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安徽省滁县地区（今滁州市）工作。1977年春，地委组织调查写出130多篇调查报告，并向省委写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列举了许多“左”的错误表现，提出端正和落实农村政策的意见。
　　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7月，万里看到滁县地委的报告后，当即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意见，可供各地参考。”在滁县地委报告和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兼顾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随着《六条》的贯彻和农村政策的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地方偷偷搞起联系产量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万里为“秘密武器”护法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地委充分发扬民主，让公社干部把心里话讲出来。结果，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了出来：
　　第一个典型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1978年春，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旱之年，粮食产量由上年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第二个典型是天长县新街公社。1978年春，公社决定把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大旱之年，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九成。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公社把全年粮、油、棉和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分解成100分，年终对基层干部按实绩进行奖罚。大旱之年，生产全面增产。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
　　万里同志对这三个典型非常重视，通知地委可以在全区进行试点。为此，滁县地委发了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到1979年3月底，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近七成。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张浩写的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标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编者按则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田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这对双包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东农民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地委及时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明确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各种形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延误农时”；“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如果错了，完全由地委负责”。
　　万里于3月16日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大包干在安徽省报上户口

　　随着双包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产队也暗中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秋后，凤阳县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划为4个作业组，干不好，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拢，经干部社员商议，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就在小岗诞生了。
　　大包干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后来，在国家农委领导杜润生领导下，经有关理论工作者研究论证，认为大包干承包制实现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集体和农户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承包合同来实现，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79年实践的结果，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增长6倍。从1957年起的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任务分别超过6倍和80倍。
　　在1980年初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并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月11日，万里在会议總结时指出，“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个户口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邓小平讲话成为挡箭牌

　　1980年2月下旬，万里离开安徽调到中央工作后，风云突变，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展开。
　　从3月底到8月中旬，省委连续召开蚌埠、芜湖、巢湖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上，省委个别领导给双包到户扣上“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特别是反对大包干到户，认为大包干是两包一脚蹬（踢），生产队一点把柄也没有了，农民就会失去控制。
　　就在这关键时刻，在巢湖会议上，省委领导给我看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 　　我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传达。滁县地区的大包干责任制，迅猛发展，继续破浪前进。
　　1980年8月，在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由于受蚌埠、芜湖、巢湖会议的影响，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形成了对“双包到户”的围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列举了来安、定远、凤阳等县实地调查的数字，说明增产最高的是双包到户，次之是双包到组。我恳切要求，由于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很大，而且还在发展，实践证明是能够增产的，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进行纠正，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胆。
　　由于分歧很大，最后省委书记处书记顾卓新建议把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念一遍，作为会议总结。

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国家宪法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虽然还只是依存于社会主义，但“双包到户”终于在中央文件上列上了一个户头。
　　1981年8月19日，国家农委召开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我应邀参加。在讨论文件框架时，我再次要求为大包干报个全国户口。从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5年每年都发一个有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终于率先在农村突破。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5%以上。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過决议，把家庭承包制载入我国宪法。
　　（吕丽妮荐自《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