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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被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而言，小说展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担忧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矛盾，生动地刻画了当代美国大众的各种精神生态危机，是一部优秀的生态小说。
关键词： 唐·德里罗 《白噪音》 生态伦理
唐·德里罗是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四位小说家之一（另三位是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和托马斯·品钦）。他于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被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荣获该年度“全国图书奖”。该作品以美国中部一个小城镇和坐落于该镇的“山上学院”为背景，描绘了杰克·格拉迪尼教授一家的生活，大学生、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一次灾难事件中各色人物的表现。借助这些场景和人物表现，小说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社会，展现了各种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感情、行为、言语、道德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出色的生态场景和效果描述，小说还展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担忧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矛盾，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当代大众的精神焦虑、痛苦与危机感，使该作品又成为一部优秀的生态灾难小说。本文以此为着眼点，重点讨论小说中表现出的美国后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和当代美国社会所蕴含的各种严重的精神生态危机。
一、美国后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
自培根和笛卡尔以来，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社会就逐渐形成了重实用、重科技、重人文，轻自然的传统。这种风气在倡导生态发展的今天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没有很大改变。对此，唐·德里罗在《白噪音》中作了深刻描述。正如迈克尔·沃尔德·摩西在评论该小说时所言：“从技术角度理解世界，也就是海德格尔称之为技术的‘本质’的东西，在唐·德里罗作品的角色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致当他们要解释事物时就必须用它，而人们都对此习以为常，丝毫不觉有奇怪之处。”[1]小说中，杰克的妻子芭比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对任何事情，她都是把它分解为许多部分，对每一部分进行分析研究后再找出解决办法。在为自己吸毒行为进行辩护时，她也是如此，从“科学”角度，从技术上阐述其“合理性”。
美国传统上不仅重技术，轻自然，更在于“征服”自然。小说中这一意识的突出表现是，大自然美好的地方都应为人类占有和享受。对此，企业家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占有，而且用商业手段开发、利用它们，从而产生最大利润。如离布莱克史密斯城大约20英里处曾有一个静谧的谷场，但后来却被人们称为“美国受拍照最多的谷场”。原因是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游客蜂拥而至，“谷场旁边的停车场里有四十辆小汽车和一部旅游大巴。我们沿着一条原本供牛行走的小路到了一处稍高的地方。它是专门开辟出来供观景和拍照的。所有的人都带了相机，有的还带着三角支架、长焦镜头和滤镜包。旁边的亭子里，一个男的在向游客出售明信片和风景照片（就是自这个高地上拍的）……一波带着相机的人离开了，另一波又立刻走了上来”。[2]大自然所承受的沉重旅游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整部小说，作家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不多，这是因为在作家眼中，充斥人们生活的原本就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品，是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表现。如一幕普通的生活场景：“第二天，阳光明媚，温度适合，大学生们都坐在草坪上，或待在宿舍里。他们有的在日光浴，有的在听磁带。空气里弥漫着夏日里躁动的气息。这是学期中最后一个无精打采的日子，是又一个可出来嗅嗅三叶草，展示裸露的四肢的机会。我走进新建的杜普莱克斯艺术大楼。这是幢两翼形状的大楼，楼的一面全是海绿色的玻璃，用电镀铝合金框做支撑，上面能清楚地看到飘在空中的云彩。”（25）这是该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带自然景物的描写。即便在这种描写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亦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工业产品：草坪、录音机、大楼、玻璃幕墙等。总之，美国人主要生活在一个工业化了的环境，一个自然生态完全被工业文明占据和取代了的环境。
