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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监狱出来后，便和妻子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这么多年，我跟后来成为“四人帮”中两根“棍子”的姚文元和张春桥竟然也见过数面。
当时我住胡风家里，与文艺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那时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延安路开了个“作家书屋”。姚蓬子在30年代的时候还是左翼作家，后来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姚蓬子脱离中国共产党宣言》。到上海后胡风对我说：姚蓬子在南京的监狱中“悔过自新”，国民党对他很满意。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上海办了个《世界文化》，但是文艺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开局面。
姚蓬子那时是上海印刷同业工会的主席，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的关系，配给的纸张非常多。他将纸张囤积起来转卖给其他出版商，很发了一笔财，所以买了房子。
姚文元当时还是中学生，与胡风的儿子晓谷是同学，所以有时候我也能看到。想不到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时任共青团卢湾区宣传干事的姚文元“金棍子横空出世”，他因为写反胡风的文章被当时主持上海市政的“好学生”柯庆施与张春桥看中。此后在历次运动中一马当先，十年动乱中竟然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解放初，姚蓬子为了赚钱，找来一些“托派”做廉价劳动力，给他翻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读物，每千字只付两块钱报酬。“文革”爆发，姚蓬子父以子贵，倒也没有受什么冲击。他的老婆组织了一个“里弄造反队”，据说也干得“轰轰烈烈”。“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我看到过一幅漫画，题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里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写着“叛徒”、“内奸”、“特务”、“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字样，只在一顶帽子上面写着“革命作家、马列主义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旁边批注道：“此帽自用，概不外卖”。店里的棍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也是“留备自用概不外卖”。我不禁失笑，觉得真是画得好，为长期被“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辜者出了一口恶气。
我见到张春桥比较晚。上海解放后，张春桥做《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上海的文化人约稿，在有名的“老正兴”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当时的张春桥穿一身灰布制服，戴个眼镜，很谦恭地走来走去向大家敬酒，还没有露出本来面目，但却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白农秀士”王伦，“外似忠厚，内实奸诈”。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厉害。
我后来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张春桥的故事：30年代的时候，张春桥在山东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到上海来闯荡。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于是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张春桥报名去投考，报到录取之后老板让他校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张春桥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实在对不起。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元钱。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以备找工作期间开销。”
那时候上海的商人轻易不愿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说不定就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张静庐才特别客气。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不禁为张静庐捏了一把汗，因为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张春桥竟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把手。张静庐幸亏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在“文革”中恐怕免不了要以“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受到报复。
1978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说：“‘胡风分手’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了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片荒凉。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1979年11月，复旦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参加编辑会议俄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速电告时间、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苏同志的通知上没有这个附言，中文系里于是议论纷纷。因为我被解除监督，回到中文系报到后，系总支一位组织委员曾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说：“贾檀芳回到中文系来了，但他还是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
虽然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异类，但还是带着这个身份进京了。第二天天亮到京，火车上上来一位穿干部装的人，问哪位是贾植芳同志，说是社科院来接我的。出了站，我的侄儿侄女们都在外面排了一队在等我。我哥哥在社科院工作，知道我要进京，所以派他们来接我。那个干部向我逐一介绍，这是你的大侄儿，那是你的二侄女。自己的亲属让不认识的人来介绍，听起来有些滑稽，可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这次进京，我还访问了冰心先生。我们当时编“文学研究会”的资料，而冰心是该会的重要作家。年轻时我读过冰心的书，当时觉得她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大海、母爱、儿童之类，不喜欢凑热闹，印象中解放后各种运动中她也没有积极投入。见到冰心后，我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冰心连说：“知道，知道。”她说1957年她也差点变成“右派”：“‘大鸣大放’时费孝通响应郭沫若的文章，写了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是写理论文章的，文章写得干巴巴。他们说我是写抒情散文的，让我帮他改改，增加一些感情色彩。后来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他幸亏没有坦白交代，交代了，我也是右派!”
