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基层法院的家事法官，一年要经手两百多件离婚案子，也就是说，接触两百多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
　　以前刚工作时，我也跟原来那些法官一样，第一次判不离。第一次开庭，只要听到被告方说“不同意离婚”，并且没有法定的几个应当判离的情形，法官就可以开始抠手了，真的，接下来听都不用听，直接判不离，这对法官是最保险的做法。
　　判离的风险，有当事人的威胁，还有上诉率的升高，快审快结也不会积压案件。一审判离，没处理好后患无穷。很多法官觉得反正真想离的可以半年后再起诉，而且第一次不判离在社会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大多数律师和当事人心里都有预判。
　　我们真遇到过原告要求离婚、最后却拍着桌子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帮她调解和好的案子。一对年轻夫妻，原告要求离婚，被告同意，原告就懵了。本来就是想吓吓对方，对方真的心灰意冷了。
　　这是没有改革之前的案子，那时也没有冷静期这个概念。因为双方都同意离婚，就判离了。下判之后原告就来骂我们：“你为什么不调解？”“你是不是收了对方的好处？”“你也是女人，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所以遇到离婚诉讼，我都会详细问当事人为什么要离婚，对方为什么同意，确认双方的真实意愿。

“你判我离我就喝农药”

　　近几年我知道的比较严重的伤害法官事件，都是缘于家事离婚案件。“因被判离婚记恨法官，法官惨遭报复”之类的事件，一检索新闻报道就有，去年在广西陆川就发生了一起（据陆川县人民法院通报：2017年1月26日，广西陆川法院已退休前副庭长傅明生被一男子持刀刺死。该男子为傅审理过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曾对妻子有家暴行为，当时傅明生依法判决离婚，男子长期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当年8月25日，该男子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遇到的情况大多是当事人骂我，在外面堵我。有次一个比较彪悍的当事人来，我下去接待时特意拿本案卷，不是她的案卷，我是想挡在脸前，当时真的是怕被泼硫酸。
　　但还好，目前都生命无虞。在法院能见到各种神奇的人，像李芸，我们庭几乎所有法官都经手过她的案子。一个农村妇女，三次被丈夫起诉离婚。李芸坚决不同意离婚，说自己很爱丈夫。男方在外地打工，在外也有人。夫妻两人长期分居，没有任何交流。但女方说村里谁谁的男人老了就回来了，她也相信丈夫老了总会回家。她觉得离婚在村里也没面子。
　　实际上丈夫对女方已经非常冷漠了，完全回避跟她接触。为了不离婚，李芸会跳着脚骂人。法院、公安局全闹了一遍，她在法院大厅地上打滚，还砸過公安局的玻璃，因为破坏社会秩序和公共财产被拘留了。拘留期间，她打电话给男方，让送衣服。男方理都没理。
　　这案子第一次审理是我们同事小侯接手的，判决之前，李芸带着年长的妈妈、拿着农药来找小侯，说“如果你判我离我就喝农药”。
　　小侯心里也发怵啊，她是真的怕当事人喝农药。第一次她迫于压力判了不离。半年后男方再起诉，这次换了另一位法官审理，判决结果还是不准离婚。
　　但这次判不离，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女方得了乳腺癌。而男方对女方完全不管不顾，将所有矛盾都推给法院，我们希望通过判不离，让男方承担一定的照顾责任。
　　但男方铁了心要离，又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判决。最后男方第三次起诉，我们判决离婚，判男方赔偿。这个案子确实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条件——分居都不止两年了，经过前面两次诉讼，也没有任何回旋或者好转，硬判不离对两个人来说都很痛苦。可能因为男方一直要离婚的原因，女方的精神已经有些问题。在法院，跟各种人吵架，甚至不相干的其他当事人都会被她骂一顿。几次庭审都是女性法官，她觉得法官都看上她老公了，所以才总想要他们离婚。并且一直要求法院去帮她找小三，不要找她老公。她在庭审期间每天去拆男方电动车上的一个零件，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出事故。
　　神奇的是，最终的离婚判决下了后，李芸居然没有上诉。可能也是因为，她来了这么多次，我们都很真诚地接待她，给她出主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其实我们家事审判所能做的延伸也就这些了。

