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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5期）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
大跃进的又一个突出特征是刮“共产风”。思想认识上，视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变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把集体所有制当全民所有制。具体做法，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化规模求大，程度求高；在产品分配上搞“一平二调”，实行平均主义，无偿调拨下面的劳力和产品。最极端的例子，是河北徐水县宣称搞全民所有制，对所有人从生到死实行“十六包”，造成按需分配的事实。
毛泽东从“共产风”的教训中，深化了两个理论认识。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尊重价值法则，要搞商品交换；一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能盲目扩大规模。
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上级从下级、比较贫穷的社队从比较富裕的社队无偿调用的财物。对此，毛泽东逐步明确的主张是要坚决退赔。他讲：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實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1960年12月30日）。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1961年1月13日）。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1961年5月21日）。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1962年12月10日）。
大跃进搞“一平二调”，有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中央管得过多，上级统得太死，为中央从地方拿得多，县、社从农民手里拿得多提供了机会。毛泽东在反思中直面这个经济体制弊端，从中汲取了两个教训。
一个是生产积累的分配要向老百姓倾斜，进而树立“藏粮于民”的思想。毛泽东说：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不能搞得太紧（1965年6月16日）。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1965年8月15日）。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还有苛捐杂税，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1966年1月5日）。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1966年3月12日）。
一个是要重视地方积累，提高地方上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毛泽东的思路是：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致使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不能竭泽而渔（1966年3月20日）。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应该给地方一些，应该分红，不分红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1969年7月8日）。一个省有几千万人口，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没有一点自治权力那还行呀！北京统得太厉害了，我讲了多少年了（1970年4月13日）。
“共产风”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具体做法是盲目扩大社队规模，以为农村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生产力，结果导致平均主义弊端。纠正的步骤，首先是缩小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把全国两万多个公社逐渐划分为近六万个，使其大小回归到原来的乡。接下来是改变公社内部的经营分配体制。1959年曾经提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这三级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理清。比如，队为基础的队，是大队还是生产队，当时大多理解为大队。这就形成毛泽东说的一种怪现象，“脚”在生产，“腰”在分配，自然导致富队与穷队的平均主义。他主张把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明确提出：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现在的生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1961年9月26日）。毛泽东还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1961年9月29日）。后来正式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最终写明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决定30年不变。
毛泽东以为这个问题就此解决。可是，总有人好了疮疤忘了痛。1969年，有的地方又提出要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大队。毛泽东知道后十分警觉，看得很严重。他同江西负责人讲：大队核算不能搞，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变。有个别少数的条件好，要搞也要经省委批准（1969年6月30日）。在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陈励耘汇报有地方准备搞扩社并队，毛泽东当即劝阻：这个事要谨慎，富队与富队并、穷队与穷队并，是可以的，富队与穷队并就不好办，合并后还是队为基础。要特别谨慎呀！陈励耘说目前停不下来了，毛泽东表示：如果群众都同意，还要省革委会批准。群众同意，领导批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群众不一定赞成，就是几个干部在那里要搞，他们是最积极了（1969年7月8日）。
毛泽东心里明白，搞扩社并队，无非是穷队想沾富队的光，结果会导致富队提前杀猪砍树，影响生产。虽然在浙江当面劝阻了，他还是不放心，担心其他地方也在搞扩社并队。1969年7月28日，他派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回老家搞调查，并说，“我在杭州等你汇报”。这位工作人员回江苏海安县家乡调查了20多个生产队，发现没有要合并的。听了汇报，毛泽东仍然不放心，又让周恩来向全国打招呼，“生产队不要并，要稳定农业生产”。有地方攀比说，大寨就是大队核算嘛，毛泽东回答：大寨是个70户人家的一个大队，实际上是个生产队的规模，再加上他们自力更生，所以能够以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1970年4月13日）。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稳定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销。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
毛泽东从大跃进运动中得出的最深刻教训，是真切地体会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很不容易，进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
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讨论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随后，又写了篇《十年总结》，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此后还感慨，对经济建设，“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1961年9月28日）。
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是一件让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头痛的大事。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也是豪情万丈。列宁比较早地冷静下来。他在1922年和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罗夫谈话时提出，不要当诗人，不要说大话，“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经常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至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
