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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五”时期，知识资本已是支撑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资源。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对学习型政府建设起着基础性、导向性和激励性的关键作用，更是实现由发展型政府向创新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有为政府转变的有力保障。研究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先驱哈耶克、柯武刚和诺斯的知识观发现：在学习型政府机关知识观演进发展中应该正确认识“无知观”和知识的分工观；正确认识组织中突变性知识增长、适应性知识增长和知识的分散性；提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来促进学习政府的学习能力，在纯粹知识和应用型知识学习中掌握一种组织发展需求的平衡，提升组织的知识存量和核心能力。
关键词：“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哈耶克；诺斯；柯武刚；知识观；新制度经济学；知识管理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60-05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各项改革事业全面进入攻坚期，也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推进期，更是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有力推进，必须依赖高效率的学习型政府组织[1]。当前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知识资本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要想获得高效的治理能力，适应骤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就必须增强其学习和交流的能力，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加快文化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合理传播与共享。然而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是一个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学习型政府组织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逐步认识到学习型政府机关建设的重要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都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学习型政府是有为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的重要支撑，所有这些客观要求政府组织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创建学习型政府、善于发现自己的“无知”，全面提升和丰富治理领域的知识存量，推动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释放制度和改革的“红利”。但是目前我国的学习型政府组织知识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是没有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忽视知识专业性和更新性，不善于发现自己的“无知”，学习过程中浅尝辄止，思想认识高度不够；第二是在学习动机上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性，学习知识脱离于现阶段改革、发展和创新，不能很好处理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的关系，缺乏建立善于利用整合他人和组织知识的机制；第三是从制度建设方面对学习激励和学习路径选择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促进学习的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较低，未能营造出一个宽松和谐的组织文化氛围，正式制度安排从规范性、考核评估和激励方面未能促进学习型组织的正常运转。综上，从“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组织的知识观更新与演变的视角研究入手，梳理提炼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先驱哈耶克、诺斯、柯武刚、史漫飞等的知识观的合理内核，以期给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学习型政府知识观培育些许启示。
二、知识观对创建学习型政府机关影响的机理分析
学习型政府机关是由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演变而来，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皮得·圣吉等西方学者在总结东西方管理思想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提炼出的以“五项修炼”为基础的学习型组织理念[2]。学习型政府是以“团队学习”为中心，充分发挥机关团体人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有机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能把学习效果转化为工作效果的高效的组织机构，进而使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机关效率得以稳步提升[3]。所谓知识观就是人们对知识学习、传递、积累和应用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知识观影响着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运转效率和缩小组织间的知识差距。一是知识观对创建学习型机关有一种激励和引导作用，比如知识观倡导的善于发现自己的无知、适应性知识和创新性知识的学习认知的均衡、纯粹知识和应用知识认知的均衡，以及“干中学”原理都在创建学习型机关的必要性和导向性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二是知识观可以有效提升学习型组织的运转效率，学习型组织的运转效率体现在对知识的获取能力、传递能力、共享能力和应用能力上，能充分挖掘知识的潜在价值。根据西方教育学家杜威的知识观：知识存在个人属性和时间属性，个人属性是指别人的知识相对他人而言不一定是知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经验范围内异质性知识；知识的时间性是说知识有时间维度，过去的知识现在不一定还是知识，不能一味依赖过去知识为权威，知识也存在一定价值衰减和颓废性；强调了知识的共享和持续学习的必要性。三是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可以提升学习型组织的竞争力。知识观通过影响组织的文化行为、组织的经营决策行为和组织的知识管理行为，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和路径，缩小个体之间和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通过提升组织的知识存量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因此，正确的知识观在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中发挥着先导性、激励性、必要性和基础性作用。尤其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组织知识观的更新与演变直接关系着政府组织向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的转型。本文以正确的知识观为背景，以期从制度建设的视角对破除学习型组织创建的障碍，选择学习型组织创建的有效路径提供指导。
