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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元年乙酉十一月二十日,恰好是西历1910年1月1日,星期六。距离传统的中国新年还有一个多月,对于没有习惯西历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毫无特别之处。
北京城前一天彤云密布,雪欲下未下,一夜大风过后,转至今日反而晴朗。这一天,摄政王载沣政务繁忙。四川总督赵尔巽有关达赖喇嘛异动的电报还等待回复,云贵总督李经羲又电奏称边防兵营发生兵变。东三省总督锡良刚刚上报了黑龙江屯垦经费贪污案的查处结果,如今海军大臣载涛又奏请要在其经手的练兵差事中,挑选闲散宗室,安插其中。其它诸如已故直隶总督李鸿章需要立祠祭奠,内务府堂郎中荣铨因办差有功需要褒奖,御史萧丙炎奏说地方人才紧缺,请从中央调拨等等大小琐碎政务,都要一一回复。
早朝时分,他召见诸军机大臣,谈及地方用人,极力痛斥各督抚借新政之名,招揽故旧,导致各机构冗员充塞,新政废弛。
新政已将近十年,如今却是百弊丛生。吏治、军事、官制、财政、边疆、民生……种种国家大政,无一不需要整肃,无一不需要改革,但这个26岁的当国者显然是无处着力,无从下手。
早朝过后,北京城的冬阳正是日华灿灿,但这个已经266年的老大帝国,却已然是日薄西山了。
一
紫禁城外,这一天街市热闹如常,大街小巷处处都有新鲜事。崇文门内孝顺胡同新开一家“中西球台贩卖部”,专门出售最新西洋台球球桌,客人可以“随意观览实验”。西交民巷偏西一带刚刚铺垫了厚厚的黄土道,走上去宽敞平坦。原本在金鱼池的丹凤火柴厂,因为经营有方,销售顺畅,又开设了新公司,公司新大楼门口刻着两只凤凰,招人羡慕。大观楼酒楼新推出了一款叫做“加料牛骨髓油茶”的菜品,售卖者声称,此菜品强身健骨,胜过市面一切滋补药品。
在数十年欧风美雨的侵润之下,北京市民的饮食起居,行为举止,无不开始随着新风气的脉动而变化。这一天,东四牌楼六条胡同的本愿寺内一家夜间学堂开学,从晚七点到九点,学生在此可学习日语、算术、音乐等等科目,学费每月五角。正阳门外各大商家都开始使用电灯,位于珠宝市路西的天津银号因其门口的电灯样式最新,光线最亮,竟产生“惊人夺目的新气象”。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与大人物看着这个国家日渐沉沦而束手无策不同,普通平民则天天被各种“新”、“奇”、“特”的东西所吸引。原本被视作“奇技淫巧”的西方器物已经被当做先进文明而接受,它们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面貌,更在悄无声息的改变这个民族的精神。
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就观察到,“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解体的过程中”他预言说,“随着旧文化和人们的集体观念的消失,许许多多能力很强的人将涌现出来……”
这一天,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有一家叫作“守真”的照相馆即将开张,店主是几个自日本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叫做汪精卫的年轻人形貌异常俊美。几个月后,他将因为企图暗杀摄政王载沣而天下闻名。
这一天,在东直门外孙河旁,已经建起了一座水塔。它是自1908年动工的自来水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庞大的工程修修停停,现在总算是大体告成,接连数日正在进行管道试水。 而这个工程的最初倡导者——原直隶总督袁世凯,此时却并不在北京。
就在这个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雄心勃勃地推行着其庞大的改革计划,而自来水工程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他的列表中,“财政制度,货币流通制度以及法律结构”,才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改革内容。
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他曾信心满满地表示,“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是摄政王并没有给他时间,这个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刚说完这些话不久,就被排挤出最高权力圈子。如今闲居在老家河南彰德府养园中,每日以诗书钓鱼为乐。
二
也是在河南,这一天,连接开封和洛阳的汴洛路铁轨正式建成通车。自1895年以来的铁路建设高潮持续至今已有十五年。十五年里,修筑铁路,风靡全国,“自朝廷以逮士庶,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
十五年建设带来了万里铁路,中东路、南满路、胶济路、正太路、京张路、京汉路已经建成,津浦路、滇越路、广九路正在建设,此外,还粤汉路、川汉路、潮汕路、新宁路、同蒲路、洛潼路、西潼路、广厦路……或在筹备,或在规划之中,处处都在涌动着这个帝国建设一个庞大铁路网的迫切,处处都彰显着新政的雄心。
然而与这份雄心对照的,却是“民穷财尽、上下交乏”的现实。也是在这一天,湖北中等商业学堂的陈葆初将自己的祖宅和妻女的钗饰卖掉,凑集了5000银洋,交给争取川汉铁路民办的代表们,以让他们携款赴京说服政府将铁路的经营权交给民间。
