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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它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其家族在台湾，特别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仍相当缺乏。李春生原本是厦门的买办，清末来台后依然如此，但也自己开设茶行，出口乌龙茶经由厦门转运美国，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致富。1895年日军来台后，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经济方面，李氏家族还取得了近代商品煤油的代理权，到1910年代后期并把触角伸向金融与保险业，成立了近代银行与保险公司，可谓近代中国自买办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典型。
〔关键词〕 甲午战争；李春生；买办
〔中图分类号〕K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165-14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甲午战争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
连横的《台湾通史》一书，称李春生为近代台湾的大货殖家。〔1〕到日治时期能被立传成书的台湾人屈指可数，仅有基隆颜家《颜云年翁小传》《颜国年君小传》，鹿港辜家《怪魔辜显荣》《辜显荣翁传》，高雄陈家《陈中和翁传》等所谓台湾五大家族的成员。〔2〕而在1908年中西牛郎即为李春生立传——《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出版时间早于上述传记，显示出李春生在当时颇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李春生起以下三代，分别有李景盛、李延禧、李超然等人被列入许雪姬所编《台湾历史辞典》的词条中〔3〕，可见此家族成员各有表现。
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在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对于此家族在台湾，特别是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论述仍相当缺乏。本论稿参照与检证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着重李氏家族的“事业之传”，希望针对前人较少着墨的政治参与、经济社会的活动等方面，利用当时的名人录、人士鉴和报章杂志加以论述，俾便了解该家族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面临时代变迁时所处的立场。
一、清末李氏家族的兴起
李春生于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38年1月12日）在福建厦门出生，父为李德声，母林氏，育有四子一女，李春生为幺子。父亲以操舟为业，李春生幼年时即为贴补家用常与邻居孩童携带糖果，沿街叫卖。虽曾入私塾就读，不久即因家境贫寒，学资无着落，不得不中途辍学，无法跟随名师宿儒读书。适值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厦门正在其中。此后国际贸易逐渐勃兴，外商西教接踵而来，厦门乃成为接受西方文化一桥头堡。李春生目睹此现象，感觉到若日后要发展自己的商业，一定要与外国人交易，而如要与外国人交易，则非先学习外语不可。而李春生自幼即随父亲信奉基督教，常出入教会，与西洋教士时有接触，所以能说一口应用英语。到1857年，李春生应聘担任厦门英商怡记洋行 （Elles&Co.） 掌柜，从事洋货及茶叶贸易。因为熟悉英语，且善于经营，李春生深受店主爱利士（Elles）的器重。〔4〕
1864年，由于太平军进入福建，厦门商业受到摧残，商铺相继倒闭。原本爱利士有意带李春生一同去台湾高雄收买樟脑，但最后未能成行。翌年爱利士将其推荐给英商杜德（John Dodd），李春生即赴台，1866年起担任杜德设于万华的宝顺洋行（Dodd &Co.）总办。①此时杜德与李春生所瞩目的贸易物品是樟脑，当李春生陪同杜德前往大溪察看樟脑出产情形时，发现途中山麓有很多野生茶树，农家儿女采摘茶叶，拿回家泡茶榨油。他就建议杜德由福建安溪输入优良茶种，奖励农民栽培，运往海外加工。杜德采用了他的意见，由此开创了台湾茶业贸易的蓬勃发展。〔5〕
1867年发生宝顺洋行准备在艋舺租屋，设立店铺，遭受地方民商反对，引起英领事请调兵船，向地方官员严重交涉之事件。②此事件在英领事和军舰的强力支持下落幕，但是宝顺洋行也放弃了在艋舺租屋的计划。处理此事件时，淡水同知与沪尾口通商委员在向英国驻淡水副领事何为霖（Henry F. Holt）的照会中提到，此次宝顺行租屋肇祸，“全由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平时生理刻薄，不合众心，此番又与黄庄背地约租，怂恿洋人迁移”，因此坚持要该行解聘李春生。〔6〕可以看出在开港初期，李春生之类的洋行买办，似乎不太为官府及百姓所喜。也因此事件，此后洋行进行茶叶贸易时都是到大稻埕设立店铺或厂栈，以致日后大稻埕兴起并超过艋舺。
李春生因家居生活极为简朴，安于粗食，专心从事茶叶贸易，所以能深获宝顺洋行之信任，而愿贷予他资金从事自己的事业。〔7〕在离开宝顺洋行后，李春生转任英商和记洋行（Boyd&Co.）总办，负责茶叶和洋货贸易，同时亦自制茶叶外销，获利甚多，继而投资不动产，大量购买大稻埕和台北城内主要地区之房屋，遂成巨富③，“稻粱满野，宅第连云，富视台澎，声施闽粤”。〔8〕
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后，李春生开始协助官方的活动。光绪四年（1878），台北知府陈星聚募资筑造台北城，李春生不但慨捐巨资，且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分任督造四年间的长久工程。1887年巡抚刘铭传着手兴建基隆至新竹间铁路，李春生也投下巨资，并参加督导全线工程。同年，刘铭传募商股修复毁于中法战争的基隆八堵煤矿，李氏亦率先捐输。此外，他还奉命主持大稻埕港岸堤防修筑工程，并投注私财以造江边街。到1889年，刘铭传将大稻埕沿岸的河岸地交给林维源处理，希望他能开发这块土地以提高利用价格。但林维源因本身事务繁忙无法顾及，故选择那时在和记洋行任买办的李春生做他的事业伙伴，成立了建昌公司，合筑建昌、千秋两街（战后为贵德街）的洋楼店铺，出租给洋商，促进了大稻埕的繁荣，也增加了自身的资产。翌年，官方设蚕桑局，任命利瓦伊源为总办，李春生副之，向内地采购桑苗，奖励农民，种植于观音山麓。可惜尚未完成，刘铭传便去职，致未再继续办理。到1891年，台北铁路竣工，李春生因协筑有功，叙五品同知，赏戴花翎。由上述可知，李春生在致富后，即积极参与各项公众建设，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日益提升，官方对他亦倚重日深。 同时，由于李春生熟谙英语，精通洋务，广交洋人朋友，深获洋人信赖，所以当时官府与洋人每有交涉，都会邀请他提供意见或担任通译。故在官府与洋人圈，李春生都颇具信望，也因此当时民间说他是“番势李仔春”，意指李春生因洋人势力而颇具声望。换言之，他和近代中国的许多买办一样，扮演着华洋桥梁和处理洋务的中间人角色①，但是他并未正式踏入政治界。
二、 政治参与
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导因于台湾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割让给日本。
（一）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失败以致割让台湾，李春生在引导日军入台北一事中起到关键之作用。②
李春生在清末即常与洋人相交往，平素亦喜涉猎西书和报章杂志，故较当时社会一般人更能了解世界潮流，对时事世务亦较为关心。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爆发时，他曾撰写“台事”七篇投刊于香港《中外新报》，根据他对台湾资源和国际情势之认识，建议清廷与日本议和，加强台湾防务，移民垦台，开发富源，振兴产业。〔9〕因此不难理解20年后他引日军进城的举动。
时李春生被推举为首，请外籍人士去基隆引导日军进城。《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中记载如下：
台北各处绅士，佥乞李公，请兵解救，公诺之，但奈道路危险，未由衷达， 适洋商好义者数人，请冒险而行。李公乃使其代陈台北虚实，且言绅民供应粮糈，勿以此为虑。〔10〕
1924年李春生的《履历书》也提到“明治28年﹝即1895年﹞，春生急邀重要人士聚商，蒙诸人士，概稻艋人民推为会首，乃急请美国领事官及英商和记洋行英人同往基隆，转达民意。”事实上，不论是市民于街头悬挂白旗迎日军，或绅民供应粮糈，这种承诺若非受民间有分量的士绅聚议之托，是无法提出的。③李春生在此时对台北城的安稳确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面临此巨大变动，在沦为异国统治后，李春生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呢？前人研究指出，李春生在60岁（其实只有57岁）以前虽是大清帝国臣民，但他并非孔孟儒学正统教育出身，可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边缘人。而他又刚好处在巨变转型中的中国边缘社会——台湾，本身对满清的认同自然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深感“皇恩浩荡”；再加上清朝的非汉性多少会使他在寻求国家认同时较易转化。但是李春生国家认同的改变，主要还是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也就是台湾之割让给日本的变局。而以李春生的商人背景、对国际情况的了解、对国际法及贸易的知识，以及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使他自然地走上了支持新政权的道路。〔11〕
就李春生个人来说，他认为当时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他，但他也很难割舍对中国的感情。因此他自1896年东游日本归台之后，虽已从清朝遗民变成了日籍华人，不过依然关心中国的局势和前途。其主要著作不但在福州集结出版，也不讳言是针对中国而写。而他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应是基于身为商人的利益考虑。
李春生在日本人统治初期，为了地方情势的稳定，十分积极地主导建立了“保良局”及“工商公会”。此两团体可说是殖民当局建立基层行政组织之前，由社会领导阶层所倡导设置的过渡组织。
（二）协助成立保良局
1896年李春生、辜显荣各被授勋六等、颁赐旭日章，其叙勋说明中提到“近卫师团进击台北城之际，泰半之土民因激烈暴行而逃逸，然彼率先奔走于枪林弹雨间，稳定台北动摇之心。又于民政之始，即多方奔走，劝诫战后之人民，令其各安于业。又投注资产，设立保良局，领导当地有力人士，并自任干事，专注策画治民之法，侦察并报告各地之动静。又劝诫人民不可粗暴之举动，故于各地设置分局，令人民学习其风，于镇抚人民方面大奏实效。”〔12〕这或可说明当时他与殖民政府的合作，是为了领导地方有力人士来安抚地方民众，让当局的行政事务得以顺利进行。
日治初期，日军为了镇压武装抗日，由于语言不通，且士兵良莠不齐，以至于发生误虐良民、骚扰妇女、抢夺财物，甚至胡乱闯进绅商宅第等现象；而部分台人往往趁乱借机假日人之手以报宿怨，或为遂贪欲，而诬告谗诉以陷害他人。台北地区之绅商目睹此恶弊，几经商议，认为宜仿清制设置保良局。于是1895年7月中旬，在李春生领衔下，大稻埕、艋舺、大龙峒、芝兰、摆接、新庄、三重埔、和尚洲、锡口、桃仔园等堡绅商代表联署，向台北县知事申请设立保良局，由县内各推公平正直的绅士巨商一二人会同办事，用以沟通上下之情，并防止谣言之传播，以求安堵良民。不久获得总督府同意，在当年8月5日暂租大稻埕建昌街泉兴茶馆开局试办。8日举办开局仪式，推举廪生刘廷玉为保良总局正主理，廪生叶为圭为副主理，李春生为会办。同时，制定“保良局章程”12款，明揭该局专以申冤、辟诬、救良、拯善等为目的，规定该局先试办两个月，经费由各绅富摊捐，期满后总督府若续办，经费则由总督府负担。由保良局章程内容可看出，台北地区的社会领导阶层正试图重建传统的制度，作为官民之间的媒介，以维持社会秩序，并代表民众与官府交涉，让良民免受日军无端侵扰或加害；同时，透过官府核给门牌、护照之认定，重建他们往昔在清代社会之特权和地位，要求日人给予应有的尊重。蓝兰（H. J. Lamley）认为该章程致力于在日人统治下重建士绅的特权和地位，但在清代此特权与地位仅限于拥有功名的士绅，到日据初期已经扩及具有影响力的富民。〔13〕