三、新制度经济学中知识观的应用价值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和可行性，本文选取了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几位学者的知识观进行研究，并对其知识观中“有价值的内核”进行提炼梳理。
（一）哈耶克的知识观
哈耶克在其专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阐明了自己的知识观。第一，“无知观”。哈耶克曾经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这一名言对我们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有很大帮助。哈耶克认为，人们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和知识往往处于必然无知的状态之中，组织在付出一切力量实现组织目标的历程也是一样，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他所谓的“无知”可分为两种，是“能克服的无知”和“无从克服只能应对的无知”。“能够克服的无知”是指对特定实事的无知，是社会参与者开始参与某个行动时对所需要的知识范围是不清楚的，这极可能是来源于特定行动所需事实的知识存量，也可能是来源于社会行动者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状况[4]。这种“能够克服的无知”可以在一定时间通过特定行动者付出某种努力和代价以减少和克服，其途径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知识和信息存量，并和其他人和组织进行积极的知识交流和共享，然后减少和消除无知。第二，“知识分工观”。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工与劳动分工不仅特别相似，还同劳动分工一样重要[5]，知识分工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真正的核心问题，从这问题出发，只是通过知识分工才有了专业化，人们才得以获取更多专业知识来推动创新，并用它解决更多现实问题。要解决的是若干个具有不同知识的人之间所发生的自生自发的社会互动关系究竟是如何实现价格与成本相符的状态。哈耶克还认为，在社会分工发达的社会，知识分工更是扩大了个人和组织的无知范围，虽然每个人和组织都有自己专门的知识，但任何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说作为社会中生存的个人和组织必须坚持长期学习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柯武刚和史漫飞的知识观
柯武刚、史漫飞在其专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阐明其知识观：第一，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一个人必须区分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前者是知识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像赖特兄弟的飞机对创造机动飞行器的知识来讲就是一种突破。突变性知识增长经常源于发现以前一无所知的思想。而适应性知识增长是知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沉淀积累、各种微小渐进式的改良，在逐步提升组织适应性的成长历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知识，知识的适应性增长则常常源于有计划的信息搜索[6]。其在分析人类知识演化的成果时发现，他们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变性知识增长所引起的重大创新，而是应归功于适应性变革，通过不断知识积累、试错，通过对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条件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调整和微小的改良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第二，知识的分散性。柯武刚、史漫飞强调知识的分散性，认为星星点点的有用的知识散布在整个共同体的人群之中，人们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和他们所发现的他人的知识来达到其设的目标，善于利用他人的知识可以有效降低知识的搜寻成本[7]。因此，要想有效运用知识，只有建立能利用众人所拥有的各种专门知识的机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工专业化后的合作，充分挖潜知识的生产力。
（三）诺斯的知识观
诺斯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阐明的知识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组织为了促进其目标而必须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将反过来极其深刻地影响现有知识的演化以及知识被应用的程度。第一，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纯粹知识与应用型知识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比较复杂，纯粹知识是应用型知识的演化基础，属于基础科学知识的范畴；应用型知识提出了现实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所以反过来应用型知识也是纯粹知识发展的重要源泉，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偏废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挖潜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第二，强调内置与一定制度框架下的各种激励在型宿有效的技能和知识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制度规则将会对默会知识产生不同的激励。