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哪儿呢？”
　　“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单位，你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不行。”
　　这是1958年8月18日邓稼先回家后和妻子许鹿希的对话。
　　然后，邓稼先领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北京北郊一块茂密的高粱地里，三十多把镰刀齐挥舞，砍伐一大片高粱后，又扛起铁锹，握起泥刀，开始平地建房。他们挖土运泥，抹灰砌墙，一群书生作为主力军，和建筑工人一起在短短一周内就盖起了自己的宿舍。
　　一群年轻人白天干苦力活，晚上还要埋头啃由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教科书：戴维斯的《中子输运原理》、泽尔多维奇的《爆震原理》、库朗特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邓稼先对他的研制团队说：“大家现在的任务，就是先把这三本书读懂。”
　　从此，一群人有家不能回，甚至他们在工作时不能叫彼此的名字，他们是青椒、红椒、朝天椒、尖椒，是白虎、白兔、白羊、白鼠——所有人的履历都被锁进了保险柜。代号叫“大白熊”的邓稼先，直到1986年名字被解密为止，从人间消失了整整28年！
　　从北京北郊迁到青海金银滩，又隐入四川绵阳大山，一个神秘的团队在核科研的道路上披荆斩棘——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
　　成就举世瞩目，可直到1985年之前，邓稼先和整个核武器研制团队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也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奖励，甚至没有占用过一块豆腐般大小的报纸宣传版面。
　　1985年，国家设立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奖金为1万元。“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与“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两个项目都是特等奖，奖金共2万元。但是，因为参与人员很多，邓稼先作为院长，只分得“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的奖励。
　　从接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任务开始，邓稼先投身于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武器小型化、核禁试等各阶段国防科研的前线，或许是因为一次深入未爆现场排险，也或许是因为长期接近放射元素，他最终因身患直肠癌不得不于1985年7月住院治疗，张爱萍上将点名由著名医学家吴阶平主刀手术。1986年7月16日，邓稼先在病榻上接受了国家在“七五”期间颁出的第一枚“五一”劳动奖章，这位“两弹元勋”兴奋地留下了“昨天，万里副总理到医院看望，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我全国劳模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的手迹，对党和国家给予的这些“特别奖励”表达感激。
　　邓稼先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两个特等奖的奖金1000元及他另外两项特等奖奖金各1000元，許鹿希将这些奖金悉数捐给单位作为科技奖励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