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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里是关中平原的边角地带，一方混沌苍茫的天地。
北边是河，南边是原，东边是山。河道里顽石遍布，细瘦的河水慵懒萎靡，流得无精打采。河堤之外是农田，土地不算肥沃，村落散布在原上原下，几乎都是一样的平庸、沧桑、灰头土脸。人们世世代代守着脚下的土地，在沉重的劳作中挣扎、喘息，年景不好时会怨天尤人，心气不顺时会骂人干仗，但更多的时候是心平气和，与世无争，也容易满足，但凡逢上风调雨顺，看见地里的麦穗饱满，豆荚鼓胀，他们便会笑逐颜开，额手相庆，日子过得倒也舒坦自在，有滋有味。
这里离西安不远，50里地，但庄户人家，去那花花绿绿、闹闹哄哄的省城干啥？50里地也要走路爬坡，过河涉水，来回一天都急急慌慌，耽误地里的活计不说，口袋里没银子，去了教人当叫花子看？乡下人就是乡下人，过自己的日子当紧，原坡下庄稼的长势，河堤柳梢上的春暖秋凉，圈里母猪下了几只猪仔，囤里的粮食能不能接到麦黄，土坯旧房能否遮风挡雨，黄鼠狼夜晚又叼走了几只鸡，东邻西舍媳妇的针线茶饭如何，谁家有了生老病死……只有这一切，才是他们心之所系，构成了日常的喜怒哀乐和最要紧的话题。这个世界被骊山、灞水和白鹿原围拢，距离城市50里的距离，就是距离另一个世界的50里鸿沟。这里的日出日落，与远方无关。
这是一个幽闭的穷地方。
还有大煞风景的事情。
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西巡陕西，经风陵，渡黄河，入潼关，进关中，路过骊山脚下，臣子们奏请乾隆帝游览骊山。此山远望如同一匹黑色骏马，故以骊山名之。上古时期，女娲在这里“炼石补天”；西周王室在这里建造烽火台，特别是秦始皇千挑万选，将他的陵寝建在骊山脚下。山上自然景观秀丽，文物胜迹众多：烽火台、老母殿、老君殿、晚照亭、上善湖、七夕桥、遇仙桥、三元洞……康熙在山脚下细细打量，传谕奉上笔墨，题诗一首，随后命御驾转头离去。诗曰：“骊山九破头，灞水向西流，民无百年富，官至二品休。”世人看骊山形如骏马，康熙却以为是乱峰破头。那山脚下的灞水，确是西向而流，康熙断定此地风水不佳，拒绝登山。康熙懂不懂风水，是不是真写了那首诗，值得怀疑，但这传说传播开来，便如同谶语，让这一方水土自惭形秽。
陈忠实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村子叫西蒋村，村子东北方向就是骊山，村前就是向西流去的灞水。
山压原挤，僻远苍凉，又传说遭康熙帝厌弃，这地方实在有点让人丧气。
但还可以做梦。
若干年后，当陈忠实打开一本名叫《百年孤独》的书，读到被他视为“神人”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第一句话时，犹如受到电击：“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眼前跳出的画面是父亲带他去看戏的那些遥远的日子。少年奥雷连诺看到吉普赛人表演杂耍，父亲带陈忠实看的却是秦地戏台班子的演出。他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在拥挤的人群里高高在上。每逢节庆或麦收忙罢农人短暂歇息的日子，原上原下一些村子就会搭台唱戏，十里八乡内的男女都会赶去看热闹。小小陈忠实不懂戏文，不明白那些红脸白脸吼呀唱呀说呀念呀扭呀晃呀在表达什么，不明白穿着戏袍的那些人甩胡须抖帽翅是想干啥，但在原上原下的土戏台前，在父亲的肩膀上，看到有人哭，有人笑，他获得了一个粗浅的认识：在没有他之前，这个世界上曾发生过很多让人高兴或让人悲伤的事情，这些事情铭刻在人们记忆里，穿过长长的光阴，一直被说着唱着念着想着，就像村前的灞河水一样，世代流淌。再过若干年后，他才明白，那叫历史。历史早已翻过，但历史不会泯灭。父亲带他去看戏，实际上在他懵懂的意识里已经种植下对历史好奇的心苗。
培养他好奇心的还有流传于原上原下的传说：周幽王戏诸侯，秦穆公称霸西戎改滋水为灞水，刘邦侥幸逃离鸿门宴亡命白鹿原，灞柳伤别，白鹿精灵……乡人把传播历史掌故叫“说古经”。“古经”点燃了少年陈忠实探究这个世界最初的兴趣。他在后院喂猪，背靠猪圈的短墙，呆呆地想：仓皇逃命的刘邦是不是就从他家后门这条小路逃回他在白鹿原的大本营？临近的铜人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现场，那些被活埋的读书人，尸骨还能挖出来吗？还有不远处的凤栖原上埋葬着汉文帝和汉宣帝，那被人称颂的“文景之治”好在哪里？一切仅仅是好奇，一切都还懵懵懂懂，但他的目光试探着越过灞水河道里的雾岚和白鹿原顶头的云朵，开始想象远方。
但直到十二岁前，他没有走出囿于他的那个封闭的世界。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远足，发生在他的第一个本命年，我在《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跟的破鞋走路》一文里记录了此事：他随着老师同学去30里路外的小镇考初中。沙石路磨穿了他的破鞋底子，磨破了他的脚后跟，血肉模糊的双脚几乎无法支撑他走进考场，直到看见飞驶而过的火车，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用脚走路”，他才奋然跃起，发誓“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跟的破鞋走路”。这是走出家门，走出白鹿原的第一次努力，他还寄望自己走得更远。但这希望夭折于六年后的高考。那是1962年，刚刚经历三年大饥荒，城市里养不起更多人口，全国大学招生名额大幅度降低，这一变故把他挡在希望的门槛之外。但在此前他发现了一条通道，一条充满魔力、勾人心魄的通道，是书籍，是文学。他从图书馆弄来好多小说，先是中国的，后是外国的，读书让他的目光突然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他从不知晓，但在阅读里，他走进了魏、蜀、吴三国交锋的战场、水浒梁山的山寨、通往西天的取经路，走进了三里湾、黄甫村、柴达木盆地，走进了保卫延安的硝烟、渭北平原大木匠和卖菜者的村落，还有更远的地方——顿河哥萨克人的牧场、俄国中部的白净草原、塞纳河畔的城市和教堂、英国的呼啸山庄、西班牙执矛骑士挑战风车的荒原和旅店城堡……书籍里的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奇幻迷人，能不能也来建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呢？