陈葆初并不知道,一年多之后,正是政府在这条铁路经营权态度上的出尔反尔,最终酿成了像他一样将家当投资在其中的无数绅民的不满,从而导致了这个政权的崩塌。
这一天,奉天省咨议局的几名代表到达了上海,参加由江苏省咨议局发起的“各省议员请愿国会”。此前几天,已经陆续有12个省份的47名议员到达。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集体商讨如何撰写赴京请愿书,敦促政府早日召开国会。
在这已到的47名议员中,广东团一个不见经传的代表位列最后一名。此人32岁,刚刚以“最优等生”的身份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由于笃信地方自治,他极力强调地方权利,这也为其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12年后,这个叫陈炯明的人正是因为“联省自治”理念与孙中山的武力统一理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了包围广州“总统府”事件。
而位列浙江团首位的名叫沈钧儒。此公这一年正值35岁,英姿勃发,立志为中国实现宪政而努力。但他绝对不会想到,在其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还要不停的参加此类会议,这其中包括1912年的国会浙江省参议院,1918年的广州国会,1924年的国会非常会议,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直至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一天,上海英租界的巡捕们挨户敲打租界内大大小小烟馆的大门,通知他们一律关张。如有敢于违抗的,“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承办”。而这些巡警们似乎并没有多想,这些烟馆吸食的鸦片,正是从印度源源不断地输入。在之前进行的中英谈判中,英国并不答应停止对华输入鸦片。
这一天,也是在上海,《中国公报》创刊。在创刊词中,与秋瑾结为生死之交的女诗人徐自华用沉痛的笔调感叹道,“嗟我神州,黯然云黑。摧残民气,噤声默默。”
这一天,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有人发起要编辑《亡国史》,学部官员听说大为震怒,誓言要追查到底。而《大公报》则在社论中奉劝官吏们不必紧张——《亡国史》可写印度、可写高丽、可写安南,而非一定自认为是要写中国。他们特意将这则社论的标题取做“中国万岁”!
三
这就是中国在1910年第一天的万千气象。在这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老大帝国之中,处处涌动新的生机。这一天,北京大约有250所学校,有15000名学生。而在北京之外,政府大约设立了52000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有1560000多人。这些学生中不乏那些后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一天,大约1000名工人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忙碌着,出版着历史、地理、数学、英语、科学方面的读物,另有100名翻译,正夜以继日的将西方最新的科学、医学、工程书籍译介到中国。在汉阳铁厂,则大约有5000名工人正围绕着两座炉缸直径2.25米,高2.51米的炼铁炉辛苦劳作,他们每日可生产生铁100吨。过不了多久,他们将迎来第三座高炉,此炉炉缸直径3.39米,高达5米,每日能产生铁250吨。而在南通的大生纱厂,3000多工人生产着名为“魁星”、“寿星”的棉纱。他们的老板——著名的状元实业者张謇,正梦想着通过棉和铁来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
但如果将目光从这几个少数城市转开,就不难看到,这个国家其实并无实质上的转变。在华北的大多数城市,街道上走着的是由骡子拉着的板车,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并不指望能得到任何的公共服务,大多数人饮用着河水或井水,当水质过于浑浊时,他们通常会将装着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在水中,用以澄清。在普通人家中,没有烟囱,凡是做饭的地方,墙壁总是被烟雾熏的漆黑。居室中没有玻璃,人们保持亮度的唯一方式是在窗户上蒙上一层白纸。
当夜晚降临到这个帝国时,人们一般用蜡烛做的纸灯笼或者点燃花生油碗里的棉灯芯用作照明,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才勉强开始尝试使用煤油灯。
以上种种情景,让在外人提到“中国”两个字时,“首先想到的是,用破烂的草席搭起的不蔽风雨的小船,倾斜的残垣断壁,坍塌的庙宇屋顶,长满苔藓的泥瓦,高低不平的路面,破烂的草屋,腐烂的顶棚,东倒西歪的屏饰,以及断裂,倾斜的石头路面。”
这一天,这个帝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像牛马一样的耕作。他们并不会留意“大理院争取司法独立”、“王公大臣热议召开国会”、“留学生谈论人权独立”之类的消息,也很难理解诸如“民权”、“共和”、“天职”、“牺牲”、“欧罗巴”、“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华盛顿”……等等新名词的含义。他们要考虑的是,每日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衣食生计。
