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启蒙老师寿镜吾一直很尊敬。他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办婚事，仅在家中停留了4天，但他仍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鲁迅在日本听章太炎的课持续了一年之久，有一种被再启蒙的感受。章太炎逝世后，鲁迅抱病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称其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接着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此文没有写完，成了鲁迅先生的绝笔。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旁听过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得到季羡林准备回国的消息，看过他在德国出色的学业和研究成果之后，马上主动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陈寅恪在学术界声望极高，一言九鼎，北大立即接受。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入北大，一个星期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从此再没有离开北大。为了缅怀恩师，季羡林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文章，表示对陈寅恪的敬仰和怀念。季羡林无限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路，也同样进不了北大。
　　在书画大师启功众多的老师里，历史学家陈垣有点石成金之功。如果没有认识陈垣，启功终其一生可能就是一位教馆先生。初次见面时，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书先要看《书目答问》”。这是陈垣的经验之谈，陈垣16岁时就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并根据书中提示买书、读书。晚年启功回忆起这一幕，动情地说：“我从21岁起识得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四十年。”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163万元设立了“励耘”基金，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陈老师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当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不久，沈从文就发现了汪的才华。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的好。汪的“课堂习作”，沈从文给过120分。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汪曾祺说：“我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 “文革”结束后，汪曾祺以《受戒》和《大淖记事》等扬名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坛上著名小说家的地位。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汪曾祺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