因此应该从制度建设上激励组织中的“干中学”，事物和人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现存知识的价值不断缩减失去其有用性。因此多数有价值的知识都是边干边学的产物，他们是由无数不同的人在分散化的试错选择过程中获得的。因为组织经过重复经常的互动，可获得一些协调方面的、专业化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并发展成能顺利运作的、组织高效率的例行流程。第三，提出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影响获取知识和知识转移的路径，适应性效率所关注的是那些型宿经济之长期演化的规则，它同时还关注社会对获取知识与学问、引发创新、从事各种冒险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解决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与瓶颈的意愿[6]。适应性效率为分散化决策过程的发展提供了激励，而分散化决策过程可以让社会尽力去发掘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组织树立正确知识观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深化改革成败的机遇和挑战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打造学习型政府机关是简政放权背景下建设有为政府和创新型政府的基本保障[8]。同时“十三五”时期也是知识爆炸、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疯狂洗礼商业模式的骤变期，知识更加分散，知识分工和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只有持续的学习才能不断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正确认识“无知观”和知识的分工观
学习型政府机关必须正确认识“无知观”和知识的分工观。首先，善于承认和发现工作和学习中的无知，才能破除个人和组织的学习障碍，才能激发组织的学习积极性，组织中每个成员的学习能力逐步演化构成组织的学习能力。也就是组织也像自然人一样，也存在知识、技术和信息的盲点，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来破解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获得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其次，善于发现工作对知识的需求，学以致用。发现无知的过程也就是进步的过程，尽量绕开“无从克服只能应对的无知”。不正确认识自身的无知，就会进入创建学习型政府的误区。作为卓越的组织领导者，应该时刻掌握组织中“知识地形图”（是指以图形的方式显示各种知识来源的存储地点、专家所在位置、任务和知识的关系、知识与产品的关系及知识结构等，且这些资料大都以电子化的方式组织、分类、存储及获取）[9]。最后，善于发现组织知识的存量和短板，注重组织内知识的分工和合作共享。知识的分工导致知识的高度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不断推进基础知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推进应用型知识的创新，接着把专业和专门的知识传递给产品和服务，在知识演化的路径中形成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不断学习加快组织和个人的知识更新速度，从制度建设上重视知识的更新速度，要时刻质询个人和组织所拥有知识的价值含量，知识经济、信息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旧知识的淘汰速度，拥有对组织和个人发展无价值的知识也就是“无知”。所以说组织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必须注重组织、机关和个人的知识更新。
（二）要正确认识突变性知识增长、适应性知识增长和知识的分散性
“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机关要正确认识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的关系，以及知识的分散性。首先，学习型政府机关应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正确看待突变性知识增长。对待突变性知识增长的追求往往是学习型政府机关一些领导和员工急功近利、心里浮躁的学习病态。从制度建设方面克服这种学习上的误区，认识到通过短时间知识的积累获取的创新突破非常少，像居里夫人发明镭和钋、赖特兄弟发明飞行器、爱迪生发明电灯等重大突破，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知识积累过程。作为学习型机关应该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认识到学习培训是一种知识智力的成果投资，其投入产出的经营周期比较长，而结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学习激励、绩效考核要从长远战略的角度考虑制度建设。其次，学习型政府机关应重视适应性知识增长。在组织和个人学习中往往忽视“适应性知识”的学习，因为短时间内不易发现学习成果向工作成果转移的价值。学习型机关应该善于发现获取适应性知识增长的价值。例如奔驰先生的第一辆汽车与现代高速公路上急驰的豪华轿车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些差别改良的所有要素都可被称为知识作为逐步适应性扩大的结果。现实世界的适应性调整效果经常被低估和忽略，而被重大创新成果所吸引和重视。重视适应性知识增长的创造、获取、传播、共享、利用，做好适应性知识管理是提高一个学习型政府组织效率的关键。最后，建立能利用和共享众人所拥有的各种专门知识的机制。从制度建设上促进适应性知识和突变性知识共享，激励组织中的个体进行知识传递共享，应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知识共享平台、培养知识共享文化，构建组织中知识共享的机制，以知识的无边界流通为前提。例如，“十三五”时期有为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大数据的公开透明、客观准确，以及组织的立法和实施，充分挖掘大数据潜在科学价值提升决策的精准性。政府组织结构应向网状化、扁平化、弹性化转型，打通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再到共同化的路径障碍，充分实现知识的生产率。 （三）重视学习型政府机关知识观培育中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较高的制度适应性效率能促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和价值导向。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其实施特征。首先，依托非正式制度正确认识纯粹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的关系。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一些习俗、惯例、行为准则、组织文化来协调重复进行的人类活动，它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和修正。