当代美国工业文明的标志不只是上述产品，也不只是充斥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消费品，而是人们对这些商品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换言之，美国后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过度的、不合理的日常消费是其最显著特征。在美国，人们购买商品的目的往往不是满足生活需要，而是漫无目的地闲逛和心血来潮的结果。小说主人公杰克·格兰德尼这样描述自己的购物心态：“我购物只是因为一时之需或某些心血来潮的念头。我为购物而购物……其结果是我本无购物的打算，却买了。”（83）这其实是很多当代美国人日常的购物心理。过度购物的结果导致惊人浪费，从而给自然环境带来沉重压力。如小说这样描述主人公见闻：“我看到一个包了女人卫生巾的香蕉皮……一些上面布满了浓痰和咸猪肉脂肪的消毒纸巾，缠绕在一起磨损的牙线，一些染了圆珠笔填充液的碎片，许多插着食物的牙签……还有一条印着许多口红的短裤”（247）。像这样，在后现代的美国，过度消费产生的垃圾堆积如山，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困难。虽有学者呼吁绿色消费，有节制地消费，但消费主义已成为美国后现代工业的支柱。资本家们向普通消费者灌输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做法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减轻后工业文明给自然生态所带来的破坏可想而知。即便减轻了，恐怕也是资本家将生态灾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生态危机
在美国，虽然基督教仍是主流宗教信仰，许多人周末都坚持去教堂，但对上帝的信仰危机自达尔文进化论以来不断加重，致使许多宗教活动日益流于形式，或转作他用（交际、解闷、作为职业等）。当然，不去教堂的人也很多。这种情形愈发普遍，然而由它导致的精神危机及对个体的生活影响却不可小觑。这一点，作家有多次描述。如整部小说中，只有杰克的妻子芭比特始终坚持去教堂，但她去的目的不是祈祷，而是帮助人们，尤其一些老人。她指导他们如何站、坐，如何走路，帮他们更坚定地信仰上帝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但她本人却不这么做，经常与丈夫杰克讨论谁先死的问题。为了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她还经常吸毒并与格雷发生性关系以求超脱。因而，事实上，她并不信仰上帝。小说第三章中，因妻子与格雷通奸的事，杰克开枪打了他，事后他却非常内疚，于是找最信赖的修女忏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与修女谈话的结果令他万念俱灰，彻底失去了精神依托。修女是这样说的：她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之所以表现得相信是因为她认为信徒们需要相信：只有他们信了，他们才能更好地遵守社会秩序。找到人生意义；就社会而言，其本质是既无秩序又无意义；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填补内心真空，继续生活下去。由此可见，缺乏对上帝的信仰不仅广泛存在于美国大众中，很多宗教人士也出现了动摇，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已相当严重。 美国不仅广泛存在宗教信仰危机，还存在另一种精神生态危机。它同样危害严重，蔓延于社会许多角落，令人窒息和忧虑，这就是家庭关系危机。小说中，作家通过主人公一家人的情形来表现它，虽有夸张成分，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杰克家很特殊，他本人是第四次结婚，妻子是第三次，结婚时他们各带了两个孩子过来，这四个孩子彼此间都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在这样的家庭中，信任成了重要问题，不仅内部关系不易相处，外部关系也极为复杂，频出问题。如杰克要带其女儿斯戴菲去墨西哥看望她的亲生妈妈，女儿却极不愿意，担心自己被亲生妈妈“绑架”，阻止她返回美国。于是，她问他：“我怎能辨认出她就是我妈？”（269）在墨西哥前妻的家中杰克另有一个亲生女儿“璧”。去了后，当杰克的前妻说“璧跟她爹在一起呢”时，杰克气愤地纠正：“他是你丈夫，不是她爹。”（86）璧的生活更加复杂，她一直跟随自己的亲生妈妈，辗转了很多地方：先是在韩国和日本上学，后转学到美国，再后来去墨西哥，每到一处她都必须适应新环境与文化。她的无归属、无根感更强烈。显然，在这种混乱的家庭中，孩子的困惑与痛苦远比一般家庭多得多。类似这种家庭，在美国日益普遍：一个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九十年代的婚姻中有大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最终以离婚结束。[3]
除了以上两种危机外，美国后工业文明导致的一种特殊精神危机也引起了唐·德里罗的高度关注，这就是在民众中逐渐增强的“新奴隶”意识。“新奴隶”现多指“房奴”、“孩奴”、“车奴”等，强调金钱、物质层面，而在该小说中作家强调的是精神层面，即人们在信息、科技、命运等面前表现出来的“奴隶”意识。小说中，毒气泄漏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不是自己探寻事件的真相，而是等待媒体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有何危害。为了安抚众人，在政府主导下，媒体没有如实报道，它们改变了说法，做了许多掩盖。尽管如此，大部分民众还是相信媒体，相信政府，不做深究，成为典型的“信息奴隶”。那么少数知情者的反应如何呢？他们的反应并不比那些民众强，他们是另一种奴隶，“科技奴隶”。主人公杰克教授是其典型代表，他知道毒气的化学物质将终生残留于人体，会导致死亡。个体是否死亡或何时死亡只是取决于身体抵抗力，但他的观点是：“这是现代死亡的本质，它独立于我们，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知道得越多，它便增长得越快……知识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死亡形式。死亡就像病毒，它不停地变异，以适应人类的进步。”（58）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表现出的“科学的”理解、无奈与接受，更发人深省，令人唏嘘和忧虑。
