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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后，溫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职工突然发现董事长吴保忠不知所踪，随后几天，犹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当地多家企业老板“失踪”。紧随其后，关于温州老板“跑路”的消息铺天盖地，熟人见了面都会私下议论着各处听来的最新消息。一些老板不得不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生怕自己“被失踪”。
其实，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危机，在温州乃至浙江多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这次波及面更广，影响更大。类似事件缘何屡屡发生？日前，本刊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发现，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难，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资金偏离实体经济轨道，投放到房产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显然难以支撑高额的回报。
多米诺骨牌的倒下
今年以来，吴保忠出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当温州人在关注吴保忠的同时，突然发现，当地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的董事长胡福林也“失踪”了，失踪原因，坊间传言亦是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据信泰集团内部高管透露，董事长胡福林真实欠款高达20多亿元。
其后，胡福林被证实身在美国。10月9日晚，在温州市政府和商会的协调下，胡福林动身回国，将就他名下信泰集团的重组事宜展开谈判。
温州当地受访者提供给记者的名单显示，截至目前，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企业也随之陷入困境，大量工人失业。更让人心情沉重的是，9月22日以来，温州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而导致的企业老板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的恶果。
在温州以及浙江其他地区，民间借贷非常普遍，因而，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恐慌。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不久刚借了1000万给另一家企业，借期一月，但未到一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对方表示，利息不要了，把本金还了就行。“吓怕了，前些年我借了200万给一朋友的企业应急，后来就打了水漂。”
从早些年的东阳“吴英事件”，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浙江多起民间借贷案件的发生，应该说民间借贷会有所收敛，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民间借贷会如此泛滥？民间借贷到底有何魔力？
多位中小企业负责人均向记者提到了向银行融资难的问题，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缺少可抵押物，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往往会拒绝其融资请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目前大部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主要是由于银行和民间借贷对企业的逼迫。据他介绍，有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现金不够，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因此陷入困境，最后“跑路”。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银行贷款程序繁琐，脸色难看，一些中小企业退而求其次。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民间借贷利息也是水涨船高。
经营民间小额贷款业务的何某表示，月息上涨主要在今年的3月、5月，作为中介机构，公司的月息从3分涨到5分左右。“我们公司还不是最高的，不少中小企业贷不到款，最后铤而走险，哪怕月息8分也借。”
周德文称，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
游离实体经济
在民间借贷高额回报的吸引下，一些实力雄厚、有抵押的企业也通过银行贷款，转而流向民间借贷，而不是发展实体经济，最后落入恶性循环，结局就成了“跑路”。据统计，“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
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凭借吃苦耐劳和机敏过人迅速发家致富，成就了家喻户晓的“温州模式”。
早期发家的温州企业家，不少从事打火机与眼镜行业，一个打火机赚一角钱或几分钱，如此反复积累。温州人把打火机卖到了全世界，眼镜亦是如此，很多都是从夫妻店、从微利开始，依靠加班加点赚钱。
然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高利行业面前渐行渐远。
最初，这些温州企业家都还比较踏实，通常是妻子在外面炒房产，丈夫在家打理企业，即便炒房亏了，还有实体支撑。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企业主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妻子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了3000万。
这或许只是个案，但一些温州人通过炒房赚到大钱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高额的房产利润之下，一些温州实业家开始涉足房地产。风靡全国的温州炒房团就是一个例证，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地，当地房价立马上扬，且一路上涨，窜至高位。
反过来，正因为房产的暴利，使得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家开始摒弃实业。
