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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
对一个游子来说，老屋是最珍贵的旧居，毕竟在异域他乡的所有乡愁都要以此为场景的。事实是，当我每次回到遥远的老家看到老屋还静卧在原处时，我的内心不仅踏实了许多，而且还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满足感。
尽管老屋旁边已盖了新屋，有了敞亮的新房间，但父亲在世时还是坚持睡在老屋里。很显然，父亲对老屋比我们有着更深的情感，以至在家照看父母、从事农活的妹妹要对老屋进行重新装修时，会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尽管重新装修后老屋的居住感更好了，可父亲却不大认可，毕竟他在老屋里所熟悉的一切变成了陌生。但将老屋正中的居室改成“客厅”来使用，他是支持和高兴的。于是每天晚饭后，一家老小便到老屋“客厅”里看看电视，或者聊聊天。外孙子和外孙女的不时吵闹，也给老屋增添了不少热鬧气氛。而每次给父亲打电话时，我问他你在哪里啊，父亲总是在电话哪头乐呵呵地回答：我在老屋里呢！
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却时常关注时事，关心他生活周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听广播还是看电视，他最关心的是国内重大新闻和本地热点新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每当家里的广播小喇叭播送重大新闻时，父亲就常常在老屋的屋檐下不是站着就是蹲着，静静地聆听。那时的有线广播，声音小，杂音大，听着相当费劲，但父亲还是能听清楚并记住一些很特别的名字，然后对我说他们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很多年之后，我因喜爱文学并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个人所著的诗集《回望》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出席颁奖晚会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颁发奖牌和证书。年底回老家时我将这件事告诉给老父亲，他很兴奋并笑着说，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个名字好多年了，他可是维吾尔族高级领导干部哩！
记得当年父亲在老屋里常听的那个有线广播喇叭，高挂在老屋的正中檐柱上，除了一根悬空拉来相连的电线之外，还有一根向下的接地线。有时广播喇叭声音太小或杂音太大时，父亲就老认为是接地线出了问题，于是要么去摆弄一下接地线，要么剪一段新铁丝更换接地线。可不论如何努力，就是听不到有线广播的喇叭声音增大一点和杂音变少一点。那时爱听广播新闻的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会在老屋里用收音机收听到声音清晰的无线广播，还能够观看图像清晰的彩色电视。
老屋注定要越来越老旧，并因此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衰老。不仅从老屋长大外出的人越来越眷恋老屋，就是乡下的麻雀和燕子也非常喜欢老屋。叽叽喳喳时常吵闹不已的麻雀，总喜欢在老屋的大小墙洞里筑巢孵蛋育雏;燕子则喜欢在老屋檐下的横梁上，修筑一个又一个泥巢，然后来一个春夏居住，秋冬空置。而老屋旁新建的房屋，却始终引不起麻雀和燕子筑巢育雏的兴趣。对它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喜新厌旧的理念。
老屋的木楼上，居中放置有祖先的牌位，那是再胆大顽皮的孩子都要安静收敛的地方。每次回老家到老屋的楼上跪拜时，心里充满的是虔诚和敬畏。我知道，从我离开老屋到外地谋生开始，在老屋中生活的父母每天都要焚香祈求祖先，护佑子女平安幸福，而他们自己则始终守护着老屋慢慢老去，直至去世才永远离开老屋。因此，每每想起在老屋中曾经与年迈的父亲短暂相处的日子时，总免不了要暗自落泪感伤起来。
