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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台湾背景的芯片项目落户北京，这回是一张全然陌生的新面孔
一张芯片业的新面孔——Fullcom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阜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阜康投资）来到北京。
时值2006年年初，根据已公布的规划，阜康投资将在“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之一的北京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投资6亿美元，建设两家8英寸芯片制造厂，设计规模为月产5万片芯片。公司宣称，项目将分两期完成，其中一期计划投资3亿美元，将于近期开工建设，计划在2007年二季度实现批量生产。这是继2002年中芯国际12英寸芯片项目之后，北京市引进的第二个芯片项目。
尽管北京市和阜康投资选择了颇为低调的露面方式——签约仪式的举行选在了北京工业发展促进局四楼的一间会议室内，但项目甫一问世，还是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
8英寸姗姗来迟
芯片制造业因对投资和技术要求都非常高，被公认为高门槛的行业。目前，国内芯片制造厂（Foundry）不过十余家，皆为芯片业中的“老人”。而阜康投资全然是新来者。该公司的注册地为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此前从未在芯片行业现身；公司董事局主席吴立国在上海长期经营一家“阜康商务有限公司”，但该公司与芯片业无涉。
由于吴立国来自台湾，有猜测称，阜康投资的背后可能是台湾著名芯片制造企业，如台积电或台联电等，由阜康投资“代言”，目的是规避台湾的“总量管制”的投资限制。
台湾当局规定，台资企业不得在大陆投资建设8英寸以上（不含8英寸）、0.18微米以下（不含0.18微米）的芯片，且每在大陆投资建设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就必须在台湾同时投资建设一条12英寸芯片生产线。为规避这一政策，很多台资企业选择了在开曼、维京或萨摩亚等岛国注册公司中转，进入大陆投资。
吴立国有据可查的与芯片业的联系，在于其胞兄——中国南科集团（下称南科集团）董事长吴纬国。吴纬国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材料科学博士，1981年从当时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之一RCA公司引进了一条4英寸、6微米的芯片生产线，在有着“台湾硅谷”之称的新竹科学园区建立起了岛内第三家芯片制造企业——大王电子。
1989年，吴纬国开始转战大陆，在广东省珠海市成立了珠海南科公司，专事芯片制造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封装测试；此后，南科在珠海投产了一条4英寸的芯片生产线；2000年，南科在珠海再度投产了一条6英寸线。其时，大陆的芯片制造业者仅有三家，即首钢NEC、无锡华晶和上海贝岭。南科的出手不可谓不早。
吴纬国虽染指芯片制造业多年，却尚不成功。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大王电子因经营业绩不佳，取消了在台湾上市的计划。到2003年5月，大王电子更被台湾“科学园区管理局”以“经营不善”为由，逐出新竹科学园区。
吴纬国屡屡对外宣称，自己是由于违反台湾当局对投资大陆芯片业的限制规定，遭到陷害而被驱逐；但在2001年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他坦承，由于“受到外在大环境及内部４英寸厂不具竞争力的影响”，大王电子“营收及获利均出现衰退”。其时，吴纬国宣布，大王电子将采取“台湾接单，大陆出货”的方式营运。显然，吴纬国已经决意将其生产重心移出台湾，转投大陆。
吴纬国在大陆同样没能创造“奇迹”。
在1996年投产4英寸生产线、2000年投产6英寸生产线之后，南科曾计划于2002年上马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当时，8英寸芯片生产技术在大陆尚属领先。南科一度规划投资4亿美元，“规划月产4万－5万片8英寸芯片，第一期以月产2万－2.5万片为目标。”
这一雄心与当地的发展规划一拍即合。珠海市政府为此将一块近9万平方米土地无偿划拨给了南科使用。然而此后两年时间里，南科始终没能将8英寸线建起来。2005年，这块土地被政府收回。
几乎就在操作珠海8英寸芯片项目的同时，吴纬国宣布了另一个投资计划：投资1.86亿美元，在广州科学城兴建华南地区首个8英寸芯片项目，并“计划2004年底前投产”。然而，位于广州东郊白云山畔的“广州南科集成电路项目”在几度延迟后，2004年方才正式动工。
正当哥哥吴纬国急于在南国开疆之际，定居上海、同样出身于伯克利的弟弟吴立国突然杀向了北方——其先是与天津西青经济开发区洽淡上马8英寸芯片项目事宜，并正式成立了天津海原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计划于2005年一季度开工，2005年年底建成投产，规划产量每月2万片8英寸芯片，但此后又迅速与北京签约，天津项目不了了之。
吴立国否认阜康投资有台湾资金的背景。在接受台湾《经济日报》采访时，他表示，阜康投资的资金来自他本人和一些海外华人，以海外资金为主；同时，吴立国暗示自己的公司与哥哥无关——“他是他，我是我。”
据悉，阜康投资在北京承担8英寸项目的公司，为“阜康同创（北京）微电子公司”（下称阜康同创）。但截至本刊发稿时，工商部门尚无阜康同创的注册记录。