保良总局成立后，各堡旋即踵继设立分局，至8月底分局已多达20处，迨至10月初试办期限届满前夕，复增为30余处，分布及于南部的嘉义、台南等地。由于保良局对绥抚民众，尤其是数次协助陆军宪兵部侦报和捕获匪徒，有不少功绩，因此10月2日总督府乃颁发奖金给保良总局，以资奖励。〔14〕
当试办期限将届满时，李春生作为代表向总督府民政长官水野遵提出报告，表示“若将来分局遍布各地，全台绅士踵继而起，振兴地方正前途无限。由于其法善、费省且易致民力，而收上下声气相通之功，不仅有利于新政的普及，且是将来进而整顿行政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有待加强者唯于在立法以防其弊，并使各分局无跋扈越权之虞。今虽然各绅士议请继续办理，惟总督府却仅准许延长一个月，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建议总督府审愼考虑其存废问题。对于李春生的建议，台北县知事认为，由于北部民心稍定，需要保良局协助的时机已过，而且办理之经费困难，加以虽有利于施政，但亦难免产生弊害，实宜趁各保良局基础未固之时，断然加以废除。民政局的意见却与之相左，认为若因今日有利即予以承认，恐怕因将来之弊害则加以废除，实有损总督府的威信。〔15〕最后决定要求该局修订若干章程，总督府并只对总局每月发给350圆充当维持费，让其继续存在，至于分局之存废，听任各地自行决定。1896年4月，废军政改行民政，总督府相继在各地成立行政机关，迫使各地保良局陆续废除。至6月10日，保良局悉数关闭。〔16〕 总之，总督府认为在战乱后官方尚未熟悉台湾的民情习惯时，保良局使官民都感到便宜，但又唯恐它会妨碍总督府推展殖民行政，故当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随即断然加以关闭。但李春生等主持该局的绅董们，则认为该局是官民之媒介，功能相当重要，尤其是章程中确认了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可保障其既得利益，因此倾向于继续保留该局，结果却不能获得官方的同意。
（三）组织士商公会
保良局废除后，1896年9月李春生等有力绅商乃另组“士商公会”，以接替保良局之事务。当时，艋舺和大稻埕各成立一士商公会，各设会长1名、副会长4名，轮班值日，共推原保良局富商蔡达卿和原保良总局副主理叶为圭，分任艋舺和大稻埕公会的会长。士商公会不仅延续了保良局的地位，而且企求扩张功能，成为具有地方公共团体性质之机构。虽然士商公会获得官民一致的肯定，但不久即面临经费征收困难问题，盖因该会系民间团体，其经费端赖自力设法。据报导该两会每月需经费数百圆，都是向街市中的商店征收，时间一久，众商户乃拒绝再捐献。1897年3月底，艋舺的会长蔡达卿不得已只好向堡务署表示要解散该会，不过未获同意。直到10月街庄基层行政制度正式实施后，大稻埕、艋舺士商公会始停办。〔17〕
（四）成为参事、评议员、协议员
1897年台湾正式建立地方行政制度，5月改组全台地方机关为6县3厅，县、厅之下设86个办务署，办务署下设街、庄、社等，作为行政事务的辅助机关。其中街、庄、社长之任免由办务署长呈报县知事、厅长核可，这是由台湾社会领导阶层担任的职任，无固定俸给，只发给每月15圆以下的事务费。同时，县（厅）、办务署各置名誉职的参事5人以内；其中，县参事系由总督遴选该县内有学识名望之台人，呈报日本内阁总理核可，享奏任官待遇，为知事有关地方行政事务之顾问，或承知事之命处理事务。办务署参事则仅由知事任命署内有学识名望之台人即可，为署长之顾问或在其指挥下办事。县（厅） 参事每月津贴50圆以内，办务署参事每月津贴20圆以内。〔18〕由此可知，即使全台之县、厅参事都任满亦仅45个名额（事实上在1901年改为20厅前仅有28位被任命），象征政治或社会地位最高的台人；其次是办务署参事，若全部任满则有430位，而街、庄、社长之社会地位又在办务署参事之下。如表1所显示，李春生立刻被殖民地政府任命为台北县参事，而两位原士商公会会长则仅为办务署参事，可见当时他相当受到总督府的倚重，亦反映出他在日治初期是全台重要士绅的一代表。
然而，李春生与殖民地政府的关系似乎越走越远。虽然既有研究认为他的厅参事一职在1907年由其长子李景盛继任〔19〕 ，但事实上如表1指出，1903年李春生已不在台北厅参事名单中。日治初期的参事与区、街、庄长系台人社会精英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并无固定任期，通常只是随着行政区划之变更而作裁并，或当事人辞职或死亡才会更换新人。〔20〕因此可推测李春生之所以不再是参事，应是他自己向总督府辞职，且当时未由长子李景盛立即接任空缺，似乎可见总督府与李氏之间的关系已有转变。〔21〕
台湾人担任各种政治组织的职位所象征的社会地位为何？ 1920年10月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后，台湾人在地方政治职务上，大抵而言，先任街庄协议员，继任街庄长、州协议员之模式甚为明显，就职人数则越来越少，形成了一个由下而上的“金字塔”结构。而最高一层是位于顶峰的总督府评议员，不仅常出身于州协议员，并且固定在特定家族。经由上述体系，殖民当局可以有效而近乎全面地将各阶层地方人士陆续纳入与殖民体制相合作的网络中。〔22〕
至于总督府评议会则以笼络各地首富为主要目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作用，因此评议会会员虽有任期规定，但通常是一再连任，殊少更易。〔23〕1921年首次任命评议员时，李氏家族列名其中。这些膺选者皆系全岛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显示出总督府系以财富作为遴选的主要标准。李氏家族是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时任新高银行常务董事的李延禧被任命。当时第一代李春生、第二代李景盛都健在，却任命第三代李延禧为评议员的现象，或可反映出选任原则与其说是以个人为考虑，毋宁说是以家族为要素。〔24〕但是李延禧于1927年就不再被任命为总督府评议员，而其大哥李延龄被任命为台北市协议员和州协议员，因此可知在总督府的眼中，李氏家族的财富或声望已不如以前，利用价值相对降低。
至于李延禧于1921年被任命为总督府评议会会员，显示出总督府常利用台人评议会员号召各地的社会领导阶层组成团体，以抵制台人的民族运动。当时李延禧与辜显荣、林熊征等评议会员均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尤其是辜显荣，视林献堂等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为洪水猛兽，谓该运动将妨碍台湾的进步和发展。林熊征、李延禧则表示不当有两个议会，且台人妄作此一要求根本就是不对，如令此一离谱行为发展，大则将使总督府对台人失去同情心，小则将诱致青年学生堕落。林熊征、李延禧、许丙等人甚至故意资助《台湾》杂志，希望藉此变该杂志为学术性刊物，而停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23年6月，李延禧与辜显荣、林熊征、许廷光等评议员进而发起“台湾公益会”，以图对抗台湾文化协会。来年，公益会干部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东京热烈地进行，为表明该运动并非全体台湾人之意志，李延禧又与辜显荣、林熊征、吴昌才等人在台湾及日本各主要报纸刊载声明书，并发起举行“有力者大会”，声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不过，最后公益会虎头蛇尾，狼狈收场。〔25〕事实上，由李延禧和李春生在职务任命上的差异（李延禧是不被继续任命，而李春生是自己辞退），及支持总督府政治活动的积极度差异，都反映了该家族在政治上自我独立性的减弱。
在日人统治台湾约30年，台湾各方面似乎逐渐为世界现代化所冲击的1924年，开创大稻埕李氏家族的李春生于9月7日过世，结束了87岁（虚岁为88岁）的不凡人生。日本政府在其去世前特旨叙位，9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一篇“李春生特旨叙位”报导云： 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调查会评议员勋五等李春生氏，日前病笃，上达天听，经六日蒙特旨叙从六位。七日接到特电，翁七日午前六时二十五分长逝，停柩在家，墓葬拟在圆山之旁故营盘埔。〔26〕
10月29日永乐町李氏家族宅内举行了公祭，共有政商代表参加者二百余名，参列者总代表辜显荣朗读了魏清德撰《李春生先生公吊文》。11月6日依基督教仪式，于港町自宅再举行丧礼，送丧行列绵延相望连续达台里六七里，灵柩由遗族六十余名，和全岛基督教会员代表者三百余名，李氏宗亲会员约百名，淡水中学校生五十余名《李家公吊盛况》，《台湾日日新报》，第8788号，1924年10月31日，夕刊第4版；《故李春生翁葬仪位》，《台湾日日新报》，第8796号，1924年11月8日，夕刊第4版。又， 1924年11月8日《台湾日日新报》第4版刊出魏清德撰《叙从六位勋五等李公墓志铭》一文。，暨会葬者一同为这位毁誉参半的买办商人送行。
三、经济参与
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兴起是由于其在经济活动方面突出的表现，其财产至1910年代前期至少已达百万圆之程度李春生在世时，于1913年5月16日所立的“遗嘱分产字”中可见较详细的资产明细。李春生说自东渡台北受聘于洋行，兼以房号节记等经营商业，于兹已历经四十七载，在上帝眷佑下，有屋宇、田园、地段、商业等项财产。依照逐年簿据例结，至1913年2月5日止，于节记号内结得所有财产金约827，310圆，在扣除应开销积帐约52，610圆后，实得财产为774，700圆；另外于春记支号石油营业项下，结得财产金255，044圆，合计共有1，029，744圆之多。见李明辉、黄俊杰合编《李春生著作集 第1册 东西哲衡·哲衡续编》，台北：南天书局，2004年，xxiv-xxv；下村宏：《台湾列绅传》，2-3页。又当时他是板桥林平源家族外第二富豪，见刘克明《台湾今古谈》，台北：新高堂书局，1930年，117-118页。，继而跨足近代化金融保险业。
（一）茶叶输出贸易
日据初期的媒体就已经注意到李春生在台湾茶叶输出贸易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尊称他为“茶祖”。〔27〕
如前所述，台湾茶业的兴起与英商杜德（John Dodd）有密切关系，而李春生在这其中也助力颇多，甚至杜聪明称其为“台省茶业之父”。〔28〕早在1861年英国派驻台湾之首任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即曾将茶叶在台湾发展之可能希望，报告给政府。1865年杜德创立宝顺洋行试办收买茶叶，〔29〕1866年宝顺洋行特别由福建安溪引入乌龙茶苗，贷款于农民，鼓励农民栽种，并教以焙制之法，开启台湾茶叶的新纪元。1867年销台茶到澳门，颇受到市场的欢迎，1868年在艋舺设立精制茶场，始免运往福州或厦门精制之劳费，此为台湾精制茶之滥觞，亦为外国资本在台湾建立厂行，长期从事茶叶经营之始。而李春生出任宝顺洋行总办，因此杜德在台湾的茶叶推广活动，其实皆由李春生主持。由于李春生经营得法，茶叶输出贸易突飞猛进，台茶成为台湾北部出口之大宗。〔30〕
李春生在台湾首先从事的是乌龙茶的改良。当时台湾的乌龙茶采用天然干燥法制成，香气淡而带腥味，叶片颜色不甚明亮，故输出量不如福州。李春生鉴于如此，并因长居洋行而获得熟练的技术，乃采用外国惯用的火焙法试验制茶，之后将之输出，顿时获得好评，乌龙茶的声誉立即提高〔31〕，这或许是李春生之贡献。
若就一份1896年1月日人调查台北市的茶叶明细册来看，当时茶商中除在府后街六家、北门外街一家外，其余都开设在大稻埕，共计有252家，总资本1，071，956圆，从业人员共有3，612人。其中李春生设立在港边后街的“李节记”，资本4万圆，店员23人，在所有茶商的资本之中为第三名，仅次于林本源开设“建祥号”的12万及黄尔仰开设“联成行”的6万圆。〔32〕
