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娃”，这是一个特殊的名词，这些娃的父辈都是上个世纪在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延安，或童年的生活在延安度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部分人随父辈离开了延安。但还有一部分人没走，至今一直生活在延安这片热土上。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地来到延安，寻访了还在延安的“延安娃”。
　　延安作为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老区的春天”已经来临，延安的他们如今怎样？岁月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底色？他们能告诉我们哪些不应该被遗忘的故事？
　　
　　现年80岁高龄的谢绍旺是当年的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的亲侄子，其父是谢子长的二哥。他这样总结着自己的一生：“搞农村合作社和办教育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
　　谢老告诉记者说，他这辈子干的这两件事觉得非常值，现在很幸福，儿女们也都经常回家看望他们。他还说，现在有打仗的片子他就看，有的都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还是愿意看，动情处，还会流泪。
　　
　　谢绍旺：
　　先“农”后“教”，一生无悔
　　 “我父亲在我三四岁时，被国民党抓到了监狱，后来共产党想了很多办法把父亲救了出来，但是父亲已经被折磨得不行了，回到家当天就走了。”
　　“我是跟着母亲在东躲西藏中长大的。那时候家里的男人都参加了革命，我因为年龄小没有去，我们家的男人一个一个都死了，我大爷（对其父亲哥哥的称谓）六个儿子死了五个，我也死了两个哥哥，老二和老五，加上上一辈，我们家族当时就死了十来口人，家里剩下了一群寡妇。当时国民党在我们村（李家岔镇枣树坪村）入住了一个连，专门抓谢家的后人，我就跟着母亲往外逃，好几次都差点被抓。”
　　“我没有什么文化，现在认的几个字都是参加工作后自学的。记得建国以后，组织上让村里的人去上学，但是母亲很反对，不让去，她是怕万一再有个闪失，家里就没有男人了。母亲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病死了，一年后我结了婚，是母亲提前看好的人家，就是我现在的老伴。”
　　“1952年我到了农业社工作，1958年又到了乡镇府，担任乡镇委员，后又到管区当书记，我学字就是这个时候自学的，在农业社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时觉得最困难的是群众工作。那时，群众对农业合作社不理解，觉得自己家里几个孩子都不一定能干到一起，现在让大家把生产资料、土地、牛羊都合起来，很不理解，他们说之前土地革命时期斗地主，把土地分给穷人，现在又要合，不明白是为什么。”
　　“当时我就天天给农民们做工作，开会时做，会下又到各人家里去做，我们就说集体力量大等等，主要从党员开始，让其带头，再发动贫下中农。”
　　“后来因为表现出色，就被调到了人民公社当社长。退休前两三年又到了县里做统战工作，以正科级退的休，现在我每月有2600多元的工资，老伴觉得少，但我觉得不少了，能过就可以。”
　　“对我非常重要的另一件事，就是‘谢子长希望小学’的建立。退休前我同时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会定期给中小学生讲革命传统教育。九十年代时，我在枣树坪小学看见娃娃们太苦，有时吃不上饭，觉得这事要赶紧解决，后来就到处跑，县里、市里、省里、北京等等都跑遍了，筹集资金后成立了这所希望小学。”
　　“在这件事上，社会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当时建校时，我就一个要求，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学校建设上，不允许多吃多占的情况出现，当时我自己在学校吃饭都要掏钱。”
　　“革命不是一句话，现在的日子不容易。我家就死了那么多人啊，所以后人不能忘记前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所以我就经常给他们讲爱国主义教育，去年我还去了两次，今年就没去了，因为腿疼走不动了。但我希望还有人能够继续讲。”
　　
　　今年85岁的王友告诉记者，他其实算一个手艺人，革命胜利后一直靠给人修手表为生。他父亲以前是子长县七家湾村党委书记，母亲党玉兰在革命时期是延安“缝衣大队”的队长，而他的三爸正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李赤然将军。
　　王老说，因为当年自己没有参军很遗憾，今天他的两个儿子都参过军了，现在工作也很好。
　　
　　王友：
　　为人民维修“时间”
　　 “记得1939年左右，我在龙工巷（音）小学读书，当时觉得特别好，因为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很太平，我还记得当年学的有语文、数学、历史、自然等几门课，但是好景不长，国共破裂后，这里就正式改成了陕甘宁边区。”