他动手了，在他十六岁那年。全国都在大跃进，他造了一座山，他的心飞到了云端：“粮食堆如山，钢铁入云端。兵强马又壮，收复我台湾。”这首诗发表于《西安晚报》，很正规的公开发行的报纸，但此后他并不认可这是他的处女作。在创作年表上他把他的处女作向后推了七年——1965年3月8日发表于《西安晚报》副刊的散文《夜过流沙沟》。 白鹿原北坡下一个庄户人家的儿子，要走出这片苍茫混沌的土地，向着梦想飞翔了。
二
但随后突然发生的一切，让眼前的世界变得不可思议。革命、造反、火烧、炮打、摧毁、砸碎、大破、大立、狗头、画皮、游街、示众……一切全乱了套。他读过的那些书，那些让他心摇神荡带他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书，一律遭到查禁，作家们都是“裴多菲俱乐部”里的人物，听说西安城里正批斗作家，那个一直驻守长安县黄甫村过着农民生活的柳青，他最为崇敬的陕北老头，也被揪了回去，脖子上挂着牌牌，押在大卡车上，游遍了西安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他的常识遭到颠覆，他顿觉周身寒彻，心灰意冷——看来作家是当不成了。
但他不甘心。
当民办教师，他私下给学生们仍在讲中国的“小二黑结婚”和俄国的“小公务员之死”；当公社卫生院院长，他带领赤脚医生去秦岭的深山老林里挖药，帆布挎包里仍塞着《创业史》。后来形势稍微松动，文学出现复苏的迹象，早先埋藏在他心里那颗梦想的种子，也随之萌动，被堵死的路，在面前裂开一道缝隙，有光亮从那缝隙里透射过来，他循着这光亮，试探性地迈开步子。
在陕西后起的青年作家中，陈忠实是兄长，是这票人马重要的领军人物。1973、1974、1975连续三年，陈忠实一年一炮，推出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让发表他的作品的《陕西文艺》洛阳纸贵。这是后来被称作文学陕军这支队伍的开山炮，并由此为其后整个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奠定了基调，涂抹上最初的底色，让青年作家们看到在当时浓重的“文革”氛围下，把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熔铸到自己创作实践中的可能性和实现通道。
那一阵子人们对陈忠实刮目相看，他的影响越过陕西地面，越过潼关，引起全国文坛瞩目。但后来，一位陕北后生平地突起，光芒四射，成为比陈忠实名声更响亮的陕西文学又一领军人物。
这是路遥。
其实，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陕西文坛，谁站到青年作家队伍的前列都不奇怪。那时冒出很多人：徐建铭、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路遥、王蓬、沙石、贾平凹、莫伸、程海、李康美、李天芳、李佩芝、李凤杰、蒋金彦、王晓新、张子良、王宝成、王吉呈、张敏、申晓、魏雅华、韩起、周矢……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很长。1986年中国作协筹备全国第三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让各省市自治区摸底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作者情况，在陕西作协书记处内，我分管青年作家培养和刊物工作，统计的结果是，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青年作者近千人。这个数字和人名报上去，中国作协不信，一个省哪会有这么多青年文学人才？我们拿出发表作品情况登记表，他们才觉得陕西实在了不起。陕西人经商不如晋人，做官不如湘人，出门闯荡不如豫人，年轻人中，选择文学作为出路的人很多。路遥脱颖而出，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陈忠实见证了路遥的崛起。1982年，两人同时进入陕西作协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白鹿原下的陈忠实在作协大院里安了家。那一年路遥的《人生》发表，陕西作协办公和住宅在一个院子，在这个早先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桂滋的公馆里，人们习惯下班晚饭后，从家走出，在院子里聊天闲谈。院子有几进，青砖铺地，栽植各种花木，人们从办公室拉一把藤椅出来，再捧一杯清茶，可以聊到很晚。那一段时间，《人生》和路遥成为主要话题。陈忠实去门房拿报纸信件，作协一位司机拦住他，绘声绘色给他讲《人生》里的故事和情节，弄得他听也无心，走也不是。同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尤代表轶事》《信任》《乡村》《初夏时节》等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乡村》，短篇小说《信任》先是发表在1979年6月3日的《陕西日报》副刊，随即被《人民文学》七月号、《青年文学》创刊号转载，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这些成就，相对于《人生》投射在路遥身上的光芒，自是暗淡了许多。
一个小兄弟，跃身冲到了他的前边，他必须调整好心态，适应这种格局的变化，重新确定自己的姿态。
他回到了原下。