诺斯还认为正式制度即便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里，也只是型宿选择约束的一小部分。非正式制度能引导和重视纯粹性知识的学习，是实现知识由量变到质变的知识创新的逻辑过程。一个组织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和谐宽松的工作氛围等一些非正式约束能积极引导一个组织的纯粹知识的学习，只有员工获得充分的自由空间才能有创新的积极性，才有进行知识创造、传播和共享的意愿。非正式制度能营造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自由交流、共同商讨的民主讨论的氛围，自愿实现知识和技能的共享，允许员工对现有组织结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充分调动员工的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能动性[10]。因此，“十三五”时期还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来推动基础性科学研究大发展，当然也要重视应用性知识的学习助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其次，重视正式制度适应性效率对树立正确知识观的影响。正式制度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能降低信息、监督以及实施成本，同时，正式制度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制度。在学习型政府机关创建中应该重视宣传、组织、激励和评估一些正式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第一，在宣传制度层面宣扬组织为实现其目标必须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宣传知识创造、传播和共享的重要性等。也可通过一些真实可见的案例把创建学习型机关的重要性渗透到组织每一个成员的心中，转变以往被动学习的观念。同时把领导负责制和学习考核机制作为学习的主要推动力，从对中高层领导的自律能力、自学能力以及培训方面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带动中层机关干部的学习自觉性[10]。第二，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推动“干中学”。根据诺斯的“干中学”原理，在边干边学中探索学习型政府机关的评估标准，通过从组织领导、工作部署、制度保障、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起一套评估体系，推动学习型机关的学习有计划有步骤的顺利推进[11]。第三，建立适应性效率较高的激励制度，主要包括知识共享的激励、知识创造的激励和主动学习的激励等。科学合理的激励制度使处于不同层次的机关成员获得其所需要的激励，重点是激励共享“可沟通的知识”，促进默会知识向可沟通知识的转化。另外针对学习型机关的知识观，积极引导机关干部置身于对学习的需要，学以致用，因为需要和无知而学习，比任何激励都有效，正如马克思曾说，“社会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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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名清，方琳.构建学习型组织中的知识共享机制[J].经济问题，2008，（8）：60.
[3]方娅玲.构建学习型机关漫谈[J].理论学习，2010，（1）：63.
[4]刘少杰，胡晓红.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4-95.
[5]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3：74.
[6]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韦森，译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2-112.
[7]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1-61.
[8]迟福林.“十三五”规划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14.
[9]林东清.知识管理理论与实务[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163.
[10]陈涛.构建国有企业学习型组织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0，（2）：114.
[11]宋立，孙学工，刘雪燕，李世刚.“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保持7%左右[N].中国经济时报，2015-01-08.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关键词：“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哈耶克；诺斯；柯武刚；知识观；新制度经济学；知识管理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60-05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各项改革事业全面进入攻坚期，也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推进期，更是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有力推进，必须依赖高效率的学习型政府组织[1]。当前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知识资本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要想获得高效的治理能力，适应骤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就必须增强其学习和交流的能力，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加快文化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合理传播与共享。然而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是一个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学习型政府组织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逐步认识到学习型政府机关建设的重要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都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学习型政府是有为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的重要支撑，所有这些客观要求政府组织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创建学习型政府、善于发现自己的“无知”，全面提升和丰富治理领域的知识存量，推动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释放制度和改革的“红利”。