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先是我们约陈丹青，再是陈丹青约阿城，然后阿城约滕文骥，最后是滕文骥约葛优。因是最后约的，葛优自然就迟到了，于是，他的出场就有了更充足的铺垫。记得上海电视台曾经给葛优做过一个和观众同乐的余兴节目，须回答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葛优回答得很老实，不怎么出彩，当然观众们也乐了。在这种场合，说老实话难免有点我们上海人说的“讲死话”的意思，而“讲死话”向来被尊为笑话的上乘。说起来，做人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不是有句俗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像这样的公众人物，都是在风起云涌中做人，是要被推着走的。
　　所以，葛优还没来，我们已经做好了笑的准备，而葛优似乎也自觉着有这样的责任，进门就说了句笑话：“我是这里的三陪。”“这里”指的是他们合伙开的饭店，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大家自然是乐了一番，可接下来便没了下文，只能用我们的笑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填补。大家都有些兴奋，期待地看着葛优的嘴，好像那里还会蹦出金豆子来。不曾想，葛优甚至是有些口讷的，面对我们这些生人还有些腼腆，想不出什么话题。我们只得去问他，贺岁片拍得怎么样，导演如何，本子又如何，像诱供似的，要套出点噱头来。他回答得也很老实，说是有些同事态度不认真，又不动脑筋，一会儿呼机响，一会儿呼机响，工作气氛不太好。我们又问他哪个演员表现如何，哪个演员表现又如何，他都一一回答，有自己的看法却也不损人。谈起电影场上的事，并不抖落花絮绯闻，倒是乐于说一些郑重的事情。于是，渐渐的，我们也就把葛优搁在了一边，滕文骥则作为替补队员上了场，说了许多趣事趣闻。阿城也有许多要说的，当然是比较严肃的话题，关于文化什么的。再加上我们这些啦啦队的，你一言我一语，场上也十分热闹。
　　葛优终于被大家放过，显见得是松了一口气，却又有些过意不去，好像辜负了大家的期望，终席之时，便提出要拌个白菜心给我们吃。他从厨房要来嫩白菜心和各种作料，全神贯注地调制起来。他手艺确实不错，显然干这个比逗嘴更擅长，也更自然。
　　这其实是一个实在人，没有一点滑稽腔，不是个可做笑料的角色。所以被派作“笑星”，大概是因他有些“逗”的相貌决定的，也因我们对喜剧的误解，就像有些老苦着脸的演员，就被派作了悲剧明星。可惜的是演员，钢都没用在刀刃上，尤其是像葛优这样有实力的演员。我说他好，一是从他银幕上的表现来看，二是见了葛优发现他是一个勤于劳动的人，对事情有着老实的态度。有了这两点，事情就差不多了。不知道葛优自己怎么考虑的，我倒是为他考虑，他应当出任些什么样的角色。我想，他可以演日本电影《蒲田进行曲》这样的小人物的戏剧，他还可以走美国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的道路，比如《毕业生》《英雄》《宝贝儿》这一类的故事。他的形象其实是很具有现代感的，是芸芸众生的精英相。再想想，我们本国有哪些角色可以派给他，便想到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倘若有人要将这小说好好地改成电影，葛优是可以出演许三观的。
　　（摘自王安忆《今夜星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