30多年后，毛泽东几乎面临着完全相似的情形。1958年10月，山东范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讲，全县两年可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农业生产万斤化，科教文卫事业大发展，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让“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尽管觉得“时间似太促”，但心里是高兴的，认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1958年11月6日）。那时，不少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都觉得，搞几年大跃进，不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还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让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此后，他不仅不再提进入共产主义的事，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也相当低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急，成为他的口头禅。他常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961年1月13日）。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1961年6月8日）。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1962年1月30日）。宁可把时间放长一些，不要提“前列”。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1963年8月26日）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1966年3月28日）。1969年6月下旬，毛泽东修改一篇社论时，将文中“社会主义强国”改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都保持了低调，显然与大跃进带来的警示和教训有关。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这个警示和教训，不仅有益于中国慎重看待并相应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毛泽东晚年接见了许多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外国领导人，会见时总是把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作为治国理政重要教训介绍给那些愿意向中国学习的外宾，提醒他们建设国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遵循规律，不要着急。比如——
对乌干达总理说：我们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按照需要（1965年7月14日）。
对印尼客人说：搞经济不要太性急，我们早几年吃了太性急的亏（1965年9月30日）。
对越南的胡志明讲：建设可以逐步发展。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1966年6月10日）。
对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说：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需要很多时间（1966年7月11日）。
对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说：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么把经济搞上去一点。我们犯过许多錯误，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1970年7月20日）。
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纠结于“悲情”和“赶超”这两种心态。“悲情”缘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赶超”是“一穷二白”的国情所逼。这两种心态互相激发，转化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普遍认识，促使从上到下都想在短时期内用非常方式改变落后面貌；同时以为，只要大幅地改变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地激发出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强大繁荣也就指日可待。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回归常态，他对外宾讲的“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按照需要”，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常态的经典表达。
毛泽东一生成功地做了许多大事、难事，大跃进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错事。对这件事，他先是不诿过，接着是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然后是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那样，不厌其烦地谈论和反思，着实把大跃进这口教训之井挖得很深。这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避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的决心和智慧。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
大跃进的又一个突出特征是刮“共产风”。思想认识上，视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变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把集体所有制当全民所有制。具体做法，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化规模求大，程度求高；在产品分配上搞“一平二调”，实行平均主义，无偿调拨下面的劳力和产品。最极端的例子，是河北徐水县宣称搞全民所有制，对所有人从生到死实行“十六包”，造成按需分配的事实。
毛泽东从“共产风”的教训中，深化了两个理论认识。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尊重价值法则，要搞商品交换；一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能盲目扩大规模。
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上级从下级、比较贫穷的社队从比较富裕的社队无偿调用的财物。对此，毛泽东逐步明确的主张是要坚决退赔。他讲：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實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1960年12月30日）。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1961年1月13日）。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1961年5月21日）。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1962年12月10日）。
大跃进搞“一平二调”，有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中央管得过多，上级统得太死，为中央从地方拿得多，县、社从农民手里拿得多提供了机会。毛泽东在反思中直面这个经济体制弊端，从中汲取了两个教训。
一个是生产积累的分配要向老百姓倾斜，进而树立“藏粮于民”的思想。毛泽东说：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不能搞得太紧（1965年6月16日）。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1965年8月15日）。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还有苛捐杂税，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1966年1月5日）。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1966年3月12日）。
一个是要重视地方积累，提高地方上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毛泽东的思路是：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致使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不能竭泽而渔（1966年3月20日）。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应该给地方一些，应该分红，不分红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1969年7月8日）。一个省有几千万人口，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没有一点自治权力那还行呀！北京统得太厉害了，我讲了多少年了（1970年4月13日）。
“共产风”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具体做法是盲目扩大社队规模，以为农村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生产力，结果导致平均主义弊端。纠正的步骤，首先是缩小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把全国两万多个公社逐渐划分为近六万个，使其大小回归到原来的乡。接下来是改变公社内部的经营分配体制。1959年曾经提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这三级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理清。比如，队为基础的队，是大队还是生产队，当时大多理解为大队。这就形成毛泽东说的一种怪现象，“脚”在生产，“腰”在分配，自然导致富队与穷队的平均主义。他主张把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明确提出：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现在的生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1961年9月26日）。毛泽东还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1961年9月29日）。后来正式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最终写明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决定30年不变。