1985年，陕西作协召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这是新时期陕西文学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我是会议组织者之一。我主编《延河》，《延河》作者中有位部队军官，我请他帮忙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借来一辆豪华大轿车，会议的安排是从西安出发去陕北，在延安和榆林两地召开。这次会议是陕西作家向长篇小说领域进军的准备会、探讨会、动员会，但结束的时候，已经有点誓师会的味道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5年中秋节，在榆林毛乌素沙漠，我们设计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全体与会者乘车行进到大漠深处一片“海子”边，事前已从当地人家那里购得柴火、嫩玉米棒之类，也带了酒水来，人员在此集结后，先是宣布了晚会的“律条”：不分职务高低，不分男女长幼，不分名头大小，今夜，我们都是文学的信徒；这个群体，是“大漠文学酋长国”。大家推举白洁、封筱梅两位女作家为“取火女神”，王观胜和朱玉葆两位壮汉为“圣火保护神”，贾平凹为“大漠文学酋长国巫师”。当两位“保护神”护卫着两位“女神”走向摞起的木材堆，在点燃“圣火”的那一刻，全体人员齐刷刷跪倒，“巫师”贾平凹用一种颤抖的巫气十足的声音念诵“咒语”——那一刻，原本带有轻松玩耍性质的篝火晚会，在每个人心中倏然转为肃穆隆重的仪式，也许不少人在那一刻已在心中立誓。
在我后来的记述文章中，把这次篝火晚会，称作文学陕军的“大漠盟誓”。
但陈忠实是个例外。
会议结束前，要做统计，让大家填表报告长篇创作计划，陈忠实没有填。其时路遥已经完成《平凡的世界》的详细提纲，这次会议一结束，他就一头扎到铜川陈家山煤矿开笔写作了；贾平凹有了“商州系列”的构想，一年多后拿出了《浮躁》；京夫在酝酿《八里情仇》；邹志安打算写农村男女爱情生活，后来推出《多情最数男人》；我报的计划是长篇小说《苍凉青春》，后来改变计划写成纪实文学。陈忠实明确表示他没有写长篇的打算，近几年里他的中短篇写得很顺手，《康家小院》《初夏》《梆子老太》《地窖》《十八岁的哥哥》《罗马大叔》《夭折》……一系列作品陆续发表于《当代》《长城》《延河》《飞天》等刊物上，他不想中断这种势头。大家理解他的想法，但终觉有些遗憾，在向长篇领域进发的陕西文学队伍中，少了陈忠实，声威肯定会打折扣。 但这一年底，在他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一道火光突然在他眼前升腾而起，一种冲动被引燃了。
“在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耕读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这是陈忠实后来的回忆文字。
由此，陈忠实开始了他文学生涯中一次至关重要的长征。
1986年冬，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杂志首发。刊物出来后，陕西作协、《花城》杂志，还有出版图书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在北京召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我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会后回到西安，一天陈忠实从乡下回到作协大院家里，晚上叫我去他家一趟。我们两家在一个单元，他住四楼，我住五楼。去了他那里，才知道他要打听的是北京怎样评价《平凡的世界》。北京的研讨会大部分人不看好《平凡的世界》，有激烈的青年评论家甚至说：《平凡的世界》手法陈旧，思想平庸，叙事老套，怎么都不会相信这种作品出自《人生》作者路遥之手。陈忠实听后眼睛一瞪：“咋能这么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聊了一会儿，他从五斗柜里拿出一瓶“城固特曲”，没有佐酒菜，只从厨房拿出两块蒸熟但放凉了的红薯，一瓶水蜜桃罐头。两人开始小酌。两杯下肚，他舒了一口气，说他把《花城》看了，看过后心里轻松了一大截子，他最担心的是他的长篇会和《平凡的世界》撞车，现在看来是不会了。我理解他这一刻的心情。他的轻松，绝无轻视《平凡的世界》的意思，相反觉得北京的评价对路遥不公。他和路遥，都视柳青为精神教父和文学导师，两人早期有些作品，有着明显追随柳青笔法的痕迹，两人现在都开始弄长篇，他真的是担心走进一个模子里去，包括时代背景的选择，所要表达的思想，行文叙事的风格。他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心平气静地又回到了他的白鹿原。
陈忠实对他的长篇有信心，但母鸡罩窝却迟迟下不出蛋来。贾平凹的《浮躁》，躲在户县两个月就写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说准备时间很长，但写作速度是一年一部。他的《白鹿原》1986年准备，1988年动笔，却迟迟出不了手。于是就有了这样那样的议论。这些议论倒不会影响陈忠实按自己计划行事，但这是一个极为看重尊严的人，终归他曾经是陕西中青年作家中的“大哥大”，但这个时候聚光灯已经转移到路遥身上。过去常有人到作协找他，现在来人都是找路遥的，有时在院子里碰见他，会问：“师傅，路遥办公室在哪里？”或：“路遥家在哪个单元？”陈忠实苦笑自嘲：“咱现在就是一个指路的。”
1991年春，《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从北京领奖回到西安，省上又隆重召开了庆贺表彰大会。那天会后，陈忠实进了我的办公室，脸色发青，什么也不说，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掏出雪茄点着。我知道他感到了压力。作家们之间较劲再正常不过，陕西作家大都闷不吭声，但彼此瞅着瞪着飙着，你弄出响动，我要弄出更大的响动，只要不在背地暗处向对方打黑枪、使绊子，这便可以看作是一种良性的相互竞争，有益的相互砥砺。成片林子里的树木总会比单株独苗长得高。其时我举家正要调往北京，我和陈忠实曾经有约，他的长篇写完，《延河》首先选发部分章节。《延河》有选发长篇的传统，“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史上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有“两红一创”（《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是在《延河》上首发的。我在《延河》主编任上的日子屈指可数，当然希望这部作品首先在我手上与读者见面。这一天重提早前的约定，陈忠实深深吸了口雪茄，埋下的头从弥漫的青色烟雾中抬起来，慢慢地说：“不急，急啥哩，路遥都获奖了，我过去不急，现在更不用着急了。”实际上，据我所知，此时他手里的长篇，已经基本完稿，但他重新调整了自己将要跨越的标杆尺度，那是一个更高的目标。
