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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青年学者何兹全，目睹愈加动荡不安的时局，尤其对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下而被迫走上长征之途的红军深表钦佩，不禁感慨万千，挥笔写下《纪念5月说几句旧话》一文。其中讲道：
共产党能号召一些青年跟着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些是信仰问题。近年的“剿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分人走错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与学生同情长征的态度迥异，身为何氏老师的傅斯年，则对长征充满敌意。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恰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两者只是在成因上有所不同，在性质上却并无异处。无独有偶，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也认为共产党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组织性、纪律性、指导思想上大大胜于过去的流寇。蒋甚至认定 30 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新的对立阶级罢了，是唯恐社会不乱。换言之，共产党割据一方，对国民政府构成了巨大威胁，这是国民政府所不允许的，也是蒋、傅二人所反对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动摇也是不容动摇的。
已将红军视作叛乱之“流寇”，傅、蒋二位自然站在国民党立场一边，坚定主张剿灭“赤匪”。特别是在日本对华北五省步步紧逼的情形下，蒋廷黻指出“我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国民党前四次“围剿”的失利，使得蒋氏感到气愤与无奈：“中央政府以数省的兵力财力，费两年的功夫，尚不能从共祸之中救出江西的农民。这岂不是天下的怪事！”事态之严重，似已恶化到剿共与抗日恐不能“双管齐下”。故“须从速得到一个相当的结束”，蒋氏主张对于进行战略大转移的红军，仍须追剿到底，斩草除根，“剿共的工作早完一日，即抗战的工作可以早开始一日！”可见，其论调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吻合。
同是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人物，丁文江、胡适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政敌而非“匪”“寇”。他们提倡：“我们对于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且不是普通的政敌，它建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有委员、主席，有军长、师长；政府之上，一样有党部，有党员”。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纲，又有国际背景，亦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匪”来等同视之。
既是政敌，自当采用现代政治的途径即和平解决国共争端。在丁、胡等人看来，国民党的“剿匪”实质上是内战，双方交锋，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越剿越乱的下场。国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几十万大兵，全国的财力去打共产党，到如今还没有结果”，原因何在？因为武力只是治标，政治改良方能治本。可惜，国民党近几年来耗用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却只注重治标的办法，没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实际是“一方面用武力去剿共产党，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制造共产党”，好像唯恐剿灭以后无事可做的样子。况且红军能够蓬勃发展，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难辞其咎，胡适气愤地指出如果老百姓“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可见，共产党势力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及合理性。
不专注于御辱大业而与共产党“做游戏”，这是丁、胡等人最担忧的问题。在国家危难关头，“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国共两党是该以和平方式由经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时候了。丁文江甚至指出：如果我是蒋介石，只要国共两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我要立刻与共产党休战”。一次，胡适在会见前来拜访的史沫特莱时，当聊及国共内战及长征的问题，他建议“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总的来说，丁、胡等人政敌观的背后动机，不外乎出于统一与抵御外侮的需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共双方并非“西风”与“东风”的生死搏斗，国共双方“应把一切对人对党派的小问题都暂时搁起，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这是丁、胡诸人的共识。
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对长征持如此仇视之态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们试图因循武力统一的路径，建立威权主义式的强有力政府，以此结束“五代式”的混乱局面，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振兴，而后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标。要之，他们政治理念的要核即“统一与稳定压倒一切”。其次，他们长期置身于国统区，始终单方面接收国民党的宣传，且没有亲身赴苏区对红色政权进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制约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从而把诸多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廷黻也无奈地承认“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改造乡村及社会”的，所以对它的认知仅仅触及问题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
单就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舆论环境而言，所有刊物几乎一边倒地对红军的长征进行口诛笔伐。且不论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文章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有的对国民党“剿匪”唯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今赣闽诸酋凶悍如贺龙者未必无人，若不根本解决，恐穷尽天下之力，终不胜其追奔驰逐之苦”。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消灭，不能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当红军长征至川黔时，有文章提醒国民党：“朱毛残两部赴贵阳，往复窜扰于黔省东南西北四面，主力摧灭，自必不少，惟残余匪众，向西南奔窜者，似犹不少，窜贵窜湘，尚难判断，若不乘势全部铲除，恐死灰或可复燃。”“西北残匪，仍在猖獗，在边陲荒凉之区，非从根本着手，不易收肃清之效。”正是由于对红军长征了解不足，信息接收极不对称，就连对共产党表示同情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因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往往被一些失实的报道所误导，产生很强烈的隔膜感。