时间才是最好的解药

　　小侯后来还反思，是不是第一次就应该判李芸离婚。但有些事情，当事人真的需要时间去接受。
　　有两个比较棘手的案子我拖了一年。其中一个情况和李芸的案子类似，矛盾激烈，双方分别写信给法院：判离女方要从法院楼顶跳下去，判不离男方要跳。这个案子我作了拖延处理，但这期间，女方要求我们调查什么，只要合理，我们都给她做。最后判离了，写了一万两千多字的判决书，把判他们离婚的原因、对抚养权问题的考虑全写进去了——也是考虑到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要问责就去看我的判决书。最后双方也都没有上诉。
　　在一些特别难缠的案件中，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就是让当事人看到，第一，法院为你做合理请求内的事情，你过来找我，我倾听，是为了消减双方的怨气，对我自己也是帮助;第二，法院即使为你做什么事情，你也躲不过最后的结果。其实拖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心知肚明，只是给时间让自己接受这个判决。
　　另一个拖了一年的案子，我是不忍心下判，想通过拖延来倒逼对方调解。这个案子里，男方被公司外派到西非五年，每年回来一次，一次一个月，工资较高，工资卡交给女方管。我觉得这种工作基本上就是婚姻粉碎机。据男方和两人的儿子说女方有外遇，这其实可以理解，人是有生理和情感需求的。但女方说把丈夫在非洲五年的工资全花了，一分钱也没给男方留，造成男方极大的反弹，庭审上说了一些狠话。
　　我认为男方也有责任，第一你自己决定去西非，第二你自己决定把卡丢在老婆这里，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应当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但是庭审之后，我还是动了点恻隐之心。首先庭审中女方写了很多张纸列举了自己的消费，很多看起来不太合理，因为通过对女方的询问，她对于高消费并没有很强的概念（比如说自己每个月用护肤品要花去五六百元，但是询问用什么牌子的时候，想了半天才回答用自然堂、安安金纯），并且隔一段时间再询问，很多消费对不上。其次，女方经常半夜离家，将他们未成年的男孩独自留在家中，仅在抽屉中留下一些生活费，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再次，男方庭后在路上被人殴打，造成眼眶、鼻梁、肋骨骨折。殴打者称因男方惹了女方，殴打之后逃逸。男方在家静养了几个月。如果我来判，从法律事实来看，因为双方没有存款，就是把双方的房子处理一下。那男方就比较可怜了，自己外派五年做苦力获得的工资一点没有剩，辛苦攒下的房产还要分女方一半。

　　这个案子放了一段时间。法院有结案率的要求，每次通報时我都心理压力倍增，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只能拖，如果急于判会产生实体上的不公平，激化矛盾，令当事人怨恨法院，怨恨对方，造成不良的后果。
　　后来拖了一年左右，女方急于离婚，男方也急于外出打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两套房子，价值较高的那套留给孩子，价值较低的给了女方。其实男方还是亏的，但好在他的心血至少留给了孩子。由于是调解结案，双方均能接受，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从法律程序上说，现在家事审判的主要问题，就是审理期限卡得太死。家事案件的审限需要弹性。有些事情真的拖拖就好了，这是我深刻的体会。

既是法官，也是心理咨询师

　　2016年3月接手家事法庭后，我读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方面的书，也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二级咨询师。我会把心理学的知识内化，用在实践中，来判断感情是否破裂、分析感情存续的可能性。比如我常用的是新精神分析中关系的载体论，一项项去看夫妻两人感情的载体是否还存在，如财产、孩子、性、言语精神层面的沟通和关心等。
　　有时候，我们会根据情况给当事人做“房树人心理测试”，或者心理沙盘游戏。两年前小侯有个案子，夫妻闹离婚，涉及到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那个女孩11岁，按照法律规定，我们需要征询一下孩子的意见。以往法院没有这么充足的心理辅助技术，会直接问孩子，父母一定要分开的话，你要跟谁？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好。就算离婚了，也是爸爸妈妈，你让他选择很残忍吧。他很可能在爸爸这说，我要跟爸爸;在妈妈这说，我要跟妈妈。为什么，小孩要讨好，不然他怎么能活下去。
　　那个11岁女孩，问她时她什么都不讲。现在的小女孩心里是很明白的。小侯把她带到法院的心理咨询室来。孩子看到沙盘的时候，可能觉得是普通的游戏么，就自己拿架子上的各种小道具、人偶模型，开始摆位置。小侯就坐在一边沙发上，等她摆完。
　　看到沙盘后，小侯说，自己非常震惊。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沙盘的左边代表过去和现在，右边代表未来。女孩在沙盘中下部横着摆了一道非常长的栅栏，把一个成年男子的模型放在栅栏外。栅栏内是一栋房子，一个老爷爷、一个老奶奶、一个小女孩、一个成年女子站在房子前。这些都在沙盘的偏左侧，符合庭审时法官得知的家庭情况：男方长年在外地工作，女孩是外公、外婆和妈妈带大的。
　　而沙盘右侧，女孩摆了一对穿婚服的新人、一个小女孩，旁边还有一个大蛋糕。小侯以为这是婚礼的场景，就问她：“你在这摆个蛋糕，是想表达爸爸妈妈结婚在一起吗？”
　　女孩说：“阿姨，不是的。因为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每年的生日爸妈都没有办法跟我一起过，希望今年他们一起跟我过生日。”
　　其实孩子的心思很简单，她谁也不想选，她希望他们一家在一起，是希望她的生日爸爸妈妈能一起跟她过。当时她爸爸妈妈在外面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就差动手了。小侯就问孩子，能把这个给你爸爸妈妈看一下吗？
　　当时离孩子的生日大概就一两个星期。我们给这对夫妻做了个简单的沙盘解释，把孩子跟法官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他们听。小侯跟他们说，你们两个人可以稍微等一下，法院这边也不那么着急，毕竟要解除一段婚姻关系，其实也不在乎这一两个星期。父亲常年在深圳，难得回来陪孩子过生日，小侯就说，等孩子过完生日你们再来吧。
　　虽然没有什么书面通知，但这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离婚冷静期，很短暂，也就一两周时间。但是最后他们一家三口一起过来撤诉了。后来我们有过两次电话回访，也上门回访过，了解到男方从深圳回来，在这边买了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到现在这一家三口都生活得挺好。