陈忠实撂下这句话，又一头扎回白鹿原，重新收拾他的稿子，有些章节几乎是重写，这一拼，差不多整整一年。
1978年柳青逝世。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作协派人去医院看望他，他在病床上寄语陕西青年作家，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作家要甘于寂寞；提出文学创作必须是“六十年一个单元”。柳青的话传达到陕西青年作家当中，对大家启迪和鼓励很大。陈忠实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必须耐得住寂寞，六十年一个单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眼光放长远，急有何用？急功近利弄不成大事。
三
陈忠实去过很多地方，但我敢说，他与任何一个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格格不入，他只属于他的白鹿原。
他不知到过北京多少次，但北京对他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来开会，开会就是开会，除了宾馆、会场，此外没有兴趣去任何地方。刊物、出版社、有关单位为作品的事情请他来，谈完事就走人，人家过意不去，要安排一些游玩的活动，他会一口谢绝。他没有兴趣看景点、逛大街、转商场，他搞不清崇文和宣武、海淀和朝阳的方位，他以为后海在颐和园或者圆明园里，儿子海力考入北方交大，他让海力找我，告诉说：“白描叔叔的家在东直门外的新街口豁口。”一次他来京住空军招待所，一名女记者采访他，我和他在一块。他讲的有些陕西方言女记者听不懂，我在一旁帮着翻译，他抱歉地告诉女记者他不会讲普通话，夸女记者的北京话好听、地道，说他就爱听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报站。那女记者明显带有东北口音，他的夸奖让对方产生误解：“陈老师，不带这样埋汰人的啊。”他却莫名其妙，他是真心夸女记者，在他听来，东北话与北京话没有什么区别。
他曾经专心专意地逛过一次北京城。1994年夏，中国作协安排他去北戴河创作之家疗养，他特意带上妻子一同前往。妻子王翠英是陈忠实事业的后盾，他在原下老家写作《白鹿原》的那几年，妻子是他的粮秣官，每周一次，从西安城里赶到西蒋村，送去擀好的面条，蒸好的馒头，把冰箱装满，为丈夫提供后勤保障。她留守在城里的家中，照顾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操持一应家务，《白鹿原》的成功，她既有苦劳也有功劳。她没出过远门，更没见过大海，这番去北戴河，陈忠实是想犒劳她一回。从北戴河返程，陈忠实特意在北京多待了几天，他要陪妻子逛逛北京城。他不愿意麻烦作协和出版社，悄悄给我说了他的打算，于是我陪着他们夫妇，用了三天时间，去了天安门、故宫、八达岭长城、十三陵水库、颐和园、圆明园等一些标志性景点。妻子知道他对游览兴趣不大，各处奔跑都是为了陪她，所以每到一个景点，也就是匆匆一看就要走，遇到一些必须另外购票才能进入的场所，说什么也不愿意进去。我说这样的游览过于浮光掠影，陈忠实笑笑说：“她说行就行，总算是来过了。”
陈忠实出过国，全国大部分地方也都跑过，但“在外千日好，不如在家一顿饱”，在外即使面对山珍海味，珍馐美馔，他也吃不饱，因为没有家乡的面条。他每次来京，北京的老陕们聚会，都选择陕西风味馆子，这里有秦地氛围，感觉亲近，吃得顺口。
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土”？是不是视野窄狭，活得寡淡无趣？如果这样想，那就错了。他可以给你讲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苏联的柯切托夫，讲法国的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毛姆，美国的马克·吐温、海明威，古巴的卡彭铁尔。他会给你讲东瀛伊豆的歌女，讲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内战，讲乞力马扎罗的雪山；讲巴西的桑托斯和弗拉门戈球队，讲阿根廷的河床，讲意大利的巴乔、荷兰的古利特、法国的亨利；讲芭蕾舞台上的乌兰诺娃，拳坛的阿里和泰森；他热爱秦腔，但在20世纪70年代，他会在天寒地冻的三九天，骑自行车顶风赶路去镇子上看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纪录片；他喜欢下棋，着迷足球，甚至做过这样的表白：“我首先是个球迷，其次才是个作家。”……
这个白鹿原下的男人，深沉如潭，丰赡如秋天的田野，你一眼两眼绝对看不透，这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那张标志性的脸，布满皱纹，如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那是岁月沧桑的雕刻，是人生历练的呈现。读不懂那皱纹的苍凉，就读不懂他的秘密。
早年，陈忠实和父亲，在他家大门外的场塄上栽植了一棵椿树。那椿树嫩枝刚抽条，便遭人拦头击断。小树苗似乎憋了气，硬是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折断的地方新生出两根小杈，一直长开去。父亲没再修剪它，它就一直保留着双枝分杈的形态，数十年过去，当初遭到断头打击的小苗已长成合抱不拢的大树，双枝擎天，浓荫如盖。每年麦收之后，这椿树满枝头便绣集起一团团米粒一样的小白花，飘散着清新的花香，引来一片蜂鸣，竟成为一道醒目的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人找陈忠实家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往前走，门口有一棵双杈大椿树。
这树像陈忠实。这树就是一个隐喻。它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历劫难而最终成大景象，是因为它把根深扎进生养它的土地里，而那土地，是一块埋藏着传说的土地，是白鹿的精灵佑护的土地。