如《独立评论》曾刊发过一篇笔名古舞的作者投稿《救救四川！》，把长征红军所到之处所带来的“灾难”描述得更为严重：“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狠！”时任值班编辑的胡适在《编辑后记》里写道：“‘古舞’先生从四川来信，谈四川的情形有‘变成地狱’的危险。我因为这种喊声是应该让全国人听见的，所以不曾得他的同意，就发表在此地。”之后不久，胡适又从其他渠道了解到长征红军在四川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于是向来温和理性的他也难免受到影响，忍不住于《独立评论》第121号上，撰写题为《四川危机了！》的文章，呼吁“四川局势到了今日，真是临到生死关头……徐向前匪正倾其全力，企图突破宣汉开江，南下万县……官军已到最后挣扎关头，不胜即有倾覆之虞……共匪目前是那样猖獗，不先剿匪，则整个四川且将不保，又何能先计及其他呢！……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后，才能谈到其他善后和整理问题。” 由此可见，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长征运动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外患日亟、共御侵略的局势下，他们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站在维护正统的立场上，况且信息不畅，对中共又有着“批评和指责”的一面。
当然，作为一直认同中国共产党理念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他们对红军长征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妨以鲁迅为例，他与红军的渊源甚深。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做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据说，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到了1935年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在史沫特莱建议下，病榻上的鲁迅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据茅盾事后回忆，“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最终，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这封电报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而发给红军祝贺长征胜利的电报，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经历了为期两年，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反复，战胜重重险阻，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成了“燎原之势”，把山沟里的共和国驮到了延安。这一历史壮举不仅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及爱国青年们备受鼓舞，也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37年5月，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信，阐明中共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发表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
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与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提出，促使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未来走向独立富强的希望，必须将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内。而民国知识界思想倾向的分化与衍变，也透过他们眼中的长征，可略知其一二。
（作者简介：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共产党能号召一些青年跟着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些是信仰问题。近年的“剿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分人走错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与学生同情长征的态度迥异，身为何氏老师的傅斯年，则对长征充满敌意。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恰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两者只是在成因上有所不同，在性质上却并无异处。无独有偶，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也认为共产党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组织性、纪律性、指导思想上大大胜于过去的流寇。蒋甚至认定 30 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新的对立阶级罢了，是唯恐社会不乱。换言之，共产党割据一方，对国民政府构成了巨大威胁，这是国民政府所不允许的，也是蒋、傅二人所反对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动摇也是不容动摇的。
已将红军视作叛乱之“流寇”，傅、蒋二位自然站在国民党立场一边，坚定主张剿灭“赤匪”。特别是在日本对华北五省步步紧逼的情形下，蒋廷黻指出“我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国民党前四次“围剿”的失利，使得蒋氏感到气愤与无奈：“中央政府以数省的兵力财力，费两年的功夫，尚不能从共祸之中救出江西的农民。这岂不是天下的怪事！”事态之严重，似已恶化到剿共与抗日恐不能“双管齐下”。故“须从速得到一个相当的结束”，蒋氏主张对于进行战略大转移的红军，仍须追剿到底，斩草除根，“剿共的工作早完一日，即抗战的工作可以早开始一日！”可见，其论调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吻合。
同是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人物，丁文江、胡适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政敌而非“匪”“寇”。他们提倡：“我们对于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且不是普通的政敌，它建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有委员、主席，有军长、师长；政府之上，一样有党部，有党员”。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纲，又有国际背景，亦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匪”来等同视之。
既是政敌，自当采用现代政治的途径即和平解决国共争端。在丁、胡等人看来，国民党的“剿匪”实质上是内战，双方交锋，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越剿越乱的下场。国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几十万大兵，全国的财力去打共产党，到如今还没有结果”，原因何在？因为武力只是治标，政治改良方能治本。可惜，国民党近几年来耗用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却只注重治标的办法，没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实际是“一方面用武力去剿共产党，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制造共产党”，好像唯恐剿灭以后无事可做的样子。况且红军能够蓬勃发展，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难辞其咎，胡适气愤地指出如果老百姓“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可见，共产党势力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及合理性。