德里罗关注的第四种美国社会精神危机是“简单人”、“弱智人”或“活死人”的大量出现。小说中，威利·敏克是其典型代表。在后工业的美国社会，电视、广告等大众传媒业非常发达，大量消费者深受影响。威利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如当杰克看到他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眼睛直盯着电视屏幕，活像个沙发土豆，“大把往嘴里塞着迪莱尔（一种致幻剂），说着如婴儿般口齿不清的话。威利·敏克就是电子媒体社会中浓缩了的消费主义者形象，一个疯子形象，但却是我们的疯子的形象”。[4]很显然，除了电视、广告外，他一无所知，他只会重复那里面的一些词语，他已变成了“电视”和“广告”，成了无生命物体，是“活死人”。杰克试图杀死他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象征社会有识之士试图消灭电视等“白噪音”的失败，表明了作家的无奈和忧虑：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只有人的退化与低能化。在作家看来，当时这一趋势无法改变，亦不可能逆转。
唐·德里罗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极其关注美国的社会现实。以上讨论了他在这部小说中的生态伦理关怀。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美国后工业文明存在强烈质疑。他不仅为美国民众的生态环境担忧，更为他们存在的各种精神生态危机担忧。今天，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印证和深化了他当时的各种观察和思考。其中，高科技带来的人类功能的退化，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在汽车发明和普及后，人腿的功能开始退化。在大众传媒发达后，人的眼睛、耳朵开始退化，探查、辨别甚至分清是非的能力在下降，很多人每天只是喋喋地重复报刊、互联网等媒体的话语与观点。而随着电脑的大规模普及，人类大脑的功能又开始退化了，记忆、计算、书写的意愿与能力都在下降。因而，唐·德里罗书中所描绘的“白噪音”的危害更加严重。由此进一步推理，随着高科技更快地发展，等到智能机器人出现，等到它们可以取代人们干所有事情，人类的哪个器官还不退化？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等等。作家在书中没有回答，他把困惑留给了当时的读者，也留给了今天的读者。
参考文献：
[1]Moses，Michael Valdez.“Lust Removed from Nature”in 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Lentricchia，Frank，e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67.
[2]DeLillo，Don.White Noise.New York：Penguin Books，1999：12.
[3]张敏杰，[美]A.C.基尔帕特里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离婚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8（1）：36-40.
[4]Lentricchia，Frank，ed.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13.
本论文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2013年度校级论文类重点项目“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小说的生态伦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13Ba018。
关键词： 唐·德里罗 《白噪音》 生态伦理
唐·德里罗是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四位小说家之一（另三位是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和托马斯·品钦）。他于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被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荣获该年度“全国图书奖”。该作品以美国中部一个小城镇和坐落于该镇的“山上学院”为背景，描绘了杰克·格拉迪尼教授一家的生活，大学生、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一次灾难事件中各色人物的表现。借助这些场景和人物表现，小说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社会，展现了各种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感情、行为、言语、道德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出色的生态场景和效果描述，小说还展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担忧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矛盾，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当代大众的精神焦虑、痛苦与危机感，使该作品又成为一部优秀的生态灾难小说。本文以此为着眼点，重点讨论小说中表现出的美国后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和当代美国社会所蕴含的各种严重的精神生态危机。
一、美国后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
自培根和笛卡尔以来，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社会就逐渐形成了重实用、重科技、重人文，轻自然的传统。这种风气在倡导生态发展的今天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没有很大改变。对此，唐·德里罗在《白噪音》中作了深刻描述。正如迈克尔·沃尔德·摩西在评论该小说时所言：“从技术角度理解世界，也就是海德格尔称之为技术的‘本质’的东西，在唐·德里罗作品的角色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致当他们要解释事物时就必须用它，而人们都对此习以为常，丝毫不觉有奇怪之处。”[1]小说中，杰克的妻子芭比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对任何事情，她都是把它分解为许多部分，对每一部分进行分析研究后再找出解决办法。在为自己吸毒行为进行辩护时，她也是如此，从“科学”角度，从技术上阐述其“合理性”。