2016年5月29日于课石山房
责任编辑 石一枫
这里是关中平原的边角地带，一方混沌苍茫的天地。
北边是河，南边是原，东边是山。河道里顽石遍布，细瘦的河水慵懒萎靡，流得无精打采。河堤之外是农田，土地不算肥沃，村落散布在原上原下，几乎都是一样的平庸、沧桑、灰头土脸。人们世世代代守着脚下的土地，在沉重的劳作中挣扎、喘息，年景不好时会怨天尤人，心气不顺时会骂人干仗，但更多的时候是心平气和，与世无争，也容易满足，但凡逢上风调雨顺，看见地里的麦穗饱满，豆荚鼓胀，他们便会笑逐颜开，额手相庆，日子过得倒也舒坦自在，有滋有味。
这里离西安不远，50里地，但庄户人家，去那花花绿绿、闹闹哄哄的省城干啥？50里地也要走路爬坡，过河涉水，来回一天都急急慌慌，耽误地里的活计不说，口袋里没银子，去了教人当叫花子看？乡下人就是乡下人，过自己的日子当紧，原坡下庄稼的长势，河堤柳梢上的春暖秋凉，圈里母猪下了几只猪仔，囤里的粮食能不能接到麦黄，土坯旧房能否遮风挡雨，黄鼠狼夜晚又叼走了几只鸡，东邻西舍媳妇的针线茶饭如何，谁家有了生老病死……只有这一切，才是他们心之所系，构成了日常的喜怒哀乐和最要紧的话题。这个世界被骊山、灞水和白鹿原围拢，距离城市50里的距离，就是距离另一个世界的50里鸿沟。这里的日出日落，与远方无关。
这是一个幽闭的穷地方。
还有大煞风景的事情。
康熙四十二年，皇上西巡陕西，经风陵，渡黄河，入潼关，进关中，路过骊山脚下，臣子们奏请乾隆帝游览骊山。此山远望如同一匹黑色骏马，故以骊山名之。上古时期，女娲在这里“炼石补天”；西周王室在这里建造烽火台，特别是秦始皇千挑万选，将他的陵寝建在骊山脚下。山上自然景观秀丽，文物胜迹众多：烽火台、老母殿、老君殿、晚照亭、上善湖、七夕桥、遇仙桥、三元洞……康熙在山脚下细细打量，传谕奉上笔墨，题诗一首，随后命御驾转头离去。诗曰：“骊山九破头，灞水向西流，民无百年富，官至二品休。”世人看骊山形如骏马，康熙却以为是乱峰破头。那山脚下的灞水，确是西向而流，康熙断定此地风水不佳，拒绝登山。康熙懂不懂风水，是不是真写了那首诗，值得怀疑，但这传说传播开来，便如同谶语，让这一方水土自惭形秽。
陈忠实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村子叫西蒋村，村子东北方向就是骊山，村前就是向西流去的灞水。
山压原挤，僻远苍凉，又传说遭康熙帝厌弃，这地方实在有点让人丧气。
但还可以做梦。
若干年后，当陈忠实打开一本名叫《百年孤独》的书，读到被他视为“神人”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第一句话时，犹如受到电击：“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眼前跳出的画面是父亲带他去看戏的那些遥远的日子。少年奥雷连诺看到吉普赛人表演杂耍，父亲带陈忠实看的却是秦地戏台班子的演出。他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在拥挤的人群里高高在上。每逢节庆或麦收忙罢农人短暂歇息的日子，原上原下一些村子就会搭台唱戏，十里八乡内的男女都会赶去看热闹。小小陈忠实不懂戏文，不明白那些红脸白脸吼呀唱呀说呀念呀扭呀晃呀在表达什么，不明白穿着戏袍的那些人甩胡须抖帽翅是想干啥，但在原上原下的土戏台前，在父亲的肩膀上，看到有人哭，有人笑，他获得了一个粗浅的认识：在没有他之前，这个世界上曾发生过很多让人高兴或让人悲伤的事情，这些事情铭刻在人们记忆里，穿过长长的光阴，一直被说着唱着念着想着，就像村前的灞河水一样，世代流淌。再过若干年后，他才明白，那叫历史。历史早已翻过，但历史不会泯灭。父亲带他去看戏，实际上在他懵懂的意识里已经种植下对历史好奇的心苗。
培养他好奇心的还有流传于原上原下的传说：周幽王戏诸侯，秦穆公称霸西戎改滋水为灞水，刘邦侥幸逃离鸿门宴亡命白鹿原，灞柳伤别，白鹿精灵……乡人把传播历史掌故叫“说古经”。“古经”点燃了少年陈忠实探究这个世界最初的兴趣。他在后院喂猪，背靠猪圈的短墙，呆呆地想：仓皇逃命的刘邦是不是就从他家后门这条小路逃回他在白鹿原的大本营？临近的铜人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现场，那些被活埋的读书人，尸骨还能挖出来吗？还有不远处的凤栖原上埋葬着汉文帝和汉宣帝，那被人称颂的“文景之治”好在哪里？一切仅仅是好奇，一切都还懵懵懂懂，但他的目光试探着越过灞水河道里的雾岚和白鹿原顶头的云朵，开始想象远方。
但直到十二岁前，他没有走出囿于他的那个封闭的世界。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远足，发生在他的第一个本命年，我在《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跟的破鞋走路》一文里记录了此事：他随着老师同学去30里路外的小镇考初中。沙石路磨穿了他的破鞋底子，磨破了他的脚后跟，血肉模糊的双脚几乎无法支撑他走进考场，直到看见飞驶而过的火车，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用脚走路”，他才奋然跃起，发誓“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跟的破鞋走路”。这是走出家门，走出白鹿原的第一次努力，他还寄望自己走得更远。但这希望夭折于六年后的高考。那是1962年，刚刚经历三年大饥荒，城市里养不起更多人口，全国大学招生名额大幅度降低，这一变故把他挡在希望的门槛之外。但在此前他发现了一条通道，一条充满魔力、勾人心魄的通道，是书籍，是文学。他从图书馆弄来好多小说，先是中国的，后是外国的，读书让他的目光突然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他从不知晓，但在阅读里，他走进了魏、蜀、吴三国交锋的战场、水浒梁山的山寨、通往西天的取经路，走进了三里湾、黄甫村、柴达木盆地，走进了保卫延安的硝烟、渭北平原大木匠和卖菜者的村落，还有更远的地方——顿河哥萨克人的牧场、俄国中部的白净草原、塞纳河畔的城市和教堂、英国的呼啸山庄、西班牙执矛骑士挑战风车的荒原和旅店城堡……书籍里的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奇幻迷人，能不能也来建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呢？
