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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0年11月19日，美国汉学界古典诗权威、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在《新共和国》杂志上发表了Bonnie McDougall 翻译的北岛诗歌集子《八月的梦游者》的书评《环球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有众多中外学者对此做出回应。本文主要对宇文所安、郑敏及奚密三人的观点进行解读并对从国家与国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传统与现在之间浅谈影响与焦虑。
关键词：世界诗歌；影响焦虑；民族性；现代性
作者简介：李彩虹（1990.2-），女，江西吉安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在《什么是世界诗？》中，宇文所安最鲜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观点是：世界诗歌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宇文所安认为，在“世界诗歌”的范畴中，诗人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代表自己的国家。世界诗歌讲究民族风味。但这种民族风味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普遍性的，地方色彩太浓的词语和具有太多本土文化意义的事物被有意避免。
“诗人常常诉诸于那些可以增强地方荣誉感、也可以满足国际读者对“地方色彩”的渴求的名字、意象和传统。与此同时，写作和阅读传统诗歌所必备的精深知识不可能出现在世界诗歌里。”一方面，国际观众也不想看没有一点国家或民族痕迹的诗。另一方面，国际读者期待的是“舒适的”民族风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文化及语言的差异。海外读者更倾向于通俗易懂的而非渊博精深的中国文学，正如寒山诗在西方和白居易诗在日本的热烈回响。
奚密在《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中首先质疑了在“民族”和“国际”诗歌间划一条清楚固定的界线的必要性：用“民族”和“国际”来严格界定诗歌无异将它们视为两个截然对立、封闭的体系。她认为，民族和国际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然而，强调民族诗和国际诗的独特性是否意味着二者迥然不同？从宇文所安对“世界诗歌”的定义：一、世界诗歌讲究民族风味。二、世界诗歌也青睐具有普遍性的意象。换言之，世界诗中具有“民族性”，民族诗歌中具有“世界性”。独特性是二者之间比较出来的差异，并非指二者截然不同。
其次，奚密认为宇文“太快地否定了中国诗歌之中的差异或差异的可能性”。因之，如果现代诗与传统诗迥异，它就必定是国际的、亦即非中国的。这类理论的“背面隐藏着文学基本上取决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大前提，因而忽略了文学内在（语言、美学）的发展”。并下结论：对差异的维护反而使自身成为一种对差异的压抑；对霸权的颠覆往往和颠覆的对象同样独断，认为我们应当同时承认并尊重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然而，笔者在王晓路、史冬冬的《西方汉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阐释与话语模式——以宇文所安的解读模式为例》中有这样的描述：宇文所安赞赏的是中国传统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化特征，而力图消除文化他者对中国文化传统所持有的单一性的误解：传统中国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性，它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可以看出，宇文所安是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并呼吁中国现代诗歌注意吸取古典传统文学的养分，避免沦为对西方的完全模仿。
奚密主要对宇文所安的观点进行了反拨，而郑敏则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对宇文所安的观点进行佐证和进一步阐释。郑敏首先同意了宇文所安的观点，认为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并把靶心对准了上世纪初陈独秀、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学运动，指责其从语言到内容都竭力遗忘和背弃古典诗词，这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理论导致了如今这种窘迫的局面。对此，奚密强调“历史语境”，认为“在当时文言文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激进是一种策略而未必表现在实践上。”。应该说，虽然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学大刀阔斧的改造不免粗粝，导致了很多后遗症，但有其必要性。“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决定走出文言文的框框，以白话文为写作的语言，这种决定是一次勇敢而关键的决定，它符合了汉语在时间中必须经历的变革。”（郑敏：《世纪末的回顾》）由此看来，奚密指责郑敏文章是对“历史语境的搁置与忽略”，“忽略了在当时文言文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未免苛刻。事实上，郑敏非但没有忽略当时的历史语境，还对当时的文化运动寄予了相当的理性和理解。但郑敏认为，“发展只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批判彻底抛弃传统、背弃古典而完全西化、完全白话的行为，并呼吁现代诗歌对古典的重视和重拾。
影响的焦虑，不仅表现在民族之间，也表现在作家之间以及对传统的继承或割裂上。
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中指出了当今世界文化霸权现象的存在：所谓的普遍性不过是英-欧的地方性，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沦为英-欧的翻版。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奚密承认现代汉诗对欧美原本的模仿，但质疑模仿必然导致落后，认为现代汉诗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自我转化的能动者，因此具有超越的可能性。确实，如果现代汉诗只是欧美原本的模仿，就注定了永远落后一步。唯有在继承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力求突破和创新，才有超越的可能。