（二）煤油代理销售
相对于李春生在清朝即开始的茶叶经营，李春生家族于日据时期才从事的事业是煤油，而藉由煤油的代理销售，李春生家族再攀事业的高峰。
清末“灯油”是“煤油”的同义词，煤油最早的用途是“照明”，而“灯油”也是“石油”的同义词，因为石油最早提炼出来的产品就是灯油。另外，民间亦称“灯油”为“水油”，这是由Water Oil翻译而来的。1902年以后美国油品霸权地位确立，左右了世界灯油市场，直到1910年前后因重油及轻油出现，才渐渐改变了油品市场生态，开始由灯油向重油过渡（也可说是由照明工具向汽车燃油过渡），灯油产量日渐减少，重油产量日渐增加，电灯取代了油灯。而在整个石油世纪中，灯油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一定要划分，应该可说1860-1910年为“灯油世纪”，此后则交棒给重油。〔33〕
清末至1920年间，台湾灯油市场主要依赖输入，而最大输入国为美国，主要经由香港输入到淡水，最大消费地则在北部，尤以台北为最。〔34〕
在台输入之灯油由各代理商进行贩卖，因此各洋行、商会莫不积极争取其代理权，大致而言，在1900年以前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垄断时期，1900年后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时期。怡和洋行于1900年以前取得了美油在台的代理权，虽然所谓代理权并非绝对的贩卖权，而只是获得优惠价格。各洋行与郊商若欲分其利，怡和洋商即贱价卖出，各行因此无法经营。但待市场已无竞争者时，怡和即再调涨价格以独享巨利。由于怡和洋行进货量极大，动辄数万箱，且不图急售，静望形势，所以其他商家每每于进货时前瞻顾后，迁延观望，顾虑的就是怡和的一举一动，日本商人也不得不认为此途生意惟该行最善操纵也。〔35〕
到1900年夏季，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 Co.）香港分公司（全名为“香港美孚洋行三达公司”）结束了与怡和洋行的代理权，于是各商行争相采购灯油以分利益。〔36〕李春生即在此机运下，开始进入灯油代理事业。 李春生所生活的大稻埕本身就是灯油代理商的战场，这些代理商出手极大，动辄数十万圆以上。而李春生的灯油事业经营得似乎相当顺利，于1902年营业数量已达台北灯油之半①，成为台湾最大灯油代理商。
为何李春生能在经营灯油上优于其他人呢？这是由于他的货源是直接向标准石油香港分公司订购，转手少而采购量大，议价空间自然也大，价格因此能压得比别家低。李春生直接输入的成本自然比其他商人间接输入的更低〔37〕，因此诸商望尘莫及。此外，在对付主要煤油竞争者三美路商会（Samuel & Co.）方面，李春生也有一套办法。如1903年贩卖俄油（日の出印）的三美路商会利用铁路将油品运送至中部，数量不少，价格又比美油“箒标”每箱便宜10钱。李春生为了与俄油竞争，不惜降价求售。除非俄油再降，否则在同样价格下，消费者自然倾向美油。〔38〕
1903年美油主要销售于台北一带，俄油则独占新竹以南的市场，但到1907年，从如下市场描述，可知美油市场逐渐扩大而俄油势力范围渐小：
当业者所调查，在本岛石油之消费量，一年约有八十万箱，其内北中两部之需要额为五十万箱，南部即浊水以南，皆为台南之贩油区域，此需要额为三十万箱。然在本岛之石油，皆外国油占为大部分，一年消费额八十万箱中，仅十五六万箱之越后油而已。其他六十万箱，俱是美国及露国（俄国）并南洋“斯马卓蚋”（苏门达腊）等之石油……现外国油之输入商者，在北部有大稻埕义和商会，及李春生商店等，专由香港采购美国油；而在安平，有敏商会之一手贩卖。尤在北部，尚有贩卖露国油之三美路商会，若在南部，皆无贩卖此种油，仅美国油一种而已。〔39〕
进入1910年代以后，石油生产者不再安于扮演上游供给者的角色，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态势，生产者也要掌握中下游的销售网，以连结成一条鞭式供销系统。1913年9月升阳公司（Rising Sun， 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解除了三美路商会的总代理权，其竞争者标准公司亦有所行动。但是即使标准公司有意来台开设直营分公司，仍保留北部该公司产品供给李春生的商行，不在北部开设分公司。〔40〕
其实在灯油被重油取代以前，李春生一直是台湾最大的灯油代理商，任凭三美路商会如何努力，市场占有率大抵没有太大改变。李春生与三美路商会的商战，其实也是标准和升阳对抗的结果，美国和荷兰角力的缩影。经由日治初期石油贸易的经营，李氏家族在不须依赖总督府给予特权的情形下，财富快速累积。①
总之，灯油为当时的新产品，李春生慧眼独具，预见到石油世纪的来临，加上其资金丰富，采取直接向香港标准分公司订购的方式，减少交易成本，在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贱买贵卖，因而在煤油代理事业上赢得不少财富。
（三）经营新高银行
除了从事传统的茶叶及石油贸易外，第三代李延禧、李延龄进一步经营近代金融业，而其契机却是因为要调度与茶业相关的运转资金。
茶叶一向为台湾的主要输出商品之一，赚取了巨额外汇，日人统治台湾后，更着力促进其发展，出口也就益加畅旺。〔41〕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经济日趋繁荣，而茶农、茶商需要的资金亦增多，为了促进生产、便利汇兑，乃由当时茶叶界巨子李景盛、李延禧父子等发起，一家纯粹由台湾人集资创办的金融机构新高银行股份公司于1916年1月29日开业，总行设于大稻埕。该行的第一届取缔役（董事）为李景盛、李延禧、陈朝骏、郭春秧、林景仁，李景盛就任头取（董事长）一职，监查役（监事）则为林景仁、陈定国、张家坤三人。②
兹将新高银行的主要股东列如表2，自此表可看出其中股数最多的为李氏家族，占一万股中的一千九百股之多，而由于银行创立时标榜茶叶资金的借贷，所以一些大茶商如陈朝骏、郭春秧、李万居等亦为主要股东；当时台湾主要的大家族如板桥林家、辜显荣家、基隆颜家、桃园简家（简阿牛）、新竹郑家（郑拱辰）等都认股在100股以上。该行自始至终都是台湾人色彩浓厚的银行，其历年重要干部，除了因台湾银行关系而来新高银行协助的前后任专务董事小仓文吉和儿玉敏尾外〔42〕，都是由台湾人担任。
李延禧1913年硕士毕业后回台，1916年协助父亲李景盛创办了新高银行，虽只担任常务董事，但实际上掌握银行日常业务，俨然成为李氏家族事业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李景盛于1922年去世后，李延禧接任新高银行董事长职务。〔43〕
该行因为在创业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经济呈现空前繁荣，故业务进展甚速，资本额乃增。创立时法定资本50万圆，至1918年调整为200万圆，因业务需要，1920年增加到800万圆。〔44〕且短短数年中，在台湾岛内共设19个分行、出张所（办事处）等机构，并于1919年设立厦门分行及鼓浪屿办事处。其中厦门分行支配人（经理）初为日人，后由台湾人林木土继任，其业务以沟通南洋一带的汇兑为主。〔45〕而同时期的嘉义银行在16年（1905-1920）间资本额由25万增加到300万，成长了12倍；商工银行10年间（1910-1919）资本额由100万增加到500万，成长亦不过5倍而已。如果单就新高银行以拥有800万资本额、21家分支机构的实力来说，或算是当时最具发展潜力的一家实业银行，实际操盘的李延禧似乎值得肯定。〔46〕
但是新高银行的存放款金额并不平衡，例如1920年的存款仅560多万圆，放款却高达1，200万圆，并且信用贷款的比重甚高。1923年7月因为发生500万圆的呆账，周转困难，在无法获得台湾银行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被合并入台湾商工银行。①
究竟新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如何？我们拟专稿另论，至于有关短短7年即宣告结束的因素，当时亦有认为主要是台湾银行督导不周所致。〔47〕但扩张过速应该才是致命伤。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本国经济开始不景气，影响到台湾的投资环境与金融业，股市萎缩、股票狂跌。该银行原本就放款金额远多过存款总额，信贷比例过高，并且多属李延禧及其亲族的借款，自然经营成效不佳②，无法幸免于被合并的命运。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不景气也是该行昙花一现的一要因。诗人谢汝铨曾以《府议员李延禧会友》为题，赠李延禧诗曰：“新高银号试金融。北美归来气吐虹。真是天亡非战罪。仍堪父老见江东。”③可知谢汝铨认为新高银行的被合并，乃是战后不景气的大环境所造成，而非李延禧的经营问题，以鼓励其仍堪面对作为新高银行成立资本来源的台人茶商。
就李延禧本人来说，由于本身具有的家世背景和学历上的优势④，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后，便面临施展身手的大好机会与环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动的蓬勃商机下，这位拥有美国知名学府高学位的稀有菁英一时炙手可热。当时来台发展的日人益子逞辅⑤形容李延禧为“前途有为的青年事业家，他在台湾人当中是代表新思想的人”，与李延禧成为最亲密的朋友。〔48〕
益子逞辅在其自传稿《一个平凡的人生》中回忆了新高银行的创立经过，显示出该银行成立的推手乃台湾银行。他指出因台湾北部盛产茶叶，向美国出口乌龙茶，对华南和南洋则出口包种茶。为了进一步振兴台湾茶叶的生产，台湾银行第二任总裁柳生一义准备以茶业振兴资金贷给茶叶业者。但由于柳生不了解茶叶业者的信用程度，不敢直接贷款，于是决定辅导设立由台湾人自己经营的银行，通过它提供茶业振兴资金。当决定经营该银行的人选问题时，柳生原本中意资产最雄厚的林本源家族，可惜该家族内部不断发生纠纷，承担不起中心人物的任务。柳生便看中李春生家族，李答应了柳生的要求。此时担任翻译的正是李延禧，对这件事很积极。⑥
即使1923年7月新高银行与嘉义银行合并于台湾商工银行后，李延禧仍然被委以重任，担任副头取（副董事长）的职务。〔49〕这或许因为原新高银行的资本额为此三间银行中最高①，并且李氏家族也是合并后的银行中持股最多的股东。②
（四）大成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
李氏家族还与赤司初太郎、后宫信太郎等在台日本人合资成立大成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简称大成火险）。此公司当初为益子逞辅主导，得到台湾银行总裁柳生一义、总督府总务长官下村宏，和大仓财阀副董事长门野重九郎等人的赞同，由李延禧协助筹募资金〔50〕，1920年成立时资本额为500万圆，已缴资本额仅为四分之一。22名高级职员中，日本人只占6名，台人除了李春生家族外，五大家族亦仅颜家未担任重要干部。③该公司成为台湾岛内唯一拥有总公司的保险企业。首任董事长为李景盛，赤司初太郎则在该公司创立时担任董事，1923年2月因任期届满而卸任。但在1933年2月，赤司初太郎再任董事，此时13名高级职员中，日人有6名。到1939年2月，第三代董事长已为日系资本所控制。其后，后宫信太郎于1941年2月再任监事。此时15名高级职员中，日人已增至9名之多，至此该公司名实皆为三菱财阀所控制。〔51〕
在李景盛担任董事长的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最重要的业务推广工作是取得在日本国内营业的许可。由于刚开始办理手续时，相关法规尚未完备，总督府和农商务省间意见又未一致，因此迟迟无法取得在日本本国的营业许可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被允许从1922年5月起，开始于日本国内进行火灾保险业，于东京市曲町区有乐町设置了东京分公司，而岛内代理店则由创时初的13所增加至18所。〔52〕
李景盛过世后，李延禧于1923年短暂担任的董事长职务后，即于1926年离台赴日定居，但仍一直担任董事，至1939年后转任常任监事。④相对于从台湾商工银行不愉快的辞任，他仍担任大成火险的重要干部，可见与公司及相关人士都保持密切关系。⑤
在1938年前，此资本500万的大公司董事长一直由台湾人担任，李氏父子之后板桥林熊祥继之。在董事席次方面，直至1932年为止，台湾人数量一直远多于日人，1932年为台人6席日人3席，但1933年之后董事名额中双方的比例已差不多。到1938年董事名额逆转，日人拿到7席，台人只剩下董事长林熊光及董事林献堂、李延禧及陈振能4席。1939年大仓财阀的门野重九郎取代林熊光⑥，至此，原本由李氏家族与益子逞辅主导，其他台湾重要家族参加的公司，成为以日资本为主。
