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十年时间，我把育邦归类在小说家里面。我记得有一年他自余姚北返，经嘉兴，难得地来我东升路的书房闲谈，那时他赠给我的正是出版不久的小说集《再见，甲壳虫》。他的小说家身份由此定格在我顽固的记忆中。
　　我认识的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论文学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育邦都是一个很好也很专业的榜样。这一点，无疑也加重了他的评论家的身份。我这样说，是有大量文学评论可以做证的。
　　然而，这几年，诗是育邦最专注也最殚精竭力的一个文体。居家幻想，山水寻踪，雅集交游，无不有诗产出。渐渐地，诗人这个身份无可阻挡地突出于他的其他身份，且理所当然地成了他最主要的一个徽记。诗集《伐桐》的出版，很重要的是，育邦的诗人身份再一次得到了确认和巩固。
　　我不记得那年他去余姚做什么。开会，抑或访友？从他此后所作的诗来看，访友确乎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至少，此行在他的诗集里留有三首诗：《酱园街忆旧———致商略》《明夷———过余姚黄黎洲先生墓》和《与商略访王阳明故居》。看得出，他在余姚倾心相交了三个人物———两位古人：王阳明和黄宗羲;另一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商略。育邦的很多诗歌并不好懂，但这首《酱园街忆旧》却无晦涩难懂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些生活，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得以洞悉其秘密的。往事堪忆，当时却惘然。细究此诗，从十年前的“我们尖锐的脸庞”到十年后彼此拥有“柔软的内心”，这里面实则汇通了诗人的彻悟。而就在两位诗人相遇之初，商略已经是南方小邑的一名资深隐居者了，十年的时光，商略紧护着内心，写作，生活，传道，授业，基本没什么变化。这一点，无疑越来越引发了身居闹市的育邦的认同。诗的伦理正是建立在这种灵魂认同基础上的。
　　朋友是一杆标尺，赠诗更是一种精神的栖身。育邦交友广泛，东西南北，与他唱和的人多，商略只是其中之一。此处请出商略，只是我与他恰好也相熟。在我的印象之中，育邦近年写下的交游诗不少，这种有意赓续并追慕古代文人的雅集传统，在一个小范围里确乎让我们看到了某种修复的可能，诗的灵感有时就是在同行间的交流或交锋中碰撞出来的。我们只要细数一下《伐桐》的目录，就知道这类诗在这册诗集中所占的比重。总的来说，这是育邦借助同时代朋友的眼光或处事方式确认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这种通过他者打探打量世界的方式，在他推崇备至的博尔赫斯的诗歌中大抵可以找到源头。博氏曾写有不少“以世上生灵间的潜在联系为主题的诗”，而育邦在与当代同行的唱和中，也曾有意无意地确认和加强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
　　但是，这种潜在的联系，与其说在当代同行中得以确认，还不如说，他把精神的追慕更广泛也更自由地引向了那些伟大的古人———陶渊明、李白、李义山、赵孟、马可·波罗、刘基、施耐庵、石涛、龚贤……包括上述他写到的王阳明、黄宗羲。这些人物（大多数生活在江南一带），如邃密的群星，集中在一册诗集中，诗人由此将诗歌的精神之光源源不断地播洒在他的诗行中。毫无疑问，育邦是一个纸上的“狂热的星辰追慕者”，诗集中有一首标题即为《星辰追慕者》的诗，以第一人称书写，他干脆确认了这一点。而诗人一旦与星辰或与整个天空建立起一种私密的内在联系，其人生观和宇宙观也必然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对开阔自己的小宇宙，开阔当代诗的视野，自然都不无好处。
　　育邦多次自述自己是山水爱好者和幻想文学爱好者。这些年，他与同行间的交游满足了他的山水之癖;而与古为徒，外出踏访寻踪，又部分地激发了他的文学幻想。其实，相比于他自曝的这两宗兴趣，他的文学谱系实在要来得更为复杂一些，至少，我以为还得加上他常年对于佛经的孜孜的研读。长诗《薄伽梵说》，更是汇集了一名沉思型诗人对于人生或曰人世的终极性的思考。单就这首长诗的入诗方式来看，育邦完美地将博尔赫斯的诗学幻想与佩索阿的异名（两者都是他所偏爱的）书写不约而同地系于一身。
　　诗是一种既可以侦破秘密又可以保存秘密的文体。抒情诗究其本质而言，即使不是诗人日常生活的日记，也必定是他的心灵日记。如果事关个人隐秘的心史，晦涩其实是诗人心灵的密码得以小心保存的最好方法，育邦有意或无意地在一个个古人身上，曲折而隐晦地表达了某种写作上的追慕。很显然，在他追慕的那些星辰上，也必然放置了自己的理想和写作的野心。当然，践行理想的途径，自有诗人独特的方式，像长诗《辋川诗草》中的表述，诗人一再倾心赞许的乃是一种叫作“上树”的文学操守：
　　这个时代为生活在树上的人留下了借口
　　青草疯长，野兽横行
　　上树成为众多命运中的一种
　　不偏不倚地掉在你的头上
　　“上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我们不得不说，这其实跟商略隐于小邑的方式并无二致，但育邦将它提升到“众多命运中的一种”，这就显得非比寻常了。生活在树上，或者说，在树上行走，在很多情况下，既有诗人灵魂本能的追慕，也有现实的驱逼。现实越是迫紧诗人，诗人越会把前辈的辋川别业竭尽全力地描绘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想国。而与此有关的长制《辋川诗草》，因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以及其出色的诗艺，而成为整部《伐桐》里最有分量的一篇力作。至于别业的主人，居于“树上”的王维，从此成了一个我们可以追慕的源头性人物，一个需要被不斷认出的精神的“父亲”。
　　我从树上走下来
　　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
　　他阴郁，沉默
　　口中吐出一朵混浊的云
　　……
　　我从火苗中走出来
　　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
　　他提着一桶水
　　是的，他要浇灭我
　　———《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
　　人世有“上树”的愿想，也有“从树上走下来”的果决和自由。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诗人，必须走向并处理纠缠在他身上的那一团矛盾修辞。
　　也许正是“上树”和“下树”的矛盾纠结成就了一名诗人。很明显，这里的“父亲”是一个过于直白的隐喻。换句话说，他或许正是育邦一再书写的一系列星辰中最明亮的一颗。这一颗星，在离开我们头顶三尺的地方，以其引领者的角色，正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从遥远的星空收回目光，合上这一册装帧精美的《伐桐》，我们又不得不说，诗人追慕到的“父亲”———那区区的一桶水，又如何浇得灭这深藏的火山熔岩？
　　在辋川别业早已成为纸上陈迹的时代，关于诗和诗人的言说，注定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