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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2016年夏天，邵燕祥的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叙述作者1945年至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全书正文共432页，按照时间线索叙述，除1945和1946年的叙述合并为第一章节外，其余按照年份，每个年份为一章。
在这本书正文前面“作者的话”中，邵燕祥这样写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正因如此，邵燕祥在这本书里的文字简单、直接，但却十分纯粹，是一位垂垂老者经历半生痛苦挣扎后不知疲倦的絮叨旧事，也是对个人和历史的剖析和反省，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刻拷问。
反思历史的同时，作者将手术刀深刻地转向自己，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邵燕祥自从80年代大量写作杂文以来的一贯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这些文字，是“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
这次的书名，来来回回，“一共想了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出版社最后选出“我死过，我幸存”作标题，这源自邵燕祥在这本书的扉页援引的卡夫卡的一段话：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邵燕祥觉得这标题还不错，但“死过”，然后“幸存”，“无非让人理解为现在还活着”，但若仅仅是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于是提笔，加上三个字：“我作证”。
同样在扉页上，卡夫卡这段话之前，邵燕祥还引了另一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官修历史的补充
很难用一种文学类型来概括这本书。除了这个乍一看上去有些没头没脑的书名，没有任何副标题或者说明，更没有时下流行的腰封、推荐语。这本书从装订到排版，都非常朴素。
没有插图，篇章、段落之间没有时下为方便阅读而流行的大片留白，细细密密的排版，就如同文字本身带给人的感觉，紧凑、压迫，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紧张，但却无可回避。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1996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从杂感的诗到诗的杂感：邵燕祥与他的时代》，这样写道：“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
邵燕祥也因此被称作“当代鲁迅”。从“文革”结束至今，邵燕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此前，他已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反思的书籍。其中包括《沉船》（1996年）、《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1997年），还有《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年）和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2014年）。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正是这类反思作品中的一部。邵燕祥非常清楚，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这样的写法，“信息太过密集”。即便读起来，大概也像要读懂他这个人一样，“有种啃硬骨头的心理”。
但他本就无意于“卖弄”思想，或者借以招徕更多读者，对他来说，写作这类书籍的目的，只是忠实、不加修饰地记下对历史的思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邵燕祥提起鲁迅和陈寅恪，他们都曾特别提出要看野史，是为官方历史的补充，这是邵燕祥最看重之处，至于文笔，则是次之了。
“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邵燕祥字斟句酌，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编写的这些反思的作品。
正如邵燕祥自己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的话来说，“你说它是编年史吧，但它又不是按照时间老老实实写，它还有点意识流，又有点儿跑野马，说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去了。”
“生于忧患”
邵燕祥生于1933年，“生于忧患”。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一·二八”事件，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毁……邵燕祥的小学是在日军占领下度过的。一系列“奴化”教育下，几乎一切涉及历史的书籍都被销毁。依靠亲友和师长私下的教导，孩子们确认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
邵燕祥开始记事起，正是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年代。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对共产党由好感而至“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始于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
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民族屈辱感和为振兴民族的努力求索是大前提。这也是1949年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拥护新政权的原因，国家统一、独立，正是多少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夙愿。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叙述，是从1945年开始的。
2016年，邵燕祥83岁。
在潘家园附近这套简单刷白的老旧房子里，邵燕祥和老伴、当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同事谢文秀每天过着同样简单的生活。看书、写杂文、写诗，关注网上的新闻和窗外的现实，偶尔和三两老友聚聚，聊聊旧事，谈谈天。
但在内心深处，邵燕祥却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那个时代熟悉和不熟悉的老朋友们一个个走了，邵燕祥很清楚，也从不讳言，留给他和他这代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东西，如今真要认真说起每天最大的困惑，大概就是如何在读书与写作之间合理地分配时间了。如同一杆秤的两头，顾此则往往失彼。他指着书桌上和地上堆起的一摞一摞的书告诉记者，“这些，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读。”
到了这个年纪，每出版一本书，邵燕祥都当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遗嘱”。既然是遗嘱，当然是不愿意删改的。好在最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很顺畅，除了邵燕祥删去序言中的几个字以外，正文几乎一字未删。
若子荐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47期/本刊有删节