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与以往的每一个日子都一样。但在历史的时钟上,这一天却又有些不同——旧帝国的大厦已经倾颓了,新世界正在胎动。■
北京城前一天彤云密布,雪欲下未下,一夜大风过后,转至今日反而晴朗。这一天,摄政王载沣政务繁忙。四川总督赵尔巽有关达赖喇嘛异动的电报还等待回复,云贵总督李经羲又电奏称边防兵营发生兵变。东三省总督锡良刚刚上报了黑龙江屯垦经费贪污案的查处结果,如今海军大臣载涛又奏请要在其经手的练兵差事中,挑选闲散宗室,安插其中。其它诸如已故直隶总督李鸿章需要立祠祭奠,内务府堂郎中荣铨因办差有功需要褒奖,御史萧丙炎奏说地方人才紧缺,请从中央调拨等等大小琐碎政务,都要一一回复。
早朝时分,他召见诸军机大臣,谈及地方用人,极力痛斥各督抚借新政之名,招揽故旧,导致各机构冗员充塞,新政废弛。
新政已将近十年,如今却是百弊丛生。吏治、军事、官制、财政、边疆、民生……种种国家大政,无一不需要整肃,无一不需要改革,但这个26岁的当国者显然是无处着力,无从下手。
早朝过后,北京城的冬阳正是日华灿灿,但这个已经266年的老大帝国,却已然是日薄西山了。
一
紫禁城外,这一天街市热闹如常,大街小巷处处都有新鲜事。崇文门内孝顺胡同新开一家“中西球台贩卖部”,专门出售最新西洋台球球桌,客人可以“随意观览实验”。西交民巷偏西一带刚刚铺垫了厚厚的黄土道,走上去宽敞平坦。原本在金鱼池的丹凤火柴厂,因为经营有方,销售顺畅,又开设了新公司,公司新大楼门口刻着两只凤凰,招人羡慕。大观楼酒楼新推出了一款叫做“加料牛骨髓油茶”的菜品,售卖者声称,此菜品强身健骨,胜过市面一切滋补药品。
在数十年欧风美雨的侵润之下,北京市民的饮食起居,行为举止,无不开始随着新风气的脉动而变化。这一天,东四牌楼六条胡同的本愿寺内一家夜间学堂开学,从晚七点到九点,学生在此可学习日语、算术、音乐等等科目,学费每月五角。正阳门外各大商家都开始使用电灯,位于珠宝市路西的天津银号因其门口的电灯样式最新,光线最亮,竟产生“惊人夺目的新气象”。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与大人物看着这个国家日渐沉沦而束手无策不同,普通平民则天天被各种“新”、“奇”、“特”的东西所吸引。原本被视作“奇技淫巧”的西方器物已经被当做先进文明而接受,它们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面貌,更在悄无声息的改变这个民族的精神。
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就观察到,“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解体的过程中”他预言说,“随着旧文化和人们的集体观念的消失,许许多多能力很强的人将涌现出来……”
这一天,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有一家叫作“守真”的照相馆即将开张,店主是几个自日本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叫做汪精卫的年轻人形貌异常俊美。几个月后,他将因为企图暗杀摄政王载沣而天下闻名。
这一天,在东直门外孙河旁,已经建起了一座水塔。它是自1908年动工的自来水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庞大的工程修修停停,现在总算是大体告成,接连数日正在进行管道试水。 而这个工程的最初倡导者——原直隶总督袁世凯,此时却并不在北京。
就在这个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雄心勃勃地推行着其庞大的改革计划,而自来水工程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他的列表中,“财政制度,货币流通制度以及法律结构”,才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改革内容。
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他曾信心满满地表示,“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是摄政王并没有给他时间,这个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刚说完这些话不久,就被排挤出最高权力圈子。如今闲居在老家河南彰德府养园中,每日以诗书钓鱼为乐。
二
也是在河南,这一天,连接开封和洛阳的汴洛路铁轨正式建成通车。自1895年以来的铁路建设高潮持续至今已有十五年。十五年里,修筑铁路,风靡全国,“自朝廷以逮士庶,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
十五年建设带来了万里铁路,中东路、南满路、胶济路、正太路、京张路、京汉路已经建成,津浦路、滇越路、广九路正在建设,此外,还粤汉路、川汉路、潮汕路、新宁路、同蒲路、洛潼路、西潼路、广厦路……或在筹备,或在规划之中,处处都在涌动着这个帝国建设一个庞大铁路网的迫切,处处都彰显着新政的雄心。
然而与这份雄心对照的,却是“民穷财尽、上下交乏”的现实。也是在这一天,湖北中等商业学堂的陈葆初将自己的祖宅和妻女的钗饰卖掉,凑集了5000银洋,交给争取川汉铁路民办的代表们,以让他们携款赴京说服政府将铁路的经营权交给民间。
陈葆初并不知道,一年多之后,正是政府在这条铁路经营权态度上的出尔反尔,最终酿成了像他一样将家当投资在其中的无数绅民的不满,从而导致了这个政权的崩塌。
这一天,奉天省咨议局的几名代表到达了上海,参加由江苏省咨议局发起的“各省议员请愿国会”。此前几天,已经陆续有12个省份的47名议员到达。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集体商讨如何撰写赴京请愿书,敦促政府早日召开国会。
