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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获得鼎盛发展，山水画由全景、边角，到文人水墨山水，完成风格嬗变，而以广州为核心文化的岭南大地，工山水画者在史迹上竟是空窗期，这与北方山水画的高度繁荣形成强烈反差，虽然五代、宋、元广东与内地沟通、交流、贸易改善、士人南迁，粤地的词学、书院、陶瓷、书刻等文化艺术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唯独绘画仍不见起色，广东绘画直到明代才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关键词】 广东;山水画;空窗期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获得鼎盛发展，山水画由全景、边角，到文人水墨山水，完成风格嬗变，名家辈出，画迹遗世丰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工山水画者在这段史迹上竟是空窗期。以广州为核心文化的岭南大地，何以空过，枉负韶华？按说，随着五代、宋、元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沟通、交流、贸易增多、交通改善、士人南迁，广东的制瓷工艺、诗词文化等都较之前有所发展，广东的绘画艺术也应该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获得相应发展，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发现这一时期广东山水画的史迹。
一、中国山水畫在五代、宋、元的鼎盛发展
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中，五代是一个关键时期。五代因中国的分裂，绘画的趋势亦随地而异，当时的梁、后唐、南唐、蜀、吴越等都是画家的聚集地，这些地方的山水画家之多，不可悉数。五代山水画承唐启宋，发唐所未发，成唐所未成，确立了“有笔有墨”的山水画理论（1），笔与墨的有机结合，在表现技法和风格特征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完美开启宋代山水画全面繁荣的局面。
北宋太祖为治，左武右文，虽兵弱外侮，然文化灿烂，各门绘画至宋而尽发，山水画更是群山竞秀，万壑争流，法备而艺精，当时即获“古今第一”（2）的声誉。宋初有“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山水画三大家李成、关仝和范宽[1]43-50;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提出“山水家李成、范宽之后，郭熙为高品”[2]468;元汤垕将宋初山水画三大家中的关仝去掉，又加上董源，并认为“三家照耀古今”“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3]417三家山水三个版本，但他们在山水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代表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在三家山水的影响下，以表现气势逼人、崇山峻岭、写真状物的北方画风一直是北宋山水画的主流精神。与宋初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竞相辉映的，是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平淡天真”的山水画派。董源和巨然的山水画在北宋中期以后，经米芾、沈括等文人的宣扬，从元代开始，逐渐取代荆、关、李、范等北方山水画家的地位，成为山水画坛一统天下的主要人物，更成为明清之际“南宗”的典范，论者或比作“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4]295“儒之有孔颜”[4]389。“靖康之难”，宋室南渡，绘画中心遂移临安，山水画画风大变，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开创了南宋山水画的新面貌，北宋大气磅礴的全景式山水画演化为独具特色的边角小景，以一种新异的空间布局法则建立了山水画面的新秩序，山水画至此又一变也。南宋精致简雅的小景描写既有对其前山水画风格、技法的继承和总结，又有对元代文人画风格的启示，为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全面繁荣开辟了道路。
元代是文人画获得绝对地位的一代，但元代绘画仍以山水画为最盛，成就也最高，其中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等人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他们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元四家强调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主张作品表现画家的“胸中逸气”，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他们的艺术成就引导了山水画的新一轮重要变革，是山水画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
明王世贞论及山水之变：“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5]91历史上，中国山水画的五次创造性发展和重大变革，其中有四次发生在五代、宋、元，同时也成就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山水画家，画史上众多经典的山水画作品就出自他们的笔下，但由于北方文化的传统惯势强大，这些画家和群体基本活动于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江南一代。相对于中国主流画坛及北方山水画轰轰烈烈的发展，岭南广大地区的绘画史却甚显寂寥。