毛泽东以为这个问题就此解决。可是，总有人好了疮疤忘了痛。1969年，有的地方又提出要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大队。毛泽东知道后十分警觉，看得很严重。他同江西负责人讲：大队核算不能搞，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变。有个别少数的条件好，要搞也要经省委批准（1969年6月30日）。在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陈励耘汇报有地方准备搞扩社并队，毛泽东当即劝阻：这个事要谨慎，富队与富队并、穷队与穷队并，是可以的，富队与穷队并就不好办，合并后还是队为基础。要特别谨慎呀！陈励耘说目前停不下来了，毛泽东表示：如果群众都同意，还要省革委会批准。群众同意，领导批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群众不一定赞成，就是几个干部在那里要搞，他们是最积极了（1969年7月8日）。
毛泽东心里明白，搞扩社并队，无非是穷队想沾富队的光，结果会导致富队提前杀猪砍树，影响生产。虽然在浙江当面劝阻了，他还是不放心，担心其他地方也在搞扩社并队。1969年7月28日，他派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回老家搞调查，并说，“我在杭州等你汇报”。这位工作人员回江苏海安县家乡调查了20多个生产队，发现没有要合并的。听了汇报，毛泽东仍然不放心，又让周恩来向全国打招呼，“生产队不要并，要稳定农业生产”。有地方攀比说，大寨就是大队核算嘛，毛泽东回答：大寨是个70户人家的一个大队，实际上是个生产队的规模，再加上他们自力更生，所以能够以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1970年4月13日）。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稳定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销。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
毛泽东从大跃进运动中得出的最深刻教训，是真切地体会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很不容易，进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
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讨论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随后，又写了篇《十年总结》，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此后还感慨，对经济建设，“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1961年9月28日）。
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是一件让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头痛的大事。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也是豪情万丈。列宁比较早地冷静下来。他在1922年和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罗夫谈话时提出，不要当诗人，不要说大话，“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经常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至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
30多年后，毛泽东几乎面临着完全相似的情形。1958年10月，山东范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讲，全县两年可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农业生产万斤化，科教文卫事业大发展，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让“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尽管觉得“时间似太促”，但心里是高兴的，认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1958年11月6日）。那时，不少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都觉得，搞几年大跃进，不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还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让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此后，他不仅不再提进入共产主义的事，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也相当低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急，成为他的口头禅。他常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961年1月13日）。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1961年6月8日）。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1962年1月30日）。宁可把时间放长一些，不要提“前列”。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1963年8月26日）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1966年3月28日）。1969年6月下旬，毛泽东修改一篇社论时，将文中“社会主义强国”改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都保持了低调，显然与大跃进带来的警示和教训有关。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这个警示和教训，不仅有益于中国慎重看待并相应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毛泽东晚年接见了许多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外国领导人，会见时总是把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作为治国理政重要教训介绍给那些愿意向中国学习的外宾，提醒他们建设国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遵循规律，不要着急。比如——
对乌干达总理说：我们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按照需要（1965年7月14日）。
对印尼客人说：搞经济不要太性急，我们早几年吃了太性急的亏（1965年9月30日）。
对越南的胡志明讲：建设可以逐步发展。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1966年6月10日）。
对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说：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需要很多时间（1966年7月11日）。
对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说：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么把经济搞上去一点。我们犯过许多錯误，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1970年7月20日）。
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纠结于“悲情”和“赶超”这两种心态。“悲情”缘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赶超”是“一穷二白”的国情所逼。这两种心态互相激发，转化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普遍认识，促使从上到下都想在短时期内用非常方式改变落后面貌；同时以为，只要大幅地改变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地激发出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强大繁荣也就指日可待。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回归常态，他对外宾讲的“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按照需要”，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常态的经典表达。
毛泽东一生成功地做了许多大事、难事，大跃进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错事。对这件事，他先是不诿过，接着是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然后是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那样，不厌其烦地谈论和反思，着实把大跃进这口教训之井挖得很深。这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避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的决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