他动手了，在他十六岁那年。全国都在大跃进，他造了一座山，他的心飞到了云端：“粮食堆如山，钢铁入云端。兵强马又壮，收复我台湾。”这首诗发表于《西安晚报》，很正规的公开发行的报纸，但此后他并不认可这是他的处女作。在创作年表上他把他的处女作向后推了七年——1965年3月8日发表于《西安晚报》副刊的散文《夜过流沙沟》。 白鹿原北坡下一个庄户人家的儿子，要走出这片苍茫混沌的土地，向着梦想飞翔了。
二
但随后突然发生的一切，让眼前的世界变得不可思议。革命、造反、火烧、炮打、摧毁、砸碎、大破、大立、狗头、画皮、游街、示众……一切全乱了套。他读过的那些书，那些让他心摇神荡带他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书，一律遭到查禁，作家们都是“裴多菲俱乐部”里的人物，听说西安城里正批斗作家，那个一直驻守长安县黄甫村过着农民生活的柳青，他最为崇敬的陕北老头，也被揪了回去，脖子上挂着牌牌，押在大卡车上，游遍了西安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他的常识遭到颠覆，他顿觉周身寒彻，心灰意冷——看来作家是当不成了。
但他不甘心。
当民办教师，他私下给学生们仍在讲中国的“小二黑结婚”和俄国的“小公务员之死”；当公社卫生院院长，他带领赤脚医生去秦岭的深山老林里挖药，帆布挎包里仍塞着《创业史》。后来形势稍微松动，文学出现复苏的迹象，早先埋藏在他心里那颗梦想的种子，也随之萌动，被堵死的路，在面前裂开一道缝隙，有光亮从那缝隙里透射过来，他循着这光亮，试探性地迈开步子。
在陕西后起的青年作家中，陈忠实是兄长，是这票人马重要的领军人物。1973、1974、1975连续三年，陈忠实一年一炮，推出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让发表他的作品的《陕西文艺》洛阳纸贵。这是后来被称作文学陕军这支队伍的开山炮，并由此为其后整个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奠定了基调，涂抹上最初的底色，让青年作家们看到在当时浓重的“文革”氛围下，把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熔铸到自己创作实践中的可能性和实现通道。
那一阵子人们对陈忠实刮目相看，他的影响越过陕西地面，越过潼关，引起全国文坛瞩目。但后来，一位陕北后生平地突起，光芒四射，成为比陈忠实名声更响亮的陕西文学又一领军人物。
这是路遥。
其实，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陕西文坛，谁站到青年作家队伍的前列都不奇怪。那时冒出很多人：徐建铭、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路遥、王蓬、沙石、贾平凹、莫伸、程海、李康美、李天芳、李佩芝、李凤杰、蒋金彦、王晓新、张子良、王宝成、王吉呈、张敏、申晓、魏雅华、韩起、周矢……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很长。1986年中国作协筹备全国第三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让各省市自治区摸底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作者情况，在陕西作协书记处内，我分管青年作家培养和刊物工作，统计的结果是，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青年作者近千人。这个数字和人名报上去，中国作协不信，一个省哪会有这么多青年文学人才？我们拿出发表作品情况登记表，他们才觉得陕西实在了不起。陕西人经商不如晋人，做官不如湘人，出门闯荡不如豫人，年轻人中，选择文学作为出路的人很多。路遥脱颖而出，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陈忠实见证了路遥的崛起。1982年，两人同时进入陕西作协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白鹿原下的陈忠实在作协大院里安了家。那一年路遥的《人生》发表，陕西作协办公和住宅在一个院子，在这个早先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桂滋的公馆里，人们习惯下班晚饭后，从家走出，在院子里聊天闲谈。院子有几进，青砖铺地，栽植各种花木，人们从办公室拉一把藤椅出来，再捧一杯清茶，可以聊到很晚。那一段时间，《人生》和路遥成为主要话题。陈忠实去门房拿报纸信件，作协一位司机拦住他，绘声绘色给他讲《人生》里的故事和情节，弄得他听也无心，走也不是。同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尤代表轶事》《信任》《乡村》《初夏时节》等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乡村》，短篇小说《信任》先是发表在1979年6月3日的《陕西日报》副刊，随即被《人民文学》七月号、《青年文学》创刊号转载，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这些成就，相对于《人生》投射在路遥身上的光芒，自是暗淡了许多。
一个小兄弟，跃身冲到了他的前边，他必须调整好心态，适应这种格局的变化，重新确定自己的姿态。
他回到了原下。