二、五代、宋、元广东山水画的空窗期
绘画史往往是指画家及其作品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广东绘画的历史要比其他地区晚得多。[6]122-123自先秦至晚唐僖宗1000多年间，广东工画者在史籍上一片空白，直到晚唐僖宗（862-888年）时期，画史记载有一位广东南海人张询，善画工细小笔山水，是唐末重要的山水画家。张询久居长安和蜀中（成都），曾应好友梦休禅师托付，于成都昭觉寺大慈堂后画早、午、晚景“三时山”，深得僖宗叹赏;此外史载北宋御府收藏张询的《雪峰危栈图》轴两幅，只可惜他的作品早已湮灭不可见。张询是今之所知粤地画家第一人，是唯一被官方画史和民间画史重墨记载的最早的广东籍画家。他在广东绘画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久居长安和蜀中，至今未发现有他晚年回到家乡南海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张询只能算是广东籍的山水画家，他的作品和技艺着实于家乡南海没有实质影响。
继唐末张询之后，历经五代、宋、元，广东绘画异常寂静，这期间北方高度发展成熟的山水画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南粤大地，而流传于世的现今发现最早的广东地区的山水画作品，却是到了明景泰元年（1450年）前后南海画家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此时距离晚唐僖宗时期南海山水画家张询已长达500余年。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是一幅表现技法娴熟、长达511厘米的山水画长卷，作品柔和了宋人笔墨、元人意境和画家个人的情感，符合全景山水画空间布置的美学思想，画中人物、山石、水流、树木、花鸟、动物、屋宇、舟揖等一应俱全，与以简为尚、以表现“萧条淡泊”之境界的文人山水画形成了鲜明对比。与颜宗差不多同时代在画史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广东画家还有不少，如明宫廷画家林良（3）、陈瑞（4）、林郊（林良子）、何浩（5）等人，他们承继宋元遗韵，享誉主流画坛;还有一部分文人士子，他们在闲暇之余也热衷于山水画的创作和收藏，如陈琏（6）、陈献章（7）、黄希榖（8）等人，他们不仅自己作画，还留下了不少有关他人绘画创作的诗文、题跋等，譬如陈献章《与黄太守书》：“偶得山水画四幅，作者不知为谁。爱其远且淡，谨奉上……”[7]4虽然不清楚陈献章所得四幅山水作者姓甚名谁，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广东还有不少无名氏山水画家，这些无名氏画家技艺非凡，他们的作品深得文人士夫的喜爱和收藏，于是可知，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广东绘画，此时已实现了很大飞跃，并成为了主流画坛的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艺术流变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延绵不断，但就广东的绘画史来说却未必如此。广东的绘画史堪称飞跃模式，特别是明前期林良创立的水墨写意和工笔设色花鸟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山水画则产生了堪称国宝的作品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林良和颜宗不愧是广东绘画史上第一道耀眼的光芒，使得一直沉寂的广东绘画终于有了扬声宇内的荣耀。可是，明之前的广东绘画几乎无迹可寻，至今能搜索到的五代、宋、元广东籍画家仅有僧徽、白玉蟾二人。据传，南海人僧徽，约卒于后唐长兴末，善画龙[7]188;白玉蟾，祖籍福建闽清，生于海南琼州，善梅竹。[7]1此二人虽为广东籍画家，但他们与北方主流画坛没有干系，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他们二人也几乎是不足以圈点的人物，而恰恰就在这一时期，北方绘画获得长足发展，山水画更是名家辈出，画迹遗世丰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山水画在这段史迹上竟是空窗期。
三、五代、宋、元广东文化发展背景
宋代，广州不但是华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8]114为了适应南北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蔡杭和蔡挺兄弟重修了唐玄宗时张九龄主持扩建的南北交通要道——粤赣边界上的大庾岭通道，还在南雄境内的大道上修建梅关，使得南北通行能力大为改观，南来北往的运输、邮驿、商旅开始络绎不绝，中原商人通過大庚岭商道，活跃在广东各地，大庾岭商道对于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国际贸易及交往、传播先进文化技术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过往于大庾岭商道的行人不仅有商贾，还有官员、士夫，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中原以及江南的移民陆续不断地通过大庚岭新道迁往岭南，这些中原及江南移民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的养分，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南来的北方客户带来了他们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在移入客户较多的广州、惠州、潮州等地都有大型瓷场，所烧瓷器釉色、纹饰丰富，品种繁多，广东不少宋代瓷窑受内地名窑的影响，全国各大窑系的产品在广东几乎都可找到相似之物，譬如广州的西村窑是专门生产外销瓷器的窑场，它受到内地的耀州窑、定窑、磁州窑的影响。