在这已到的47名议员中,广东团一个不见经传的代表位列最后一名。此人32岁,刚刚以“最优等生”的身份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由于笃信地方自治,他极力强调地方权利,这也为其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12年后,这个叫陈炯明的人正是因为“联省自治”理念与孙中山的武力统一理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了包围广州“总统府”事件。
而位列浙江团首位的名叫沈钧儒。此公这一年正值35岁,英姿勃发,立志为中国实现宪政而努力。但他绝对不会想到,在其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还要不停的参加此类会议,这其中包括1912年的国会浙江省参议院,1918年的广州国会,1924年的国会非常会议,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直至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一天,上海英租界的巡捕们挨户敲打租界内大大小小烟馆的大门,通知他们一律关张。如有敢于违抗的,“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承办”。而这些巡警们似乎并没有多想,这些烟馆吸食的鸦片,正是从印度源源不断地输入。在之前进行的中英谈判中,英国并不答应停止对华输入鸦片。
这一天,也是在上海,《中国公报》创刊。在创刊词中,与秋瑾结为生死之交的女诗人徐自华用沉痛的笔调感叹道,“嗟我神州,黯然云黑。摧残民气,噤声默默。”
这一天,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有人发起要编辑《亡国史》,学部官员听说大为震怒,誓言要追查到底。而《大公报》则在社论中奉劝官吏们不必紧张——《亡国史》可写印度、可写高丽、可写安南,而非一定自认为是要写中国。他们特意将这则社论的标题取做“中国万岁”!
三
这就是中国在1910年第一天的万千气象。在这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老大帝国之中,处处涌动新的生机。这一天,北京大约有250所学校,有15000名学生。而在北京之外,政府大约设立了52000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有1560000多人。这些学生中不乏那些后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一天,大约1000名工人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忙碌着,出版着历史、地理、数学、英语、科学方面的读物,另有100名翻译,正夜以继日的将西方最新的科学、医学、工程书籍译介到中国。在汉阳铁厂,则大约有5000名工人正围绕着两座炉缸直径2.25米,高2.51米的炼铁炉辛苦劳作,他们每日可生产生铁100吨。过不了多久,他们将迎来第三座高炉,此炉炉缸直径3.39米,高达5米,每日能产生铁250吨。而在南通的大生纱厂,3000多工人生产着名为“魁星”、“寿星”的棉纱。他们的老板——著名的状元实业者张謇,正梦想着通过棉和铁来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
但如果将目光从这几个少数城市转开,就不难看到,这个国家其实并无实质上的转变。在华北的大多数城市,街道上走着的是由骡子拉着的板车,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并不指望能得到任何的公共服务,大多数人饮用着河水或井水,当水质过于浑浊时,他们通常会将装着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在水中,用以澄清。在普通人家中,没有烟囱,凡是做饭的地方,墙壁总是被烟雾熏的漆黑。居室中没有玻璃,人们保持亮度的唯一方式是在窗户上蒙上一层白纸。
当夜晚降临到这个帝国时,人们一般用蜡烛做的纸灯笼或者点燃花生油碗里的棉灯芯用作照明,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才勉强开始尝试使用煤油灯。
以上种种情景,让在外人提到“中国”两个字时,“首先想到的是,用破烂的草席搭起的不蔽风雨的小船,倾斜的残垣断壁,坍塌的庙宇屋顶,长满苔藓的泥瓦,高低不平的路面,破烂的草屋,腐烂的顶棚,东倒西歪的屏饰,以及断裂,倾斜的石头路面。”
这一天,这个帝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像牛马一样的耕作。他们并不会留意“大理院争取司法独立”、“王公大臣热议召开国会”、“留学生谈论人权独立”之类的消息,也很难理解诸如“民权”、“共和”、“天职”、“牺牲”、“欧罗巴”、“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华盛顿”……等等新名词的含义。他们要考虑的是,每日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衣食生计。
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与以往的每一个日子都一样。但在历史的时钟上,这一天却又有些不同——旧帝国的大厦已经倾颓了,新世界正在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