但是目前我国的学习型政府组织知识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是没有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忽视知识专业性和更新性，不善于发现自己的“无知”，学习过程中浅尝辄止，思想认识高度不够；第二是在学习动机上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性，学习知识脱离于现阶段改革、发展和创新，不能很好处理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的关系，缺乏建立善于利用整合他人和组织知识的机制；第三是从制度建设方面对学习激励和学习路径选择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促进学习的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较低，未能营造出一个宽松和谐的组织文化氛围，正式制度安排从规范性、考核评估和激励方面未能促进学习型组织的正常运转。综上，从“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组织的知识观更新与演变的视角研究入手，梳理提炼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先驱哈耶克、诺斯、柯武刚、史漫飞等的知识观的合理内核，以期给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学习型政府知识观培育些许启示。
二、知识观对创建学习型政府机关影响的机理分析
学习型政府机关是由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演变而来，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皮得·圣吉等西方学者在总结东西方管理思想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提炼出的以“五项修炼”为基础的学习型组织理念[2]。学习型政府是以“团队学习”为中心，充分发挥机关团体人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有机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能把学习效果转化为工作效果的高效的组织机构，进而使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机关效率得以稳步提升[3]。所谓知识观就是人们对知识学习、传递、积累和应用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知识观影响着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运转效率和缩小组织间的知识差距。一是知识观对创建学习型机关有一种激励和引导作用，比如知识观倡导的善于发现自己的无知、适应性知识和创新性知识的学习认知的均衡、纯粹知识和应用知识认知的均衡，以及“干中学”原理都在创建学习型机关的必要性和导向性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二是知识观可以有效提升学习型组织的运转效率，学习型组织的运转效率体现在对知识的获取能力、传递能力、共享能力和应用能力上，能充分挖掘知识的潜在价值。根据西方教育学家杜威的知识观：知识存在个人属性和时间属性，个人属性是指别人的知识相对他人而言不一定是知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经验范围内异质性知识；知识的时间性是说知识有时间维度，过去的知识现在不一定还是知识，不能一味依赖过去知识为权威，知识也存在一定价值衰减和颓废性；强调了知识的共享和持续学习的必要性。三是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可以提升学习型组织的竞争力。知识观通过影响组织的文化行为、组织的经营决策行为和组织的知识管理行为，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和路径，缩小个体之间和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通过提升组织的知识存量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因此，正确的知识观在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中发挥着先导性、激励性、必要性和基础性作用。尤其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组织知识观的更新与演变直接关系着政府组织向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的转型。本文以正确的知识观为背景，以期从制度建设的视角对破除学习型组织创建的障碍，选择学习型组织创建的有效路径提供指导。
三、新制度经济学中知识观的应用价值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和可行性，本文选取了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几位学者的知识观进行研究，并对其知识观中“有价值的内核”进行提炼梳理。
（一）哈耶克的知识观
哈耶克在其专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阐明了自己的知识观。第一，“无知观”。哈耶克曾经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这一名言对我们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有很大帮助。哈耶克认为，人们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和知识往往处于必然无知的状态之中，组织在付出一切力量实现组织目标的历程也是一样，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他所谓的“无知”可分为两种，是“能克服的无知”和“无从克服只能应对的无知”。“能够克服的无知”是指对特定实事的无知，是社会参与者开始参与某个行动时对所需要的知识范围是不清楚的，这极可能是来源于特定行动所需事实的知识存量，也可能是来源于社会行动者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状况[4]。这种“能够克服的无知”可以在一定时间通过特定行动者付出某种努力和代价以减少和克服，其途径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知识和信息存量，并和其他人和组织进行积极的知识交流和共享，然后减少和消除无知。第二，“知识分工观”。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工与劳动分工不仅特别相似，还同劳动分工一样重要[5]，知识分工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真正的核心问题，从这问题出发，只是通过知识分工才有了专业化，人们才得以获取更多专业知识来推动创新，并用它解决更多现实问题。要解决的是若干个具有不同知识的人之间所发生的自生自发的社会互动关系究竟是如何实现价格与成本相符的状态。哈耶克还认为，在社会分工发达的社会，知识分工更是扩大了个人和组织的无知范围，虽然每个人和组织都有自己专门的知识，但任何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说作为社会中生存的个人和组织必须坚持长期学习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柯武刚和史漫飞的知识观