在广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因被贬而流落到岭南的政治家和文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宋代以降，士大夫遭贬岭南者尤多，譬如北宋绍圣时期，苏轼、苏辙、孔平仲、秦观等人，他们多为知识分子，有个性，有气节，在传播传统文化、提高粤人文化素质方面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靖康之变”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南渡初期大量文人流亡或迁居岭南，并在当地进行词学活动，在同一贬所者往往组织诗社、创建文会，使得词学创作一向寥落的岭南迅速崛起，出现了词人分布较为集中、词学活动频繁的局面。[9]75-76南宋时，岭南的书院迅猛崛起，出现了一批蜚声南北的书院，如广州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据统计，宋代仅广南就有书院41所，而珠江流域更是占当时全国总数21%。书院的建立和发展，为宋代的岭南培育出了大量的人才。[10]66
元初，政治中心北移，广州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被泉州代替，但广州港依然是中国南部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广州与50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伴随着各种海外文化不断向岭南输入，岭南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11]45虽然五代、宋、元时期，广东与内地沟通、交流、贸易改善，士人南迁，使得粤地的词学、书院、陶瓷、书刻等各行业均获得了不同程度发展，但唯独绘画仍不见起色。尽管被贬岭南的北方知识分子中不乏绘画爱好者，譬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不仅善画竹石，还是书画理论家，他被贬的惠州还有罗浮山风景名胜，但他并没有给惠州留下片纸画作，却留下了190多首诗篇和大量散文、序跋，大大丰富了惠州的文化内涵。[12]210
客观地说，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并没有真正传播到岭南广大地区，广东山水画的发源要远远晚于中原、江浙和西南地区，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交通与距离因素：广东僻处中国南端，远离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有崇山峻岭的五岭阻隔，历史上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交通极为困难，早期中原文明在岭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较弱。（2）气候潮湿多雨的因素：粤地气候潮湿多雨，于书画保存不利，再加上时历数代，天灾人祸，书画易遭损毁难于流存。（3）粤人性格相对低调的因素：相对于北方人，粤人性格较为低调，粤地僻岭南，粤人不自表爆，画史所载无多人，很多身怀绝艺者，遂湮没无闻。[7]261-265（4）明代以前广东经济文化仍较落后的因素：尽管岭南文化在五代、宋、元有了发展，但就总体发展水平而言，仍无法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明代以前，广东还是中原印象中未开化的不毛之地，宋代，岭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野象、鳄鱼成群出没的森林、沼泽之地，正是由于岭南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所以岭南在宋时是政府犯罪官员的流放之地。[10]67直到明清时期，传统文化在“荆蛮之地”开始萌芽，广东书画到明清才真正发展起来。[13]64-65（5）粤人重商远儒的因素：广州是较早开放的港口，宋代广东尤其是广州、潮州等地人的商品意识、重商观念和强烈的“趋利”思想，渗透到岭南社会各个角落，故在广东形成了重商远儒的传统思想。而中国绘画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学不为人，自娱而已”（9）的美学思想，有道是：“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4]324古代画家往往耻于卖画，中国绘画的主流精神一直是画家通过“游于艺”的方式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与自由，特别是宋、元文人画家追求深厚的学养、举世高标的人格魅力、放纵不拘的生活态度，以至于米颠（米芾）、倪迂（倪云林）、大痴（黄公望）被认为历史上最接近画家真性情的人。（10）这与古代广东全民经商的重商、务实思想似乎大相径庭，再加上古代广东远离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广东绘画发源比较迟缓。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对古代广东绘画发源确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绝非必然障碍。客观来说，艺术的发展未必一定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甚至艺术水平有时会超越政治经济水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五代、宋、元广东山水画的空窗期，与内地山水画的高度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广东绘画的状况。