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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结构面临巨大变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深化停滞不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主权债务危机仍将继续，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将加剧贸易摩擦，这些都使世界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而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面临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战略转型，各国未来发展模式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以及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一、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战略调整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1、美国再工业化
为提高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美国致力于再工业化路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回暖、发展清洁新型能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研发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力图加快相关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以推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从政策层面看，政府直接干预制造业转型、推进税务改革、推出鼓励科技创新政策、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帮助美国企业争夺出口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出口融资等激励举措，以及美联储超宽松货币等政策均取得了积极成果。
2、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经济发展转型
欧债危机是欧元区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根本原因是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矛盾。此外，高福利、严重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因素也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因素。因此，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根本途径。从长期看，欧洲各国将积极推行结构性改革，重塑本国产业竞争力，压缩财政支出，强化金融市场信心。
（二）主要新兴经济体结构性调整未来趋势
主要新兴经济体未来结构调整大致沿着“内外兼修、多元平衡”的发展路线进行。首先，新兴经济体大都积极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注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积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增长均是建立在不平衡的内部结构的基础上的，如巴西是拉美地区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俄罗斯财政收入90%以上依赖石油出口；印度的工业规模不发达；因此，内部多元平衡的结构性调整是金砖国家形成可持续内生增长动力的必然途径。其次，新兴经济体亟待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高度依赖。由于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不匹配，国内需求无法容纳过剩生产能力，导致其大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宏观经济运行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影响。第三，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是新兴经济体结构性调整的切入点。新兴经济体国内投资环境亟待改善，加之税负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下滑，因此，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拉动国内外投资，也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刺激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积累。
二、国际经济结构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趋势
随着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国际经济体系各方影响力的相对变化必将对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主体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参与度和贡献度增加
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各国发展战略的转型紧紧围绕着带动技术结构升级、扶持新的增长点进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继续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亮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将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差距
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发达国家仍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又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技术产业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益，竞争力仍较弱，因此，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还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三）新一轮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将促进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
价值链无限细分给各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凸显了生产性服务业在联系价值链各环节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结构调整的知识型服务型特征都愈加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国际竞争从成本竞争过渡到技术与品牌的竞争，成为决定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关键因素。
（四）国际经济格局的区域化特征增强，多边国际协调机制面临挑战
区域化和多边化作为全球化两大趋势，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在此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安排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改善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建立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从而带动区域内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但区域性贸易壁垒对非成员国构成了障碍，对多边化产生了消极影响。区域一体化组织减少了WTO多边贸易谈判层级，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彰显地区利益的平台，区域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强的谈判势力及其对地区利益的维护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三、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际经济结构新一轮“洗牌”给我国带来的机遇
1、有利于促进要素结构的高级化，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
中国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就必须进行自主创新，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产品的研发、市场开拓以及基础学科领域研发能力的培养带动要素的高级化，使其对产业发展的后续能力提供支持，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路线既包括传统的比较优势线性升级，也包括比较优势动态跨越式升级，全球化就为中国产业跨越式升级提供了机遇，可以通过直接购进引进或自主开发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领域，跨越产业升级的层次，直接进入产业的高级化阶段。
2、有利于优化国内产业布局，实现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
随着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以及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我国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组织的空间结构布局的调整步伐将加快，东部产业实现要素的高级化生产，西部对接中低级要素的转移，区域分工层次呈梯队状，构建起东西部联动的国内价值链，协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无缝对接。 3、建立全球创新体系，推进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块向我国转移
全球价值链分工将带动产业模块化的发展，并最终确立全球创新体系。产业模块化使跨国企业把越来越多的价值链环节转移到中国来，同时进一步转移了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采购、营销、服务等环节，使技术、知识资源外部化，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知识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1、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发达经济体深陷“三高一低”，即高失业、高财政赤字、高债务、低增长，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陷入低迷，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仍较高，我国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仍将持续波动。
