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汪曾祺的小说在中国的当代文坛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创造了大量以故乡人事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包括最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汪曾祺小说的平淡质朴之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人性之美”、“和谐之美”、“真实之美”。
　　关键词： 汪曾祺 小说 平淡 质朴 人性
　　汪曾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文坛是一枝独秀，他的作品如一朵朵奇葩，绽放着异样的光彩。汪曾祺小说的清新隽永、淡泊高雅，如一副生趣盎然的风俗画，画面是美的，但是更美的是画中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流淌出来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品质，一种返璞归真的生存状态。汪曾祺笔下很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大英雄，更多的是旧社会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小市民。其中有商人，有工匠，有医生，有打鱼的、教书的、杀猪的、唱戏的，有农民、学生、和尚、挑夫，各式人物纷繁陈杂。这些人物虽然职业有所不同，生活状况也不尽相同，但是都蕴含着一种暗合传统的真善美，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
　　首先，汪曾祺努力寻求人性的回归，追求健康的人性。尽管写的是小人物，写他们的喜乐哀愁，作者并没有鄙薄嘲笑他们，而是怀着对他们的同情来歌颂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优秀品格。他的代表作《受戒》讲述了小和尚明海和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他们的恋爱本身就超越了世俗的樊篱，为追求纯真爱情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注解。作者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写他“老往小英子家里跑”，跟小英子下地干活、聊天。而小英子也是一个直爽勇敢的女孩子。明海去善因寺烧戒疤，小英子划船送他去，要他不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她毫无顾虑地袒露心迹，对爱情大胆追求，正是人世间至真至纯的美好而纯洁的人性光辉的闪现。此外，《受戒》中的和尚与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没有所谓的“清规”，可以有老婆，可以唱小调山歌，可以打牌聚赌，可以吃肉杀猪，佛门的清苦生活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过着世俗的生活。汪曾祺曾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的确，汪曾祺是在用自己的笔还原被压抑被扭曲和异化的人性，让他们回到人性最初的本真、善良，人性之美，就在于此。
　　同时，汪曾祺努力在小说中表现人与人之间真挚动人的感情。这其中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恋人之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爱情，朋友之间甘苦与共的友情，老师与学生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以至于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将人性之美发挥到极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这样评价自己的小说。在《三姊妹出嫁》中，秦老吉的三个女儿在同一天出嫁，但是他心满意足，毫无遗憾。因为三个女儿经常回家“炊煮扫除，浆洗缝补”，自己要是生病，女儿抢着回来伺候父亲，这种父女间的脉脉亲情令人羡慕，让人感到亲情的温馨与力量。在《大淖记事》里，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道路是坎坷的，十一子对巧云执着的爱几乎让他丧命，而巧云面对两个不能干活的男人（受重伤的十一子和瘫痪的爹），毅然决然地挑担挣“活钱”养家糊口。两人对爱情的忠诚和牺牲不正是对爱的完美诠释么？爱需要责任、奉献、始终不渝。小说同时也在向我们传达着希望，世界是美好的，人类是有希望的。在《七里茶坊》里，坝上人冒着大雪把牛送到坝下，为的就是快过年了“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这话从农民口中说出来是朴素的，是简单的美丽。而其中传达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这种美是任何华丽的词藻都难以形容的，汪曾祺笔下的这些渺小的人物绽放的却是人性的华彩。他们是朴素的，又是超越朴素的，这正是汪曾祺小说中人物的魅力所在。
　　其次，汪曾祺的小说显现出柔和之色，并且汪曾祺还巧妙地把这种柔和的色彩在小说内容中转化为和谐。这种和谐之美的出现与汪曾祺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是分不开的。汪曾祺认为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了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爱。汪曾祺在逆境中也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性生存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