不得不说，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素对古代广东绘画的较迟发展有不容忽略的重要影响，再加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中明显的重商性，直到明代，广东的山水画才真正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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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广东;山水画;空窗期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获得鼎盛发展，山水画由全景、边角，到文人水墨山水，完成风格嬗变，名家辈出，画迹遗世丰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工山水画者在这段史迹上竟是空窗期。以广州为核心文化的岭南大地，何以空过，枉负韶华？按说，随着五代、宋、元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沟通、交流、贸易增多、交通改善、士人南迁，广东的制瓷工艺、诗词文化等都较之前有所发展，广东的绘画艺术也应该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获得相应发展，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发现这一时期广东山水画的史迹。
一、中国山水畫在五代、宋、元的鼎盛发展
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中，五代是一个关键时期。五代因中国的分裂，绘画的趋势亦随地而异，当时的梁、后唐、南唐、蜀、吴越等都是画家的聚集地，这些地方的山水画家之多，不可悉数。五代山水画承唐启宋，发唐所未发，成唐所未成，确立了“有笔有墨”的山水画理论（1），笔与墨的有机结合，在表现技法和风格特征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完美开启宋代山水画全面繁荣的局面。
北宋太祖为治，左武右文，虽兵弱外侮，然文化灿烂，各门绘画至宋而尽发，山水画更是群山竞秀，万壑争流，法备而艺精，当时即获“古今第一”（2）的声誉。宋初有“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山水画三大家李成、关仝和范宽[1]43-50;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提出“山水家李成、范宽之后，郭熙为高品”[2]468;元汤垕将宋初山水画三大家中的关仝去掉，又加上董源，并认为“三家照耀古今”“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3]417三家山水三个版本，但他们在山水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代表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在三家山水的影响下，以表现气势逼人、崇山峻岭、写真状物的北方画风一直是北宋山水画的主流精神。与宋初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竞相辉映的，是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平淡天真”的山水画派。董源和巨然的山水画在北宋中期以后，经米芾、沈括等文人的宣扬，从元代开始，逐渐取代荆、关、李、范等北方山水画家的地位，成为山水画坛一统天下的主要人物，更成为明清之际“南宗”的典范，论者或比作“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4]295“儒之有孔颜”[4]389。“靖康之难”，宋室南渡，绘画中心遂移临安，山水画画风大变，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开创了南宋山水画的新面貌，北宋大气磅礴的全景式山水画演化为独具特色的边角小景，以一种新异的空间布局法则建立了山水画面的新秩序，山水画至此又一变也。南宋精致简雅的小景描写既有对其前山水画风格、技法的继承和总结，又有对元代文人画风格的启示，为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全面繁荣开辟了道路。
元代是文人画获得绝对地位的一代，但元代绘画仍以山水画为最盛，成就也最高，其中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等人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他们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元四家强调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主张作品表现画家的“胸中逸气”，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他们的艺术成就引导了山水画的新一轮重要变革，是山水画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
明王世贞论及山水之变：“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5]91历史上，中国山水画的五次创造性发展和重大变革，其中有四次发生在五代、宋、元，同时也成就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山水画家，画史上众多经典的山水画作品就出自他们的笔下，但由于北方文化的传统惯势强大，这些画家和群体基本活动于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江南一代。相对于中国主流画坛及北方山水画轰轰烈烈的发展，岭南广大地区的绘画史却甚显寂寥。
二、五代、宋、元广东山水画的空窗期