2、多边和区域贸易体制未来走向更趋复杂
我国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加入WTO后多边贸易体制带动的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但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作用正在削弱，参差不齐的区域一体化安排使全球双边及多边的一体化机制发展趋势更加不明晰，建立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的双边和多边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深化，尤其是亚太区域一体化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的周边环境形成很大挑战。
3、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前景仍不明朗
进入21世纪中美经济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即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要进行升值，而美国则要进行储蓄、要再工业化，这个调整短期内不能够完成。因此，世界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方向和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4、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环境带来外部冲击
自199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货币环境非常宽松的时期，但最后都带来了严重的泡沫经济。自2008年12月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营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基准利率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压力，如果跟风降息，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物价高企的压力；如若不降，可能导致内部需求不足、内生增长动力有限，抑或是对外形成的利差导致热钱涌入，会影响到经济体的稳定。
四、我国如何抓住机遇并化解挑战
面临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从内外两方面推进经济发展转型，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有利机遇。
（一）内需主导、外需协调的发展模式
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国外看，中国难以依托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从国内来看，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随着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中国将进入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阶段。依赖外资与外贸的经济模式需要转向依靠国内资本与国内市场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建立以内需主导、外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技术创新能力的内生化
产业升级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因此，为了扩大内需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持续成长，就要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不同群体在财产和资产占有上的不平等。
此外，中国还须立足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政府在技术创新中应致力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创造公平市场环境，促进技术创新主体的自发形成。
（三）通过商品、资本输出和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能力积累，带动产业整体升级发展
优化商品贸易结构。一要鼓励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改善出口效益。二要完善出口配额、出口退税等调节手段，继续严格控制稀有资源以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三高产品”出口，优化贸易结构。三要顺应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趋势，适当降低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关税，适度扩大这类消费品的进口规模。
通过资本输出深化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将面临日益加剧的资源瓶颈，应加大企业“走出去”步伐以及海外资源的开拓力度，制定完善海外资源的国家收储计划，维护能源和资源安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应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保持密切接触，协调彼此的立场，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完善国际贸易的环境标准，重建适应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季剑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一、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战略调整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1、美国再工业化
为提高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美国致力于再工业化路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回暖、发展清洁新型能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研发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力图加快相关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以推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从政策层面看，政府直接干预制造业转型、推进税务改革、推出鼓励科技创新政策、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帮助美国企业争夺出口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出口融资等激励举措，以及美联储超宽松货币等政策均取得了积极成果。
2、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经济发展转型
欧债危机是欧元区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根本原因是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矛盾。此外，高福利、严重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因素也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因素。因此，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根本途径。从长期看，欧洲各国将积极推行结构性改革，重塑本国产业竞争力，压缩财政支出，强化金融市场信心。
（二）主要新兴经济体结构性调整未来趋势
主要新兴经济体未来结构调整大致沿着“内外兼修、多元平衡”的发展路线进行。首先，新兴经济体大都积极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注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积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增长均是建立在不平衡的内部结构的基础上的，如巴西是拉美地区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俄罗斯财政收入90%以上依赖石油出口；印度的工业规模不发达；因此，内部多元平衡的结构性调整是金砖国家形成可持续内生增长动力的必然途径。其次，新兴经济体亟待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高度依赖。由于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不匹配，国内需求无法容纳过剩生产能力，导致其大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宏观经济运行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影响。第三，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是新兴经济体结构性调整的切入点。新兴经济体国内投资环境亟待改善，加之税负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下滑，因此，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拉动国内外投资，也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刺激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积累。
二、国际经济结构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趋势
随着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国际经济体系各方影响力的相对变化必将对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主体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参与度和贡献度增加
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各国发展战略的转型紧紧围绕着带动技术结构升级、扶持新的增长点进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继续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亮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将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差距