父亲过世后，母亲也同样固执地坚持睡在老屋里。让她忧心的是，历经半个世纪的老屋，墙面开裂屋顶漏水，但是她担心增加儿女们的负担而始终没说修缮之事。在外工作的我和兄弟经过商量共同出资，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终于对老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翻修，只要我们健在，老屋就不应该消失。
其实，不论如何修缮，越来越陈旧的还是老屋，愈来愈久远的依然是时光。但我相信，只要有老屋在，对身处他乡的游子来说，回乡的道路就会始终明亮在心间……
表叔
表叔大我十八岁，属羊。山里人都说属羊的人命不好，这在表叔身上是应验了的。
我真正喜爱甚至崇拜表叔是我上小学三年级后的事。那时，我苦恼的是每天要面对那位拐脚语文老师背诵一篇比一篇长的语录。我因为常常背得不顺畅，被拐脚老师罚站，头上还时不时被拐脚老师的一根粗指点拨，以至后来我消除了对拐脚老师的怨恨之后，依然对他那根粗指头恨之入骨。
我学会逃学那是必然的。因为参加劳动时，尽管我挥汗如雨，可拐脚老师总说我不卖力。山里孩子不愿受莫名奇妙的委屈，于是乡村学堂里，少了我瘦小的身影，直至后来拐脚老师对我作出自动退学的处理。
最早发现我逃学在外游荡的是表叔。有一天，表叔下山采购火药和油盐，在供销社柜台前揪住了我，塞给我两粒糖。我向表叔哭诉了原委，表叔脸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领着我到他守山地的窝棚，我吃惊地发现：表叔的大木箱里装满了一本本厚厚的书。于是我深信表叔常来我家讲的那些故事是真实的，是书上写着的。
在山地窝棚，表叔对我说，以后你不上学时就来这吧，来这可以玩，但也要看书，不认识的字查字典。说完丢给我一本发黄的字典。
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真的那样做了。我家到学校和到表叔的山地远近差不多，因此我不上学竟有好长时间家里人不知道。我家是独户，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五六里路。
在山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每天都跟着身背火枪的表叔到种满包谷和苦荞的山地里转悠一阵后，就戴上表叔编的竹笠，在灿烂的阳光下，啃读那些发黄的大部头书籍。繁体字当初看不惯，老让我翻字典，好在那些迷人的故事逼着我去认字。后来读起许多书来反而觉得中国的繁体字才最有韵味。与表叔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读过《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间》以及《猎人手记》等中外文学书籍。
记得我曾多次问过表叔这些书的来历，但每次他都闭口不言，脸上反而露出沉痛的表情，加上表叔不娶媳妇，这就更让我感到百思不解了。从大人们的闲谈中也得知一些有关表叔的零碎事：他18岁那年去遥远的滇藏公路当了筑路工人，后来莫名其妙地背着一麻袋书跑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就不能干重活还常常吐血，于是生产队长就安排他进山守一块山地。
我曾经在山地和表叔同宿过两夜。一次是没月的夜，一次是有月的夜。
表叔在没有月亮的那个夜晚，借着松明火的亮光在一本有塑封的精致笔记本上写着字，写什么内容我不清楚。
表叔在有月亮的那个夜晚，盘坐于窝棚前的青石板上吹箫夜唱。箫曲如怨如诉，久久萦绕在我的心间;夜歌唱得忧郁动人，那歌词至今我还记得：“明月啊，挂在高空;夜色啊，笼罩着山林;美丽的姑娘在远方，思念着心上人……”
我能感觉到：在不可知的远方，表叔一定有一位值得终生牵挂的姑娘……
我复学后，再也没有去山地找过表叔，但我想，表叔在有月亮的夜晚一定少不了常唱那首忧郁的歌。
后来我到遥远的一座城市继续求学的日子，父亲捎来信说：“土地承包后，你表叔没地可守了，他靠一手篾活手艺到远近的村庄给人家编织竹器过日子。他依然吐血，而且吐得比过去更加厉害了。”于是，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心中免不了隐隐作痛，每当遥想起那山地黑色的窝棚时，总感觉有样东西硬在我的喉间。
我在城里谋生之后，曾回老家看望过几次表叔。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把木箱里剩下的几本书全都给了我，说他自己看了大半辈子了，再也不会看了，其它书大都被人借而不还，也不去要了。
表叔是在一个红叶飘零的深秋死去的。
表叔死后，葬礼按古老的风俗举行。凡是用过表叔编织的竹器的人家都有来人奔丧，许多人都默默地流了泪。