1985年，陕西作协召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这是新时期陕西文学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我是会议组织者之一。我主编《延河》，《延河》作者中有位部队军官，我请他帮忙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借来一辆豪华大轿车，会议的安排是从西安出发去陕北，在延安和榆林两地召开。这次会议是陕西作家向长篇小说领域进军的准备会、探讨会、动员会，但结束的时候，已经有点誓师会的味道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5年中秋节，在榆林毛乌素沙漠，我们设计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全体与会者乘车行进到大漠深处一片“海子”边，事前已从当地人家那里购得柴火、嫩玉米棒之类，也带了酒水来，人员在此集结后，先是宣布了晚会的“律条”：不分职务高低，不分男女长幼，不分名头大小，今夜，我们都是文学的信徒；这个群体，是“大漠文学酋长国”。大家推举白洁、封筱梅两位女作家为“取火女神”，王观胜和朱玉葆两位壮汉为“圣火保护神”，贾平凹为“大漠文学酋长国巫师”。当两位“保护神”护卫着两位“女神”走向摞起的木材堆，在点燃“圣火”的那一刻，全体人员齐刷刷跪倒，“巫师”贾平凹用一种颤抖的巫气十足的声音念诵“咒语”——那一刻，原本带有轻松玩耍性质的篝火晚会，在每个人心中倏然转为肃穆隆重的仪式，也许不少人在那一刻已在心中立誓。
在我后来的记述文章中，把这次篝火晚会，称作文学陕军的“大漠盟誓”。
但陈忠实是个例外。
会议结束前，要做统计，让大家填表报告长篇创作计划，陈忠实没有填。其时路遥已经完成《平凡的世界》的详细提纲，这次会议一结束，他就一头扎到铜川陈家山煤矿开笔写作了；贾平凹有了“商州系列”的构想，一年多后拿出了《浮躁》；京夫在酝酿《八里情仇》；邹志安打算写农村男女爱情生活，后来推出《多情最数男人》；我报的计划是长篇小说《苍凉青春》，后来改变计划写成纪实文学。陈忠实明确表示他没有写长篇的打算，近几年里他的中短篇写得很顺手，《康家小院》《初夏》《梆子老太》《地窖》《十八岁的哥哥》《罗马大叔》《夭折》……一系列作品陆续发表于《当代》《长城》《延河》《飞天》等刊物上，他不想中断这种势头。大家理解他的想法，但终觉有些遗憾，在向长篇领域进发的陕西文学队伍中，少了陈忠实，声威肯定会打折扣。 但这一年底，在他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一道火光突然在他眼前升腾而起，一种冲动被引燃了。
“在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耕读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这是陈忠实后来的回忆文字。
由此，陈忠实开始了他文学生涯中一次至关重要的长征。
1986年冬，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杂志首发。刊物出来后，陕西作协、《花城》杂志，还有出版图书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在北京召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我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会后回到西安，一天陈忠实从乡下回到作协大院家里，晚上叫我去他家一趟。我们两家在一个单元，他住四楼，我住五楼。去了他那里，才知道他要打听的是北京怎样评价《平凡的世界》。北京的研讨会大部分人不看好《平凡的世界》，有激烈的青年评论家甚至说：《平凡的世界》手法陈旧，思想平庸，叙事老套，怎么都不会相信这种作品出自《人生》作者路遥之手。陈忠实听后眼睛一瞪：“咋能这么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聊了一会儿，他从五斗柜里拿出一瓶“城固特曲”，没有佐酒菜，只从厨房拿出两块蒸熟但放凉了的红薯，一瓶水蜜桃罐头。两人开始小酌。两杯下肚，他舒了一口气，说他把《花城》看了，看过后心里轻松了一大截子，他最担心的是他的长篇会和《平凡的世界》撞车，现在看来是不会了。我理解他这一刻的心情。他的轻松，绝无轻视《平凡的世界》的意思，相反觉得北京的评价对路遥不公。他和路遥，都视柳青为精神教父和文学导师，两人早期有些作品，有着明显追随柳青笔法的痕迹，两人现在都开始弄长篇，他真的是担心走进一个模子里去，包括时代背景的选择，所要表达的思想，行文叙事的风格。他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心平气静地又回到了他的白鹿原。
陈忠实对他的长篇有信心，但母鸡罩窝却迟迟下不出蛋来。贾平凹的《浮躁》，躲在户县两个月就写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说准备时间很长，但写作速度是一年一部。他的《白鹿原》1986年准备，1988年动笔，却迟迟出不了手。于是就有了这样那样的议论。这些议论倒不会影响陈忠实按自己计划行事，但这是一个极为看重尊严的人，终归他曾经是陕西中青年作家中的“大哥大”，但这个时候聚光灯已经转移到路遥身上。过去常有人到作协找他，现在来人都是找路遥的，有时在院子里碰见他，会问：“师傅，路遥办公室在哪里？”或：“路遥家在哪个单元？”陈忠实苦笑自嘲：“咱现在就是一个指路的。”
1991年春，《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从北京领奖回到西安，省上又隆重召开了庆贺表彰大会。那天会后，陈忠实进了我的办公室，脸色发青，什么也不说，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掏出雪茄点着。我知道他感到了压力。作家们之间较劲再正常不过，陕西作家大都闷不吭声，但彼此瞅着瞪着飙着，你弄出响动，我要弄出更大的响动，只要不在背地暗处向对方打黑枪、使绊子，这便可以看作是一种良性的相互竞争，有益的相互砥砺。成片林子里的树木总会比单株独苗长得高。其时我举家正要调往北京，我和陈忠实曾经有约，他的长篇写完，《延河》首先选发部分章节。《延河》有选发长篇的传统，“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史上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有“两红一创”（《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是在《延河》上首发的。我在《延河》主编任上的日子屈指可数，当然希望这部作品首先在我手上与读者见面。这一天重提早前的约定，陈忠实深深吸了口雪茄，埋下的头从弥漫的青色烟雾中抬起来，慢慢地说：“不急，急啥哩，路遥都获奖了，我过去不急，现在更不用着急了。”实际上，据我所知，此时他手里的长篇，已经基本完稿，但他重新调整了自己将要跨越的标杆尺度，那是一个更高的目标。