采访中，多位浙江中小企业主向记者透露，目前在北京、杭州多地拥有房产，房产收益远高于实体。
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负责人干脆卖掉了实体，把资金专注于房产投资，有些人甚至不惜高利融资。曾经的4000多家打火机厂，如今只剩下百十家。
今年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约有220亿资金投向房地产项目和炒房。其次还有民间中介、社会主体等民间借贷，每项都有220亿，流向实业、用于生产的仅仅350亿。
缘何地产、私募资金、民间的社会主体借贷成为民间资金的主要流向？分析人士指出，房产是高利润产业，现在很多房地产公司从银行贷不到款，只能借助于民间资本。贷款公司最喜欢的也是房产公司的借贷，因为有固定资产的抵押，万一公司倒闭，也有房子、土地等用来抵债。
这一局面随着严厉的楼市政策出台而发生巨大变化，房产成了温州商人手里烫手的山芋，房产回报一落千丈，最后支撑的民间借贷体系开始瓦崩。
回归实体经济
多位分析人士向记者指出，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其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受访者担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高利息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崩盘，谁来接最后一棒？
浙江义乌从事毛巾生产的骆总向本刊记者表示，月息达到1分以上就很危险了，意味着企业毛利率至少百分之十以上，但事实上，很多实体企业难以达到这一水平。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经济学博士潘益兴分析认为，用于制造业等方面的实体投资的利润小，而民间借贷是高利息。如果借1万元，月利息就算是2分，投入到制造业后，产生的利润起码需要在20%以上，但这一般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月息一度水涨船高，达到疯狂的地步，前文提到的1角5分，任何行业都不太可能达到如此利润。
离温州200公里的东阳，曾发生了赫赫有名的“吴英事件”，紧邻东阳的义乌多位中小企业老板牵涉其中。
尽管民间借贷回报高，但也有一些实体企业家仍然认为，泡沫迟早会破。如前文提到的骆总，吴英案发前，当时很多人找他融资，开出的利息也很高，但他并没有心动。此后，他周边的多位企业家身陷民间借贷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分析人士表示，以“投机炒作”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只能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戕害实体经济，必然让一部分人倾家荡产。华尔街刮起的金融风暴，至今余波未尽就是最好的说明。
多位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在受访时表示，尽管实体经济收益低，但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吹得再大的泡沫也有破的一天。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不仅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大量资源，而且消磨了更多人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而温州只不过又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负面的样本。因此，他们呼吁，让资金回归实体经济。
其实，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危机，在温州乃至浙江多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这次波及面更广，影响更大。类似事件缘何屡屡发生？日前，本刊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发现，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难，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资金偏离实体经济轨道，投放到房产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显然难以支撑高额的回报。
多米诺骨牌的倒下
今年以来，吴保忠出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当温州人在关注吴保忠的同时，突然发现，当地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的董事长胡福林也“失踪”了，失踪原因，坊间传言亦是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据信泰集团内部高管透露，董事长胡福林真实欠款高达20多亿元。
其后，胡福林被证实身在美国。10月9日晚，在温州市政府和商会的协调下，胡福林动身回国，将就他名下信泰集团的重组事宜展开谈判。
温州当地受访者提供给记者的名单显示，截至目前，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企业也随之陷入困境，大量工人失业。更让人心情沉重的是，9月22日以来，温州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而导致的企业老板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的恶果。
在温州以及浙江其他地区，民间借贷非常普遍，因而，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恐慌。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不久刚借了1000万给另一家企业，借期一月，但未到一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对方表示，利息不要了，把本金还了就行。“吓怕了，前些年我借了200万给一朋友的企业应急，后来就打了水漂。”
从早些年的东阳“吴英事件”，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浙江多起民间借贷案件的发生，应该说民间借贷会有所收敛，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民间借贷会如此泛滥？民间借贷到底有何魔力？
