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首次审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各界对于该项修法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整治违规滥用劳务派遣。
　　劳资双方基于各自利益取向，就此展开激烈博弈，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局面。原因很简单，有调查显示，2010年全国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已急速膨胀至6000万人左右，占到职工总数16%，有这种既深且广的利益关涉，关注度自然不断放大。
　　滥用劳务派遣显失公平自不待言，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除了上文所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更在于导致既得利益者得以坐大的集体行为困境。具体来说就是：一个过度自由、过度强调雇主权利的劳动力市场固然不足取，但一个过度规制、过度强调雇员权利的劳动力市场同样不利于经济成长，其最终结果，反而会损害到雇员利益。
　　解决行为困境的纸上谈兵甚为轻易，无外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但在实践层面，中间平衡点如何设置尚无定论。譬如2008年1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现行《劳动合同法》，围绕其中“无固定期限合约”等规定，不只资方频频反弹，就连相对中立的学界人士同样不乏反对声音。更不用说，本当身为劳动法护法者的地方政府也有部分浅尝辄止，很快就以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为托词，选择性放宽劳动法尺度。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效率优先更为突出地体现在了这一历程中，而这，对于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探索全面开放的路径，构建未来发展的基础，发挥了极其显著的作用。
　　然而，曾经有效的发展战略未必总是行之有效。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5000美元，参照国际经验，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因此，已经逼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上限的中国，需要着手谋划如何避开近在眼前的“中等收入陷阱”。
　　撇开政治考量，单以经济视角来看，如果任由同工同酬都无法保障的“效率优先”思路持续主宰，那么，它所假托的GDP增长只能越来越显著地表现为一部分人口福利高增长，另一部分人口福利低增长甚至无增长。而按照简单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就可推知，这种有欠公平的整体经济“高效”增长，其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却又必定是低效率的，因此，其本身的持续动力亦会很成问题。
　　纲举才能目张。眼下，包括劳动法修法争议在内的中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浅表化，声声呼唤着统筹公平与效率时不我待。因为只有更为强调让13亿国人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中国这艘巨轮才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航道上排除一切干扰，持续向前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