柯武刚、史漫飞在其专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阐明其知识观：第一，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一个人必须区分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前者是知识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像赖特兄弟的飞机对创造机动飞行器的知识来讲就是一种突破。突变性知识增长经常源于发现以前一无所知的思想。而适应性知识增长是知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沉淀积累、各种微小渐进式的改良，在逐步提升组织适应性的成长历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知识，知识的适应性增长则常常源于有计划的信息搜索[6]。其在分析人类知识演化的成果时发现，他们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变性知识增长所引起的重大创新，而是应归功于适应性变革，通过不断知识积累、试错，通过对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条件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调整和微小的改良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第二，知识的分散性。柯武刚、史漫飞强调知识的分散性，认为星星点点的有用的知识散布在整个共同体的人群之中，人们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和他们所发现的他人的知识来达到其设的目标，善于利用他人的知识可以有效降低知识的搜寻成本[7]。因此，要想有效运用知识，只有建立能利用众人所拥有的各种专门知识的机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工专业化后的合作，充分挖潜知识的生产力。
（三）诺斯的知识观
诺斯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阐明的知识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组织为了促进其目标而必须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将反过来极其深刻地影响现有知识的演化以及知识被应用的程度。第一，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纯粹知识与应用型知识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比较复杂，纯粹知识是应用型知识的演化基础，属于基础科学知识的范畴；应用型知识提出了现实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所以反过来应用型知识也是纯粹知识发展的重要源泉，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偏废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挖潜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第二，强调内置与一定制度框架下的各种激励在型宿有效的技能和知识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制度规则将会对默会知识产生不同的激励。因此应该从制度建设上激励组织中的“干中学”，事物和人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现存知识的价值不断缩减失去其有用性。因此多数有价值的知识都是边干边学的产物，他们是由无数不同的人在分散化的试错选择过程中获得的。因为组织经过重复经常的互动，可获得一些协调方面的、专业化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并发展成能顺利运作的、组织高效率的例行流程。第三，提出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影响获取知识和知识转移的路径，适应性效率所关注的是那些型宿经济之长期演化的规则，它同时还关注社会对获取知识与学问、引发创新、从事各种冒险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解决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与瓶颈的意愿[6]。适应性效率为分散化决策过程的发展提供了激励，而分散化决策过程可以让社会尽力去发掘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组织树立正确知识观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深化改革成败的机遇和挑战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打造学习型政府机关是简政放权背景下建设有为政府和创新型政府的基本保障[8]。同时“十三五”时期也是知识爆炸、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疯狂洗礼商业模式的骤变期，知识更加分散，知识分工和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只有持续的学习才能不断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正确认识“无知观”和知识的分工观
学习型政府机关必须正确认识“无知观”和知识的分工观。首先，善于承认和发现工作和学习中的无知，才能破除个人和组织的学习障碍，才能激发组织的学习积极性，组织中每个成员的学习能力逐步演化构成组织的学习能力。也就是组织也像自然人一样，也存在知识、技术和信息的盲点，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来破解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获得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其次，善于发现工作对知识的需求，学以致用。发现无知的过程也就是进步的过程，尽量绕开“无从克服只能应对的无知”。不正确认识自身的无知，就会进入创建学习型政府的误区。作为卓越的组织领导者，应该时刻掌握组织中“知识地形图”（是指以图形的方式显示各种知识来源的存储地点、专家所在位置、任务和知识的关系、知识与产品的关系及知识结构等，且这些资料大都以电子化的方式组织、分类、存储及获取）[9]。最后，善于发现组织知识的存量和短板，注重组织内知识的分工和合作共享。知识的分工导致知识的高度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不断推进基础知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推进应用型知识的创新，接着把专业和专门的知识传递给产品和服务，在知识演化的路径中形成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不断学习加快组织和个人的知识更新速度，从制度建设上重视知识的更新速度，要时刻质询个人和组织所拥有知识的价值含量，知识经济、信息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旧知识的淘汰速度，拥有对组织和个人发展无价值的知识也就是“无知”。所以说组织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必须注重组织、机关和个人的知识更新。