　　“当时家里的男人很多都参军了，我大伯的孩子上午参军，下午就死了，我爸和三爸（李赤然）当时就不让我去，但我一有时间就会去三爸的部队玩，帮他们做一些宣传工作。”
　　“后来胡宗南来到延安，说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家属，就把父亲和我抓走了，村里找到一些有门路的人，当时给了一些钱后，我们才被放出来。1947年国民党走后，我们全家才又回到原来的家里。”
　　“我学修手表是1942年，一个抗大的学生叫李中秋，教了我一年，这门手艺最终成为了我的饭碗，困难年代也都靠着它，所以我一辈子感激李中秋。”
　　“日本投降后，抗大的学生们都走了，我开始了自己的修表生涯。刚开始家里有地，所以我都是免费给人修，虽说那时有手表的人不多，但周围几个县里就我一个会修表，找我的人也不少。”
　　“一直到1955年以后，我才在街上搭了一个铺子，开始赚一点钱养家。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非常困难，我和父亲一边在煤矿工作，一边种些蔬菜卖掉，那时光靠修表根本养活不了家里。”
　　“这期间我们还搞过合作社，我和刻章的、印刷的在一起，归一个领导管理，我们当时叫‘手工业联社’，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部门才撤掉。”
　　“我给人修表修了几十年，得了个好名声，而且我也不欺负人，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斗得那么厉害，没有人来找我的事。”
　　“如今我的身体也非常好，现在还爬山，有庙会我也去，能吃，也能喝，就是以前修表用眼多，现在眼睛稍有点不好。早上起来，我就出门转转，晚上跟老年人聊聊天，看看电视。”
　　“我们是曾经受过罪的人，所以感到现在很幸福，只是有一点我很看不惯，很多人把吃剩的还非常好的菜都倒掉了，这让我很难受，心疼粮食啊！”
　　
　　与前两位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娃”不一样，现年46岁的田金光，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延安娃”。目前是延安市子长县薯类研究所的所长，他的父亲今年已经94岁高龄。“现在在子长县，我父亲应该是资历最老的了，当年参与了红军东征，1952年转业时是团级干部，但是我们一家都没有沾上父亲的光，相反父亲正统的人格对我们晚辈影响非常大。”田金光向记者娓娓讲述了自己在父亲影响下的成长经历。
　　整个采访过程中，田金光显得非常平静，他说自己现在的家庭也受父辈影响，非常和睦，儿子在西安上大学，妻子会帮助他料理家务，而他现在所做的薯类研究工作也是县里的重点项目，还说以后有机会会多做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让现在的人们不忘过去的历史。
　　
　　田金光：
　　自己奋斗，沾不上父亲的光
　　 “小时候看见父亲很多的胸章就非常羡慕，一直想着长大后去考军校。1981年，我初中毕业，当时16岁，不够参军的年龄，但向往军营的生活，就谎报了年龄去兰州军区当了生产兵。”
　　“到部队后时间不长我就感到自己学识严重不足，年龄也不够，根本报考不了军校，一年后我向组织承认了谎报年龄的事实，要求复员，那时刚好赶上了邓小平提出的100万大裁军，部队就允许了。”
　　“17岁我回到家乡，跟着原来的班级直接上了高二，1984年我考到了陕西宝鸡商业学校财会专业，毕业后回到了子长县，分配到财贸委员会工作。”
　　“1992年二中全会以后，我被调到县纪委工作，当时全国反腐力度加大，我在这里干了八年，办了不少案子，这八年是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一段。”
　　“我父亲是个很正统的人，从小受他的影响，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到纪委工作后，要求更是严格。当时参与了陕西省很多大案要案的办理，以及县粮食局、林业局、广电局、煤炭经营公司等等很多案件。”
　　“后来又辗转了两个部门，都是副科级，在这个级别上我干了十二年，当时很多人都说，你让你父亲去县里找找人，提干会快点。我给父亲说了，但如我所料，父亲根本不肯，反而还教育勉励我说：‘现在是你干的不行，你还得努力’。”
　　“我的三姐，比我大4岁，当年二十多岁时一直没有工作，家里人都非常着急，让父亲去找找县里领导，父亲在家里的压力下，勉强去了，但是到了门口却又不进去，也不敲门，感觉非常为难，什么也没说就回来了，家里人也感到父亲的为难，就再没有提，后来三姐一直都没有工作，到现在50岁了，一天班也没有上过。”
　　“如今我参加工作已经三十年了，过去的很多不理解，现在反而成为我教育孩子的案例。我觉得父亲这一辈人身上的很多好品质在现在年青一代身上太少了。今年正月里，我在广州出差，碰上一个旅游团，当时就聊了起来，他们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是延安，他们竟然说延安在哪儿？我当时就想，现在爱国主义教育做得太差，很多人已经忘记老一辈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了。”
　　
　　结束语：
　　他们没有父辈那么熠熠生辉的过往，他们现在过着和普通延安人一样的平静生活。可能是受父辈们的影响，在他们的身心中，革命的血液还流淌至今。
　　他们就是现在还在延安的“延安娃”，他们是与延安、与红色，有着不解之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