2016年夏天，邵燕祥的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叙述作者1945年至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全书正文共432页，按照时间线索叙述，除1945和1946年的叙述合并为第一章节外，其余按照年份，每个年份为一章。
在这本书正文前面“作者的话”中，邵燕祥这样写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正因如此，邵燕祥在这本书里的文字简单、直接，但却十分纯粹，是一位垂垂老者经历半生痛苦挣扎后不知疲倦的絮叨旧事，也是对个人和历史的剖析和反省，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刻拷问。
反思历史的同时，作者将手术刀深刻地转向自己，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邵燕祥自从80年代大量写作杂文以来的一贯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这些文字，是“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
这次的书名，来来回回，“一共想了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出版社最后选出“我死过，我幸存”作标题，这源自邵燕祥在这本书的扉页援引的卡夫卡的一段话：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邵燕祥觉得这标题还不错，但“死过”，然后“幸存”，“无非让人理解为现在还活着”，但若仅仅是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于是提笔，加上三个字：“我作证”。
同样在扉页上，卡夫卡这段话之前，邵燕祥还引了另一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官修历史的补充
很难用一种文学类型来概括这本书。除了这个乍一看上去有些没头没脑的书名，没有任何副标题或者说明，更没有时下流行的腰封、推荐语。这本书从装订到排版，都非常朴素。
没有插图，篇章、段落之间没有时下为方便阅读而流行的大片留白，细细密密的排版，就如同文字本身带给人的感觉，紧凑、压迫，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紧张，但却无可回避。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1996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从杂感的诗到诗的杂感：邵燕祥与他的时代》，这样写道：“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
邵燕祥也因此被称作“当代鲁迅”。从“文革”结束至今，邵燕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此前，他已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反思的书籍。其中包括《沉船》（1996年）、《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1997年），还有《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年）和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2014年）。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正是这类反思作品中的一部。邵燕祥非常清楚，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这样的写法，“信息太过密集”。即便读起来，大概也像要读懂他这个人一样，“有种啃硬骨头的心理”。
但他本就无意于“卖弄”思想，或者借以招徕更多读者，对他来说，写作这类书籍的目的，只是忠实、不加修饰地记下对历史的思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邵燕祥提起鲁迅和陈寅恪，他们都曾特别提出要看野史，是为官方历史的补充，这是邵燕祥最看重之处，至于文笔，则是次之了。
“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邵燕祥字斟句酌，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编写的这些反思的作品。
正如邵燕祥自己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的话来说，“你说它是编年史吧，但它又不是按照时间老老实实写，它还有点意识流，又有点儿跑野马，说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去了。”
“生于忧患”
邵燕祥生于1933年，“生于忧患”。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一·二八”事件，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毁……邵燕祥的小学是在日军占领下度过的。一系列“奴化”教育下，几乎一切涉及历史的书籍都被销毁。依靠亲友和师长私下的教导，孩子们确认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
邵燕祥开始记事起，正是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年代。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对共产党由好感而至“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始于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
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民族屈辱感和为振兴民族的努力求索是大前提。这也是1949年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拥护新政权的原因，国家统一、独立，正是多少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夙愿。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叙述，是从1945年开始的。
2016年，邵燕祥83岁。
在潘家园附近这套简单刷白的老旧房子里，邵燕祥和老伴、当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同事谢文秀每天过着同样简单的生活。看书、写杂文、写诗，关注网上的新闻和窗外的现实，偶尔和三两老友聚聚，聊聊旧事，谈谈天。
但在内心深处，邵燕祥却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那个时代熟悉和不熟悉的老朋友们一个个走了，邵燕祥很清楚，也从不讳言，留给他和他这代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东西，如今真要认真说起每天最大的困惑，大概就是如何在读书与写作之间合理地分配时间了。如同一杆秤的两头，顾此则往往失彼。他指着书桌上和地上堆起的一摞一摞的书告诉记者，“这些，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读。”
到了这个年纪，每出版一本书，邵燕祥都当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遗嘱”。既然是遗嘱，当然是不愿意删改的。好在最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很顺畅，除了邵燕祥删去序言中的几个字以外，正文几乎一字未删。
若子荐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47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