美国传统上不仅重技术，轻自然，更在于“征服”自然。小说中这一意识的突出表现是，大自然美好的地方都应为人类占有和享受。对此，企业家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占有，而且用商业手段开发、利用它们，从而产生最大利润。如离布莱克史密斯城大约20英里处曾有一个静谧的谷场，但后来却被人们称为“美国受拍照最多的谷场”。原因是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游客蜂拥而至，“谷场旁边的停车场里有四十辆小汽车和一部旅游大巴。我们沿着一条原本供牛行走的小路到了一处稍高的地方。它是专门开辟出来供观景和拍照的。所有的人都带了相机，有的还带着三角支架、长焦镜头和滤镜包。旁边的亭子里，一个男的在向游客出售明信片和风景照片（就是自这个高地上拍的）……一波带着相机的人离开了，另一波又立刻走了上来”。[2]大自然所承受的沉重旅游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整部小说，作家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不多，这是因为在作家眼中，充斥人们生活的原本就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品，是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表现。如一幕普通的生活场景：“第二天，阳光明媚，温度适合，大学生们都坐在草坪上，或待在宿舍里。他们有的在日光浴，有的在听磁带。空气里弥漫着夏日里躁动的气息。这是学期中最后一个无精打采的日子，是又一个可出来嗅嗅三叶草，展示裸露的四肢的机会。我走进新建的杜普莱克斯艺术大楼。这是幢两翼形状的大楼，楼的一面全是海绿色的玻璃，用电镀铝合金框做支撑，上面能清楚地看到飘在空中的云彩。”（25）这是该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带自然景物的描写。即便在这种描写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亦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工业产品：草坪、录音机、大楼、玻璃幕墙等。总之，美国人主要生活在一个工业化了的环境，一个自然生态完全被工业文明占据和取代了的环境。
当代美国工业文明的标志不只是上述产品，也不只是充斥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消费品，而是人们对这些商品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换言之，美国后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过度的、不合理的日常消费是其最显著特征。在美国，人们购买商品的目的往往不是满足生活需要，而是漫无目的地闲逛和心血来潮的结果。小说主人公杰克·格兰德尼这样描述自己的购物心态：“我购物只是因为一时之需或某些心血来潮的念头。我为购物而购物……其结果是我本无购物的打算，却买了。”（83）这其实是很多当代美国人日常的购物心理。过度购物的结果导致惊人浪费，从而给自然环境带来沉重压力。如小说这样描述主人公见闻：“我看到一个包了女人卫生巾的香蕉皮……一些上面布满了浓痰和咸猪肉脂肪的消毒纸巾，缠绕在一起磨损的牙线，一些染了圆珠笔填充液的碎片，许多插着食物的牙签……还有一条印着许多口红的短裤”（247）。像这样，在后现代的美国，过度消费产生的垃圾堆积如山，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困难。虽有学者呼吁绿色消费，有节制地消费，但消费主义已成为美国后现代工业的支柱。资本家们向普通消费者灌输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做法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减轻后工业文明给自然生态所带来的破坏可想而知。即便减轻了，恐怕也是资本家将生态灾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生态危机
在美国，虽然基督教仍是主流宗教信仰，许多人周末都坚持去教堂，但对上帝的信仰危机自达尔文进化论以来不断加重，致使许多宗教活动日益流于形式，或转作他用（交际、解闷、作为职业等）。当然，不去教堂的人也很多。这种情形愈发普遍，然而由它导致的精神危机及对个体的生活影响却不可小觑。这一点，作家有多次描述。如整部小说中，只有杰克的妻子芭比特始终坚持去教堂，但她去的目的不是祈祷，而是帮助人们，尤其一些老人。她指导他们如何站、坐，如何走路，帮他们更坚定地信仰上帝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但她本人却不这么做，经常与丈夫杰克讨论谁先死的问题。为了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她还经常吸毒并与格雷发生性关系以求超脱。因而，事实上，她并不信仰上帝。小说第三章中，因妻子与格雷通奸的事，杰克开枪打了他，事后他却非常内疚，于是找最信赖的修女忏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与修女谈话的结果令他万念俱灰，彻底失去了精神依托。修女是这样说的：她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之所以表现得相信是因为她认为信徒们需要相信：只有他们信了，他们才能更好地遵守社会秩序。找到人生意义；就社会而言，其本质是既无秩序又无意义；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填补内心真空，继续生活下去。由此可见，缺乏对上帝的信仰不仅广泛存在于美国大众中，很多宗教人士也出现了动摇，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已相当严重。 美国不仅广泛存在宗教信仰危机，还存在另一种精神生态危机。它同样危害严重，蔓延于社会许多角落，令人窒息和忧虑，这就是家庭关系危机。小说中，作家通过主人公一家人的情形来表现它，虽有夸张成分，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杰克家很特殊，他本人是第四次结婚，妻子是第三次，结婚时他们各带了两个孩子过来，这四个孩子彼此间都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在这样的家庭中，信任成了重要问题，不仅内部关系不易相处，外部关系也极为复杂，频出问题。如杰克要带其女儿斯戴菲去墨西哥看望她的亲生妈妈，女儿却极不愿意，担心自己被亲生妈妈“绑架”，阻止她返回美国。于是，她问他：“我怎能辨认出她就是我妈？”（269）在墨西哥前妻的家中杰克另有一个亲生女儿“璧”。去了后，当杰克的前妻说“璧跟她爹在一起呢”时，杰克气愤地纠正：“他是你丈夫，不是她爹。”（86）璧的生活更加复杂，她一直跟随自己的亲生妈妈，辗转了很多地方：先是在韩国和日本上学，后转学到美国，再后来去墨西哥，每到一处她都必须适应新环境与文化。她的无归属、无根感更强烈。显然，在这种混乱的家庭中，孩子的困惑与痛苦远比一般家庭多得多。类似这种家庭，在美国日益普遍：一个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九十年代的婚姻中有大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最终以离婚结束。[3]
