .05），而线下桥梁型资本的作用也只反映在对社会公益性参与的正向预测上（β=0.013，p< .05）。也就是说，线上弱关系越多，通过旁观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越高；微博用户线下桥梁型资本越高，越有可能参与针对公共事件的公益活动。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广泛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微博用户开拓眼界、了解公共事务并且有热情间接参与；而且比起直接参与和发起动员，诉诸公益活动相对更温和，可能受到的冲击较少。 六、结 语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社会背景下，微博已然成为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公共事件、影响公共事件参与的新阵地。研究结果证实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与微博用户参与公共事件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内部效能感和线上粘结型资本是预测微博用户在现实中和在微博上公共事件参与程度的重要指标。内部效能感更强、粘结型社会资本更多的微博用户，更有可能通过传播、讨论、直接参与、动员等方式来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府及其政策的制定。
微博的社交属性不仅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且对人与社会的关系造成了微妙的影响。在呈现与共享中，新型的公共身份有可能得以建构，不论是公众、意见群体、利益集团还是虚拟社区。微博的公共性即体现在，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件更快地被揭露和传播，公民对于公共事件的认知得以增强并扩展，而且公民能够在更广泛性、社交化的平台在线参与公共事件，甚至影响到线下的参与行为。通过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公民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政治效能感的培养，微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议题的协商与解决。然而公民对于公共事件的有限了解与政治效能感的缺乏，却依然影响着其对公共事件的参与程度。个人在微博上强化粘结型资本和桥梁型资本，有利于扩大公共话题讨论的影响力，并且有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发生共同作用，促成公共参与行为。
注释：
（1）因调查问题的敏感性而受到网络调查公司的条件限制，无法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随机抽样。
（2）分为使用强度和使用偏好两个方面。除了使用强度，本研究也检视受访者使用微博的频次和时长，微博各项功能的使用频率等指标，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并记录注册微博用户有多长时间。
（3）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各题项均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4）每个事件分值1分，公共事件认知总分为40分。
（5）线上线下参与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
（6）五套因子分析中KMO检验所获得的值最低为0.850，最高为0.929，均大于0.8；且巴特莱球形检验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001。二者说明这五套题项测量均适合做因子分析。每套测量内的所有题项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a值最低为0.771，最高为0.968，表明信度都达到良好水平。
（7）有些题项因相关系数不高在因子分析中剔除。因期刊版面字数限制，题项不一一列出，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详细信息。
（8）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女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但ANOVA分析则发现，受访者存在着教育程度差别（F=6.891，p< .0001），具有研究生或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其公共事件的认知程度显著高于本科生（MD= 4.869，p < .05）。
（9）F=15.124，p<.0001，R2=26.2%，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10）回归分析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常年居住地等，自变量包含微博使用、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等三套变量。官方交涉性参与模型：F=11.776，p< .0001，R2=14.5%；传播与动员模型：F=18.335，p< .0001，R2=17.9%；社会公益性参与模型：F= 9.448，p< .0001，R2=5.0%，三个模型均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11）回归分析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同上。行动式参与模型：F=15.660，p < .0001，R2=14.5%；话语式参与模型：F=21.837，p< .0001，R2=14.5%；旁观式参与模型：F=5.135，p< .0001，R2=14.5%，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12）因外部效能所含题项均为反向测量，所以在分析前进行了反向编码。后文中的个人效能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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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