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影响的焦虑。有人大方承认自己师承何门，有人却对此讳莫如深。福克纳将自己与莎士比亚并同，以示自己对盛行的弗洛伊德的不屑。纳博科夫也标榜独创，认为“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可以模仿的只有他自己。”（《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第63页）艾略特则不同，在《论传统和个人才能》中，他指出“他（诗人）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虽然在对待前人影响的态度上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福克纳与纳博科夫那样强调个性的作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过前人的影响；即便像艾略特那样“抹杀个性”的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与众不同的一面。继承与创新，也是作家实现超越的唯一途径。 传统并非单一的、与现代截然对立的。王德威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论中，质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国现代和古代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线，晚清蕴含了许多现代性因素，而力行白话、打压传统的五四新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传统的因素。叶公超在一九三七年说：“虽然新诗与旧诗有显然的差别，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还是要在以往整个中国诗之外加上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使以往的一切又非重新配合一次不可。”这句话表面上的时序颠倒正启示任何文学传统一个内在的吊诡：只有在新的出现过程中传统才得以定位，或者说，传统只有在与新的对照之下才有意义。我们总是“回到未来”。
“我们如今可以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与新的观点，而无须鄙视古代人，也无须忘恩负义，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的初步知识成了我们自身知识的踏脚石，因为我们为拥有的优势而感激他们让我们超过了他们。”（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23页）在人类求知的持续过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古代人的贡献使得现代人更易于去理解古代人不可能把握的自然的各个方面。对于传统，我们不必急于撇清和打压，而应心怀感激，激浊扬清。
参考文献：
[1]宇文所安，文楚安.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J].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第2期.
[2]孙景尧主编. 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01.
[3]奚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J].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第2期.
[4]（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 他山的石头记 宇文所安自选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01.
[5]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第3期.
[6][美]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J].中国研究，1998年第9期.
[7]王诜编.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C]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04 .
[8]（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 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05.
[9]（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05.
关键词：世界诗歌；影响焦虑；民族性；现代性
作者简介：李彩虹（1990.2-），女，江西吉安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在《什么是世界诗？》中，宇文所安最鲜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观点是：世界诗歌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宇文所安认为，在“世界诗歌”的范畴中，诗人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代表自己的国家。世界诗歌讲究民族风味。但这种民族风味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普遍性的，地方色彩太浓的词语和具有太多本土文化意义的事物被有意避免。
“诗人常常诉诸于那些可以增强地方荣誉感、也可以满足国际读者对“地方色彩”的渴求的名字、意象和传统。与此同时，写作和阅读传统诗歌所必备的精深知识不可能出现在世界诗歌里。”一方面，国际观众也不想看没有一点国家或民族痕迹的诗。另一方面，国际读者期待的是“舒适的”民族风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文化及语言的差异。海外读者更倾向于通俗易懂的而非渊博精深的中国文学，正如寒山诗在西方和白居易诗在日本的热烈回响。
奚密在《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中首先质疑了在“民族”和“国际”诗歌间划一条清楚固定的界线的必要性：用“民族”和“国际”来严格界定诗歌无异将它们视为两个截然对立、封闭的体系。她认为，民族和国际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然而，强调民族诗和国际诗的独特性是否意味着二者迥然不同？从宇文所安对“世界诗歌”的定义：一、世界诗歌讲究民族风味。二、世界诗歌也青睐具有普遍性的意象。换言之，世界诗中具有“民族性”，民族诗歌中具有“世界性”。独特性是二者之间比较出来的差异，并非指二者截然不同。
其次，奚密认为宇文“太快地否定了中国诗歌之中的差异或差异的可能性”。因之，如果现代诗与传统诗迥异，它就必定是国际的、亦即非中国的。这类理论的“背面隐藏着文学基本上取决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大前提，因而忽略了文学内在（语言、美学）的发展”。并下结论：对差异的维护反而使自身成为一种对差异的压抑；对霸权的颠覆往往和颠覆的对象同样独断，认为我们应当同时承认并尊重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然而，笔者在王晓路、史冬冬的《西方汉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阐释与话语模式——以宇文所安的解读模式为例》中有这样的描述：宇文所安赞赏的是中国传统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化特征，而力图消除文化他者对中国文化传统所持有的单一性的误解：传统中国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性，它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可以看出，宇文所安是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并呼吁中国现代诗歌注意吸取古典传统文学的养分，避免沦为对西方的完全模仿。