总之，大致而言，诚如涂照彦所指出的，台湾本地家族资本在投资企业方面，仍以家族网为中心，具有极强烈的孤立性、闭锁性，但比较特别的是，五大家族都参与了大成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53〕这象征着台湾本地的日系资本往往将台湾人资本吸引进来加以利用，并藉此扩大本身的势力；而本地日系资本又与日本国内财阀资本或大企业结合，使得后者更广泛地将台湾本地人资本纳入自己的集团。〔54〕进入1930年代统制经济时期以后，台人资本势力开始衰退〔55〕，大成火险的命运或可标志着台人资本已被统合进入日本财阀事业网中。
四、社会事业活动
中国传统士绅大多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李春生亦然。
（一）台北天然足会（1900年）
1899年末，台北大稻埕中医师招集绅商40人，筹组台北天然足会，并向台北县当局提出立案申请，从此揭开台湾组织化放足运动的序幕。此运动或受日本社会新气象之刺激。日据初期，总督府即迭次邀请或招待台湾各地绅耆前往日本旅游参观，不少人对日本女子保持天足，普受学校教育，参与社交活动，进退自然有度，在工商机构做事者甚多，其能力不输男子等方面，留下良好且深刻的印象。李春生于《东游六十四日随笔》中就记录了不少女子上班和就学之情形。此日本官方支持及鼓励之下的台北天然足会于1900年2月6日获准成立，系由社会中、上游阶层组成的团体。据报载，会员概皆地方绅耆商贾，会长为黄玉阶、副会长为叶为圭，李春生则为顾问。〔56〕
（二）大正协会
李延禧学成归国后，除了因担任新高银行常务董事而活跃于经济界外，更被推荐为大正协会副会长，受日本当局另眼看待杜丽煌：《台湾第一位留美学生——李延禧》，《士林小学壹百年纪念专辑》，台北：士林小学校友会，1995年，102页。杜丽煌是杜聪明的侄女。，因此能与在台日籍实业家建立关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与会长木村匡的交情。透过大正协会的活动，让李延禧逐渐累积起在全台的知名度。 那么大正协会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以下关于大正协会的描述乃参考高野史惠《日据时期官绅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为例（1895-1925）》，台南：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硕士论文，2008年，34-62页。在日本统治台湾前期，双方的交流沟通方式主要依靠共同文化之汉诗文，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而全台诗社亦不断增加，历代总督对此采取宽容态度，邀请诗人在官邸联吟。在此汉诗繁荣的情况下，1912年木村匡以“内台融合”为目标，与李延禧一起发起大正协会，发起人会议于10月7日李延禧宅举行，木村匡亲任协会会长，会员名额达到75名时才于1915年举行成立大会。
大正协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每个月聚会一次，会员以演讲的方式报告自己研究的内容，有时会邀请从海外回来的学者举办讲演会。而大正协会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并不透过汉诗文这个沟通交游、表达意见的工具，而是完全使用日文。这意味着191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以日文交流的台人绅商，并尝试用新的方式来深化与日籍官员之关系，而日人会员则没有足够的汉学素养。尤其是大正协会成立之初，会员间互相交换知识、讨论社会时事问题，并非反映总督府政策；亦即该协会并不基于特定政治性立场，而是文化层面上所结合的官绅团体。
此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924年更改会则、废止副会长后，协会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到1926年木村匡因离台而卸任会长，协会虽然没有解散（持续到20周年），实际上已不再进行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内容的变化，随着受到殖民当局的鼓励和支持，大正协会渐渐拉近了与总督府的距离。最重要的活动例会原本是会员针对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互相讨论，并不一定要找出结论，而是透过例会来“研究专门知识”。但1917年之后，例会参加人数变少，许多会员透过大正协会获得利益，变成不带目标的、交际色彩浓厚的沙龙。这意味着当初日本据台政权尚未稳固，因此需要地方有力人士的支持，不能太限制其活动；到1920年代，其基础大抵已经建构完成，就希望民间团体必须听命。
事实上，当初木村匡邀请李延禧发起大正协会，应是因为李延禧既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又是第一位留美的台湾人，可说最符合创立大正协会的主要目标——透过近代文明知识的交流以达到内台融合——的台籍人选。且李氏家族在当时的台湾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故与其合作有机会吸引其他台湾上层人士加入该协会。
李延禧作为大正协会的副会长，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协会的活动，由《台湾日日新报》报导的大正协会消息中，可知几乎大部分例会都在大稻埕李春生洋行楼上李延禧宅举行，偶尔评议员会亦于李春生洋行举行。〔57〕
然而，自始即投入甚深且为该会重要干部的李延禧，在1924年年初却失去了在该会的职务。1924年1月21日在江山楼召开的大正协会新年宴会上，木村匡会长提议为图会务发展欲改变会则，改革大纲内容为废副会长改置总务5名，改为合议制。当场立即以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李延禧并未当选。〔58〕这应与前一年新高银行的经营失败有关。
事实上，对李延禧而言，1923-1924年的事业暗潮汹涌，在经济领域方面，不但由大成火险董事长变为董事，又因台湾商工银行经营问题而辞去副董事长一职，甚至没有董事头衔；在社会文化事业上，由于未获会员的支持，无法继续在大正协会扮演重要角色。至此，原本在台湾政治经济界与社会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李延禧，失去了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
（三）捐款
李春生对于捐款可谓“一掷千金”，常有数千圆的捐款数量，其捐款对象主要是学校、灾害救济、教会等。此点颇符合魏清德在其墓志铭中所写的“一本基督教旨，乐捐巨款，或万数千圆，为地方兴学布教之用，前后以十数计。”〔59〕而李春生对学校的大手笔捐款，应与他致力于日语教育的奠基工作有关。李春生于1897年即担任台北国语传习所大稻埕分教场学务委员，1898年又出任大稻埕公学校学务委员，捐赠的学校有大稻埕公学校、台中中学校、私立台湾商工学校、淡水中学校、淡水高等女学校等新式学校。
李春生热心近代教育的兴办，从自己子孙的教育开始。从李春生制定的《家宪》第52条“全家族当注意栽培子弟，使其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若子弟中见有将来有望之资者，家纲（家族会之主宰者）则由家族会之决定，当给以特别之学资，俾大成其业”〔60〕，可观察到他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并且李氏家族从重视自身家庭的教育问题扩大到对社会精英的培养，例如对于被矢内原忠雄称为“本岛人民族运动之第一声”的台中中学校设立运动，除了李春生捐款外，李景盛亦为11位创立委员之一。〔61〕由金额来看，李春生对教育相关方面的捐款金额，明显高于其他款项。换言之，可看出他对台湾“同化”教育之实施，有相当程度的积极态度和热情，甚至超过原本应该处于被动角色的殖民统治合作者之立场。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191页。 就总数来说，捐款和教会相关的有12，250圆，救济灾民（包括捐给赤十字社） 4，568圆，教育方面则有9，800圆，至于政府相关有4，035圆。
再者，李春生对自己最关心的教会各种建设、宣教事物也挹注了相当大的心力。1897年李春生就开始了建设济南街礼拜堂的募捐〔62〕，20世纪初期，则奉献了台北市甘州街的长老教会大稻埕礼拜堂〔63〕，而坐落于不远处的贵德街之李春生纪念长老教会礼拜堂则是他的孙子李延旭、李延弼等，与其他信徒于1935年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陈俊宏：《李春生与礼密臣的一段轶事——一八九五年日军和平占领台北城事件的发微》，《台北文献直字》，第122期（1997年12月），39页；《福音所传之处都要述说他们所作的》，收入陈俊宏编著《长春源流——李春生与1865年以来的台湾》，27页。至1988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有五间以信徒之名命名的教堂，李春生纪念教堂即是其中一间，亦是最早的一间。这五个人中，有两位是牧师（万荣华、谢纬），有三位是平信徒（李春生、芝苑、兰戴维）。 至于赈灾则是次数最多的一类，虽然每次金额并不高，但不只对岛内的灾害有所贡献，日本和祖国大陆发生灾变时，他亦慷慨解囊。相形之下，呼应官方活动的捐献并不多。
结语
在中西经济交流逐渐活络的19世纪中叶以后，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一群为来华外商服务的中间人。他们往往在累积资本后，兼营个人商业，并进而投资近代企业；另一方面，他们仍无法脱离传统观念的窠臼，捐官成为社会上的新贵，不但和政府官员发生关系，并且在其活动领域内领导同乡团体和同业组织，甚至于必要时协助官方组织团练，卷入当时的政治活动。20世纪以来则因其经济势力而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成为通商口岸举足轻重的一新兴阶层，这就是买办商人。
买办的财富多系依靠外国商人而得。当时代急剧转变之际，大多出身贫穷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机智，能在短期间内成为新贵，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而此现象又和列强的扩张有关，即空前的中外接触和文化融合，使通商口岸呈现出与传统都市相异的社会，亦使生存于此社会的媒介人物，于耳濡目染后，投资近代工商业，成为新兴资本家。
李春生就是典型的买办商人。他在清末台北的发展与洋行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他游说外国人前往基隆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使殖民当局刮目相看，与辜显荣成为最先获得总督府表彰者。此关系维系了他在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角色。他协助成立保良局和士商公会，有助于北部台湾的社会安定，其家族势力也因此得以巩固。
在经济事业方面，他除了为外商公司效劳外，同时将所累积的资本和知识投入各种企业。最初，经营自己熟悉的行业，开设茶栈，向本地人收购茶叶后，贩卖给外商公司。其后，他将经营的触角转向近代化企业，获得美国煤油在台的代理权。李春生和台湾五大家族一样，很早就认识到近代教育之重要，使家族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成为延续其家族势力的重要手段。参见陈慈玉《台湾矿业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颜家研究》（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88-97页。所以他在世时，接受过日、美教育的儿子即更进一步设立新式银行，投资保险业，扩大家族企业经营网。