多位中小企业负责人均向记者提到了向银行融资难的问题，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缺少可抵押物，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往往会拒绝其融资请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目前大部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主要是由于银行和民间借贷对企业的逼迫。据他介绍，有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现金不够，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因此陷入困境，最后“跑路”。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银行贷款程序繁琐，脸色难看，一些中小企业退而求其次。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民间借贷利息也是水涨船高。
经营民间小额贷款业务的何某表示，月息上涨主要在今年的3月、5月，作为中介机构，公司的月息从3分涨到5分左右。“我们公司还不是最高的，不少中小企业贷不到款，最后铤而走险，哪怕月息8分也借。”
周德文称，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
游离实体经济
在民间借贷高额回报的吸引下，一些实力雄厚、有抵押的企业也通过银行贷款，转而流向民间借贷，而不是发展实体经济，最后落入恶性循环，结局就成了“跑路”。据统计，“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
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凭借吃苦耐劳和机敏过人迅速发家致富，成就了家喻户晓的“温州模式”。
早期发家的温州企业家，不少从事打火机与眼镜行业，一个打火机赚一角钱或几分钱，如此反复积累。温州人把打火机卖到了全世界，眼镜亦是如此，很多都是从夫妻店、从微利开始，依靠加班加点赚钱。
然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高利行业面前渐行渐远。
最初，这些温州企业家都还比较踏实，通常是妻子在外面炒房产，丈夫在家打理企业，即便炒房亏了，还有实体支撑。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企业主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妻子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了3000万。
这或许只是个案，但一些温州人通过炒房赚到大钱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高额的房产利润之下，一些温州实业家开始涉足房地产。风靡全国的温州炒房团就是一个例证，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地，当地房价立马上扬，且一路上涨，窜至高位。
反过来，正因为房产的暴利，使得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家开始摒弃实业。
采访中，多位浙江中小企业主向记者透露，目前在北京、杭州多地拥有房产，房产收益远高于实体。
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负责人干脆卖掉了实体，把资金专注于房产投资，有些人甚至不惜高利融资。曾经的4000多家打火机厂，如今只剩下百十家。
今年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约有220亿资金投向房地产项目和炒房。其次还有民间中介、社会主体等民间借贷，每项都有220亿，流向实业、用于生产的仅仅350亿。
缘何地产、私募资金、民间的社会主体借贷成为民间资金的主要流向？分析人士指出，房产是高利润产业，现在很多房地产公司从银行贷不到款，只能借助于民间资本。贷款公司最喜欢的也是房产公司的借贷，因为有固定资产的抵押，万一公司倒闭，也有房子、土地等用来抵债。
这一局面随着严厉的楼市政策出台而发生巨大变化，房产成了温州商人手里烫手的山芋，房产回报一落千丈，最后支撑的民间借贷体系开始瓦崩。
回归实体经济
多位分析人士向记者指出，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其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受访者担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高利息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崩盘，谁来接最后一棒？
浙江义乌从事毛巾生产的骆总向本刊记者表示，月息达到1分以上就很危险了，意味着企业毛利率至少百分之十以上，但事实上，很多实体企业难以达到这一水平。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经济学博士潘益兴分析认为，用于制造业等方面的实体投资的利润小，而民间借贷是高利息。如果借1万元，月利息就算是2分，投入到制造业后，产生的利润起码需要在20%以上，但这一般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月息一度水涨船高，达到疯狂的地步，前文提到的1角5分，任何行业都不太可能达到如此利润。
离温州200公里的东阳，曾发生了赫赫有名的“吴英事件”，紧邻东阳的义乌多位中小企业老板牵涉其中。
尽管民间借贷回报高，但也有一些实体企业家仍然认为，泡沫迟早会破。如前文提到的骆总，吴英案发前，当时很多人找他融资，开出的利息也很高，但他并没有心动。此后，他周边的多位企业家身陷民间借贷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分析人士表示，以“投机炒作”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只能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戕害实体经济，必然让一部分人倾家荡产。华尔街刮起的金融风暴，至今余波未尽就是最好的说明。
多位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在受访时表示，尽管实体经济收益低，但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吹得再大的泡沫也有破的一天。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不仅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大量资源，而且消磨了更多人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而温州只不过又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负面的样本。因此，他们呼吁，让资金回归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