表叔的坟墓孤零零地立在他当年守山地的窝棚旁，因为按风俗，表叔作为鳏夫是不能葬于祖坟墓地的。
对一个游子来说，老屋是最珍贵的旧居，毕竟在异域他乡的所有乡愁都要以此为场景的。事实是，当我每次回到遥远的老家看到老屋还静卧在原处时，我的内心不仅踏实了许多，而且还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满足感。
尽管老屋旁边已盖了新屋，有了敞亮的新房间，但父亲在世时还是坚持睡在老屋里。很显然，父亲对老屋比我们有着更深的情感，以至在家照看父母、从事农活的妹妹要对老屋进行重新装修时，会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尽管重新装修后老屋的居住感更好了，可父亲却不大认可，毕竟他在老屋里所熟悉的一切变成了陌生。但将老屋正中的居室改成“客厅”来使用，他是支持和高兴的。于是每天晚饭后，一家老小便到老屋“客厅”里看看电视，或者聊聊天。外孙子和外孙女的不时吵闹，也给老屋增添了不少热鬧气氛。而每次给父亲打电话时，我问他你在哪里啊，父亲总是在电话哪头乐呵呵地回答：我在老屋里呢！
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却时常关注时事，关心他生活周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听广播还是看电视，他最关心的是国内重大新闻和本地热点新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每当家里的广播小喇叭播送重大新闻时，父亲就常常在老屋的屋檐下不是站着就是蹲着，静静地聆听。那时的有线广播，声音小，杂音大，听着相当费劲，但父亲还是能听清楚并记住一些很特别的名字，然后对我说他们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很多年之后，我因喜爱文学并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个人所著的诗集《回望》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出席颁奖晚会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颁发奖牌和证书。年底回老家时我将这件事告诉给老父亲，他很兴奋并笑着说，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个名字好多年了，他可是维吾尔族高级领导干部哩！
记得当年父亲在老屋里常听的那个有线广播喇叭，高挂在老屋的正中檐柱上，除了一根悬空拉来相连的电线之外，还有一根向下的接地线。有时广播喇叭声音太小或杂音太大时，父亲就老认为是接地线出了问题，于是要么去摆弄一下接地线，要么剪一段新铁丝更换接地线。可不论如何努力，就是听不到有线广播的喇叭声音增大一点和杂音变少一点。那时爱听广播新闻的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会在老屋里用收音机收听到声音清晰的无线广播，还能够观看图像清晰的彩色电视。
老屋注定要越来越老旧，并因此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衰老。不仅从老屋长大外出的人越来越眷恋老屋，就是乡下的麻雀和燕子也非常喜欢老屋。叽叽喳喳时常吵闹不已的麻雀，总喜欢在老屋的大小墙洞里筑巢孵蛋育雏;燕子则喜欢在老屋檐下的横梁上，修筑一个又一个泥巢，然后来一个春夏居住，秋冬空置。而老屋旁新建的房屋，却始终引不起麻雀和燕子筑巢育雏的兴趣。对它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喜新厌旧的理念。
老屋的木楼上，居中放置有祖先的牌位，那是再胆大顽皮的孩子都要安静收敛的地方。每次回老家到老屋的楼上跪拜时，心里充满的是虔诚和敬畏。我知道，从我离开老屋到外地谋生开始，在老屋中生活的父母每天都要焚香祈求祖先，护佑子女平安幸福，而他们自己则始终守护着老屋慢慢老去，直至去世才永远离开老屋。因此，每每想起在老屋中曾经与年迈的父亲短暂相处的日子时，总免不了要暗自落泪感伤起来。
父亲过世后，母亲也同样固执地坚持睡在老屋里。让她忧心的是，历经半个世纪的老屋，墙面开裂屋顶漏水，但是她担心增加儿女们的负担而始终没说修缮之事。在外工作的我和兄弟经过商量共同出资，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终于对老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翻修，只要我们健在，老屋就不应该消失。
