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占据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整个23楼。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铄和刘军是这个“中国城”里的4个年轻译员。何亚非（后曾担任国侨办副主任）翻译速度快，被称为“快手”，崔天凯（现为中国驻美大使）则擅长于对词句的推敲，两人的字都很好看。郎胜铄等都是从设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来纽约工作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立即凸显出来。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
　　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就成为这一译员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过三关的招生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训练班招生的红头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536人参加了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43人。
　　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也在其中。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张中载注意到，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题答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為他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用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affected”（“做作”）来评价他的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年纪最大的唐荣华39岁，年纪最小的刘结一22岁。

联合国里的中文译员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开学典礼。张载梁担任译训班班主任。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要学习和熟悉。1979年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运到，新语音试验室建成。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到两部英文原版电影。
　　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期间，国家正式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原工资，在校生按研究生待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了65万美元的经费，其中35万美元用于训译员第一期培训，3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当时外汇在国内十分紧缺，北京外国语学院正是使用了这笔外汇，从挪威和日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教设备。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主持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试。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7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及格线被定为70分，但绝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最后，25人均被录用。口译班10人中，4人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6人分到日内瓦办事处。笔译班15人，10人去往纽约，4人去往日内瓦，1人去往内罗毕。
　　在联合国，笔译对准确度的要求很高，译员翻译后还要交给审校。第一期译训班学员刘军回忆，有时外交语言模棱两可，故意不把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译员翻译文件后，一些国家代表团还会找到译员，商量修改用词、表述方式，甚至代表团团长亲自找来。
　　2005年，第一期译训班学员周育强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负责6个语种口译事务并担任口译科科长的中国人。他告诉记者，大多数会议有会前和会期文件可供口译准备，但有时开会时却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时，各国代表常常即兴发言，不时“吵架”，言辞激烈。口译员不仅无法提前准备，且不能有任何错漏，还要能译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达。联合国开会“吵架”时，译员有时甚至需要做出与日常文法不符的翻译。来自译训班的口译员和中方代表团成员、大使相熟，经常私下探讨观点，对中方立场比较熟悉，因此更被倚重。
　　与同在联合国工作的其他国家翻译相比，中文译员尤其是来自译训班的译员所拥有的能力，往往超出语言层面，因而不少人日后在外交道路上有了很好的发展。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郎胜铄和崔天凯携各自夫人一起从纽约回国。郎胜铄觉得，译训班以及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