北京造芯
从2001年开始，北京便确立了发展“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的目标，重点发展区域包括了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石景山、林河工业开发区为中心的三大芯片生产制造基地，以及以中关村为中心的设计研发基地。
阜康同创的8英寸芯片项目，恰好填补了三大芯片基地的最后一个空白点。目前，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落户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首钢NEC项目则早在1994年于石景山建成投产，只有林河工业开发区作为规划中的芯片生产基地此前始终没有项目落定。
同时，阜康同创项目也补足了北京芯片制造业的一个“断档”。据业内人士介绍，“已经拥有首钢NEC6英寸项目与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的北京，尚缺一个8英寸芯片项目。”
北京的引入决心是显而易见的。据了解，在阜康同创项目中，北京市提供了相当优厚的产业扶植政策——
前期，北京市将投入1亿美元作为配套资金，用于提供“五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通通信、通暖气、平整）的土地和建设厂房；
后期，北京市还将以15％的比例进行跟进投资，即外方每投入1000万元，北京市将提供150万元的资金。但同时，这笔跟进投资不参与阜康同创的分红和决策；
此外，北京市还将提供政府贴息，对于批准建设的芯片项目建设期间实际发生的贷款，补贴贷款利率1.5个百分点直至项目设计达产。
政策优势正是为了弥补天然的劣势。业内人士指出，与许多地方相比（特别是上海），北京在芯片制造业上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
首先，从产业基础来看，国内最早的芯片制造企业——九五计划中的“908”工程华晶项目、“909”工程华虹NEC项目，选址都在上海周边；而北京的第一个芯片制造项目首钢NEC，直到1994年才开始投产，且迄今为止只有首钢NEC（6英寸）与中芯国际（12英寸）两个成功的项目。
其次，在上海周边的杭州、苏州、南通、无锡，半导体企业发展已形成产业集群；北京周边，包括天津和河北，无论从经济、人才，还是半导体行业的产业氛围，都要略逊一筹。第三，从自然条件来看，北京严重缺水，要应对“用水大户”的芯片制造业，显然存在困难。
目前，国内近20家芯片制造企业中，有70％左右将生产基地选在了上海周边。也正是认识到自身的不利条件，北京将自己芯片产业的方向调整为以发展设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重点发展12英寸项目。
根据北京市政府制订的《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规划方案》，到2010年之前，北京市将要建设成20条半导体生产线、20家封装测试厂和200家IC设计公司；北京市的微电子产业总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阜康的门槛
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信息交流部主任李珂介绍，芯片生产线的投资巨大。例如，上海力芯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投资总额高达10亿美元，中芯国际在北京的首条12英寸线投资总额也高达12亿美元。虽然8英寸生产线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一些，但“阜康同创6亿美元的投资要做两条8英寸线，恐怕只能上二手设备。”李珂说。
此外，目前国内的芯片制造企业从投产到盈利，至少都要经过两到三年的发展。“（整个过程中）需要逐渐把产能填满，从实现量产到产能饱和，然后才可能实现赢利。而这段时间内需要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中芯国际一位人士透露。
其次，新进企业要面临工艺技术的障碍。在芯片设计中，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指可以重复使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功能的集成电路设计模块，其初始形态被称为标准单元库。这是芯片代工企业（Foundry）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他们用精心设计并经过工艺验证的标准单元来吸引其客户（芯片设计企业）；同时，芯片设计公司也愿意使用成熟、优化的单元来完成其设计，以此提高效率，并减少设计风险。
“生产线只能代表产能。芯片制造企业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工艺能不能加工出客户需要的产品，能不能达到盈利所要求的成品率——至少要达到90％以上的成品率，才算是合格的芯片生产企业。”李珂表示。
第三，客户的管理。对于芯片制造企业而言，寻找客户必须先于上马生产线——必须根据客户的需求来选择工艺技术，规划产能和产量。
客户的争取正在变得困难。目前，芯片制造的订单主要来自国际厂商，而为了避免泄密，英特尔和三星等国际巨头往往选择自己建造芯片制造厂，只将一些非核心产品交给代工企业生产。同时，面对国内芯片制造厂家的参差，国际芯片设计商的眼光正在变得越来越“挑剔”。
在公布北京投资计划之时，阜康投资还宣布，IBM将成为其主要客户。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因为“一条8英寸生产线，至少要好几家设计公司才能养活。”李珂说。