这些金融保险业的出现，无疑都与台湾银行和日本本国的大财阀有关。固然对李氏家族而言，殖民政府的庇护有益于他们维持商绅地位和发展事业。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1920年代中期，殖民者的势力已经巩固后，李氏家族的利用价值変得相对不高，尤其是李春生过世、李延禧远走东瀛定居之后，李氏家族就似乎不再是殖民者眷顾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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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丽梅）
〔关键词〕 甲午战争；李春生；买办
〔中图分类号〕K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165-14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甲午战争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
连横的《台湾通史》一书，称李春生为近代台湾的大货殖家。〔1〕到日治时期能被立传成书的台湾人屈指可数，仅有基隆颜家《颜云年翁小传》《颜国年君小传》，鹿港辜家《怪魔辜显荣》《辜显荣翁传》，高雄陈家《陈中和翁传》等所谓台湾五大家族的成员。〔2〕而在1908年中西牛郎即为李春生立传——《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出版时间早于上述传记，显示出李春生在当时颇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李春生起以下三代，分别有李景盛、李延禧、李超然等人被列入许雪姬所编《台湾历史辞典》的词条中〔3〕，可见此家族成员各有表现。
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在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对于此家族在台湾，特别是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论述仍相当缺乏。本论稿参照与检证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着重李氏家族的“事业之传”，希望针对前人较少着墨的政治参与、经济社会的活动等方面，利用当时的名人录、人士鉴和报章杂志加以论述，俾便了解该家族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面临时代变迁时所处的立场。
一、清末李氏家族的兴起
李春生于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38年1月12日）在福建厦门出生，父为李德声，母林氏，育有四子一女，李春生为幺子。父亲以操舟为业，李春生幼年时即为贴补家用常与邻居孩童携带糖果，沿街叫卖。虽曾入私塾就读，不久即因家境贫寒，学资无着落，不得不中途辍学，无法跟随名师宿儒读书。适值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厦门正在其中。此后国际贸易逐渐勃兴，外商西教接踵而来，厦门乃成为接受西方文化一桥头堡。李春生目睹此现象，感觉到若日后要发展自己的商业，一定要与外国人交易，而如要与外国人交易，则非先学习外语不可。而李春生自幼即随父亲信奉基督教，常出入教会，与西洋教士时有接触，所以能说一口应用英语。到1857年，李春生应聘担任厦门英商怡记洋行 （Elles&Co.） 掌柜，从事洋货及茶叶贸易。因为熟悉英语，且善于经营，李春生深受店主爱利士（Elles）的器重。〔4〕
1864年，由于太平军进入福建，厦门商业受到摧残，商铺相继倒闭。原本爱利士有意带李春生一同去台湾高雄收买樟脑，但最后未能成行。翌年爱利士将其推荐给英商杜德（John Dodd），李春生即赴台，1866年起担任杜德设于万华的宝顺洋行（Dodd &Co.）总办。①此时杜德与李春生所瞩目的贸易物品是樟脑，当李春生陪同杜德前往大溪察看樟脑出产情形时，发现途中山麓有很多野生茶树，农家儿女采摘茶叶，拿回家泡茶榨油。他就建议杜德由福建安溪输入优良茶种，奖励农民栽培，运往海外加工。杜德采用了他的意见，由此开创了台湾茶业贸易的蓬勃发展。〔5〕
1867年发生宝顺洋行准备在艋舺租屋，设立店铺，遭受地方民商反对，引起英领事请调兵船，向地方官员严重交涉之事件。②此事件在英领事和军舰的强力支持下落幕，但是宝顺洋行也放弃了在艋舺租屋的计划。处理此事件时，淡水同知与沪尾口通商委员在向英国驻淡水副领事何为霖（Henry F. Holt）的照会中提到，此次宝顺行租屋肇祸，“全由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平时生理刻薄，不合众心，此番又与黄庄背地约租，怂恿洋人迁移”，因此坚持要该行解聘李春生。〔6〕可以看出在开港初期，李春生之类的洋行买办，似乎不太为官府及百姓所喜。也因此事件，此后洋行进行茶叶贸易时都是到大稻埕设立店铺或厂栈，以致日后大稻埕兴起并超过艋舺。
李春生因家居生活极为简朴，安于粗食，专心从事茶叶贸易，所以能深获宝顺洋行之信任，而愿贷予他资金从事自己的事业。〔7〕在离开宝顺洋行后，李春生转任英商和记洋行（Boyd&Co.）总办，负责茶叶和洋货贸易，同时亦自制茶叶外销，获利甚多，继而投资不动产，大量购买大稻埕和台北城内主要地区之房屋，遂成巨富③，“稻粱满野，宅第连云，富视台澎，声施闽粤”。〔8〕
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后，李春生开始协助官方的活动。光绪四年（1878），台北知府陈星聚募资筑造台北城，李春生不但慨捐巨资，且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分任督造四年间的长久工程。1887年巡抚刘铭传着手兴建基隆至新竹间铁路，李春生也投下巨资，并参加督导全线工程。同年，刘铭传募商股修复毁于中法战争的基隆八堵煤矿，李氏亦率先捐输。此外，他还奉命主持大稻埕港岸堤防修筑工程，并投注私财以造江边街。到1889年，刘铭传将大稻埕沿岸的河岸地交给林维源处理，希望他能开发这块土地以提高利用价格。但林维源因本身事务繁忙无法顾及，故选择那时在和记洋行任买办的李春生做他的事业伙伴，成立了建昌公司，合筑建昌、千秋两街（战后为贵德街）的洋楼店铺，出租给洋商，促进了大稻埕的繁荣，也增加了自身的资产。翌年，官方设蚕桑局，任命利瓦伊源为总办，李春生副之，向内地采购桑苗，奖励农民，种植于观音山麓。可惜尚未完成，刘铭传便去职，致未再继续办理。到1891年，台北铁路竣工，李春生因协筑有功，叙五品同知，赏戴花翎。由上述可知，李春生在致富后，即积极参与各项公众建设，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日益提升，官方对他亦倚重日深。 同时，由于李春生熟谙英语，精通洋务，广交洋人朋友，深获洋人信赖，所以当时官府与洋人每有交涉，都会邀请他提供意见或担任通译。故在官府与洋人圈，李春生都颇具信望，也因此当时民间说他是“番势李仔春”，意指李春生因洋人势力而颇具声望。换言之，他和近代中国的许多买办一样，扮演着华洋桥梁和处理洋务的中间人角色①，但是他并未正式踏入政治界。
二、 政治参与
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导因于台湾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割让给日本。
（一）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失败以致割让台湾，李春生在引导日军入台北一事中起到关键之作用。②
李春生在清末即常与洋人相交往，平素亦喜涉猎西书和报章杂志，故较当时社会一般人更能了解世界潮流，对时事世务亦较为关心。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爆发时，他曾撰写“台事”七篇投刊于香港《中外新报》，根据他对台湾资源和国际情势之认识，建议清廷与日本议和，加强台湾防务，移民垦台，开发富源，振兴产业。〔9〕因此不难理解20年后他引日军进城的举动。
时李春生被推举为首，请外籍人士去基隆引导日军进城。《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中记载如下：
台北各处绅士，佥乞李公，请兵解救，公诺之，但奈道路危险，未由衷达， 适洋商好义者数人，请冒险而行。李公乃使其代陈台北虚实，且言绅民供应粮糈，勿以此为虑。〔10〕
1924年李春生的《履历书》也提到“明治28年﹝即1895年﹞，春生急邀重要人士聚商，蒙诸人士，概稻艋人民推为会首，乃急请美国领事官及英商和记洋行英人同往基隆，转达民意。”事实上，不论是市民于街头悬挂白旗迎日军，或绅民供应粮糈，这种承诺若非受民间有分量的士绅聚议之托，是无法提出的。③李春生在此时对台北城的安稳确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面临此巨大变动，在沦为异国统治后，李春生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呢？前人研究指出，李春生在60岁（其实只有57岁）以前虽是大清帝国臣民，但他并非孔孟儒学正统教育出身，可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边缘人。而他又刚好处在巨变转型中的中国边缘社会——台湾，本身对满清的认同自然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深感“皇恩浩荡”；再加上清朝的非汉性多少会使他在寻求国家认同时较易转化。但是李春生国家认同的改变，主要还是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也就是台湾之割让给日本的变局。而以李春生的商人背景、对国际情况的了解、对国际法及贸易的知识，以及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使他自然地走上了支持新政权的道路。〔11〕
就李春生个人来说，他认为当时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他，但他也很难割舍对中国的感情。因此他自1896年东游日本归台之后，虽已从清朝遗民变成了日籍华人，不过依然关心中国的局势和前途。其主要著作不但在福州集结出版，也不讳言是针对中国而写。而他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应是基于身为商人的利益考虑。
李春生在日本人统治初期，为了地方情势的稳定，十分积极地主导建立了“保良局”及“工商公会”。此两团体可说是殖民当局建立基层行政组织之前，由社会领导阶层所倡导设置的过渡组织。
（二）协助成立保良局
1896年李春生、辜显荣各被授勋六等、颁赐旭日章，其叙勋说明中提到“近卫师团进击台北城之际，泰半之土民因激烈暴行而逃逸，然彼率先奔走于枪林弹雨间，稳定台北动摇之心。又于民政之始，即多方奔走，劝诫战后之人民，令其各安于业。又投注资产，设立保良局，领导当地有力人士，并自任干事，专注策画治民之法，侦察并报告各地之动静。又劝诫人民不可粗暴之举动，故于各地设置分局，令人民学习其风，于镇抚人民方面大奏实效。”〔12〕这或可说明当时他与殖民政府的合作，是为了领导地方有力人士来安抚地方民众，让当局的行政事务得以顺利进行。
日治初期，日军为了镇压武装抗日，由于语言不通，且士兵良莠不齐，以至于发生误虐良民、骚扰妇女、抢夺财物，甚至胡乱闯进绅商宅第等现象；而部分台人往往趁乱借机假日人之手以报宿怨，或为遂贪欲，而诬告谗诉以陷害他人。台北地区之绅商目睹此恶弊，几经商议，认为宜仿清制设置保良局。于是1895年7月中旬，在李春生领衔下，大稻埕、艋舺、大龙峒、芝兰、摆接、新庄、三重埔、和尚洲、锡口、桃仔园等堡绅商代表联署，向台北县知事申请设立保良局，由县内各推公平正直的绅士巨商一二人会同办事，用以沟通上下之情，并防止谣言之传播，以求安堵良民。不久获得总督府同意，在当年8月5日暂租大稻埕建昌街泉兴茶馆开局试办。8日举办开局仪式，推举廪生刘廷玉为保良总局正主理，廪生叶为圭为副主理，李春生为会办。同时，制定“保良局章程”12款，明揭该局专以申冤、辟诬、救良、拯善等为目的，规定该局先试办两个月，经费由各绅富摊捐，期满后总督府若续办，经费则由总督府负担。由保良局章程内容可看出，台北地区的社会领导阶层正试图重建传统的制度，作为官民之间的媒介，以维持社会秩序，并代表民众与官府交涉，让良民免受日军无端侵扰或加害；同时，透过官府核给门牌、护照之认定，重建他们往昔在清代社会之特权和地位，要求日人给予应有的尊重。蓝兰（H. J. Lamley）认为该章程致力于在日人统治下重建士绅的特权和地位，但在清代此特权与地位仅限于拥有功名的士绅，到日据初期已经扩及具有影响力的富民。〔13〕