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发达国家仍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又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技术产业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益，竞争力仍较弱，因此，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还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三）新一轮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将促进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
价值链无限细分给各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凸显了生产性服务业在联系价值链各环节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结构调整的知识型服务型特征都愈加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国际竞争从成本竞争过渡到技术与品牌的竞争，成为决定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关键因素。
（四）国际经济格局的区域化特征增强，多边国际协调机制面临挑战
区域化和多边化作为全球化两大趋势，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在此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安排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改善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建立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从而带动区域内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但区域性贸易壁垒对非成员国构成了障碍，对多边化产生了消极影响。区域一体化组织减少了WTO多边贸易谈判层级，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彰显地区利益的平台，区域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强的谈判势力及其对地区利益的维护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三、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际经济结构新一轮“洗牌”给我国带来的机遇
1、有利于促进要素结构的高级化，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
中国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就必须进行自主创新，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产品的研发、市场开拓以及基础学科领域研发能力的培养带动要素的高级化，使其对产业发展的后续能力提供支持，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路线既包括传统的比较优势线性升级，也包括比较优势动态跨越式升级，全球化就为中国产业跨越式升级提供了机遇，可以通过直接购进引进或自主开发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领域，跨越产业升级的层次，直接进入产业的高级化阶段。
2、有利于优化国内产业布局，实现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
随着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以及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我国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组织的空间结构布局的调整步伐将加快，东部产业实现要素的高级化生产，西部对接中低级要素的转移，区域分工层次呈梯队状，构建起东西部联动的国内价值链，协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无缝对接。 3、建立全球创新体系，推进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块向我国转移
全球价值链分工将带动产业模块化的发展，并最终确立全球创新体系。产业模块化使跨国企业把越来越多的价值链环节转移到中国来，同时进一步转移了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采购、营销、服务等环节，使技术、知识资源外部化，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知识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1、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发达经济体深陷“三高一低”，即高失业、高财政赤字、高债务、低增长，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陷入低迷，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仍较高，我国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仍将持续波动。
2、多边和区域贸易体制未来走向更趋复杂
我国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加入WTO后多边贸易体制带动的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但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作用正在削弱，参差不齐的区域一体化安排使全球双边及多边的一体化机制发展趋势更加不明晰，建立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的双边和多边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深化，尤其是亚太区域一体化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的周边环境形成很大挑战。
3、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前景仍不明朗
进入21世纪中美经济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即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要进行升值，而美国则要进行储蓄、要再工业化，这个调整短期内不能够完成。因此，世界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方向和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4、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环境带来外部冲击
自199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货币环境非常宽松的时期，但最后都带来了严重的泡沫经济。自2008年12月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营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基准利率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压力，如果跟风降息，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物价高企的压力；如若不降，可能导致内部需求不足、内生增长动力有限，抑或是对外形成的利差导致热钱涌入，会影响到经济体的稳定。
四、我国如何抓住机遇并化解挑战
面临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从内外两方面推进经济发展转型，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有利机遇。
（一）内需主导、外需协调的发展模式
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国外看，中国难以依托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从国内来看，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随着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中国将进入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阶段。依赖外资与外贸的经济模式需要转向依靠国内资本与国内市场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建立以内需主导、外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技术创新能力的内生化
产业升级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因此，为了扩大内需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持续成长，就要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不同群体在财产和资产占有上的不平等。
此外，中国还须立足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政府在技术创新中应致力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创造公平市场环境，促进技术创新主体的自发形成。
（三）通过商品、资本输出和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能力积累，带动产业整体升级发展
优化商品贸易结构。一要鼓励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改善出口效益。二要完善出口配额、出口退税等调节手段，继续严格控制稀有资源以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三高产品”出口，优化贸易结构。三要顺应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趋势，适当降低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关税，适度扩大这类消费品的进口规模。
通过资本输出深化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将面临日益加剧的资源瓶颈，应加大企业“走出去”步伐以及海外资源的开拓力度，制定完善海外资源的国家收储计划，维护能源和资源安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应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保持密切接触，协调彼此的立场，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完善国际贸易的环境标准，重建适应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季剑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