一张芯片业的新面孔——Fullcom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阜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阜康投资）来到北京。
时值2006年年初，根据已公布的规划，阜康投资将在“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之一的北京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投资6亿美元，建设两家8英寸芯片制造厂，设计规模为月产5万片芯片。公司宣称，项目将分两期完成，其中一期计划投资3亿美元，将于近期开工建设，计划在2007年二季度实现批量生产。这是继2002年中芯国际12英寸芯片项目之后，北京市引进的第二个芯片项目。
尽管北京市和阜康投资选择了颇为低调的露面方式——签约仪式的举行选在了北京工业发展促进局四楼的一间会议室内，但项目甫一问世，还是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
8英寸姗姗来迟
芯片制造业因对投资和技术要求都非常高，被公认为高门槛的行业。目前，国内芯片制造厂（Foundry）不过十余家，皆为芯片业中的“老人”。而阜康投资全然是新来者。该公司的注册地为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此前从未在芯片行业现身；公司董事局主席吴立国在上海长期经营一家“阜康商务有限公司”，但该公司与芯片业无涉。
由于吴立国来自台湾，有猜测称，阜康投资的背后可能是台湾著名芯片制造企业，如台积电或台联电等，由阜康投资“代言”，目的是规避台湾的“总量管制”的投资限制。
台湾当局规定，台资企业不得在大陆投资建设8英寸以上（不含8英寸）、0.18微米以下（不含0.18微米）的芯片，且每在大陆投资建设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就必须在台湾同时投资建设一条12英寸芯片生产线。为规避这一政策，很多台资企业选择了在开曼、维京或萨摩亚等岛国注册公司中转，进入大陆投资。
吴立国有据可查的与芯片业的联系，在于其胞兄——中国南科集团（下称南科集团）董事长吴纬国。吴纬国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材料科学博士，1981年从当时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之一RCA公司引进了一条4英寸、6微米的芯片生产线，在有着“台湾硅谷”之称的新竹科学园区建立起了岛内第三家芯片制造企业——大王电子。
1989年，吴纬国开始转战大陆，在广东省珠海市成立了珠海南科公司，专事芯片制造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封装测试；此后，南科在珠海投产了一条4英寸的芯片生产线；2000年，南科在珠海再度投产了一条6英寸线。其时，大陆的芯片制造业者仅有三家，即首钢NEC、无锡华晶和上海贝岭。南科的出手不可谓不早。
吴纬国虽染指芯片制造业多年，却尚不成功。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大王电子因经营业绩不佳，取消了在台湾上市的计划。到2003年5月，大王电子更被台湾“科学园区管理局”以“经营不善”为由，逐出新竹科学园区。
吴纬国屡屡对外宣称，自己是由于违反台湾当局对投资大陆芯片业的限制规定，遭到陷害而被驱逐；但在2001年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他坦承，由于“受到外在大环境及内部４英寸厂不具竞争力的影响”，大王电子“营收及获利均出现衰退”。其时，吴纬国宣布，大王电子将采取“台湾接单，大陆出货”的方式营运。显然，吴纬国已经决意将其生产重心移出台湾，转投大陆。
吴纬国在大陆同样没能创造“奇迹”。
在1996年投产4英寸生产线、2000年投产6英寸生产线之后，南科曾计划于2002年上马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当时，8英寸芯片生产技术在大陆尚属领先。南科一度规划投资4亿美元，“规划月产4万－5万片8英寸芯片，第一期以月产2万－2.5万片为目标。”
这一雄心与当地的发展规划一拍即合。珠海市政府为此将一块近9万平方米土地无偿划拨给了南科使用。然而此后两年时间里，南科始终没能将8英寸线建起来。2005年，这块土地被政府收回。
几乎就在操作珠海8英寸芯片项目的同时，吴纬国宣布了另一个投资计划：投资1.86亿美元，在广州科学城兴建华南地区首个8英寸芯片项目，并“计划2004年底前投产”。然而，位于广州东郊白云山畔的“广州南科集成电路项目”在几度延迟后，2004年方才正式动工。
正当哥哥吴纬国急于在南国开疆之际，定居上海、同样出身于伯克利的弟弟吴立国突然杀向了北方——其先是与天津西青经济开发区洽淡上马8英寸芯片项目事宜，并正式成立了天津海原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计划于2005年一季度开工，2005年年底建成投产，规划产量每月2万片8英寸芯片，但此后又迅速与北京签约，天津项目不了了之。
吴立国否认阜康投资有台湾资金的背景。在接受台湾《经济日报》采访时，他表示，阜康投资的资金来自他本人和一些海外华人，以海外资金为主；同时，吴立国暗示自己的公司与哥哥无关——“他是他，我是我。”
据悉，阜康投资在北京承担8英寸项目的公司，为“阜康同创（北京）微电子公司”（下称阜康同创）。但截至本刊发稿时，工商部门尚无阜康同创的注册记录。
北京造芯