保良总局成立后，各堡旋即踵继设立分局，至8月底分局已多达20处，迨至10月初试办期限届满前夕，复增为30余处，分布及于南部的嘉义、台南等地。由于保良局对绥抚民众，尤其是数次协助陆军宪兵部侦报和捕获匪徒，有不少功绩，因此10月2日总督府乃颁发奖金给保良总局，以资奖励。〔14〕
当试办期限将届满时，李春生作为代表向总督府民政长官水野遵提出报告，表示“若将来分局遍布各地，全台绅士踵继而起，振兴地方正前途无限。由于其法善、费省且易致民力，而收上下声气相通之功，不仅有利于新政的普及，且是将来进而整顿行政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有待加强者唯于在立法以防其弊，并使各分局无跋扈越权之虞。今虽然各绅士议请继续办理，惟总督府却仅准许延长一个月，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建议总督府审愼考虑其存废问题。对于李春生的建议，台北县知事认为，由于北部民心稍定，需要保良局协助的时机已过，而且办理之经费困难，加以虽有利于施政，但亦难免产生弊害，实宜趁各保良局基础未固之时，断然加以废除。民政局的意见却与之相左，认为若因今日有利即予以承认，恐怕因将来之弊害则加以废除，实有损总督府的威信。〔15〕最后决定要求该局修订若干章程，总督府并只对总局每月发给350圆充当维持费，让其继续存在，至于分局之存废，听任各地自行决定。1896年4月，废军政改行民政，总督府相继在各地成立行政机关，迫使各地保良局陆续废除。至6月10日，保良局悉数关闭。〔16〕 总之，总督府认为在战乱后官方尚未熟悉台湾的民情习惯时，保良局使官民都感到便宜，但又唯恐它会妨碍总督府推展殖民行政，故当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随即断然加以关闭。但李春生等主持该局的绅董们，则认为该局是官民之媒介，功能相当重要，尤其是章程中确认了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可保障其既得利益，因此倾向于继续保留该局，结果却不能获得官方的同意。
（三）组织士商公会
保良局废除后，1896年9月李春生等有力绅商乃另组“士商公会”，以接替保良局之事务。当时，艋舺和大稻埕各成立一士商公会，各设会长1名、副会长4名，轮班值日，共推原保良局富商蔡达卿和原保良总局副主理叶为圭，分任艋舺和大稻埕公会的会长。士商公会不仅延续了保良局的地位，而且企求扩张功能，成为具有地方公共团体性质之机构。虽然士商公会获得官民一致的肯定，但不久即面临经费征收困难问题，盖因该会系民间团体，其经费端赖自力设法。据报导该两会每月需经费数百圆，都是向街市中的商店征收，时间一久，众商户乃拒绝再捐献。1897年3月底，艋舺的会长蔡达卿不得已只好向堡务署表示要解散该会，不过未获同意。直到10月街庄基层行政制度正式实施后，大稻埕、艋舺士商公会始停办。〔17〕
（四）成为参事、评议员、协议员
1897年台湾正式建立地方行政制度，5月改组全台地方机关为6县3厅，县、厅之下设86个办务署，办务署下设街、庄、社等，作为行政事务的辅助机关。其中街、庄、社长之任免由办务署长呈报县知事、厅长核可，这是由台湾社会领导阶层担任的职任，无固定俸给，只发给每月15圆以下的事务费。同时，县（厅）、办务署各置名誉职的参事5人以内；其中，县参事系由总督遴选该县内有学识名望之台人，呈报日本内阁总理核可，享奏任官待遇，为知事有关地方行政事务之顾问，或承知事之命处理事务。办务署参事则仅由知事任命署内有学识名望之台人即可，为署长之顾问或在其指挥下办事。县（厅） 参事每月津贴50圆以内，办务署参事每月津贴20圆以内。〔18〕由此可知，即使全台之县、厅参事都任满亦仅45个名额（事实上在1901年改为20厅前仅有28位被任命），象征政治或社会地位最高的台人；其次是办务署参事，若全部任满则有430位，而街、庄、社长之社会地位又在办务署参事之下。如表1所显示，李春生立刻被殖民地政府任命为台北县参事，而两位原士商公会会长则仅为办务署参事，可见当时他相当受到总督府的倚重，亦反映出他在日治初期是全台重要士绅的一代表。
然而，李春生与殖民地政府的关系似乎越走越远。虽然既有研究认为他的厅参事一职在1907年由其长子李景盛继任〔19〕 ，但事实上如表1指出，1903年李春生已不在台北厅参事名单中。日治初期的参事与区、街、庄长系台人社会精英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并无固定任期，通常只是随着行政区划之变更而作裁并，或当事人辞职或死亡才会更换新人。〔20〕因此可推测李春生之所以不再是参事，应是他自己向总督府辞职，且当时未由长子李景盛立即接任空缺，似乎可见总督府与李氏之间的关系已有转变。〔21〕
台湾人担任各种政治组织的职位所象征的社会地位为何？ 1920年10月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后，台湾人在地方政治职务上，大抵而言，先任街庄协议员，继任街庄长、州协议员之模式甚为明显，就职人数则越来越少，形成了一个由下而上的“金字塔”结构。而最高一层是位于顶峰的总督府评议员，不仅常出身于州协议员，并且固定在特定家族。经由上述体系，殖民当局可以有效而近乎全面地将各阶层地方人士陆续纳入与殖民体制相合作的网络中。〔22〕
至于总督府评议会则以笼络各地首富为主要目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作用，因此评议会会员虽有任期规定，但通常是一再连任，殊少更易。〔23〕1921年首次任命评议员时，李氏家族列名其中。这些膺选者皆系全岛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显示出总督府系以财富作为遴选的主要标准。李氏家族是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时任新高银行常务董事的李延禧被任命。当时第一代李春生、第二代李景盛都健在，却任命第三代李延禧为评议员的现象，或可反映出选任原则与其说是以个人为考虑，毋宁说是以家族为要素。〔24〕但是李延禧于1927年就不再被任命为总督府评议员，而其大哥李延龄被任命为台北市协议员和州协议员，因此可知在总督府的眼中，李氏家族的财富或声望已不如以前，利用价值相对降低。
至于李延禧于1921年被任命为总督府评议会会员，显示出总督府常利用台人评议会员号召各地的社会领导阶层组成团体，以抵制台人的民族运动。当时李延禧与辜显荣、林熊征等评议会员均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尤其是辜显荣，视林献堂等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为洪水猛兽，谓该运动将妨碍台湾的进步和发展。林熊征、李延禧则表示不当有两个议会，且台人妄作此一要求根本就是不对，如令此一离谱行为发展，大则将使总督府对台人失去同情心，小则将诱致青年学生堕落。林熊征、李延禧、许丙等人甚至故意资助《台湾》杂志，希望藉此变该杂志为学术性刊物，而停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23年6月，李延禧与辜显荣、林熊征、许廷光等评议员进而发起“台湾公益会”，以图对抗台湾文化协会。来年，公益会干部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东京热烈地进行，为表明该运动并非全体台湾人之意志，李延禧又与辜显荣、林熊征、吴昌才等人在台湾及日本各主要报纸刊载声明书，并发起举行“有力者大会”，声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不过，最后公益会虎头蛇尾，狼狈收场。〔25〕事实上，由李延禧和李春生在职务任命上的差异（李延禧是不被继续任命，而李春生是自己辞退），及支持总督府政治活动的积极度差异，都反映了该家族在政治上自我独立性的减弱。
在日人统治台湾约30年，台湾各方面似乎逐渐为世界现代化所冲击的1924年，开创大稻埕李氏家族的李春生于9月7日过世，结束了87岁（虚岁为88岁）的不凡人生。日本政府在其去世前特旨叙位，9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一篇“李春生特旨叙位”报导云： 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调查会评议员勋五等李春生氏，日前病笃，上达天听，经六日蒙特旨叙从六位。七日接到特电，翁七日午前六时二十五分长逝，停柩在家，墓葬拟在圆山之旁故营盘埔。〔26〕
10月29日永乐町李氏家族宅内举行了公祭，共有政商代表参加者二百余名，参列者总代表辜显荣朗读了魏清德撰《李春生先生公吊文》。11月6日依基督教仪式，于港町自宅再举行丧礼，送丧行列绵延相望连续达台里六七里，灵柩由遗族六十余名，和全岛基督教会员代表者三百余名，李氏宗亲会员约百名，淡水中学校生五十余名《李家公吊盛况》，《台湾日日新报》，第8788号，1924年10月31日，夕刊第4版；《故李春生翁葬仪位》，《台湾日日新报》，第8796号，1924年11月8日，夕刊第4版。又， 1924年11月8日《台湾日日新报》第4版刊出魏清德撰《叙从六位勋五等李公墓志铭》一文。，暨会葬者一同为这位毁誉参半的买办商人送行。
三、经济参与
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兴起是由于其在经济活动方面突出的表现，其财产至1910年代前期至少已达百万圆之程度李春生在世时，于1913年5月16日所立的“遗嘱分产字”中可见较详细的资产明细。李春生说自东渡台北受聘于洋行，兼以房号节记等经营商业，于兹已历经四十七载，在上帝眷佑下，有屋宇、田园、地段、商业等项财产。依照逐年簿据例结，至1913年2月5日止，于节记号内结得所有财产金约827，310圆，在扣除应开销积帐约52，610圆后，实得财产为774，700圆；另外于春记支号石油营业项下，结得财产金255，044圆，合计共有1，029，744圆之多。见李明辉、黄俊杰合编《李春生著作集 第1册 东西哲衡·哲衡续编》，台北：南天书局，2004年，xxiv-xxv；下村宏：《台湾列绅传》，2-3页。又当时他是板桥林平源家族外第二富豪，见刘克明《台湾今古谈》，台北：新高堂书局，1930年，117-118页。，继而跨足近代化金融保险业。
（一）茶叶输出贸易
日据初期的媒体就已经注意到李春生在台湾茶叶输出贸易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尊称他为“茶祖”。〔27〕
如前所述，台湾茶业的兴起与英商杜德（John Dodd）有密切关系，而李春生在这其中也助力颇多，甚至杜聪明称其为“台省茶业之父”。〔28〕早在1861年英国派驻台湾之首任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即曾将茶叶在台湾发展之可能希望，报告给政府。1865年杜德创立宝顺洋行试办收买茶叶，〔29〕1866年宝顺洋行特别由福建安溪引入乌龙茶苗，贷款于农民，鼓励农民栽种，并教以焙制之法，开启台湾茶叶的新纪元。1867年销台茶到澳门，颇受到市场的欢迎，1868年在艋舺设立精制茶场，始免运往福州或厦门精制之劳费，此为台湾精制茶之滥觞，亦为外国资本在台湾建立厂行，长期从事茶叶经营之始。而李春生出任宝顺洋行总办，因此杜德在台湾的茶叶推广活动，其实皆由李春生主持。由于李春生经营得法，茶叶输出贸易突飞猛进，台茶成为台湾北部出口之大宗。〔30〕
李春生在台湾首先从事的是乌龙茶的改良。当时台湾的乌龙茶采用天然干燥法制成，香气淡而带腥味，叶片颜色不甚明亮，故输出量不如福州。李春生鉴于如此，并因长居洋行而获得熟练的技术，乃采用外国惯用的火焙法试验制茶，之后将之输出，顿时获得好评，乌龙茶的声誉立即提高〔31〕，这或许是李春生之贡献。
若就一份1896年1月日人调查台北市的茶叶明细册来看，当时茶商中除在府后街六家、北门外街一家外，其余都开设在大稻埕，共计有252家，总资本1，071，956圆，从业人员共有3，612人。其中李春生设立在港边后街的“李节记”，资本4万圆，店员23人，在所有茶商的资本之中为第三名，仅次于林本源开设“建祥号”的12万及黄尔仰开设“联成行”的6万圆。〔32〕
（二）煤油代理销售
相对于李春生在清朝即开始的茶叶经营，李春生家族于日据时期才从事的事业是煤油，而藉由煤油的代理销售，李春生家族再攀事业的高峰。
清末“灯油”是“煤油”的同义词，煤油最早的用途是“照明”，而“灯油”也是“石油”的同义词，因为石油最早提炼出来的产品就是灯油。另外，民间亦称“灯油”为“水油”，这是由Water Oil翻译而来的。1902年以后美国油品霸权地位确立，左右了世界灯油市场，直到1910年前后因重油及轻油出现，才渐渐改变了油品市场生态，开始由灯油向重油过渡（也可说是由照明工具向汽车燃油过渡），灯油产量日渐减少，重油产量日渐增加，电灯取代了油灯。而在整个石油世纪中，灯油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一定要划分，应该可说1860-1910年为“灯油世纪”，此后则交棒给重油。〔33〕