绘画史往往是指画家及其作品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广东绘画的历史要比其他地区晚得多。[6]122-123自先秦至晚唐僖宗1000多年间，广东工画者在史籍上一片空白，直到晚唐僖宗（862-888年）时期，画史记载有一位广东南海人张询，善画工细小笔山水，是唐末重要的山水画家。张询久居长安和蜀中（成都），曾应好友梦休禅师托付，于成都昭觉寺大慈堂后画早、午、晚景“三时山”，深得僖宗叹赏;此外史载北宋御府收藏张询的《雪峰危栈图》轴两幅，只可惜他的作品早已湮灭不可见。张询是今之所知粤地画家第一人，是唯一被官方画史和民间画史重墨记载的最早的广东籍画家。他在广东绘画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久居长安和蜀中，至今未发现有他晚年回到家乡南海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张询只能算是广东籍的山水画家，他的作品和技艺着实于家乡南海没有实质影响。
继唐末张询之后，历经五代、宋、元，广东绘画异常寂静，这期间北方高度发展成熟的山水画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南粤大地，而流传于世的现今发现最早的广东地区的山水画作品，却是到了明景泰元年（1450年）前后南海画家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此时距离晚唐僖宗时期南海山水画家张询已长达500余年。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是一幅表现技法娴熟、长达511厘米的山水画长卷，作品柔和了宋人笔墨、元人意境和画家个人的情感，符合全景山水画空间布置的美学思想，画中人物、山石、水流、树木、花鸟、动物、屋宇、舟揖等一应俱全，与以简为尚、以表现“萧条淡泊”之境界的文人山水画形成了鲜明对比。与颜宗差不多同时代在画史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广东画家还有不少，如明宫廷画家林良（3）、陈瑞（4）、林郊（林良子）、何浩（5）等人，他们承继宋元遗韵，享誉主流画坛;还有一部分文人士子，他们在闲暇之余也热衷于山水画的创作和收藏，如陈琏（6）、陈献章（7）、黄希榖（8）等人，他们不仅自己作画，还留下了不少有关他人绘画创作的诗文、题跋等，譬如陈献章《与黄太守书》：“偶得山水画四幅，作者不知为谁。爱其远且淡，谨奉上……”[7]4虽然不清楚陈献章所得四幅山水作者姓甚名谁，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广东还有不少无名氏山水画家，这些无名氏画家技艺非凡，他们的作品深得文人士夫的喜爱和收藏，于是可知，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广东绘画，此时已实现了很大飞跃，并成为了主流画坛的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艺术流变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延绵不断，但就广东的绘画史来说却未必如此。广东的绘画史堪称飞跃模式，特别是明前期林良创立的水墨写意和工笔设色花鸟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山水画则产生了堪称国宝的作品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林良和颜宗不愧是广东绘画史上第一道耀眼的光芒，使得一直沉寂的广东绘画终于有了扬声宇内的荣耀。可是，明之前的广东绘画几乎无迹可寻，至今能搜索到的五代、宋、元广东籍画家仅有僧徽、白玉蟾二人。据传，南海人僧徽，约卒于后唐长兴末，善画龙[7]188;白玉蟾，祖籍福建闽清，生于海南琼州，善梅竹。[7]1此二人虽为广东籍画家，但他们与北方主流画坛没有干系，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他们二人也几乎是不足以圈点的人物，而恰恰就在这一时期，北方绘画获得长足发展，山水画更是名家辈出，画迹遗世丰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山水画在这段史迹上竟是空窗期。
三、五代、宋、元广东文化发展背景
宋代，广州不但是华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8]114为了适应南北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蔡杭和蔡挺兄弟重修了唐玄宗时张九龄主持扩建的南北交通要道——粤赣边界上的大庾岭通道，还在南雄境内的大道上修建梅关，使得南北通行能力大为改观，南来北往的运输、邮驿、商旅开始络绎不绝，中原商人通過大庚岭商道，活跃在广东各地，大庾岭商道对于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国际贸易及交往、传播先进文化技术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过往于大庾岭商道的行人不仅有商贾，还有官员、士夫，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中原以及江南的移民陆续不断地通过大庚岭新道迁往岭南，这些中原及江南移民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的养分，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南来的北方客户带来了他们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在移入客户较多的广州、惠州、潮州等地都有大型瓷场，所烧瓷器釉色、纹饰丰富，品种繁多，广东不少宋代瓷窑受内地名窑的影响，全国各大窑系的产品在广东几乎都可找到相似之物，譬如广州的西村窑是专门生产外销瓷器的窑场，它受到内地的耀州窑、定窑、磁州窑的影响。