除了以上两种危机外，美国后工业文明导致的一种特殊精神危机也引起了唐·德里罗的高度关注，这就是在民众中逐渐增强的“新奴隶”意识。“新奴隶”现多指“房奴”、“孩奴”、“车奴”等，强调金钱、物质层面，而在该小说中作家强调的是精神层面，即人们在信息、科技、命运等面前表现出来的“奴隶”意识。小说中，毒气泄漏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不是自己探寻事件的真相，而是等待媒体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有何危害。为了安抚众人，在政府主导下，媒体没有如实报道，它们改变了说法，做了许多掩盖。尽管如此，大部分民众还是相信媒体，相信政府，不做深究，成为典型的“信息奴隶”。那么少数知情者的反应如何呢？他们的反应并不比那些民众强，他们是另一种奴隶，“科技奴隶”。主人公杰克教授是其典型代表，他知道毒气的化学物质将终生残留于人体，会导致死亡。个体是否死亡或何时死亡只是取决于身体抵抗力，但他的观点是：“这是现代死亡的本质，它独立于我们，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知道得越多，它便增长得越快……知识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死亡形式。死亡就像病毒，它不停地变异，以适应人类的进步。”（58）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表现出的“科学的”理解、无奈与接受，更发人深省，令人唏嘘和忧虑。
德里罗关注的第四种美国社会精神危机是“简单人”、“弱智人”或“活死人”的大量出现。小说中，威利·敏克是其典型代表。在后工业的美国社会，电视、广告等大众传媒业非常发达，大量消费者深受影响。威利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如当杰克看到他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眼睛直盯着电视屏幕，活像个沙发土豆，“大把往嘴里塞着迪莱尔（一种致幻剂），说着如婴儿般口齿不清的话。威利·敏克就是电子媒体社会中浓缩了的消费主义者形象，一个疯子形象，但却是我们的疯子的形象”。[4]很显然，除了电视、广告外，他一无所知，他只会重复那里面的一些词语，他已变成了“电视”和“广告”，成了无生命物体，是“活死人”。杰克试图杀死他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象征社会有识之士试图消灭电视等“白噪音”的失败，表明了作家的无奈和忧虑：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只有人的退化与低能化。在作家看来，当时这一趋势无法改变，亦不可能逆转。
唐·德里罗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极其关注美国的社会现实。以上讨论了他在这部小说中的生态伦理关怀。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美国后工业文明存在强烈质疑。他不仅为美国民众的生态环境担忧，更为他们存在的各种精神生态危机担忧。今天，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印证和深化了他当时的各种观察和思考。其中，高科技带来的人类功能的退化，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在汽车发明和普及后，人腿的功能开始退化。在大众传媒发达后，人的眼睛、耳朵开始退化，探查、辨别甚至分清是非的能力在下降，很多人每天只是喋喋地重复报刊、互联网等媒体的话语与观点。而随着电脑的大规模普及，人类大脑的功能又开始退化了，记忆、计算、书写的意愿与能力都在下降。因而，唐·德里罗书中所描绘的“白噪音”的危害更加严重。由此进一步推理，随着高科技更快地发展，等到智能机器人出现，等到它们可以取代人们干所有事情，人类的哪个器官还不退化？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等等。作家在书中没有回答，他把困惑留给了当时的读者，也留给了今天的读者。
参考文献：
[1]Moses，Michael Valdez.“Lust Removed from Nature”in 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Lentricchia，Frank，e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67.
[2]DeLillo，Don.White Noise.New York：Penguin Books，1999：12.
[3]张敏杰，[美]A.C.基尔帕特里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离婚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8（1）：36-40.
[4]Lentricchia，Frank，ed.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13.
本论文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2013年度校级论文类重点项目“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小说的生态伦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13Ba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