　　汪曾祺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合在作品中来追求和谐，但这种和谐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的小说首先关注的是最普通的人的现实生活，站在民间的生活立场，表达民间的道德观念。因为和谐必须自然才会统一，感情必须真实才会感人，这样的“和谐”之美才有牢固的基础，仍来源于生活，也就更容易触碰到读者的心灵。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之美还表现在对情感的理性节制上，但这种和谐并不是没有热情，也不是没有悲愤，主要是指在行文过程中，尽力“克制”热情冲动，“节制”悲愤激昂。比如在叙述地方风俗民情时，他的行文手法看似平淡，对任何事情均不加褒贬，而读者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隐藏的点点信息：或是透露出作者对旧式封建婚姻、男女恋爱的深刻的思考；或是暗暗表达出对某种爱的追求方式的同情；或是对某种悠悠往事、风土人情的无限怀想。没有道德的评判，没有思想的剖析，也没有是非观念的引导。汪曾祺这种充满理性的行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的小说整体和谐之风相辅相成的，也许正是汪曾祺自己对人的存在的最惬意的情感状态已经大彻大悟，才有了这种不动声色的和谐追求。即使触及到人性丑陋，人生艰难的题材，汪曾祺也总是把它嚼得细碎，先默默地咽到自己的肚里，配以中国独特的儒家思想，把丑陋和凶恶缓缓化解而后付之笔端。所以汪曾祺的笔锋很少放肆激动，既不尖酸刻薄，又不极尽讽刺，而是采取幽默诙谐这种喜剧的形式来展现人世间的种种痛苦。
　　另外，汪曾祺小说的和谐之美也体现在人与环境的和谐。在他的小说中，人物通常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动着：洁净的天空，柔美的阳光，摇曳的花草，安静的河面……而且汪曾祺对景物描写决不刻意雕琢，多是随意而为，率性而作。也许正是这样的不经意，恰恰更好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世界是和谐共存的。在《受戒》中，青蛙、寒蛇、萤火虫与男女主人的和谐共处，揭示出人类所处的外在的环境不是没有情感的，它们可以和人类进行情感、心理或者潜意识的交流与沟通，人和环境在没有外在干预和私利的影响下，绝对可以形成亲切、友善、和谐的共存关系。 　　汪曾祺拥有这样的和谐的创作自觉，与作家自身深厚的儒家思想根底密不可分。汪曾祺从小从祖父那里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仁爱”、“讲人情”的思想深入其心。汪曾祺曾这样解释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赋予人情味的思想。”所以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现实境遇中，他也着力遗忘与回避现实的痛苦，这正是儒家思想给了他一片洁净的精神领地，使得他随时可以栖息自己的灵魂，做一个超脱人世的高人。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大多数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而形成了自由和谐的状态。这种追求和谐的创作，既抚慰了汪曾祺受挫的心，又使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疲惫的心灵、彷徨的状态找到了生命中最适意的释放。这绝不是愚人政策，而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其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不如给自己的灵魂洒几滴甘露。
　　也许正因为有着浓郁的儒者之风，汪曾祺不像文化先锋那样急躁暴力，也不像其他深受政治、经济或者商业影响的作家那样急功近利。在命运受到挤兑的时候，他都以平和的人生态度来对待，及时从内心调整自身感受世界的方式，面对非人的严酷的责问，汪曾祺默默忍受。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平静的写作情绪，即使眼角流着泪，内心在滴血，他仍然滤尽冲动打磨内心的和谐与作品的和谐。他的文学之路非常独特，但是他并不寂寞，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无数寂寞的人和他一样快乐、自足、和谐地生活着。
　　“真”是指汪曾祺小说所展示的真情真人真事，汪曾祺曾说：“我的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1]而且小说的背景也是曾经住过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例如《受戒》里的小英子，大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徙》里的高北溟，《看水》中的小吕等都是汪曾祺谈过有原型的。正是有了对真人真事环境深入的了解和体会，才会使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汪曾祺在谈到《〈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时，又一次回忆了儿时的大淖、小锡匠及美丽的“巧云”，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向往”。虽然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2]如果没有早年“向往的真实”，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大淖记事》。我们常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真”，艺术才会呈现生活、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单纯的美。小说《天鹅之死》落款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作者这份真情也是融于小说文本中的，因其“真情真意”，小说文本才流于自然，不尚虚饰，不事雕造，呈现出清真的艺术境界。应该说“真”是汪曾祺小说平淡自然之美的第一个层次，倘没有小说文本的“真”，生命的原生态则被灌注人工巧智而失去天然本色。
　　汪曾祺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新、健朗的叙事风格和美学追求，讲述俗人俗事，或简洁明了，或曲尽其意，追求一种俚俗的亲切和风趣，但避免陷入甜俗、腻俗的泥淖。谈说俗情俗性，依托人物，摹其神韵，多含蕴，少直露，意味丰富，文笔节制。作者的感情含蓄、克制、沉潜，但也可在平静的叙述、平淡的内容中，见出冷淡与热烈、感恩与伤怀、崇敬与鄙夷、满足与遗憾等微妙的差别和变化。虽遵循儒家恕道，对庸人恶习点到为止，但态度绝不暧昧，从无色情的渲染，更无借俗世鱼龙混杂之实、假俗世泥沙俱下之便行迎合、俗媚之举的居心。他为人为文既有和同随俗的一面，又有脱去流俗的一面，而且这两者是没有界限同时呈现的。这使他的小说底气充足、底蕴丰富，如一条文字的运河，汇聚细流而成浩荡大波，浮载着成熟阔大、清浊混响的人生。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晚翠文坛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