（二）要正确认识突变性知识增长、适应性知识增长和知识的分散性
“十三五”时期学习型政府机关要正确认识突变性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的关系，以及知识的分散性。首先，学习型政府机关应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正确看待突变性知识增长。对待突变性知识增长的追求往往是学习型政府机关一些领导和员工急功近利、心里浮躁的学习病态。从制度建设方面克服这种学习上的误区，认识到通过短时间知识的积累获取的创新突破非常少，像居里夫人发明镭和钋、赖特兄弟发明飞行器、爱迪生发明电灯等重大突破，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知识积累过程。作为学习型机关应该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认识到学习培训是一种知识智力的成果投资，其投入产出的经营周期比较长，而结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学习激励、绩效考核要从长远战略的角度考虑制度建设。其次，学习型政府机关应重视适应性知识增长。在组织和个人学习中往往忽视“适应性知识”的学习，因为短时间内不易发现学习成果向工作成果转移的价值。学习型机关应该善于发现获取适应性知识增长的价值。例如奔驰先生的第一辆汽车与现代高速公路上急驰的豪华轿车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些差别改良的所有要素都可被称为知识作为逐步适应性扩大的结果。现实世界的适应性调整效果经常被低估和忽略，而被重大创新成果所吸引和重视。重视适应性知识增长的创造、获取、传播、共享、利用，做好适应性知识管理是提高一个学习型政府组织效率的关键。最后，建立能利用和共享众人所拥有的各种专门知识的机制。从制度建设上促进适应性知识和突变性知识共享，激励组织中的个体进行知识传递共享，应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知识共享平台、培养知识共享文化，构建组织中知识共享的机制，以知识的无边界流通为前提。例如，“十三五”时期有为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大数据的公开透明、客观准确，以及组织的立法和实施，充分挖掘大数据潜在科学价值提升决策的精准性。政府组织结构应向网状化、扁平化、弹性化转型，打通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再到共同化的路径障碍，充分实现知识的生产率。 （三）重视学习型政府机关知识观培育中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较高的制度适应性效率能促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和价值导向。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其实施特征。首先，依托非正式制度正确认识纯粹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的关系。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一些习俗、惯例、行为准则、组织文化来协调重复进行的人类活动，它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和修正。诺斯还认为正式制度即便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里，也只是型宿选择约束的一小部分。非正式制度能引导和重视纯粹性知识的学习，是实现知识由量变到质变的知识创新的逻辑过程。一个组织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和谐宽松的工作氛围等一些非正式约束能积极引导一个组织的纯粹知识的学习，只有员工获得充分的自由空间才能有创新的积极性，才有进行知识创造、传播和共享的意愿。非正式制度能营造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自由交流、共同商讨的民主讨论的氛围，自愿实现知识和技能的共享，允许员工对现有组织结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充分调动员工的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能动性[10]。因此，“十三五”时期还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来推动基础性科学研究大发展，当然也要重视应用性知识的学习助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其次，重视正式制度适应性效率对树立正确知识观的影响。正式制度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能降低信息、监督以及实施成本，同时，正式制度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制度。在学习型政府机关创建中应该重视宣传、组织、激励和评估一些正式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第一，在宣传制度层面宣扬组织为实现其目标必须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宣传知识创造、传播和共享的重要性等。也可通过一些真实可见的案例把创建学习型机关的重要性渗透到组织每一个成员的心中，转变以往被动学习的观念。同时把领导负责制和学习考核机制作为学习的主要推动力，从对中高层领导的自律能力、自学能力以及培训方面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带动中层机关干部的学习自觉性[10]。第二，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推动“干中学”。根据诺斯的“干中学”原理，在边干边学中探索学习型政府机关的评估标准，通过从组织领导、工作部署、制度保障、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起一套评估体系，推动学习型机关的学习有计划有步骤的顺利推进[11]。第三，建立适应性效率较高的激励制度，主要包括知识共享的激励、知识创造的激励和主动学习的激励等。科学合理的激励制度使处于不同层次的机关成员获得其所需要的激励，重点是激励共享“可沟通的知识”，促进默会知识向可沟通知识的转化。另外针对学习型机关的知识观，积极引导机关干部置身于对学习的需要，学以致用，因为需要和无知而学习，比任何激励都有效，正如马克思曾说，“社会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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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立，孙学工，刘雪燕，李世刚.“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保持7%左右[N].中国经济时报，2015-01-08.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