我原来以为冰心只写一些“大海”、“母爱”之类的美文，谈话过程中才发现她的思想其实很解放、很大胆，也很关心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她对我说：“老人家说讲真话要有‘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公职，二不怕开除出党，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监狱，五不怕杀头。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怕了。开除公职，我现在早退休了；开除出党，我不是党员；离婚，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说到这里，她笑着指指对面卧室里中风尚未复原的吴文藻，他原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坐监狱，我观在已经八十岁了，监狱里还没去过，倒可以增加人生阅历；杀头，死了以后是烈士。这时候还是1979年，“左”的势力还很严重。冰心说出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蛮开放，也蛮勇敢，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却一点没有人格萎缩的痕迹。
当时我住胡风家里，与文艺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那时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延安路开了个“作家书屋”。姚蓬子在30年代的时候还是左翼作家，后来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姚蓬子脱离中国共产党宣言》。到上海后胡风对我说：姚蓬子在南京的监狱中“悔过自新”，国民党对他很满意。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上海办了个《世界文化》，但是文艺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开局面。
姚蓬子那时是上海印刷同业工会的主席，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的关系，配给的纸张非常多。他将纸张囤积起来转卖给其他出版商，很发了一笔财，所以买了房子。
姚文元当时还是中学生，与胡风的儿子晓谷是同学，所以有时候我也能看到。想不到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时任共青团卢湾区宣传干事的姚文元“金棍子横空出世”，他因为写反胡风的文章被当时主持上海市政的“好学生”柯庆施与张春桥看中。此后在历次运动中一马当先，十年动乱中竟然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解放初，姚蓬子为了赚钱，找来一些“托派”做廉价劳动力，给他翻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读物，每千字只付两块钱报酬。“文革”爆发，姚蓬子父以子贵，倒也没有受什么冲击。他的老婆组织了一个“里弄造反队”，据说也干得“轰轰烈烈”。“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我看到过一幅漫画，题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里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写着“叛徒”、“内奸”、“特务”、“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字样，只在一顶帽子上面写着“革命作家、马列主义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旁边批注道：“此帽自用，概不外卖”。店里的棍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也是“留备自用概不外卖”。我不禁失笑，觉得真是画得好，为长期被“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辜者出了一口恶气。
我见到张春桥比较晚。上海解放后，张春桥做《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上海的文化人约稿，在有名的“老正兴”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当时的张春桥穿一身灰布制服，戴个眼镜，很谦恭地走来走去向大家敬酒，还没有露出本来面目，但却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白农秀士”王伦，“外似忠厚，内实奸诈”。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厉害。
我后来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张春桥的故事：30年代的时候，张春桥在山东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到上海来闯荡。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于是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张春桥报名去投考，报到录取之后老板让他校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张春桥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实在对不起。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元钱。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以备找工作期间开销。”
那时候上海的商人轻易不愿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说不定就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张静庐才特别客气。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不禁为张静庐捏了一把汗，因为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张春桥竟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把手。张静庐幸亏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在“文革”中恐怕免不了要以“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受到报复。
1978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说：“‘胡风分手’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了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片荒凉。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1979年11月，复旦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参加编辑会议俄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速电告时间、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苏同志的通知上没有这个附言，中文系里于是议论纷纷。因为我被解除监督，回到中文系报到后，系总支一位组织委员曾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说：“贾檀芳回到中文系来了，但他还是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
虽然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异类，但还是带着这个身份进京了。第二天天亮到京，火车上上来一位穿干部装的人，问哪位是贾植芳同志，说是社科院来接我的。出了站，我的侄儿侄女们都在外面排了一队在等我。我哥哥在社科院工作，知道我要进京，所以派他们来接我。那个干部向我逐一介绍，这是你的大侄儿，那是你的二侄女。自己的亲属让不认识的人来介绍，听起来有些滑稽，可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这次进京，我还访问了冰心先生。我们当时编“文学研究会”的资料，而冰心是该会的重要作家。年轻时我读过冰心的书，当时觉得她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大海、母爱、儿童之类，不喜欢凑热闹，印象中解放后各种运动中她也没有积极投入。见到冰心后，我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冰心连说：“知道，知道。”她说1957年她也差点变成“右派”：“‘大鸣大放’时费孝通响应郭沫若的文章，写了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是写理论文章的，文章写得干巴巴。他们说我是写抒情散文的，让我帮他改改，增加一些感情色彩。后来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他幸亏没有坦白交代，交代了，我也是右派!”
我原来以为冰心只写一些“大海”、“母爱”之类的美文，谈话过程中才发现她的思想其实很解放、很大胆，也很关心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她对我说：“老人家说讲真话要有‘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公职，二不怕开除出党，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监狱，五不怕杀头。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怕了。开除公职，我现在早退休了；开除出党，我不是党员；离婚，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说到这里，她笑着指指对面卧室里中风尚未复原的吴文藻，他原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坐监狱，我观在已经八十岁了，监狱里还没去过，倒可以增加人生阅历；杀头，死了以后是烈士。这时候还是1979年，“左”的势力还很严重。冰心说出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蛮开放，也蛮勇敢，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却一点没有人格萎缩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