不专注于御辱大业而与共产党“做游戏”，这是丁、胡等人最担忧的问题。在国家危难关头，“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国共两党是该以和平方式由经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时候了。丁文江甚至指出：如果我是蒋介石，只要国共两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我要立刻与共产党休战”。一次，胡适在会见前来拜访的史沫特莱时，当聊及国共内战及长征的问题，他建议“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总的来说，丁、胡等人政敌观的背后动机，不外乎出于统一与抵御外侮的需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共双方并非“西风”与“东风”的生死搏斗，国共双方“应把一切对人对党派的小问题都暂时搁起，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这是丁、胡诸人的共识。
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对长征持如此仇视之态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们试图因循武力统一的路径，建立威权主义式的强有力政府，以此结束“五代式”的混乱局面，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振兴，而后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标。要之，他们政治理念的要核即“统一与稳定压倒一切”。其次，他们长期置身于国统区，始终单方面接收国民党的宣传，且没有亲身赴苏区对红色政权进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制约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从而把诸多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廷黻也无奈地承认“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改造乡村及社会”的，所以对它的认知仅仅触及问题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
单就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舆论环境而言，所有刊物几乎一边倒地对红军的长征进行口诛笔伐。且不论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文章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有的对国民党“剿匪”唯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今赣闽诸酋凶悍如贺龙者未必无人，若不根本解决，恐穷尽天下之力，终不胜其追奔驰逐之苦”。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消灭，不能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当红军长征至川黔时，有文章提醒国民党：“朱毛残两部赴贵阳，往复窜扰于黔省东南西北四面，主力摧灭，自必不少，惟残余匪众，向西南奔窜者，似犹不少，窜贵窜湘，尚难判断，若不乘势全部铲除，恐死灰或可复燃。”“西北残匪，仍在猖獗，在边陲荒凉之区，非从根本着手，不易收肃清之效。”正是由于对红军长征了解不足，信息接收极不对称，就连对共产党表示同情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因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往往被一些失实的报道所误导，产生很强烈的隔膜感。如《独立评论》曾刊发过一篇笔名古舞的作者投稿《救救四川！》，把长征红军所到之处所带来的“灾难”描述得更为严重：“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狠！”时任值班编辑的胡适在《编辑后记》里写道：“‘古舞’先生从四川来信，谈四川的情形有‘变成地狱’的危险。我因为这种喊声是应该让全国人听见的，所以不曾得他的同意，就发表在此地。”之后不久，胡适又从其他渠道了解到长征红军在四川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于是向来温和理性的他也难免受到影响，忍不住于《独立评论》第121号上，撰写题为《四川危机了！》的文章，呼吁“四川局势到了今日，真是临到生死关头……徐向前匪正倾其全力，企图突破宣汉开江，南下万县……官军已到最后挣扎关头，不胜即有倾覆之虞……共匪目前是那样猖獗，不先剿匪，则整个四川且将不保，又何能先计及其他呢！……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后，才能谈到其他善后和整理问题。” 由此可见，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长征运动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外患日亟、共御侵略的局势下，他们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站在维护正统的立场上，况且信息不畅，对中共又有着“批评和指责”的一面。
当然，作为一直认同中国共产党理念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他们对红军长征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妨以鲁迅为例，他与红军的渊源甚深。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做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据说，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到了1935年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在史沫特莱建议下，病榻上的鲁迅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据茅盾事后回忆，“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最终，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这封电报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而发给红军祝贺长征胜利的电报，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经历了为期两年，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反复，战胜重重险阻，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成了“燎原之势”，把山沟里的共和国驮到了延安。这一历史壮举不仅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及爱国青年们备受鼓舞，也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37年5月，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信，阐明中共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发表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
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与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提出，促使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未来走向独立富强的希望，必须将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内。而民国知识界思想倾向的分化与衍变，也透过他们眼中的长征，可略知其一二。
（作者简介：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