清末至1920年间，台湾灯油市场主要依赖输入，而最大输入国为美国，主要经由香港输入到淡水，最大消费地则在北部，尤以台北为最。〔34〕
在台输入之灯油由各代理商进行贩卖，因此各洋行、商会莫不积极争取其代理权，大致而言，在1900年以前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垄断时期，1900年后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时期。怡和洋行于1900年以前取得了美油在台的代理权，虽然所谓代理权并非绝对的贩卖权，而只是获得优惠价格。各洋行与郊商若欲分其利，怡和洋商即贱价卖出，各行因此无法经营。但待市场已无竞争者时，怡和即再调涨价格以独享巨利。由于怡和洋行进货量极大，动辄数万箱，且不图急售，静望形势，所以其他商家每每于进货时前瞻顾后，迁延观望，顾虑的就是怡和的一举一动，日本商人也不得不认为此途生意惟该行最善操纵也。〔35〕
到1900年夏季，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 Co.）香港分公司（全名为“香港美孚洋行三达公司”）结束了与怡和洋行的代理权，于是各商行争相采购灯油以分利益。〔36〕李春生即在此机运下，开始进入灯油代理事业。 李春生所生活的大稻埕本身就是灯油代理商的战场，这些代理商出手极大，动辄数十万圆以上。而李春生的灯油事业经营得似乎相当顺利，于1902年营业数量已达台北灯油之半①，成为台湾最大灯油代理商。
为何李春生能在经营灯油上优于其他人呢？这是由于他的货源是直接向标准石油香港分公司订购，转手少而采购量大，议价空间自然也大，价格因此能压得比别家低。李春生直接输入的成本自然比其他商人间接输入的更低〔37〕，因此诸商望尘莫及。此外，在对付主要煤油竞争者三美路商会（Samuel & Co.）方面，李春生也有一套办法。如1903年贩卖俄油（日の出印）的三美路商会利用铁路将油品运送至中部，数量不少，价格又比美油“箒标”每箱便宜10钱。李春生为了与俄油竞争，不惜降价求售。除非俄油再降，否则在同样价格下，消费者自然倾向美油。〔38〕
1903年美油主要销售于台北一带，俄油则独占新竹以南的市场，但到1907年，从如下市场描述，可知美油市场逐渐扩大而俄油势力范围渐小：
当业者所调查，在本岛石油之消费量，一年约有八十万箱，其内北中两部之需要额为五十万箱，南部即浊水以南，皆为台南之贩油区域，此需要额为三十万箱。然在本岛之石油，皆外国油占为大部分，一年消费额八十万箱中，仅十五六万箱之越后油而已。其他六十万箱，俱是美国及露国（俄国）并南洋“斯马卓蚋”（苏门达腊）等之石油……现外国油之输入商者，在北部有大稻埕义和商会，及李春生商店等，专由香港采购美国油；而在安平，有敏商会之一手贩卖。尤在北部，尚有贩卖露国油之三美路商会，若在南部，皆无贩卖此种油，仅美国油一种而已。〔39〕
进入1910年代以后，石油生产者不再安于扮演上游供给者的角色，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态势，生产者也要掌握中下游的销售网，以连结成一条鞭式供销系统。1913年9月升阳公司（Rising Sun， 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解除了三美路商会的总代理权，其竞争者标准公司亦有所行动。但是即使标准公司有意来台开设直营分公司，仍保留北部该公司产品供给李春生的商行，不在北部开设分公司。〔40〕
其实在灯油被重油取代以前，李春生一直是台湾最大的灯油代理商，任凭三美路商会如何努力，市场占有率大抵没有太大改变。李春生与三美路商会的商战，其实也是标准和升阳对抗的结果，美国和荷兰角力的缩影。经由日治初期石油贸易的经营，李氏家族在不须依赖总督府给予特权的情形下，财富快速累积。①
总之，灯油为当时的新产品，李春生慧眼独具，预见到石油世纪的来临，加上其资金丰富，采取直接向香港标准分公司订购的方式，减少交易成本，在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贱买贵卖，因而在煤油代理事业上赢得不少财富。
（三）经营新高银行
除了从事传统的茶叶及石油贸易外，第三代李延禧、李延龄进一步经营近代金融业，而其契机却是因为要调度与茶业相关的运转资金。
茶叶一向为台湾的主要输出商品之一，赚取了巨额外汇，日人统治台湾后，更着力促进其发展，出口也就益加畅旺。〔41〕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经济日趋繁荣，而茶农、茶商需要的资金亦增多，为了促进生产、便利汇兑，乃由当时茶叶界巨子李景盛、李延禧父子等发起，一家纯粹由台湾人集资创办的金融机构新高银行股份公司于1916年1月29日开业，总行设于大稻埕。该行的第一届取缔役（董事）为李景盛、李延禧、陈朝骏、郭春秧、林景仁，李景盛就任头取（董事长）一职，监查役（监事）则为林景仁、陈定国、张家坤三人。②
兹将新高银行的主要股东列如表2，自此表可看出其中股数最多的为李氏家族，占一万股中的一千九百股之多，而由于银行创立时标榜茶叶资金的借贷，所以一些大茶商如陈朝骏、郭春秧、李万居等亦为主要股东；当时台湾主要的大家族如板桥林家、辜显荣家、基隆颜家、桃园简家（简阿牛）、新竹郑家（郑拱辰）等都认股在100股以上。该行自始至终都是台湾人色彩浓厚的银行，其历年重要干部，除了因台湾银行关系而来新高银行协助的前后任专务董事小仓文吉和儿玉敏尾外〔42〕，都是由台湾人担任。
李延禧1913年硕士毕业后回台，1916年协助父亲李景盛创办了新高银行，虽只担任常务董事，但实际上掌握银行日常业务，俨然成为李氏家族事业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李景盛于1922年去世后，李延禧接任新高银行董事长职务。〔43〕
该行因为在创业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经济呈现空前繁荣，故业务进展甚速，资本额乃增。创立时法定资本50万圆，至1918年调整为200万圆，因业务需要，1920年增加到800万圆。〔44〕且短短数年中，在台湾岛内共设19个分行、出张所（办事处）等机构，并于1919年设立厦门分行及鼓浪屿办事处。其中厦门分行支配人（经理）初为日人，后由台湾人林木土继任，其业务以沟通南洋一带的汇兑为主。〔45〕而同时期的嘉义银行在16年（1905-1920）间资本额由25万增加到300万，成长了12倍；商工银行10年间（1910-1919）资本额由100万增加到500万，成长亦不过5倍而已。如果单就新高银行以拥有800万资本额、21家分支机构的实力来说，或算是当时最具发展潜力的一家实业银行，实际操盘的李延禧似乎值得肯定。〔46〕
但是新高银行的存放款金额并不平衡，例如1920年的存款仅560多万圆，放款却高达1，200万圆，并且信用贷款的比重甚高。1923年7月因为发生500万圆的呆账，周转困难，在无法获得台湾银行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被合并入台湾商工银行。①
究竟新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如何？我们拟专稿另论，至于有关短短7年即宣告结束的因素，当时亦有认为主要是台湾银行督导不周所致。〔47〕但扩张过速应该才是致命伤。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本国经济开始不景气，影响到台湾的投资环境与金融业，股市萎缩、股票狂跌。该银行原本就放款金额远多过存款总额，信贷比例过高，并且多属李延禧及其亲族的借款，自然经营成效不佳②，无法幸免于被合并的命运。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不景气也是该行昙花一现的一要因。诗人谢汝铨曾以《府议员李延禧会友》为题，赠李延禧诗曰：“新高银号试金融。北美归来气吐虹。真是天亡非战罪。仍堪父老见江东。”③可知谢汝铨认为新高银行的被合并，乃是战后不景气的大环境所造成，而非李延禧的经营问题，以鼓励其仍堪面对作为新高银行成立资本来源的台人茶商。
就李延禧本人来说，由于本身具有的家世背景和学历上的优势④，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后，便面临施展身手的大好机会与环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动的蓬勃商机下，这位拥有美国知名学府高学位的稀有菁英一时炙手可热。当时来台发展的日人益子逞辅⑤形容李延禧为“前途有为的青年事业家，他在台湾人当中是代表新思想的人”，与李延禧成为最亲密的朋友。〔48〕
益子逞辅在其自传稿《一个平凡的人生》中回忆了新高银行的创立经过，显示出该银行成立的推手乃台湾银行。他指出因台湾北部盛产茶叶，向美国出口乌龙茶，对华南和南洋则出口包种茶。为了进一步振兴台湾茶叶的生产，台湾银行第二任总裁柳生一义准备以茶业振兴资金贷给茶叶业者。但由于柳生不了解茶叶业者的信用程度，不敢直接贷款，于是决定辅导设立由台湾人自己经营的银行，通过它提供茶业振兴资金。当决定经营该银行的人选问题时，柳生原本中意资产最雄厚的林本源家族，可惜该家族内部不断发生纠纷，承担不起中心人物的任务。柳生便看中李春生家族，李答应了柳生的要求。此时担任翻译的正是李延禧，对这件事很积极。⑥
即使1923年7月新高银行与嘉义银行合并于台湾商工银行后，李延禧仍然被委以重任，担任副头取（副董事长）的职务。〔49〕这或许因为原新高银行的资本额为此三间银行中最高①，并且李氏家族也是合并后的银行中持股最多的股东。②
（四）大成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
李氏家族还与赤司初太郎、后宫信太郎等在台日本人合资成立大成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简称大成火险）。此公司当初为益子逞辅主导，得到台湾银行总裁柳生一义、总督府总务长官下村宏，和大仓财阀副董事长门野重九郎等人的赞同，由李延禧协助筹募资金〔50〕，1920年成立时资本额为500万圆，已缴资本额仅为四分之一。22名高级职员中，日本人只占6名，台人除了李春生家族外，五大家族亦仅颜家未担任重要干部。③该公司成为台湾岛内唯一拥有总公司的保险企业。首任董事长为李景盛，赤司初太郎则在该公司创立时担任董事，1923年2月因任期届满而卸任。但在1933年2月，赤司初太郎再任董事，此时13名高级职员中，日人有6名。到1939年2月，第三代董事长已为日系资本所控制。其后，后宫信太郎于1941年2月再任监事。此时15名高级职员中，日人已增至9名之多，至此该公司名实皆为三菱财阀所控制。〔51〕
在李景盛担任董事长的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最重要的业务推广工作是取得在日本国内营业的许可。由于刚开始办理手续时，相关法规尚未完备，总督府和农商务省间意见又未一致，因此迟迟无法取得在日本本国的营业许可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被允许从1922年5月起，开始于日本国内进行火灾保险业，于东京市曲町区有乐町设置了东京分公司，而岛内代理店则由创时初的13所增加至18所。〔52〕
李景盛过世后，李延禧于1923年短暂担任的董事长职务后，即于1926年离台赴日定居，但仍一直担任董事，至1939年后转任常任监事。④相对于从台湾商工银行不愉快的辞任，他仍担任大成火险的重要干部，可见与公司及相关人士都保持密切关系。⑤
在1938年前，此资本500万的大公司董事长一直由台湾人担任，李氏父子之后板桥林熊祥继之。在董事席次方面，直至1932年为止，台湾人数量一直远多于日人，1932年为台人6席日人3席，但1933年之后董事名额中双方的比例已差不多。到1938年董事名额逆转，日人拿到7席，台人只剩下董事长林熊光及董事林献堂、李延禧及陈振能4席。1939年大仓财阀的门野重九郎取代林熊光⑥，至此，原本由李氏家族与益子逞辅主导，其他台湾重要家族参加的公司，成为以日资本为主。
总之，大致而言，诚如涂照彦所指出的，台湾本地家族资本在投资企业方面，仍以家族网为中心，具有极强烈的孤立性、闭锁性，但比较特别的是，五大家族都参与了大成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53〕这象征着台湾本地的日系资本往往将台湾人资本吸引进来加以利用，并藉此扩大本身的势力；而本地日系资本又与日本国内财阀资本或大企业结合，使得后者更广泛地将台湾本地人资本纳入自己的集团。〔54〕进入1930年代统制经济时期以后，台人资本势力开始衰退〔55〕，大成火险的命运或可标志着台人资本已被统合进入日本财阀事业网中。
