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对信息资源的信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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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言内容是科研项目“数字化转型下学术信息交流的信任与权威问题研究”的前期成果。该项目由阿尔弗雷德· P.斯隆基金会资助,并由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卡罗尔教授以及英国工程研究顾问公司(Counsultants in Busineering Research,CIBER)的大卫·尼古拉斯教授联合主持。我在这一项目中主要负责对英国的研究人员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访谈,故在此主要为大家集中阐述这部分内容。有来自大西洋两岸的66名研究人员参加焦点小组访谈,另有87名研究人员参与个人访谈。他们大多数都是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正是他们的学科背景吸引投资者赞助。但在信任问题上,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大。该项目的第三阶段,是一项涵盖世界各地3600名研究人员的国际调查,用以支撑项目中的一些观点。现在该报告可以在以下链接中下载获取:http://ciber-research.eu/download/20140115-Trust_Final_Report.pdf,另外本項目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学术出版》(Learned Publishing)合订本2014年4月刊。
  除上述访谈相关内容外,本文的其他部分则根据此次会议的性质和中国的情况进行针对性阐述。
  本项目的核心是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同时也与本次会议主题吻合。然而我们的研究却显示数字化转型并未给学术信息交流中的信任问题带来显著改变。这真令人惊讶。期刊文章一直被视为作者和读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媒介。所有研究人员都能够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而信任水平则取决于同行评议的严谨程度。特别是在我们的焦点小组,多数人都是期刊编辑,他们每个人都承认同行评议存在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提出替代性方案。会议论文集属于正式学术交流的一部分,但是信任却仍然依赖同行评议过程。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缺乏信任。社会化媒体的内容并不能作为条目被引用。在科学领域,很多知名研究人员根本不使用社会化媒体。他们称社会化媒体为“噪音”。以跟随博客为例,跟随一些缺乏资质的人撰写的博客,有什么意义呢。但我们怀疑研究人员对社会化媒体的实际使用远比知名学者们声称的要频繁,并且他们承认研究团队中一些年轻科研人员会使用推特获取和传播信息,特别是用推特来到达广大受众。社会科学家也确实能从社会化媒体中获得灵感。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对开放存取期刊的普遍不信任。多数研究人员都不了解开放存取期刊是如何处理文章的——例如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向开放存取期刊投稿就像所谓的“自费出版”那样,由作者付费出版。而一些“掠夺性开放存取期刊”频繁向作者约稿或询问是否愿意加入其编辑委员会的行为,也破坏了整个开放存取的概念。然而这与大多数人在原则上赞同的开放存取的事实不符。同时,我们其中的一些受访者曾经有过向开放存取期刊投稿的经历,他们表示自己向开放存取期刊投稿的体验尚佳,并且值得信赖。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 ONE)是众所周知的开放存取期刊品牌,而中国学者则代表了第二大作者群体。
  许多情报学家曾就学术信息交流的数字化转型发表观点并撰写论文。本项目中受访的知名学者对于现有的学术体系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在其中游刃有余。英国拥有电子期刊许可使用国家项目(NESLI2),因此英国研究人员尤其满意他们的文献获取情况。中国研究人员对此则没那么满意。那么更为年轻的研究人员是否能够提出学术信息交流方式的未来变化呢?其中的一些受访者表示希望颠覆整个同行评议和影响因子机制,由研究者主导的机构来替代。但是即使是他们也未能真正提出新的具体替代方案以及实现路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青年研究人员。在问卷回复中,一些研究人员表达了对于现有体系的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年轻,还有一些是中国的研究人员。但是,大多数的青年研究人员都要比他们的前辈或者导师更为保守。
  但被问及变化时,很多研究人员表示与以前相比,他们现在对同行评议的信任有所下降,反而对依靠自身能力评判论文质量更有信心,并表示通过快速浏览论文的方法论、数据或者只是缩略图就能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问卷调查回复显示,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发展中国家受访群体的学者们在这方面缺乏自信。与英国与美国的学者相比,他们更依赖影响因子,并且对“补充型指标计量”(altmetrics)并无多少兴趣。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汇也不了解它的含义。然而当了解之后,一些资深研究人员则对文章水平指标,尤其是对涉及引文分析的指标产生兴趣。还有一些人似乎对任何能够将自己与其他学者进行排名比较的指标都感兴趣。
  显而易见,研究人员并非孤军奋战,尤其是科学家中已经有些人提到使用社会化媒体。科研人员往往需要团队合作以申请经费与撰写论文。他们彼此信任,并且信任与自己合作的其他团体。同样也相信那些自己读过其成果的其他研究人员。这种信任关系往往从一次会议开始建立,但却要通过经常的邮件往来得以维系。很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学者仍然尚未进入这一信任圈子。那么他们能否在会议上以平等之姿交谈?这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访谈的核心部分是引用实践关键事件分析。分析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量化结果,但由于我们的分析尚未全部完成,故此次会议发言中并未包含这部分内容。与分析有关的文章已经投稿,但是仍在审核当中。
  虽然项目第二阶段报告已经提交至斯隆基金会,但我们正计划将针对英国和美国学者采用的工作方法应用于其他国家。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正在与英国工程研究顾问公司合作,在中国针对本土研究人员进行一个类似的调研项目。我们期待明年可以看到相关成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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