既调和，也调离

　　我们没有调和率的要求，也不是只劝和不劝分。我觉得现在有些家事审判搞偏了，一味地说调和了多少对儿，这没有意义。人本来是独立自主的，有自己的想法。人家真的不想跟你过了，你强迫人家跟你过干嘛？
　　雨山法院整个家事审判团队都比较年轻，这代人应当是在新的婚恋观下长大的。老一辈人常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还是要分具体情况的。我在法庭上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生活是你们自己过的。你们今天到法院来，是因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离婚，不是法院要你们离婚。出了法院，任何东西都要你们自己承担。
　　以前，甚至现在也是，很多法官容易犯一个错误，站在当事人的一方，训斥另外一方——“你这做得不好，你那做得不好，你们俩都改了就好。”法官要注意自己中立裁判的立场。
　　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一种传统的老娘舅式的做法。事实上，尤其是现在，人的自主意识很强，我凭什么要改，你凭什么要改？我只有真心想爱你、想挽留你才会改变。
　　你问我怎么判断劝和还是劝分？其实，倾听是家事审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可以提供很多信息，包括案件的信息，当事人的人格、性格、处事方式的信息。如果一个家事法官这种能力都没有，做不好。当然，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法官不一定是没有这个能力，他是没有这个时间。 　　有些当事人以为只要自己不同意离婚就可以一直拖下去。对这种策略性不离婚，法官可以通过工作取得的经验进行识别，比如我会说“你们俩可以离”，有时两方都没有什么大反弹。离婚这事，拖半年一年可以，拖十年不可能。就算一審不判离，第二次判离的可能性特别大。除非特殊情况，没有离不掉的婚。

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人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举报，当事人是这么写的：“周法官跟另外一方当事人存在钱权情交易，虽然支持了我的大部分诉讼请求，但……”
　　当时纪检组打电话给我，要我写说明，对于这个举报，当时我的心里就一个字——“呸”。
　　有的人，特别是当他认为这一段婚姻关系的解除是对方的问题，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觉得什么东西都弥补不了他，他只能要钱。即使你明确告诉他法律规定的范围，或者说我们能够酌定的最大值是多少，他也不会睬你的。他听不进去，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之前感觉无力，感觉当事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我们明明是为他好，他不领情还恩将仇报。或者觉得这个人这么糟糕还不自知。但是随着我工作的时间越长，见到的事情越多，我跟这个世界越来越能和解。
　　刚才说了好些“奇葩”案例，我说“奇葩”，但是在跟他们沟通、了解情况之后，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精神层面的，家庭层面的，社会层面的，各方面的压力和畸形导致一些失常。我说理解，不是我站在你这一边，不是我同意，不是我认为你说得对。理解，是我知道你现在这个状况的必然性。
　　比如有些当事人看起来无理取闹，其实是他在家庭中长期不健康的相处模式造成的。比如某女性长期抑郁，她认为是她丈夫十几年前的一次外遇造成的，但实际上外遇是外因，内因是你本身的人格特质。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当事人，才能共情。真正共情，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所以我觉得，家事审判里过分强调“调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为什么？你不能指望这个人在他的原生家庭中生活了二十几年，再结婚这么多年，你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就能改变，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
　　事实上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其实我有时候特别想改变别人，离婚官司里，大多数时候两个人都不是坏人，我希望他们过得好。但一个人，只有内心想作出一些改变、来配合对方的时候，才会自己改。而且我们法官，并不是上帝视角，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并不完全清楚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即便能从当事人的描述中理出一些头绪，也带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跟当事人的庭审，接触个把小时、几十分钟，我们能改变他们什么呢？即使他们最后决定离婚或者不离婚、放弃或不放弃抚养权，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我们可能只是说一些话来固化、来强化他们的决定。很多时候，“调离”，促使两人好好离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家事审判还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我们自由裁量权相对大一点。那是因为我国的法律不够健全，很滞后，我们现在用的还是2004年的《婚姻法》，中间出过几个司法解释。法律的规定永远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法官的观点要与时俱进，也要从当事人身上学习新的东西，对不对？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开车我们要考驾照，当法官我们要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是其实最应该学习的如何经营婚姻家庭却没有辅导和教育的规定。婚姻情感教育要从孩子抓起，教育先行，这是我对家事审判改革最大的建议。我觉得至迟从高中就要开始开设相关的课程，比如尊重女性的观念，比如家庭的观念，比如亲密关系的相处模式。我有时候会出去就家事审判问题讲课，我打算把这个观点讲出来。我们处理的这些案件，对我们来说是工作，对有的人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文中李芸为化名）
　　（张丽荐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