其实，不论如何修缮，越来越陈旧的还是老屋，愈来愈久远的依然是时光。但我相信，只要有老屋在，对身处他乡的游子来说，回乡的道路就会始终明亮在心间……
表叔
表叔大我十八岁，属羊。山里人都说属羊的人命不好，这在表叔身上是应验了的。
我真正喜爱甚至崇拜表叔是我上小学三年级后的事。那时，我苦恼的是每天要面对那位拐脚语文老师背诵一篇比一篇长的语录。我因为常常背得不顺畅，被拐脚老师罚站，头上还时不时被拐脚老师的一根粗指点拨，以至后来我消除了对拐脚老师的怨恨之后，依然对他那根粗指头恨之入骨。
我学会逃学那是必然的。因为参加劳动时，尽管我挥汗如雨，可拐脚老师总说我不卖力。山里孩子不愿受莫名奇妙的委屈，于是乡村学堂里，少了我瘦小的身影，直至后来拐脚老师对我作出自动退学的处理。
最早发现我逃学在外游荡的是表叔。有一天，表叔下山采购火药和油盐，在供销社柜台前揪住了我，塞给我两粒糖。我向表叔哭诉了原委，表叔脸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领着我到他守山地的窝棚，我吃惊地发现：表叔的大木箱里装满了一本本厚厚的书。于是我深信表叔常来我家讲的那些故事是真实的，是书上写着的。
在山地窝棚，表叔对我说，以后你不上学时就来这吧，来这可以玩，但也要看书，不认识的字查字典。说完丢给我一本发黄的字典。
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真的那样做了。我家到学校和到表叔的山地远近差不多，因此我不上学竟有好长时间家里人不知道。我家是独户，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五六里路。
在山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每天都跟着身背火枪的表叔到种满包谷和苦荞的山地里转悠一阵后，就戴上表叔编的竹笠，在灿烂的阳光下，啃读那些发黄的大部头书籍。繁体字当初看不惯，老让我翻字典，好在那些迷人的故事逼着我去认字。后来读起许多书来反而觉得中国的繁体字才最有韵味。与表叔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读过《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间》以及《猎人手记》等中外文学书籍。
记得我曾多次问过表叔这些书的来历，但每次他都闭口不言，脸上反而露出沉痛的表情，加上表叔不娶媳妇，这就更让我感到百思不解了。从大人们的闲谈中也得知一些有关表叔的零碎事：他18岁那年去遥远的滇藏公路当了筑路工人，后来莫名其妙地背着一麻袋书跑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就不能干重活还常常吐血，于是生产队长就安排他进山守一块山地。
我曾经在山地和表叔同宿过两夜。一次是没月的夜，一次是有月的夜。
表叔在没有月亮的那个夜晚，借着松明火的亮光在一本有塑封的精致笔记本上写着字，写什么内容我不清楚。
表叔在有月亮的那个夜晚，盘坐于窝棚前的青石板上吹箫夜唱。箫曲如怨如诉，久久萦绕在我的心间;夜歌唱得忧郁动人，那歌词至今我还记得：“明月啊，挂在高空;夜色啊，笼罩着山林;美丽的姑娘在远方，思念着心上人……”
我能感觉到：在不可知的远方，表叔一定有一位值得终生牵挂的姑娘……
我复学后，再也没有去山地找过表叔，但我想，表叔在有月亮的夜晚一定少不了常唱那首忧郁的歌。
后来我到遥远的一座城市继续求学的日子，父亲捎来信说：“土地承包后，你表叔没地可守了，他靠一手篾活手艺到远近的村庄给人家编织竹器过日子。他依然吐血，而且吐得比过去更加厉害了。”于是，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心中免不了隐隐作痛，每当遥想起那山地黑色的窝棚时，总感觉有样东西硬在我的喉间。
我在城里谋生之后，曾回老家看望过几次表叔。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把木箱里剩下的几本书全都给了我，说他自己看了大半辈子了，再也不会看了，其它书大都被人借而不还，也不去要了。
表叔是在一个红叶飘零的深秋死去的。
表叔死后，葬礼按古老的风俗举行。凡是用过表叔编织的竹器的人家都有来人奔丧，许多人都默默地流了泪。
表叔的坟墓孤零零地立在他当年守山地的窝棚旁，因为按风俗，表叔作为鳏夫是不能葬于祖坟墓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