从2001年开始，北京便确立了发展“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的目标，重点发展区域包括了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石景山、林河工业开发区为中心的三大芯片生产制造基地，以及以中关村为中心的设计研发基地。
阜康同创的8英寸芯片项目，恰好填补了三大芯片基地的最后一个空白点。目前，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落户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首钢NEC项目则早在1994年于石景山建成投产，只有林河工业开发区作为规划中的芯片生产基地此前始终没有项目落定。
同时，阜康同创项目也补足了北京芯片制造业的一个“断档”。据业内人士介绍，“已经拥有首钢NEC6英寸项目与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的北京，尚缺一个8英寸芯片项目。”
北京的引入决心是显而易见的。据了解，在阜康同创项目中，北京市提供了相当优厚的产业扶植政策——
前期，北京市将投入1亿美元作为配套资金，用于提供“五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通通信、通暖气、平整）的土地和建设厂房；
后期，北京市还将以15％的比例进行跟进投资，即外方每投入1000万元，北京市将提供150万元的资金。但同时，这笔跟进投资不参与阜康同创的分红和决策；
此外，北京市还将提供政府贴息，对于批准建设的芯片项目建设期间实际发生的贷款，补贴贷款利率1.5个百分点直至项目设计达产。
政策优势正是为了弥补天然的劣势。业内人士指出，与许多地方相比（特别是上海），北京在芯片制造业上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
首先，从产业基础来看，国内最早的芯片制造企业——九五计划中的“908”工程华晶项目、“909”工程华虹NEC项目，选址都在上海周边；而北京的第一个芯片制造项目首钢NEC，直到1994年才开始投产，且迄今为止只有首钢NEC（6英寸）与中芯国际（12英寸）两个成功的项目。
其次，在上海周边的杭州、苏州、南通、无锡，半导体企业发展已形成产业集群；北京周边，包括天津和河北，无论从经济、人才，还是半导体行业的产业氛围，都要略逊一筹。第三，从自然条件来看，北京严重缺水，要应对“用水大户”的芯片制造业，显然存在困难。
目前，国内近20家芯片制造企业中，有70％左右将生产基地选在了上海周边。也正是认识到自身的不利条件，北京将自己芯片产业的方向调整为以发展设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重点发展12英寸项目。
根据北京市政府制订的《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规划方案》，到2010年之前，北京市将要建设成20条半导体生产线、20家封装测试厂和200家IC设计公司；北京市的微电子产业总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阜康的门槛
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信息交流部主任李珂介绍，芯片生产线的投资巨大。例如，上海力芯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投资总额高达10亿美元，中芯国际在北京的首条12英寸线投资总额也高达12亿美元。虽然8英寸生产线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一些，但“阜康同创6亿美元的投资要做两条8英寸线，恐怕只能上二手设备。”李珂说。
此外，目前国内的芯片制造企业从投产到盈利，至少都要经过两到三年的发展。“（整个过程中）需要逐渐把产能填满，从实现量产到产能饱和，然后才可能实现赢利。而这段时间内需要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中芯国际一位人士透露。
其次，新进企业要面临工艺技术的障碍。在芯片设计中，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指可以重复使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功能的集成电路设计模块，其初始形态被称为标准单元库。这是芯片代工企业（Foundry）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他们用精心设计并经过工艺验证的标准单元来吸引其客户（芯片设计企业）；同时，芯片设计公司也愿意使用成熟、优化的单元来完成其设计，以此提高效率，并减少设计风险。
“生产线只能代表产能。芯片制造企业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工艺能不能加工出客户需要的产品，能不能达到盈利所要求的成品率——至少要达到90％以上的成品率，才算是合格的芯片生产企业。”李珂表示。
第三，客户的管理。对于芯片制造企业而言，寻找客户必须先于上马生产线——必须根据客户的需求来选择工艺技术，规划产能和产量。
客户的争取正在变得困难。目前，芯片制造的订单主要来自国际厂商，而为了避免泄密，英特尔和三星等国际巨头往往选择自己建造芯片制造厂，只将一些非核心产品交给代工企业生产。同时，面对国内芯片制造厂家的参差，国际芯片设计商的眼光正在变得越来越“挑剔”。
在公布北京投资计划之时，阜康投资还宣布，IBM将成为其主要客户。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因为“一条8英寸生产线，至少要好几家设计公司才能养活。”李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