在广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因被贬而流落到岭南的政治家和文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宋代以降，士大夫遭贬岭南者尤多，譬如北宋绍圣时期，苏轼、苏辙、孔平仲、秦观等人，他们多为知识分子，有个性，有气节，在传播传统文化、提高粤人文化素质方面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靖康之变”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南渡初期大量文人流亡或迁居岭南，并在当地进行词学活动，在同一贬所者往往组织诗社、创建文会，使得词学创作一向寥落的岭南迅速崛起，出现了词人分布较为集中、词学活动频繁的局面。[9]75-76南宋时，岭南的书院迅猛崛起，出现了一批蜚声南北的书院，如广州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据统计，宋代仅广南就有书院41所，而珠江流域更是占当时全国总数21%。书院的建立和发展，为宋代的岭南培育出了大量的人才。[10]66
元初，政治中心北移，广州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被泉州代替，但广州港依然是中国南部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广州与50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伴随着各种海外文化不断向岭南输入，岭南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11]45虽然五代、宋、元时期，广东与内地沟通、交流、贸易改善，士人南迁，使得粤地的词学、书院、陶瓷、书刻等各行业均获得了不同程度发展，但唯独绘画仍不见起色。尽管被贬岭南的北方知识分子中不乏绘画爱好者，譬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不仅善画竹石，还是书画理论家，他被贬的惠州还有罗浮山风景名胜，但他并没有给惠州留下片纸画作，却留下了190多首诗篇和大量散文、序跋，大大丰富了惠州的文化内涵。[12]210
客观地说，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并没有真正传播到岭南广大地区，广东山水画的发源要远远晚于中原、江浙和西南地区，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交通与距离因素：广东僻处中国南端，远离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有崇山峻岭的五岭阻隔，历史上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交通极为困难，早期中原文明在岭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较弱。（2）气候潮湿多雨的因素：粤地气候潮湿多雨，于书画保存不利，再加上时历数代，天灾人祸，书画易遭损毁难于流存。（3）粤人性格相对低调的因素：相对于北方人，粤人性格较为低调，粤地僻岭南，粤人不自表爆，画史所载无多人，很多身怀绝艺者，遂湮没无闻。[7]261-265（4）明代以前广东经济文化仍较落后的因素：尽管岭南文化在五代、宋、元有了发展，但就总体发展水平而言，仍无法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明代以前，广东还是中原印象中未开化的不毛之地，宋代，岭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野象、鳄鱼成群出没的森林、沼泽之地，正是由于岭南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所以岭南在宋时是政府犯罪官员的流放之地。[10]67直到明清时期，传统文化在“荆蛮之地”开始萌芽，广东书画到明清才真正发展起来。[13]64-65（5）粤人重商远儒的因素：广州是较早开放的港口，宋代广东尤其是广州、潮州等地人的商品意识、重商观念和强烈的“趋利”思想，渗透到岭南社会各个角落，故在广东形成了重商远儒的传统思想。而中国绘画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学不为人，自娱而已”（9）的美学思想，有道是：“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4]324古代画家往往耻于卖画，中国绘画的主流精神一直是画家通过“游于艺”的方式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与自由，特别是宋、元文人画家追求深厚的学养、举世高标的人格魅力、放纵不拘的生活态度，以至于米颠（米芾）、倪迂（倪云林）、大痴（黄公望）被认为历史上最接近画家真性情的人。（10）这与古代广东全民经商的重商、务实思想似乎大相径庭，再加上古代广东远离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广东绘画发源比较迟缓。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对古代广东绘画发源确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绝非必然障碍。客观来说，艺术的发展未必一定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甚至艺术水平有时会超越政治经济水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五代、宋、元广东山水画的空窗期，与内地山水画的高度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广东绘画的状况。不得不说，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素对古代广东绘画的较迟发展有不容忽略的重要影响，再加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中明显的重商性，直到明代，广东的山水画才真正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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