四、社会事业活动
中国传统士绅大多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李春生亦然。
（一）台北天然足会（1900年）
1899年末，台北大稻埕中医师招集绅商40人，筹组台北天然足会，并向台北县当局提出立案申请，从此揭开台湾组织化放足运动的序幕。此运动或受日本社会新气象之刺激。日据初期，总督府即迭次邀请或招待台湾各地绅耆前往日本旅游参观，不少人对日本女子保持天足，普受学校教育，参与社交活动，进退自然有度，在工商机构做事者甚多，其能力不输男子等方面，留下良好且深刻的印象。李春生于《东游六十四日随笔》中就记录了不少女子上班和就学之情形。此日本官方支持及鼓励之下的台北天然足会于1900年2月6日获准成立，系由社会中、上游阶层组成的团体。据报载，会员概皆地方绅耆商贾，会长为黄玉阶、副会长为叶为圭，李春生则为顾问。〔56〕
（二）大正协会
李延禧学成归国后，除了因担任新高银行常务董事而活跃于经济界外，更被推荐为大正协会副会长，受日本当局另眼看待杜丽煌：《台湾第一位留美学生——李延禧》，《士林小学壹百年纪念专辑》，台北：士林小学校友会，1995年，102页。杜丽煌是杜聪明的侄女。，因此能与在台日籍实业家建立关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与会长木村匡的交情。透过大正协会的活动，让李延禧逐渐累积起在全台的知名度。 那么大正协会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以下关于大正协会的描述乃参考高野史惠《日据时期官绅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为例（1895-1925）》，台南：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硕士论文，2008年，34-62页。在日本统治台湾前期，双方的交流沟通方式主要依靠共同文化之汉诗文，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而全台诗社亦不断增加，历代总督对此采取宽容态度，邀请诗人在官邸联吟。在此汉诗繁荣的情况下，1912年木村匡以“内台融合”为目标，与李延禧一起发起大正协会，发起人会议于10月7日李延禧宅举行，木村匡亲任协会会长，会员名额达到75名时才于1915年举行成立大会。
大正协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每个月聚会一次，会员以演讲的方式报告自己研究的内容，有时会邀请从海外回来的学者举办讲演会。而大正协会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并不透过汉诗文这个沟通交游、表达意见的工具，而是完全使用日文。这意味着191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以日文交流的台人绅商，并尝试用新的方式来深化与日籍官员之关系，而日人会员则没有足够的汉学素养。尤其是大正协会成立之初，会员间互相交换知识、讨论社会时事问题，并非反映总督府政策；亦即该协会并不基于特定政治性立场，而是文化层面上所结合的官绅团体。
此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924年更改会则、废止副会长后，协会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到1926年木村匡因离台而卸任会长，协会虽然没有解散（持续到20周年），实际上已不再进行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内容的变化，随着受到殖民当局的鼓励和支持，大正协会渐渐拉近了与总督府的距离。最重要的活动例会原本是会员针对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互相讨论，并不一定要找出结论，而是透过例会来“研究专门知识”。但1917年之后，例会参加人数变少，许多会员透过大正协会获得利益，变成不带目标的、交际色彩浓厚的沙龙。这意味着当初日本据台政权尚未稳固，因此需要地方有力人士的支持，不能太限制其活动；到1920年代，其基础大抵已经建构完成，就希望民间团体必须听命。
事实上，当初木村匡邀请李延禧发起大正协会，应是因为李延禧既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又是第一位留美的台湾人，可说最符合创立大正协会的主要目标——透过近代文明知识的交流以达到内台融合——的台籍人选。且李氏家族在当时的台湾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故与其合作有机会吸引其他台湾上层人士加入该协会。
李延禧作为大正协会的副会长，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协会的活动，由《台湾日日新报》报导的大正协会消息中，可知几乎大部分例会都在大稻埕李春生洋行楼上李延禧宅举行，偶尔评议员会亦于李春生洋行举行。〔57〕
然而，自始即投入甚深且为该会重要干部的李延禧，在1924年年初却失去了在该会的职务。1924年1月21日在江山楼召开的大正协会新年宴会上，木村匡会长提议为图会务发展欲改变会则，改革大纲内容为废副会长改置总务5名，改为合议制。当场立即以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李延禧并未当选。〔58〕这应与前一年新高银行的经营失败有关。
事实上，对李延禧而言，1923-1924年的事业暗潮汹涌，在经济领域方面，不但由大成火险董事长变为董事，又因台湾商工银行经营问题而辞去副董事长一职，甚至没有董事头衔；在社会文化事业上，由于未获会员的支持，无法继续在大正协会扮演重要角色。至此，原本在台湾政治经济界与社会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李延禧，失去了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
（三）捐款
李春生对于捐款可谓“一掷千金”，常有数千圆的捐款数量，其捐款对象主要是学校、灾害救济、教会等。此点颇符合魏清德在其墓志铭中所写的“一本基督教旨，乐捐巨款，或万数千圆，为地方兴学布教之用，前后以十数计。”〔59〕而李春生对学校的大手笔捐款，应与他致力于日语教育的奠基工作有关。李春生于1897年即担任台北国语传习所大稻埕分教场学务委员，1898年又出任大稻埕公学校学务委员，捐赠的学校有大稻埕公学校、台中中学校、私立台湾商工学校、淡水中学校、淡水高等女学校等新式学校。
李春生热心近代教育的兴办，从自己子孙的教育开始。从李春生制定的《家宪》第52条“全家族当注意栽培子弟，使其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若子弟中见有将来有望之资者，家纲（家族会之主宰者）则由家族会之决定，当给以特别之学资，俾大成其业”〔60〕，可观察到他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并且李氏家族从重视自身家庭的教育问题扩大到对社会精英的培养，例如对于被矢内原忠雄称为“本岛人民族运动之第一声”的台中中学校设立运动，除了李春生捐款外，李景盛亦为11位创立委员之一。〔61〕由金额来看，李春生对教育相关方面的捐款金额，明显高于其他款项。换言之，可看出他对台湾“同化”教育之实施，有相当程度的积极态度和热情，甚至超过原本应该处于被动角色的殖民统治合作者之立场。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191页。 就总数来说，捐款和教会相关的有12，250圆，救济灾民（包括捐给赤十字社） 4，568圆，教育方面则有9，800圆，至于政府相关有4，035圆。
再者，李春生对自己最关心的教会各种建设、宣教事物也挹注了相当大的心力。1897年李春生就开始了建设济南街礼拜堂的募捐〔62〕，20世纪初期，则奉献了台北市甘州街的长老教会大稻埕礼拜堂〔63〕，而坐落于不远处的贵德街之李春生纪念长老教会礼拜堂则是他的孙子李延旭、李延弼等，与其他信徒于1935年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陈俊宏：《李春生与礼密臣的一段轶事——一八九五年日军和平占领台北城事件的发微》，《台北文献直字》，第122期（1997年12月），39页；《福音所传之处都要述说他们所作的》，收入陈俊宏编著《长春源流——李春生与1865年以来的台湾》，27页。至1988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有五间以信徒之名命名的教堂，李春生纪念教堂即是其中一间，亦是最早的一间。这五个人中，有两位是牧师（万荣华、谢纬），有三位是平信徒（李春生、芝苑、兰戴维）。 至于赈灾则是次数最多的一类，虽然每次金额并不高，但不只对岛内的灾害有所贡献，日本和祖国大陆发生灾变时，他亦慷慨解囊。相形之下，呼应官方活动的捐献并不多。
结语
在中西经济交流逐渐活络的19世纪中叶以后，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一群为来华外商服务的中间人。他们往往在累积资本后，兼营个人商业，并进而投资近代企业；另一方面，他们仍无法脱离传统观念的窠臼，捐官成为社会上的新贵，不但和政府官员发生关系，并且在其活动领域内领导同乡团体和同业组织，甚至于必要时协助官方组织团练，卷入当时的政治活动。20世纪以来则因其经济势力而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成为通商口岸举足轻重的一新兴阶层，这就是买办商人。
买办的财富多系依靠外国商人而得。当时代急剧转变之际，大多出身贫穷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机智，能在短期间内成为新贵，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而此现象又和列强的扩张有关，即空前的中外接触和文化融合，使通商口岸呈现出与传统都市相异的社会，亦使生存于此社会的媒介人物，于耳濡目染后，投资近代工商业，成为新兴资本家。
李春生就是典型的买办商人。他在清末台北的发展与洋行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他游说外国人前往基隆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使殖民当局刮目相看，与辜显荣成为最先获得总督府表彰者。此关系维系了他在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角色。他协助成立保良局和士商公会，有助于北部台湾的社会安定，其家族势力也因此得以巩固。
在经济事业方面，他除了为外商公司效劳外，同时将所累积的资本和知识投入各种企业。最初，经营自己熟悉的行业，开设茶栈，向本地人收购茶叶后，贩卖给外商公司。其后，他将经营的触角转向近代化企业，获得美国煤油在台的代理权。李春生和台湾五大家族一样，很早就认识到近代教育之重要，使家族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成为延续其家族势力的重要手段。参见陈慈玉《台湾矿业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颜家研究》（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88-97页。所以他在世时，接受过日、美教育的儿子即更进一步设立新式银行，投资保险业，扩大家族企业经营网。
这些金融保险业的出现，无疑都与台湾银行和日本本国的大财阀有关。固然对李氏家族而言，殖民政府的庇护有益于他们维持商绅地位和发展事业。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1920年代中期，殖民者的势力已经巩固后，李氏家族的利用价值変得相对不高，尤其是李春生过世、李延禧远走东瀛定居之后，李氏家族就似乎不再是殖民者眷顾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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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丽梅）