陈忠实撂下这句话，又一头扎回白鹿原，重新收拾他的稿子，有些章节几乎是重写，这一拼，差不多整整一年。
1978年柳青逝世。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作协派人去医院看望他，他在病床上寄语陕西青年作家，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作家要甘于寂寞；提出文学创作必须是“六十年一个单元”。柳青的话传达到陕西青年作家当中，对大家启迪和鼓励很大。陈忠实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必须耐得住寂寞，六十年一个单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眼光放长远，急有何用？急功近利弄不成大事。
三
陈忠实去过很多地方，但我敢说，他与任何一个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格格不入，他只属于他的白鹿原。
他不知到过北京多少次，但北京对他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来开会，开会就是开会，除了宾馆、会场，此外没有兴趣去任何地方。刊物、出版社、有关单位为作品的事情请他来，谈完事就走人，人家过意不去，要安排一些游玩的活动，他会一口谢绝。他没有兴趣看景点、逛大街、转商场，他搞不清崇文和宣武、海淀和朝阳的方位，他以为后海在颐和园或者圆明园里，儿子海力考入北方交大，他让海力找我，告诉说：“白描叔叔的家在东直门外的新街口豁口。”一次他来京住空军招待所，一名女记者采访他，我和他在一块。他讲的有些陕西方言女记者听不懂，我在一旁帮着翻译，他抱歉地告诉女记者他不会讲普通话，夸女记者的北京话好听、地道，说他就爱听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报站。那女记者明显带有东北口音，他的夸奖让对方产生误解：“陈老师，不带这样埋汰人的啊。”他却莫名其妙，他是真心夸女记者，在他听来，东北话与北京话没有什么区别。
他曾经专心专意地逛过一次北京城。1994年夏，中国作协安排他去北戴河创作之家疗养，他特意带上妻子一同前往。妻子王翠英是陈忠实事业的后盾，他在原下老家写作《白鹿原》的那几年，妻子是他的粮秣官，每周一次，从西安城里赶到西蒋村，送去擀好的面条，蒸好的馒头，把冰箱装满，为丈夫提供后勤保障。她留守在城里的家中，照顾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操持一应家务，《白鹿原》的成功，她既有苦劳也有功劳。她没出过远门，更没见过大海，这番去北戴河，陈忠实是想犒劳她一回。从北戴河返程，陈忠实特意在北京多待了几天，他要陪妻子逛逛北京城。他不愿意麻烦作协和出版社，悄悄给我说了他的打算，于是我陪着他们夫妇，用了三天时间，去了天安门、故宫、八达岭长城、十三陵水库、颐和园、圆明园等一些标志性景点。妻子知道他对游览兴趣不大，各处奔跑都是为了陪她，所以每到一个景点，也就是匆匆一看就要走，遇到一些必须另外购票才能进入的场所，说什么也不愿意进去。我说这样的游览过于浮光掠影，陈忠实笑笑说：“她说行就行，总算是来过了。”
陈忠实出过国，全国大部分地方也都跑过，但“在外千日好，不如在家一顿饱”，在外即使面对山珍海味，珍馐美馔，他也吃不饱，因为没有家乡的面条。他每次来京，北京的老陕们聚会，都选择陕西风味馆子，这里有秦地氛围，感觉亲近，吃得顺口。
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土”？是不是视野窄狭，活得寡淡无趣？如果这样想，那就错了。他可以给你讲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苏联的柯切托夫，讲法国的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毛姆，美国的马克·吐温、海明威，古巴的卡彭铁尔。他会给你讲东瀛伊豆的歌女，讲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内战，讲乞力马扎罗的雪山；讲巴西的桑托斯和弗拉门戈球队，讲阿根廷的河床，讲意大利的巴乔、荷兰的古利特、法国的亨利；讲芭蕾舞台上的乌兰诺娃，拳坛的阿里和泰森；他热爱秦腔，但在20世纪70年代，他会在天寒地冻的三九天，骑自行车顶风赶路去镇子上看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纪录片；他喜欢下棋，着迷足球，甚至做过这样的表白：“我首先是个球迷，其次才是个作家。”……
这个白鹿原下的男人，深沉如潭，丰赡如秋天的田野，你一眼两眼绝对看不透，这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那张标志性的脸，布满皱纹，如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那是岁月沧桑的雕刻，是人生历练的呈现。读不懂那皱纹的苍凉，就读不懂他的秘密。
早年，陈忠实和父亲，在他家大门外的场塄上栽植了一棵椿树。那椿树嫩枝刚抽条，便遭人拦头击断。小树苗似乎憋了气，硬是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折断的地方新生出两根小杈，一直长开去。父亲没再修剪它，它就一直保留着双枝分杈的形态，数十年过去，当初遭到断头打击的小苗已长成合抱不拢的大树，双枝擎天，浓荫如盖。每年麦收之后，这椿树满枝头便绣集起一团团米粒一样的小白花，飘散着清新的花香，引来一片蜂鸣，竟成为一道醒目的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人找陈忠实家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往前走，门口有一棵双杈大椿树。
这树像陈忠实。这树就是一个隐喻。它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历劫难而最终成大景象，是因为它把根深扎进生养它的土地里，而那土地，是一块埋藏着传说的土地，是白鹿的精灵佑护的土地。
2016年5月29日于课石山房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