奚密主要对宇文所安的观点进行了反拨，而郑敏则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对宇文所安的观点进行佐证和进一步阐释。郑敏首先同意了宇文所安的观点，认为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并把靶心对准了上世纪初陈独秀、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学运动，指责其从语言到内容都竭力遗忘和背弃古典诗词，这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理论导致了如今这种窘迫的局面。对此，奚密强调“历史语境”，认为“在当时文言文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激进是一种策略而未必表现在实践上。”。应该说，虽然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学大刀阔斧的改造不免粗粝，导致了很多后遗症，但有其必要性。“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决定走出文言文的框框，以白话文为写作的语言，这种决定是一次勇敢而关键的决定，它符合了汉语在时间中必须经历的变革。”（郑敏：《世纪末的回顾》）由此看来，奚密指责郑敏文章是对“历史语境的搁置与忽略”，“忽略了在当时文言文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未免苛刻。事实上，郑敏非但没有忽略当时的历史语境，还对当时的文化运动寄予了相当的理性和理解。但郑敏认为，“发展只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批判彻底抛弃传统、背弃古典而完全西化、完全白话的行为，并呼吁现代诗歌对古典的重视和重拾。
影响的焦虑，不仅表现在民族之间，也表现在作家之间以及对传统的继承或割裂上。
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中指出了当今世界文化霸权现象的存在：所谓的普遍性不过是英-欧的地方性，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沦为英-欧的翻版。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奚密承认现代汉诗对欧美原本的模仿，但质疑模仿必然导致落后，认为现代汉诗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自我转化的能动者，因此具有超越的可能性。确实，如果现代汉诗只是欧美原本的模仿，就注定了永远落后一步。唯有在继承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力求突破和创新，才有超越的可能。
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影响的焦虑。有人大方承认自己师承何门，有人却对此讳莫如深。福克纳将自己与莎士比亚并同，以示自己对盛行的弗洛伊德的不屑。纳博科夫也标榜独创，认为“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可以模仿的只有他自己。”（《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第63页）艾略特则不同，在《论传统和个人才能》中，他指出“他（诗人）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虽然在对待前人影响的态度上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福克纳与纳博科夫那样强调个性的作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过前人的影响；即便像艾略特那样“抹杀个性”的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与众不同的一面。继承与创新，也是作家实现超越的唯一途径。 传统并非单一的、与现代截然对立的。王德威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论中，质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国现代和古代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线，晚清蕴含了许多现代性因素，而力行白话、打压传统的五四新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传统的因素。叶公超在一九三七年说：“虽然新诗与旧诗有显然的差别，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还是要在以往整个中国诗之外加上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使以往的一切又非重新配合一次不可。”这句话表面上的时序颠倒正启示任何文学传统一个内在的吊诡：只有在新的出现过程中传统才得以定位，或者说，传统只有在与新的对照之下才有意义。我们总是“回到未来”。
“我们如今可以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与新的观点，而无须鄙视古代人，也无须忘恩负义，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的初步知识成了我们自身知识的踏脚石，因为我们为拥有的优势而感激他们让我们超过了他们。”（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23页）在人类求知的持续过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古代人的贡献使得现代人更易于去理解古代人不可能把握的自然的各个方面。对于传统，我们不必急于撇清和打压，而应心怀感激，激浊扬清。
参考文献：
[1]宇文所安，文楚安.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J].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第2期.
[2]孙景尧主编. 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01.
[3]奚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J].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第2期.
[4]（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 他山的石头记 宇文所安自选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01.
[5]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第3期.
[6][美]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J].中国研究，1998年第9期.
[7]王诜编.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C]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04 .
[8]（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 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05.
[9]（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